“太阳纵队” | 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不知天高地厚,人生艰险,但他们“人们饿瘦了躯体,养壮了灵魂” 。

2013-11-22 张郎郎 凤凰读书

(“太阳纵队”左起:张久兴,张郎郎,甘露林,19597月)

 

/张郎郎

 

一九五八年,我已经上了初三。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了北京育才学校的初中部。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也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儿。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美术字和画壁画的时候,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那天我们正在饭厅的外墙上写道: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我们学校的饭厅,是当年先农坛里的一个大殿,墙皮和故宫一样都是土红色的,所以大标语只能用白色的油漆来写。当时我就趁机求她借我一些诗集来看。她很热情,从家回来就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那时候,这么厚的一本长诗,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

 

她对我的鼓励,与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参加过几次我们的活动,但是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这个秘密沙龙。她是个会画画又弹钢琴的三好学生,有时候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个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着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什么宇宙啦、人生啦、自由啦等等不着边儿的题目。这也许是和青春有关,也许是和文学有关。

在育才中学,很快我写了不少。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觉得他写得最好的诗,都是在他没有成为苏维埃最有才华的诗人之前写的,例如《穿裤子的云》、《脊椎横笛》、《我爱》等等。

 

一次在全校的朗诵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在那个时代这就太出格了。

 

像雪崩

像山洪

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

滚动着历史的巨轮!

这是谁?

我们!

青春的象征

革命的先锋……

 

结果,在学校大大出了个风头,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一见到我,就尾随而来,一块儿喊: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

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他先后参加了“X太阳纵队。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还对这些浑然不觉,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批评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属于青年主义。在诗里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到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给《人民日报》写社论。

 

那会儿我正好刚看了风靡一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必须是特立独行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还看了莱蒙托夫写的《杜马》和他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和社会相悖,是得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那会儿我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受到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比我要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我们班壁报出版。甘露林的父亲甘重斗先生,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所有的稿件全是一片歌功颂德、歌舞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警醒众生的,终极关怀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出一期名为黄蜂的壁报,有些模仿牛虻的意思。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来了。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办公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候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停顿了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和我们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我们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别添乱了。第一次明白了——那是禁止的游戏。

 

一九五九年,我上了一零一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苏式军校的制服,戴大檐帽,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我们那年代,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船长与大尉》、《军校学生的幸福》。那时候,我努力学好规矩,没敢提自己的那些犯规诗,间或写几首配合宣传的小诗。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在全校大会上倒朗诵过老马的名诗《红色护照》: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都滚他妈的去!

 

借别人的诗作呐喊,没准儿也属于逆反青少年的一种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有限的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我算是个挂名的副团长。为纪念鲁迅,我和张美君联合导演话剧《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难忘的合作。排练和演出中,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那会儿他主演独幕剧《过客》。

 

本来,由于我少不更事,很讨厌他老爹——郭沫若先生。可他本人的确不错,爽朗、大方、聪明,还很宽容,而且也喜欢诗,一点儿也不像他爹。当时,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他,他爱踢足球,也写诗,我觉得找到了同道。我们只是泛泛之交,他们的沙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两三年后,我上了大学。在北海冰场上,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他告诉我,“X的事情被发现之后,参与者全体被捕了。小白还惊魂未定。我请他到我家来玩,当时他紧张到每进一个房间,都要夸张地看看门后面有没有人。看我对他的问题毫不在意,他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是不是有关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那时,我还笑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其实,他并没有错,没过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被迫害致死了。我不能相信,这么鲜活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地被扼杀了?但他确实是死了,只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而已。后来,也有郭世英的亲人认为,他是被打死的。当时,他是被捆在床上,是背着床板跳楼的。总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是不禁折腾的。

 

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且,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经常长坐恳谈。她自己年轻时,就给《论语》、《宇宙风》写稿,给《扶轮日报》撰文。解放后,也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当时,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想来,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张久兴、杨孝敏改诗,改文,也常在读书上给我们忠告。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着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等三十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刊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当时,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太阳纵队圈子内,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精神领袖,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无疑是上述二位了。

 

我们的精神资源,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书籍,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海默家的藏书,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资源。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曲》,巴尔扎克的《刚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

 

再者,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的著作,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头》等作品。我拿《愤怒的回头》到学校,热情推崇,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总之,读遍了当地的内部图书,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撼的还是《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的程度,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时居然觉得,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的最相近。

 

那时,我们读书、谈书成了主要话题,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最近,下了课,我们流连在旧书店。在这里,我买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也第一次读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让-保尔·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那是后话了。

 

第二是画册,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而我家有从 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我们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

 

第三是电影,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那种西方幽默,给我们震动很大。卓别林的《淘金记》、《凡尔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鬼魂西行》,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灵》,西班牙的《影子部队》,法国的《红与黑》、《她在黑夜中》,奥地利的《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张润峰差不多能背下来全部台词。

 

可见,在困难时期前后,人们饿瘦了躯体,养壮了灵魂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沙龙的人,都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光在小圈子里比试,觉得很不过瘾,还想大展宏图。

 

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完后,她诚恳地对我说:还是要注意些,不然会有麻烦。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在那样的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危险性,也有所察觉,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

 

可能,我们那一圈人,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对社会毫无了解,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而且,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

 

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我母亲不怕汇报,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李江(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上台去揭发说,张仃是特务,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说:周扬同志,张仃要是特务,割下我的脑袋!周扬慢条斯理地说:杜士甲同志,你的脑袋值几个钱?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他气疯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未料到,是个枯井,摔得鼻青脸肿……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

 

文章选摘自《宁静的地平线》,文/张郎郎,中华书局2013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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