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战 伟大的中国

王陶陶 王陶陶 2016-09-03

2016年7月,是中国抗战爆发“七七事变”的79周年。

79年前,骄狂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挑起了针对中国的全面入侵。由此,中国人民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序幕,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基础。


回首往事,令人不禁唏嘘。当年的中国是一个何等贫弱崩解的国家。1937年,全国的钢产量仅有55.6万吨,而日本的钢产量相比之下竟有580万吨,超过中国的十倍;1937年,中国处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和民不聊生的动荡之中,而日本则是统一强大的国家;1937年中国的军队落后虚弱,思维组织还停留在遥远的绿林封臣年代,而日本则拥有世界上顶尖的武装力量。


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赐予日本军方狂妄的征服野心,使其试图在三月之内鲸吞中国;如此鲜明的强弱之势,弭平了部分中国精英的抵抗希望,使其误以为“中国断无幸存之理!”如此明显的成败争局,迫使列强对中国未来不报期盼,“中国之局,非我所能干预,唯观成败而已。”

然而,无论是那些傲慢的日本军队、还是“低调俱乐部”里自卑的中国精英、亦或是冷眼旁观的西方列强,他们都忽视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即那蕴含在亿万万中华民众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之魂,已经在辛亥民族革命的烈火下得以点燃,并形成不可阻遏、不可战胜之势。

在战争中过程中:

日本的外交家曾不止一次的认为,随着中国军队的不断溃败和国土的不断丧失,中国政府注定会向日本屈膝求和,如同甲午战争中的慈禧老太后一般。

日本的政治家也曾不止一次的估计,随着中央军的不断衰败和地方军的保存实力,中国心怀叵测且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如龙云、阎锡山、以及李宗仁等,最终将会在日本宽大诱惑下背叛重庆,与“皇军”选择合作,如同清军入关时的刘良佐、刘泽清和左梦庚等明军将领一样。

日本的经济学家(包括西方)更曾不止一次断言,随着中国贸易在1939年被全面封锁,中国政府的财政力量根本无法承受总体战争的负担,而中国的社会将在剧烈的战争通胀冲击下,最终陷入崩溃,如同1917年沙俄的崩溃,1918年帝德的崩溃一般。

然而,以上这些预判,从来没有在抗战中真正发生过。

无论是南京武汉失守之后居正、孔祥熙以及汪精卫等人对蒋介石的连番劝降,还是1940年至1941年6月前德国横扫欧洲、日苏日益亲密、英美介入渺茫之下的国际希望断绝,亦或是中共迅速扩大、国家面临赤化危机,重庆政权及其下属的中央军队从来未曾动摇过抗战的决心,如同蒋介石1937年庐山会议上所做的誓言:“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云南王龙云就曾经动摇过,并试图通过汪精卫的渠道与日本达成谅解,1944年12月,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逼近云南,龙云曾授意省议会通电拥护汪伪政权,但却被省议会坚决反对而罢——“中国之云南可以破败,但绝不可投降!”;1942年,面临日本、中共双重挤压的阎锡山决心投靠日本,他通过“安平会议”与日本达成妥协,随时准备出降,但是阎锡山的铁杆亲信梁化之、血盟兄弟赵戴文却坚决反对,梁化之在日记里写道“设有不幸,(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大家一时之蒙蔽,则司令长官历史上将如何?我自己将何以自处?吾愿忠于司令长官,吾更愿忠于中华民国。吾子孙均为中国之民众,设不幸出此,誓愿以生命劝司令长官,并以报国家也。”

从1939年开始,随着国民政府财政崩溃,以及由此引发战争通胀以可怕的速度迅猛蔓延,国统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憎恨日益加剧。不过,中国普通民众的战争决心远比1918年的德国人和1917年的俄国人来得坚强,他们的意志从未有过动摇。1941年3月,经济恶化、土地沦丧、国际希望断绝下的重庆人民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举行抗战募捐活动,在一片泣啼之中,募捐竟得三百万元,蒋介石闻讯不由叹息“唯有我黄帝子孙方能具此抗战不堕之志也。”

抗战时期通胀的法币,使得中国民众财富锐减,却丝毫没能动摇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胜利执着,这一点,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俄、德国、奥匈、英国、法国的民众都没能做到。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领会抗战先辈的伟大。


日本的军阀永远不可能理解贫弱的中国为何坚强如此:1895年统一的满清不过是一个异族统治下的蹒跚君主国,1937年分裂的中国却是一个辛亥民族光复革命催生的民族主义国家;1645年争相投诚的刘良佐、刘泽清、左梦庚和郑芝龙等军阀集团不过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人渣恶棍,但1937年龙云、阎锡山、李宗仁却是辛亥民族革命分离出来的地方自我标榜民族领袖;1895年的清国百姓对异族封建皇帝战争成败漠不关心,但1937年的中国人民却是辛亥民族主义革命浪潮涤荡下的华夏子孙。

那些骄狂的侵略者只看到了武器和工业的数据,却忽视了亿万万鲜活跳动的民族之心。那里奔流着远比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更加忠诚坚强的民族血液,使这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忍受战争通胀的财富侵蚀、能够经得起杀戮血腥的死亡考验、能够直面外援崩断的孤独绝望,并最终支撑起世界上最艰难卓绝的民族战争。


1900年,痛惜中国庚子之变破败的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期许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在1937年,那些在民族主义革命鼓舞下的辛亥少年,已经成长起来,尽管当时破败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还远远弱于日本,但是少年中国的华夏新民,却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绝不能容忍异族的铁蹄再一次践踏自己的国家。

1940年,出征襄河的张自忠将军留下自己的遗言:“我深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死的决心),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是以,抗战保卫的绝不是什么封建帝国、也不是所谓的异族皇帝、更不是哪个政府,而是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文明,这才是抗战的伟大之处,这才是先辈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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