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临近 香港或将越来越动荡

王陶陶 王陶陶 2016-08-30

9月4日的香港立法委选举马上就要到来了,香港的政界大佬们还在为保证书之类的琐事而纠缠不休,并不惜为此诉诸于意识形态。

香港已经充斥了太多类似的理念争吵了。这些理念的鼓吹者从来没有能力解决香港的问题,却拥有足够的能量来掩饰问题。令人悲哀是,恰恰是这些问题而不是政治口号孕育了香港社会愈来愈明显的分裂甚至动荡。

梁天琦的激进港独主义在香港相当部分年轻人中大受欢迎

这一点,可以从今年年初香港旺角骚乱首批提堂的37名参与者,以及近年来各类激进政治团体的特质中得到验证。以旺角骚乱为例,其参与者往往有以下两大特征:

1、年龄普遍偏低, 35岁以上者仅有三人,30-35岁者有5人,其余年龄皆不足30岁;

2、收入普遍偏低,除一名记者外,其余皆为无业者或不固定职业者等低收入群体。

如果联系到近年来各类激进暴力团体的固有共性:如梁天琦(母亲内地人,从政前梁父经营古玩店亏本,生活局促,家庭贫寒)领导的“本土民主前线”,黄之峰(学生,无业,现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已经变得温和)领导的“学民思潮”,梁金成(职业仓务员)领导的“驱蝗运动”,招显聪(职业侍应)的“香港人优先”。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香港近年来倾向于暴力的团体政治,本质上是底层青年们的诉求。

考虑到这些政治团体共有的,对香港经济不啻为毁灭的极端政治主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骚乱的真正成因:即香港激进政治团体的形成,以及暴力运动的不断发生,与其说是底层年轻极端者对大陆或梁振英的仇视,不如说是对贫富悬殊冷酷现实的绝望,这种绝望让极端者仇视现有体制的一切,以至于毋宁与之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这种心态类似于“既然我们已无望享受幸福,那就让所有人一起品尝绝望。”)

那么,香港底层年轻人为何会对未来绝望?是什么让他们失去了挣脱贫困的信心,最终走向了骚乱的街头?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抛开意识形态,抛开偏见和傲慢,去正视香港社会长久存在,且极端沉重的类税性负担。

尽管舆论普遍认为,香港是世界税收水平最低的地区,但真正的财政专家一定知道,税赋不仅要包括名义税赋,也必须包含隐性税赋。隐性税赋是指企业或个人的非政府征缴、非税赋式的类税性支出。在香港,这种支出就隐含在极其沉重的地租性支出当中,居民供楼或租房支出中的大部分、企业高昂用地成本中的绝大多数,事实上是一种隐性税赋。

地产商和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以各种名目控制土地供应,形成房地产的价格绝对垄断,作为非政府征缴的隐形税收,即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向一小部分特殊居民进行制度性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制度,脱胎于古老的殖民时代,罕见于现代发达国家,却堂而皇之地存在于当代的香港社会,并被奉之以圭臬。

这种负担之重,从以下数据可见一斑:根据香港统计处2013年数据,港人15至24岁中位数收入仅有8000港币,而人均面积4.44平米的劏房(低于香港监狱的人均面积4.46平米),月租就超过4000港币。也就是说,即便是最便宜的劏房,低收入租房者向房产所有者的转移性支付比例也高达50%以上。

这种极度高昂的转移性支付比例,严重削弱了底层的工薪阶层和中小经营者的财富积累能力,堵死了他们勤劳致富的出路。工薪阶层大部分收入都花在房租或月供上,所得无几,使其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是打工的命;中小经营者如餐饮、服装,开店收益拼不过房租,终身都在微博的利润中挣扎,找不到致富的希望。

于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香港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大: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2011年最低收入组实际收入相比10年前降低了-25%,同时最高收入组相比10年前则增长了20%。而香港社会的基尼指数,2001年为0.525,2006年为0.533,2012年竟已高达0.537,香港沦为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这种极端高比例的制度性地租类财富转移,严重制约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它一方面使得香港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难以致富的打工社会,优秀人才不断流失;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推高了商业运营的成本和风险,让企业把对港投资视为畏途,并不得不追求短期收益。这使得香港产业始终难以多元化,最终在互联网新技术的大潮中停滞不前,同时大大加剧了香港对地产经济的依赖。

更严峻的是地产经济已经严重绑架了香港社会,形成了难以调和的阶层矛盾和执政困境。天马行空的高昂房价,不但造就了无数望眼欲穿的无房者,还催生了无数彷徨忧惧的按揭供房者。尽管两者实质上都是极少数利益既得者坐地收租的隐形纳税人,却相互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董建华“八万五”计划试图满足广大无房者的买房需要,却造成了大量供房者的破产;曾荫权吸取了教训,极力维持房价以保障供房者的利益,却将贫穷的无房者推向了深渊。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社会已然被地产经济所绑架,执政者的回旋空间也愈来愈有限,最终孕育了社会阶层的零和博弈。

尽管香港拥有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乐善好施的上流社会,却改变不了什么,在这种畸形的隐形税赋制度下,香港社会不可遏制地滑向两极分裂的深渊。那些试图在当前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现实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香港的反体制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由中下层年轻人组成的激进政治团体,实质上和传统的泛民毫无共同之处。与那些社会贤达领导、中产阶级广泛参与的温和泛民政党不同,新的激进组织支持者大部分是被香港社会遗忘的底层年轻人,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当前香港社会不会有多少认同,更不会关心香港的稳定,其中部分人甚至巴不得推倒重来——这一点,通过观察骚乱中大量活跃的低收入年轻人和各大学学生会主张“起义”的声明就可以感受到。“雨伞革命”后,香港各类激进组织不断涌现,而梁国雄等温和的传统泛民政客逐渐丧失了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都表明了香港底层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且愈来愈倾向于激进手段。香港的反体制运动已经走向失控,并正在滑向暴乱的边缘。因此,试图不做突破性的改变,维持所谓的“和谐发展”,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在选举临近的时候,尽管各界正在盘算着如何在选举中获利,但从长远来看,香港的政治稳定将愈来愈脆弱。那些单纯或机敏的港独主义者,也正是意识到自身逐渐扩大的政治基础,才敢于进行最激烈的挑衅。也许,激进者或将短暂地赢得未来,但香港则很可能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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