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 在仇富的世界中艰难前行

王陶陶 王陶陶 2016-06-27

6月24日英国脱欧,重资英国的李嘉诚损失惨重,这一次,多谋多算的李超人失算了。

据彭博报道,2014年李嘉诚曾经表示,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及信任欠缺让他晚上无心睡眠,他还警告如果放任贫富问题不解决,类似“占中”的政治化运动恐成“新常态”。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由于对香港的政治前景缺乏乐观预见,李嘉诚就开始逐步撤资香港。

同样,由于李嘉诚的两个儿子,一个受过绑架惊吓变得自闭,一个桀骜鹰狡却傲慢不逊,皆缺乏与大陆复杂政界沟通的能力,难以适应大陆红顶商业的环境,再加上大陆经济下行的压力,李嘉诚不得不将投资重心转向文化上最重商、政策上最稳健的英国(也意味着政治风险最小)。



暮年的李嘉诚更注重财富的传承和稳定,这也是他重资英伦的原因。

不过,李嘉诚没有料到,即便是亚当斯密的祖国,也变得日益激进甚至有点仇富起来。当脱欧带来的资产抛售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商业超人即便身经百战,面对泛滥的仇富民粹,他又能走向何方?

欧洲大陆的商业环境日趋恶化,法国的“黑夜站立”带动的大罢工扫荡全国,意大利的激进政党“五星运动”抵触富人,德国的穆斯林难民问题日趋严重;即便是美国,民粹政治带来的商业风险也无法忽视;更不用说严重缺乏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的俄罗斯、中东与南美了。

企业家是恐惧风险的,它害怕不可预知,远甚过可见的成本。这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离不开当地的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没有前者,企业便将面临无休止的刁难和敲诈;没有后者,企业的财富将难以躲避政治风暴的吞噬。这也意味了企业必然会逃离那些缺乏契约精神和私产尊重的地方,并向往法治良俗之所(非秦制)。

就像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企业家宁可忍受上海、深圳疯狂的地价成本,也不敢尝试去东北或者山西等地投资,因为他知道诡变无常的官员远比可见的地价更加可怕;而任何谨慎明智的投资者都没有胆量注资俄罗斯或者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当地狡诈的政府和贪婪的暴民,能够轻易地使他的投资血本无归。

企业界有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形容东北复杂的投资环境

中国在委内瑞拉投资血本无归(委内瑞拉有强烈的左翼政治传统,政府倾向于借故没收外国投资,以取悦民众,使投资者视之为畏途)

阿根廷华人投资的超市经常被当地人哄抢

受布尔什维克思维影响,现代俄罗斯政府和民众严重缺乏对商业契约的尊重,对合同朝令夕改的态度使得外国投资者恐惧对俄投

要知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有赖其吸引企业的能力。只有企业多了,当地人民才会有就业机会;只有企业多了,当地人民才能享受房价升值和房租收入的好处;也只有民众富裕了,城市才会出现商业繁荣和生活便利,以及经济的真正发展。

反之,则会出现众所周知的恶果——由于无法吸引投资者以及富裕者的大量外逃:

尽管东北、山西有着优秀的工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便捷的交通,但依然日渐贫乏;即便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好教育和人才,却不可逆地走向贫穷;尽管拉美国家和美国同时起步,但依然在绝望的边缘挣扎。

因此,一个民族的富裕和强大,永远不可能靠罗宾汉式的英雄通过“劫富济贫”来实现的。她必须拥有一个尊重契约和私产的良好稳健社会环境,让她的人民放心致富、敢于投资,不担心被对方毁约,不害怕被暴力没收,这是任何民族走向富裕的必备基础。此常识,既不会因民主或独裁而异,也不会因西方和东方而非。


劫富济贫、蛊惑民众的查韦斯毁灭了委内瑞拉的商业信誉,更毁灭了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任何良好社会环境,都离不开政府对资本的约束。

资本是逐利的,这是它的本能。如果政府不能对资本的贪婪有所限制,那么它的扩张必然会损及民众的利益,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极端政治,并最终毁灭一切。

资本给大城市带来就业和繁荣的同时,也同样会造成房价的暴涨,给底层大众带来绝望;资本给社会带来税收及福利的同时,也会无限制地鼓励低廉劳动力,抢夺民众的饭碗。当资本的贪婪一旦催生出足够的仇恨,就必定会使得政治共识崩解,从而使商业安全和经济繁荣荡然无存。

这是社会的基本法则,她绝不会因时代而改变。

今天,持续四十多年的资本全球化给予了世界新的繁荣、新的财富,但也制造了新的问题、新的动荡。现在,世界于激进中开始动荡,安定和法治正变得稀有。

也只有此时此刻,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那些伟大政治家的真正价值,如同李嘉诚在李光耀葬礼上感受到的那样。


李光耀是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他为新加坡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并致力于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也只有当他死去很久以后,世人才会怀念他的无情和务实(李嘉诚亲率二子悼念李光耀)。


你永远不能想象,小小的台湾竟然拥有过一座如此伟大的灵魂。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以致力于发展商业、减轻民负。当他逝去的时候,台湾人不但拥有了财富,还实现了“均富”。


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朴正熙——他尊重商业、减轻民负。他残忍、无情、独裁,但他缔造了汉江奇迹,实现了韩国的富裕。


“在促使帝国强大和繁荣的所有要素中,没有比提高德国企业盈利能力更重要。”——俾斯麦提倡扩大“德意志关税同盟”时对企业的讲话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强大的奠基人,著名的重商政治家——“国家的繁荣有赖于商业。”


美国的重商传统为其缔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促成了美国的繁荣和强大


法国的重商传统起源于黎塞留主教,他奖励工商业,以发放补助金,授于特权 , 豁免租税等办法促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甚至开放贵族头衔赎买政策,这些措施最终使得法国富强。1717年,彼得大帝在巴黎索邦修道院,拥抱黎塞留的半身铜像时大声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为了让他教会我怎样统治剩下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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