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构建中国乡土司法

人民法院报 2015-04-03

  (资料图片)

  乡土社会司法需求日益增加

  人民法庭建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所处社会环境、处理案件类型等,都与我国农村发展状态息息相关。处在重大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大家庭演变为“残缺”家庭。乡村青壮劳力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现象比较普遍,社会关系的融汇度和疏离度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变化。传统的乡土社会正从一个动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演化为相当数量人员不齐的残缺家庭,带来比较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

  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一方面,因为信息传播技术和便捷交通,村庄与村庄、村庄与乡镇、乡村与城市的联系愈加紧密;另一方面,人与人的距离感觉却从来没有这么远过。如同城市一样,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也变得彼此之间越来越不够信任。

  个人权利意识特别是财产权利,尤其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土地、林地等权益意识日益增强。伴随着农村城镇化,以及带来的土地价值不断增加,农民对土地及其建筑物的之前流转大多翻悔,提起行政或民事诉讼,这类案件又往往是民事行政交叉在一起,时间跨度长,事实难于查清。

  社会情绪比较突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以及目前存在的较大的城乡之间、农村村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部分农民(包括农民工)心理失衡,加之各种现实的矛盾与困难,对政府、官员、社会不满的情绪在诉讼、信访等方面表现并发泄出来。

  司法需求日益多元化。部分村民对法治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迫切需要法律给予救济,信赖、期待人民法院主持公道;另一方面,又在不能履行义务时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找人说情甚至拿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耍赖心态。正如调研中多数乡村干部所表达的那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由于信息技术和人员流动等更基础和根本的原因,广大村民的维权意识提高了,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对等意识却没有同步提高。

  总之,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或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特别是从城市务工再返乡的农民群体,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司法的需求,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总体上表现为乡土社会司法需求日益增加,与法院提供司法服务不足的矛盾。

  明晰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

  没有农村司法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农村治理的现代化,当然也不会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并进一步明晰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

  人民法庭功能定位将直接决定着人民法庭的工作内容、方式及其成效。周强院长指出,人民法庭应当以依法公正审判、创新社会治理为着力点,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职能作用。笔者认为,可将其细化为以下四个方面:

  方便群众诉讼。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人民司法始终坚持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其主要体现在“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上。人民法庭设立的初衷就是要方便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打官司,但后来由于乡镇撤并,部分人民法庭相应撤销,使得人民法庭数量如今明显不足,好在农村交通的日益发达和通讯的便利,以及采取巡回审判等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老百姓打官司难的问题。重庆法院依托人民法庭,构建“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的便民诉讼网络,将方便群众诉讼作为建设便民诉讼网络的重要指导思想,有助于克服人民法庭“关门办案”的消极性与被动性,对于解决广大农村地区撤并人民法庭后客观存在的“诉讼难”问题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通过便民诉讼网络,让符合起诉条件、确有诉讼必要的困难群众“打得了”官司。在实践中,人民法庭依托便民诉讼网络,采取上门立案或者“田间法庭”、“院坝法庭”等方式,为群众诉讼提供了方便。针对重庆外出务工人员多的实际情况,一些法院还在务工人员聚居地设立便民联系点,拓宽了方便群众诉讼的途径。例如,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在该县外出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昆明市设立了便民联系点,有效地解决了“送达难”等问题。

  化解矛盾纠纷。首先是要定分止争。人民法庭重在办案,首要的是审判职责,明晰个案之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分清是非曲直,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都要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依法解决个案纠纷。其次是修复关系。这是乡土司法与城市司法最大的差别所在,也是与解决个案纠纷同等重要的内容,或者说还要同时解决更深层次的纠纷,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许多案例表明,通过司法来修复当事人之间破损的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甚至比解决案件纠纷本身还重要,因为当事人可能是邻居,乡里乡亲的,今后还要长期甚至世世代代地“一起”生活下去。事实上,部分案件反映出来的直接利益冲突,与案件背后存在的影响当事人关系的症结可能一致,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两回事,案件仅仅是背后症结的表面化,打官司只是一种向对方出口气的方式。所以,确立更为广阔的乡土司法理念十分重要。

  传播法治观念。广大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官民之间纠纷还是百姓之间纠纷,呈日益增多的趋势,司法被更多地选择作为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反映出广大农民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和对司法的信赖。那么,如何更好地发挥司法示范、教育、指引作用,更好地运用鲜活的案例让更多的老百姓懂法守法用法,进而有效避免和化解潜在的纠纷发生,是人民法庭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其职责所系。另一方面,虽然法律手段或者说法律因素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下解决乡土社会纠纷的主要方式,但是乡土社会诉讼,毫无疑问,当事人习惯于将情理与法律融合起来,有时候把情理看得更重。所以,人民法庭的行为尤其是法官的做法、说法,将日积月累地影响着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法治推进,或者说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锻炼培养法官。该功能对比前述三点,其不同之处在于,前三点是说人民法庭对于社会而言,该部分则是回到法院内部,明确人民法庭对于法官队伍建设的作用。就我个人先后在广州、西安、重庆法院工作的经验,目前法官司法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不愿跑腿、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上面。例如,习惯于坐堂问案,重纸面和言辞证据,而不愿意跑腿多到现场察看、多和当事人周围的人了解情况;习惯用比较生硬甚至简单的法言法语和当事人交流,而不善于用蕴含着法律精神的家常话与当事人打交道;习惯于使用电脑,一些给当事人的法律文书如传票,不但字写得不好而且潦草,从中看不出严谨细致的司法作风。更为主要的是,裁判文书不注重说理,或者说不会说理。这三方面问题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建设。制度化地让年轻法官到法庭工作一段时间,能够有效地培养法官的待人接物能力,能够养成尊重当事人的习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反观法院,进而更加珍惜法官职业和更加谨慎地行使审判权,更好地维护法官和法院的形象和声誉。我每次到辖区基层法院人民法庭调研时,和法庭法官交流,都能听到青年法官说在法庭工作收获很大,在人民法庭工作锻炼一段时间,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能力。

  探索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模式

  农村基层司法应该伴随乡土社会变迁而调整和发展, 特别是人民法庭工作,在继承好传统的同时,需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本文所谓人民法庭工作模式,在此概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法庭与农村社会有机联系,融入社会并借助社会资源更好地开展法庭工作,二是指审判模式,包括审判是在法庭开庭审理还是巡回审理,纠纷解决方式更加注重判决还是调解等。总体而言,需要感悟司法的生命在于交流。在乡土社会解决纠纷,包括案件直接针对的人身财产利益冲突以及背后的矛盾症结,需要构建更为广阔的司法民主网络,以及基于交流的司法模式或者说办案方式,以回应乡土社会的特殊而多元的司法需求,除了格外注重运用巡回审判和调解的方式办理农村案件,有效解决矛盾纠纷之外,还要根据案件类型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庭审判及其判决的示范教育指引作用。

  一是建立村民广泛有序参与的纠纷解决网络,深化基层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乡土司法不仅要确立为民理念,完善便民措施,更要注意构建村民有序参与的诉讼模式。重庆法院的实践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重庆法院构建“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的便民诉讼网络,全市128个人民法庭共建成便民诉讼站272个、便民联系点1142个,聘请便民联络员6227名,同时注意培训便民诉讼联络员骨干参与一定的诉讼事务,特别是参与调解工作和执行工作。便民诉讼网络日益成为人民法院依托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骨干而组建的工作平台,协助人民法庭完成本职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职能作用。在实践中,通过便民诉讼联络员作用的发挥,可以减轻一线法官的办案压力,便民诉讼网络为纠纷进入法院设置了一道“减压带”,一些纠纷在进入法院之前,经过便民诉讼联络员的工作得到了化解或者缓和。数据表明,近3年来,便民诉讼联络员参与诉前调解49850件,调解成功35695件,减轻了人民法庭审判工作的压力。此外,便民诉讼联络员还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诉讼事务性工作,他们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可以帮助解决“送达难”、“调查难”、“执行难”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重庆市便民诉讼网络共协助执行2098件,协助送达10584件,协助立案5745件,这些工作让一线法官从许多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为提高办案效率、保证办案质量创造了条件。便民诉讼网络不仅极大地方面了村民诉讼,同时也是司法民主、司法公开等价值在乡土司法的表现与创新运用,对于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更好地接受法院的裁判具有积极作用。

  二是完善“法庭审理与巡回审理结合”、“调判结合”的办案模式。人民法庭办理案件,并非一味强调巡回审理或调解,而是要根据案件类型及其具体特点,决定是否在法庭正式开庭审理,着重判决并发挥其示范教育指引作用,更多地到当事人或案发所在地进行巡回审判,注重调解,以更好化解矛盾纠纷。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其目的均应便于查明事实、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纠纷解决,以及便于发挥法院解决纠纷的辐射作用。总体上以继承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特征,能动落实最高人民法院“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原则,构建了科学有效的诉调衔接体系。实践中,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法官创造了更为丰富多彩、行之有效的调解经验,尤其是较好地发挥了便民诉讼联络员的作用,对相邻关系、亲属继承、伤害等类型纠纷,着重调解结案。同时,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广大农村当事人法律咨询、申请立案、参加审判活动、案件查询、判后答疑解惑等提供了更为便捷优质的司法服务。

  三是深化司法公开,加强法治宣传。在基层司法实践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公开不仅是最大的公正,还是最好的宣传。要更好地运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全面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作为原则,做好做实司法公开工作。可能是乡村熟人社会的原因,案件刚进法院门,就开始议论纷纷,其中不乏关于法官偏向的猜测,只有法院注重了审判过程的公开,把案件进展即审判流程关键节点及时告知双方当事人,以及注重了裁判结果的公开,将裁判文书以可能的方式及时公开,公之于众,才能让谣言止于事实。法官的居中裁判、司法的公正才能彰显,才能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因此,在农民的法律意识相比城市市民而言稍显不够的广大农村中,一定要更加注重司法公开,要学会运用布告栏、广播、县城电视台、报纸等简便易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进行公开。重庆四中院创办《天平月报》,顾名思义,每月一期的四版报纸,其中第三版就是案例,全部是辖区两级法院办理的典型案件的改写版,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该报纸每期印发4000份,发到乡村一级,很受广大村民喜爱,还有的镇长专门找笔者多要一些,运用其中一个案例有针对性地做法制宣传工作。此外,人民法庭还要加强与乡镇司法所合作,通过鲜活的案例加强法治宣传,传播法治观念,提升村民的契约观念和规则意识,切实促进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四是切实提升法官司法能力。基层司法实践对于一名法官成长的重要性,犹如良好基础教育对于一个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意义。青年法官到人民法庭工作一段时间,很有必要。法院的使命是为人民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作为具有二元结构特征且仍以农村为主的中国社会来说,不了解广大农村、广大农民,或者说不善于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是很难胜任基层司法工作的。尤其是那些从大学校门到法院大门的直通车法科学生,即使法学理论功底深厚,仍需加强与当事人交流的能力。司法是需要和人交流的职业,人民法庭为青年法官提供了近距离实践提高的机会。在人民法庭工作过的法官常常满怀深情地盘点对人情世故、对法律法院、对法官职业的经验感受——法之理在法外、法之力在法内、法之信在法官,为他们成为优秀法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我所在辖区法院法官在人民法庭工作的体会收获,可以更朴素地概括为提高了三种能力:调查能力——肯跑腿流汗,努力发现事实真相,提高自己法律事实更接近客观事实的能力;交流能力——与当事人及其周围信任的人打交道,用家常俚语传播法治精神及其原则理念,与当事人共同找法、释法,求同存异,化解矛盾纠纷,看似不经意,却润物细无声;说理能力——法律文书写作简洁准确,通俗易懂,不但法律同行认可,还注意让当事人读得懂、从心里信服。

  综上,更加准确地定位和表述人民法庭的功能,不仅对于改进和提高人民法庭工作水平,以及人民法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广大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乃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孙海龙)

回应乡土社会的司法需求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司法很难按照某种“大写”的法治知识的要求整齐划一地加以塑造,而必然是存在着多元的“小写”知识。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些“小写”的知识,将会遮蔽认识真实的中国司法的视野,并导致大一统的法治在由中心向边缘的扩张中受挫。因此,在现代中国的司法发展进程中,对现实充满关切的观察者,逐渐将视角投向了广袤的乡村。随着中国社会的不平衡特征在城乡二元的对比中逐渐展现,对于司法的认识也更加丰富与立体起来。在观察中我们渐渐发现,乡土社会中的司法运作,有着自己需要面临的独特背景,并因而生成了回应这些背景的运作逻辑。

  在对乡土社会中司法运作的观察中,司法不再被视为简单的法条与事实的累积,其运作中与外部世界那些微妙细节的关联被生动地解释出来。例如强世功对于“炕上开庭”所展现的权力关系的细致描述,揭示了乡土社会中那些外在于国家制定法的规则在如何构建着另一种权力秩序,而法律的运作也就受到这种权力运作逻辑的制约。梁治平则从更为整体而宏观的层面讨论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将其中的多种知识与多重秩序并存的现象加以揭示,从而指出国家法面向乡土社会所展开的“规划的社会变迁”与民间秩序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而面向乡土社会中司法的观察,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学形象作为聚焦,那就是“秋菊”。自从苏力在1996年提出“秋菊的困惑与山杠爷的悲剧”之后,“秋菊”那执著而又充满困惑的形象,就成为了乡土社会中的司法问题的一个生动表达。对此,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的观察与讨论,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但几乎所有的这些分歧,都将乡土社会中司法的特殊性作为了思考的前提。

  关注纠纷所隐含的那些不能仅通过法条加以描述的复杂背景

  理解乡土社会中的司法,注意到那些多元的知识和秩序,自然也就对于面向此种司法运作的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面向乡土社会的司法机构,更突出地表现出其纠纷解决的职能,并且还往往不能简单地使用与城市中一样的模式去解决纠纷,而必须注意到纠纷所隐含的那些不能仅通过法条加以描述的复杂背景,注重以能够和乡土社会中既有的知识和秩序良性互动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而在这样的司法机构中,当然也就有了不同于那种发达都市中精英法律职业风格的“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他们或许缺乏深刻的法学理论知识,也没有开阔的国际化比较视野,但却以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实践智慧,以一种并不显得高明但却妥帖的方式,解决着那些现实中的法律问题。苏力在《送法下乡》当中,就对于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司法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及其中的法律人的思维与行动,做出了细致而清晰的描述。赵晓力将其归纳为既非法治的逻辑,也非礼治的逻辑,而是治理的逻辑。而面向乡土社会的司法机构,最突出的则是人民法庭。这一中国司法体系中最为基层的机构,深深地嵌入到乡土社会当中,与多元的知识和秩序有着更密切的互动。高其才从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情况进行的实证归纳,与丁卫从一个具体法庭的个案视角展开的田野深描,更进一步地揭示了人民法庭的运作逻辑。

  司法在乡土社会中的运作,也不是仅仅因为乡村需要司法,司法也同样需要乡村,这是国家权力向下渗透与社会现代化转型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的组成部分。而注意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大背景,对于乡土社会的理解也就不能局限于凝固的传统图景,而需要意识到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变迁。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间,乡村的巨变已经使得现实同那种“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有了显著的差异,因而也导致了传统的治理权力与秩序的解构。乡土社会的现代化特征的日益强化,以及传统治理术的衰落,也就使得乡土社会对于国家法律的需求逐渐加强。针对这些现象,董磊明、陈柏峰以“结构混乱”对于转型中乡土社会传统的共同体的解体加以了概括,并且指出了这一背景下的“迎法入乡”新动态,乡土社会中的人们更多地了解了国家法律,并且也更多地利用了国家法律。

  乡土社会中司法的核心问题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乡土社会中的司法运作,首先是需要理解其所处的这种社会背景,理解其对于纠纷解决的更突出需求,以及这种纠纷解决所需要的多元知识。其次,这种需求需要通过相应的司法组织形态与司法人员能力来做出回应,具体的载体便是基层人民法庭及其法官。而这种立足乡土的司法,也不能只固守乡土社会的特殊性,而要注意到乡土社会自身也在发生着现代化的转型,从而提出了更为多元的司法需求。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乡土社会中司法的核心问题。在重庆四中院孙海龙这篇讨论人民法庭功能定位与实现的文章中,正是围绕着这些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了乡土司法不同于城市司法的特性,更多地需要考虑熟人、半熟人社会中的纠纷解决,并且面对的是与日常生活结合更为紧密的纠纷。不同的需求,意味着也需要不同的司法组织形态与运作机制,基层人民法庭的功能与意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凸显出来,表现在方便群众诉讼、化解矛盾纠纷、传播法治观念、锻炼培养法官这四个方面,从而需要探索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模式,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法官司法能力。而观察乡土社会的转型所塑造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则发现乡土司法所面临的诸多新问题,使得人民法庭需要有更为多元的能力去解决纠纷,并且不是停留于传统的纠纷解决,而是以此促进现代化。这些分析,都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可以预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乡村仍然将在中国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乡土社会中的司法也必然将在中国司法中继续处于重要位置。对于乡土司法的构建,还应当继续从各方面加以思考和探索。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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