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别怀疑,给自己注射那最后的一针!”

2013-03-26 全球商业经典


文/汪若菡

   胡同距离巷口不到20米左右的地方。地方不大,装修简单。在大众点评网上,他家自创的大傻帽鸡翅、马克虾、金牌蘑菇肉酱面、丈母娘炖大牛都挺受欢迎。

  这个饭馆正好位于北京最受欢迎的吃喝玩乐的中心点之一—南锣鼓巷旁边,吃货们闭着眼都能在“吃面”附近搜出无数有创意和好玩的地儿:瓦猫、“life list”、昔巷、三叠水、“一碗情深伤心粉”等等。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比“吃面”的历史久、拥趸多—后者才开张一年。

  这里真正特殊的是“吃面”的老板—雷骏,他同时还是北京一个老牌朋克乐队“蜜三刀”的主唱。

  小饭馆里处处都有朋克乐队的痕迹,雷骏的厨师长最近有事不在,他自己亲自掌勺,给他帮厨的男孩是个鼓手,“每周都有排练”,2013年会跟着自己的乐队去欧洲巡演。

  乐手当厨子,好处在于有激情,坏处在于太有激情了,菜品质量就不稳定,高兴了往好了做,不高兴了谁拿他们也没辙。连特别爱做菜的雷骏自己一开始都有点转换不过来身份。

  “刚办饭馆那会儿,有一哥们11点多推门进来了,正好我自己特想吃饭,炒了一锅菜—结果我说对不起,现在不营业,请您先出去一下。”

  “现在我的脑子算是转过来了,知道自己这是在开餐馆,人家不在饭点来什么时候来啊?”雷骏说,“但那客人再也没回来,我现在想想就挺内疚的。”

  好在雷骏的厨房里不全是乐手,还有位专业厨师长—王府井大饭店西餐的主厨在帮他控制菜品质量。“这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一个大哥,”雷骏说,“到我们这儿来的人有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得爱音乐,而且得特喜欢干(做饭)这事儿。”

  众所周知,朋克乐队肯定不挣钱,“吃面”才开张,也给不出员工高工资,而且身处竞争激烈、寸土寸金的地儿。但是喜欢音乐的人会愿意来这里跟雷骏一边聊天一边吃饭。

  很多喜欢朋克音乐的外国人是顺着MAO Live house这些蜜三刀演出的场子摸过来的。外国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可以“撒开了聊”,他这人豪爽、义气,“nothing to hide”(没什么可隐瞒的)。

  “圣诞节的时候,整个饭馆的座位都被预订满了,”雷骏说,“但胡同里的街坊一开始都不太到我们这来吃饭。”

  “吃面”的厨房临街,夏天热了大家伙儿把衣服一脱赤膊上阵炒菜,朋克乐手基本都有文身,一堆文身大汉在厨房里挥汗如雨—“街坊们大概以为这饭馆是什么帮会办的吧。”



  “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

  小店里挂着一幅英国女王紧闭双眼的巨大肖像,自从1975年英国的SEX PISTOLS(性手枪)乐队发行了专辑“GOD SAVE THE QUEEN”之后,恶搞英女皇这一形象一直是朋克的标志—这是2012年夏天雷骏他们主办朋克音乐节剩下的,放在柜台后面当装饰用。

  “很酷吧?”雷骏问我。

  他递给我看他的朋友马克拍的一打朋克乐队照片,这些看起来很棒的黑白照片被做成了明信片。马克除了是蜜三刀的贝斯手之外,还是位职业摄影师。他和雷骏从1999年就在一起玩乐队,随手拍了大量蜜三刀以及北京朋克乐队的照片,无意中成了朋克乐队历史的记录者,还在2010年办了自己的摄影展。

  一个朋克乐队坚持了13年,这本身就是件挺不容易、挺酷的事儿。13年如一日,雷骏在台上保持着很强大的气场和很真诚的愤怒,对看不惯的事儿、看不惯的人指名道姓地说出和唱出他的反对:从新闻联播到地沟油,从他思考的一些比较形而上的问题到微博上看到的各种糟心事。

  我的一位乐评人朋友说,通常,朋克是属于年轻人的音乐—它原本是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年轻人在物质与欲望、理想与环境出现极大落差之下的产物。“这类音乐除了暴躁不安的攻击性以外,还具有破坏性”。朋克音乐通常表达的是一种对迫切想要改变世界和“推翻点什么”的欲望,在他们眼中,事事都不满意—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爱“死磕”,跟自己,跟社会,跟一切死磕。

  “欧美的很多朋克乐队存在时间都很短,因为年龄一大,人的血就凉了。”我这位朋友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朋克乐队,现在按他的话讲,“算是回归了”。通常,一个人步入中年时会逐渐理解自己在青春期疯狂反对和讨厌的东西,而理解就意味着可能被同化—这种事可不仅仅只是发生在音乐上。

  但他这一描述绝非谴责,只是在谈一个自然现象,因为每个人“一个年龄段就会做一个年龄段该做的事儿”。

  在中国,朋克乐队的寿命可能会更短一点。早在76年前,林语堂在那本描写中国人价值观的《生活的艺术》里说,中国人性格里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消极避世—通常,中国人在25到30岁左右,都是理想主义者,等过了30岁,他们都会变成实用主义者。在中国,“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

  据说,1998年1月,北京的朋克圣地“嚎叫”开业时,酒吧内的门联上写着十个字: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

  13年前,2000年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蜜三刀”的现场演出,那是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附近的豪运酒吧—一个地下乐队演出很频繁的地方。

  当时,中国地下乐队刚刚经历了一次爆发性的成长:北京的地下婴儿、无聊军队、武汉的生命之饼、南昌的盘古和乌鲁木齐的舌头等等都是在1998年到2000年这个时段出现的。这些乐队辗转在嚎叫、橡树俱乐部、开心乐园、CD酒吧、豪运等各个地方演出—这些场所多半早就被北京无坚不摧的城市建设给彻底抹平了,这些乐队则有一些坚持了下来。当时蜜三刀也夹杂在其中参与演出,但是并不出名。

  第一次听到“蜜三刀”和其他几个朋克乐队的演出时,我简直惊呆了—不是被他们技巧震慑了,而是被这种简单粗暴的音乐给吓着了。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外行,我当时觉得,朋克乐队就是一拨人一通胡乱演奏加上一通狂吼“去你妈的”之类对社会制度发泄不满的歌词。

  那次现场演出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其中一个乐队的乐手演奏完扔掉贝斯兴奋地张开双臂扑向听众,希望听众接住他。结果台下稀稀落落的听众们训练有素地躲闪开来,此人扑通一声就直接摔地上了—从人群中间,我看到这个倒霉的家伙像一把折叠得不利落的折尺一样,慢慢曲起身子,爬起来掸了掸土,嘟囔了一句:“孙子。”

  雷骏听完我的回忆简直乐坏了:“这种事现在在演出的时候也经常发生。”


  坚持13年的乐队

  在1998年的“全民乐队潮”时,雷骏正好23岁,一年后蜜三刀成立了。多数和他同龄的孩子正处于大学毕业,准备找个好工作的阶段,而他在1998年已经工作4年了。

  雷骏的父母都是医生,他算是医院大院儿里长大的孩子,初中高中上的都是宣武区的重点校。他偏偏在高中时就拒绝上大学,去了北京市东城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学酒店服务。雷骏走这一步把爸妈给气坏了。

  这事算是雷骏在人生中第一次自主做出了选择。要问他理由,他说觉得上学特没劲。从小,他就属于有表演欲和叛逆性的那一类孩子,“要是我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我都觉得那简直是耻辱”。

  雷骏很烦正统刻板的学校生活,但是对学外语却有强烈的兴趣,因为这能让他接触到国外的新鲜事物,所以他选学的是能接触外国人的酒店服务。在东城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里,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马克—他日后合作了13年的贝斯手。

  蜜三刀是1999年成立的,当时中国的地下朋克乐队如此兴盛,北京自然演出很多。雷骏跟马克去看演出,俩人一看就觉得“太牛逼了”。

  雷骏那时会一点吉他,马克则什么都不会。“我跟马克说,咱们也玩乐队,你也开始练点什么吧。”马克开始打算打鼓,但后来还是选了贝斯。“打鼓这东西不是说想学就能立刻上手的,说实话我们也不是特有音乐天赋的人。”

  但朋克音乐恰好就是普通人拿来发泄不满和对抗摇滚精英的音乐形式,歌曲只使用最简单的三个音构成的和弦,完全没有修饰,直接、有力、赤裸,想说什么就唱什么,充分发泄不满。乐曲也不长篇大论,只有2到3分钟。

  所以在2000年前后,极具反抗性和“简单粗暴”的朋克乐队会遍地开花。当时在湖南郴州—一个普通的三四级城市里,至少有4支朋克乐队。在2000年湖南省的一次音乐节上,有人数了数,到场的10多支乐队里,有8支朋克乐队。

  我在豪运听到雷骏他们演出时,他们还在唱“我们被生活逼疯了”这类型的中文歌。雷骏当时用自己在酒吧挣的几千块工资养乐队,大家节衣缩食,买一个二手贝斯才花几百。

  “现在想想,我们当时用的是最破的基本上都不能用的乐器”。而且当时大家纯属业余,上台表演都不试音,雷骏写歌词,大家也没正式学过乐理,基本靠听各种打口带自学。“我今天弹一个东西,大家一起凑凑,配在一块觉得好听,那就凑齐了走!”

  甭管业余还是专业,有一点他们坚持了13年:每周排练两次,无论人生高潮低潮,人来人往,雷打不动。

  “跟我合作过的吉他手、贝斯手、鼓手换了无数,”雷骏说,“但马克始终跟我在一起,要不是他,我估计坚持不下来。”还有蜜三刀的鼓手郭杨,他是对雷骏来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他今年26岁,从2003年起就开始跟雷骏合作,除去专业素养很高之外,也是个特别执着和认真的人。

  “郭杨一出现,我们这个乐队就真的开始走向专业和职业了。” 雷骏他们也是在2002年前后开始真正确立自己音乐的风格是“Oi Punk”,开始试着自己写英文歌,他们的着装也固定下来:光头,文身,马丁靴。

  雷骏的合作乐手换得频繁有各种原因,有时是人家有其他想法,有时则是对方想过正常生活了。“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结婚了,媳妇跟你说非让你正常上班养家,你怎么办?多数人就从了。”

  老实说,家人的阻拦并不能完全构成一个人放弃梦想的理由,但是一个人的家人对他梦想的态度,倒是挺能反映出此人的性格、眼光和选择。

  雷骏的太太现在是他的经纪人,她对雷骏音乐的评价是:“我1999年第一次听他们演出,当时好几个乐队,大家水平确实都不怎么样,但雷骏一开口,我觉得我能听清楚他在唱什么,而且他现场表演特有感染力,有气场。”

  她不是纯粹的朋克或者摇滚爱好者,而是不折不扣的“雷骏爱好者”,帮他一起办了朋克音乐节,自己上着班,业余时间还帮他打理餐馆。对她来说,一个人愿意坚持自己的爱好13年,就是件挺了不起的事。

  无独有偶,鼓手郭杨的妻子也这么评价自己的丈夫:“有点爱好挺好啊,而且他们是真心喜欢这个,他爸妈也挺支持的。”

  “他(郭杨)平时是一特闷的人,只有乐队才能让他放开了,”郭杨的妻子说,“他们这几个人在日常生活里其实都是挺腼腆特善良的人。”

  雷骏父母后来也豁达地接受了他的选择。之前,雷骏因为“吃面”上北京电视台接受采访,下面的介绍字幕破天荒打出他是“蜜三刀主唱”(以前如果有采访,字幕上他的身份写的都是“音乐人”、“文化人”),他妈很幽默地给儿子发短信说:“这个节目做得不错,你的身份都能公开了。”


  “搁那会儿,我一定是个‘右派’。”

  周末,雷骏他们在MAO Live house—这是北京很著名的一个地儿,经常有独立乐队的音乐演出。

  雷骏一上台,就特认真地对台下的人说:“咱们北京人,得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一样啊。”台下的观众则热情高涨地回应他,高喊:“蜜三刀,牛逼。”

  蜜三刀乐队在这个晚上唱了7、8首歌,包括一首新歌“反法西斯勇士”。连我这个外行都能听出来,他们的技巧和感染力比其他乐队更好。乐评人现在已经在用“老牌朋克乐队”、“技巧很不错”这样的语句来评价蜜三刀了。

  据说,雷骏在朋克乐队中以特别会跟观众交流闻名,他一上来会先跟大伙说说话,“你应该有这个自觉,要跟观众交流,要能替大家说出他们在生活里的愤怒和不满啊。”

  有一次演出之后,观众玩High了打架,警察来了,雷骏跟人推心置腹:“你也有你对社会的不满,你也有你的烦恼,但你不敢说,我就是替你把烦恼说出来的人。”最后,来一句,“你没有朋克朋友,我也没有警察朋友。”这成了典型的北京大老爷们的交心,俩人最后还真成朋友了。

  在开心网的主页里,雷骏写道:“社会人儿们常是百般关爱你,告诉你挣点钱才是真的。而当我们在酒精和摇滚乐的午夜里,彼此叮嘱的则是:坚持住,兄弟!现在,正在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病菌,急性传染症状为:无理想、无追求、不会感动、只会起哄。千万别传染,最后的解药就在你手里,不过很多人都是因为丢了自己的解药,被传染了,变质了,如同僵尸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样。坚定自己,别怀疑,给自己注射那最后的一针!”

  我一开始有点糊涂,雷骏他们反对来反对去的,究竟在反对什么?他们坚定地反对成为体制中的行尸走肉,但雷骏自己其实一直上班上到了2006年,在家闲待着的时候,他还给北京电视台的“档案”节目写过台本儿。就连从王府井大酒店出来以后就没上过班的马克也得和时尚或者商业杂志接洽,给他们拍拍广告片什么的,而且还要被人拖欠稿费。

  乐评人说,朋克这一形式只能解构,注定只能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他们就是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到最后还是反对,”他说,“所以说这是年轻人才可能玩的音乐,严格地说,他们只是发泄痛苦,但没有办法回答反对一切之后咱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

  如果遵循后现代主义者们对解构主义的定义,雷骏和马克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一直在尽可能不违背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地生活。外人可以认为这一立场是荒诞或者幼稚的,但无法否认他们是真诚的。

  2003年前后,吕玻的嚎叫唱片约蜜三刀去谈谈录唱片的事儿,但前提条件是需要蜜三刀改动一下比较敏感的歌词,“当时无数乐队想跟嚎叫签约,但是马克坚决不同意改歌词,最后我们就没签,不但没签,马克还老数落人家老总就是个商人,最后把人家数落急了。”雷骏回忆这段的时候忍不住乐了。

  “后来一个德国人想拍一个朋克在中国的纪录片,为此找到吕玻,吕玻不但介绍了自己的签约乐队,还顺便也介绍了我们给他。”

  另外一个德国人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在中国的一个音乐节上遇到了蜜三刀。“当时他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去德国巡演?我说你别骗我了,我当然想去,但那可能吗?他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梦想当然是去欧洲巡演。到了2007年,他真的帮我办成了这件事,我当时一听说这事立马就把工作辞了,我们在德国的巡演延续了33天,每天都觉得跟回家一样,音乐真的会让不同国籍的人心灵相通。”

  “但等33天之后回来我们就傻了,因为工作也没了,而且面对国内的环境,落差特别大。”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雷骏在家待着没找工作。他妻子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雷骏对继续做乐队的想法倒是更坚定了,他自己也说:“如果再没有了音乐,我就真完了。”

  我有种感觉,雷骏和马克这类人是没办法忍受自己一点点变成一个没有任何念想的普通中年人的—音乐不仅仅是他们用来对抗这个平庸化和充满不公的世界的武器,也是他们用来敲打自己,让自己保持清醒和决绝态度的方法。妥协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对自己的背叛。

  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雷骏和马克还有乐队始终一周排练两次。他们就这样最终坚持了13年,办了朋克音乐节,出了专辑《PROUD OF THE WAY》、《CHINESE BOOT BOYS》,并且一直持续去德国和欧洲巡演。

  回到Mao的那个周末,这真是个典型的北京摇滚之夜,听众们的情绪在蜜三刀乐队上台表演时极为高涨,雷骏、马克、郭杨和吉他手杨墨玩得很High,一些老外和北京男孩开心地跟着旋律在场子撞来撞去。

  我的乐评人朋友说:“其实现在的独立音乐在成都发展得最好,因为那个城市生活压力不大,而且有创作气氛。每个城市都有一批用各种方法拒绝流俗和试图独立思考的人。但不可否认,北京乐队现场演出的气氛确实是最好的。”北京,这个城市现在正呈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面貌:既有我们童年时代记忆中那种大气、幽默和兼容并包,也有中国这20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后带来的各种糟心事和堵车、PM2.5的困扰。

  办了“吃面”之后,雷骏在这个他本来以为自己早已耳熟能详的城市里发现了新的奥妙。“自打我开了这个饭馆,我对北京有新认识,胡同里藏龙卧虎,真是什么人都有。”

  他所在的小经厂胡同,住着一位从美国回来的92岁的老人,叫徐恭谨。老爷子夏天出门散步,和坐在“吃面”门口乘凉的雷骏一见如故。徐老爷子是1947年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949年没有跟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留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恢复教职。1995年从中央戏剧学院退休后,他去了美国,最近回到北京,想在这里“落叶归根”。

  这位传奇人物穿着带铆钉的皮夹克,打扮时髦,精神矍铄,充满活力,很热心地定期来“吃面”给雷骏上声乐课。

  “他跟我说,搁现在,他也是个朋克;搁那会儿,我一定是个‘右派’。”


《全球商业经典》3月号“生活”超级大城市里的个人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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