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幽灵的告密

理想国imaginist 2015-04-09

题图摄影:丁彦强


央视主持人毕福剑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目前央视网撤下了毕福剑、星光大道相关内容。关于“告密”与“举报”,值得深思。

【告密】与【举报】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这两者有本质差异。“举报”通常指平民百姓针对公务员(官员)的职务犯罪(如贪渎等)所进行的检举行为,而“告密”则针对平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言行。前者基于社会正义,而后者则是国家专制的产物,但往往会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引自互联网)


媒体人王志安有这样一段评述:

在我记者的生涯里,有无数次采访对象面对镜头时说得很谨慎,但在饭局间透露一些重要信息。只要对方说,这个可不要公开呀,我们在节目中就会不用。这既是职业道德也是做人的底线。记者接近真相不能以伤害他人为手段。做人比做记者重要,底线比做节目重要。


饭局上录音录像再公开,摧毁的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超越各种理想和主义。一旦失去这种最基本的信任,他人皆是地狱。社会共同体就是一句空话。人是活在社会中,不是活在主义里。


专栏作家连岳在其公共微信中写道:

这几天,很多人在谴责告密者,让我有个幻觉,似乎生活在非常绅士的时空,大家充满了荣誉感。真这样当然不错,可惜,并非如此......在社交媒体上,反目的好友与情人,向公众告密,大爆对方隐私,围观者是何等开心啊。这足以证明,告密并非只是少不更事,它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人们潜意识里喜欢告密者,尤其满足了窥私欲与复仇欲时。(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告密者,一种历史幽灵的闪现

朱大可(公号iwenhuaxianfeng)授权使用



告密者(GMZ),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2008年12月,《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告密者,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


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扬州举人徐述夔日下晒书,风吹书页,信手援笔题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密,遂被斩首弃市,整个家族均遭株连;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乾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著《忆鸣诗集》,书名“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本朝马屁作家夸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康熙雍正的遗志,在众多告密者的支持下,亲自制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狱推向华夏流氓社会的巅峰。


在我的个人生命记忆里,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在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历史上最辽阔的冤狱。


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难以计数。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两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与此同时,北京女三中校长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学生打死,就此开启了暴力的酷烈大门。这场从告密开始的运动,最终升温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广西《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该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食人盛宴——众学生在校园内揭发批斗完自己的老师之后,将他们剖腹肢解,就地架设炉灶,烹煮至熟,然后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1977年以后,新政府推动大规模平反运动,勉力修复历史冤狱,令告密者成为一种民族羞耻,教师重新召回了个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卷土重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敢说真话的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以司法教育为使命的高等学府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


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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