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共同度过︱《斑马线上的中国》(第三版)后记

张兵 中国法律评论 2016-12-30


张兵

与子滨相处日久,我发觉法律人的想法确有不同,而且我相信报刊上的“千字文”写起来并不容易,有时比几万字的学术论文有更大的社会贡献。由于诸多限制,子滨的很多想法不能完整表达,只能点到为止。

 

七八十篇文章汇集于此,大致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过去10多年法治发展的脉络,“斑马线上的中国”很符合这本书的内容。斑马线象征着法治的承诺,也诠释了现实的无奈。



这是一本短文集,在作者看来算不得学术,不足以劳动师长作跋,于是我有机会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本书是子滨过去10多年的思想印记,更是往昔30年的生活累积,而我是这些印记和累积的见证人。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要坚信,要坚持,更要坚守,“不要高估一年能完成的,不要低估十年能实现的”。

 

我和子滨16岁相识,那是1982年,至今已过30年,时光如白驹过隙,似水流年,一去不回,可那些珍贵的回忆留了下来。子滨个子不高,长得不帅,不符合我少女时代梦中情人的标准,因此让子滨苦苦追求了许多年,真是不好意思。直到他上了公安大学,我才回心转意,我们才鸿雁传书。他的一封封来信,让人脸红耳热,心注不释,我至今仍然相信那是人间不曾有过也不会再有的情话。


一九八七年 · 哈尔滨

我和子滨第一张合影


1989年子滨大学毕业,因为当年的风云际会,不能留京就业,被分配到哈尔滨市警校。在他的大学同学看来,警校不是个令人艳羡的地方,省厅、市局才是人们向往的。

 

那时子滨是个穷小子,母亲怕我以后的日子受委屈,不支持我的选择,拗不过我的一再坚持,才不得不同意我们交往。1991年,穷得只剩爱情的我们非常渴望结婚,可没有房子。多亏好心的同学借给我们一个房间,让我们得以完婚,不过时间很短,只在那里度过了半个蜜月。


然后就是漫长的居无定所的复杂记忆:先是住进我父母的一处旧房子,正值隆冬,室温零度以下,我当时怀着孕。不过不怕,那是一个相信爱情的年代,凭着爱情的力量,仗着年轻的热力,我们彼此温暖着度过严冬,也享受着我们心灵的春天。

 

春天真的来了,妹妹要结婚,我们又得搬家。眼看我产期将近,可我们真的无处可去。儿子要降生了,子滨下决心让儿子有个家。他和公婆一起,用双手在原有的平房上硬是加出了二层——当然是“违法”的,随时有被强拆的危险。现在想来,真有些不敢相信,我们第一个自己的小窝是子滨亲手盖起来的。1992年我们有了儿子,愚人节生的。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虽然拮据,但儿子带给我们的快乐抵得过一切烦恼。

 

北京的大学生活或许让子滨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哈尔滨警校好像容不下他了。他想继续求学,警校死活不同意。偶然有机会调到省人事厅工作,并且借调了9个月,可警校就是不放人。在那个年代,卡住你的人事档案,就是掐住你的人生命脉。

 

于是子滨提出辞职。那是1994年,我猜子滨是第一个辞去警察身份的人。

 

困难比预想来得快,并且没有预想的好克服。我一人的收入,勉强支撑了一个家。孩子才两岁,公婆任劳任怨地帮我们带着。我上班,子滨在家或到省图书馆复习备考,晚上给人替班开出租车,下半夜才回家,只挣一二十元钱。后来,他晚上跟我一起在大街上卖羊肉串——当然也是“违法”的。我们哪里是做生意的料,卖不出的羊肉串就只好自己吃了。

 

这期间,子滨考取了律师资格,没有案源,连律师注册费都挣不出来,却偏偏要圆他的北大梦。连考两年北大法学硕士,成绩都够的,但需要自费3万元。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只好放弃。其间,子滨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着,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垮掉,不论风霜雨雪,每天跑一万米。我内心着实矛盾而痛苦,周围富裕生活的诱惑,父母的不理解,让我疑惑以至动摇。

 

这时,公安大学的李文燕老师亲笔写来一封长信,鼓励子滨。还要感谢黄华平、杨忠民、徐武生等诸位老师,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1997年子滨又回到母校,成为公安大学第二届硕士研究生。

 

这距离他1985年成为公安大学法律系第二届本科生,整整过了12年。拿到硕士录取通知书,我哭了,我的老父亲也流泪了,“太不容易了”!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是怀着新希望的奋斗,也进入新一轮的漂泊。1997年5月,我辞去原来的工作,随子滨到北京打工,开始了“北漂生活”。我们在西八里庄租了一间6平米的房子——实际是房东搭建的棚屋,没有窗户,进门上床。1997年北京的酷暑让1992年哈尔滨的严冬显得微不足道。身体可以相互取暖,却无法相互纳凉。晚上热得不行,就到八一湖边,坐在水里,让水没过胸口,凉透了再回去睡觉。

 

有一次我们坐在水里,看着周围戏水乘凉的人,我突然向子滨发问:“和你一起住6米房子的人是我,住60米房子的人还是不是我?”我清楚记得,子滨当时潸然泪下,搂着我的肩膀说:“住6米的是你,住60米的是你,住160米的还是你。”

 

让人睡不安稳的不只是炎热,还有深夜敲开每个家门检查房客“暂住证”的警察。

 

熬过夜晚,黎明显得亲切。其他房客像我一样,早早起床,赶去上班。白天,子滨在树荫下借用房东的桌椅,身穿一件背心,肩搭一条毛巾,开始写一篇叫“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论文。他写得好用力,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收在当年的刑法学会论文集里。

 

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大事!我们在“老家肉饼”大吃一顿,花了一星期的生活费。子滨现在总是说,那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论文,当时不懂行情,不然拿到哪个核心期刊都会被采用的。

 

在那个6平米的小屋住了10个月后,全部家当装在同学的一台“小面”里,运到公安大学西墙边的一个平房——不到20平米,外接4平米的棚子。能租住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想念儿子,有了这个套间,就立刻把孩子和爷爷奶奶接来。五口之家,其乐融融。

 

在李文燕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子滨拿到第一笔稿费,2000元钱,这可是不小的收入。我们买了一台尼康F10相机,就是这台相机,记录了此后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历程。


一九九八年 · 北京

怀着新希望的奋斗

 

1999年,子滨以优异成绩提前硕士毕业,并考取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生,不仅圆了北大梦,还有幸成为陈兴良老师的弟子。陈老师待人和善,性格温和,心胸开阔。子滨在陈老师提携下学问提高很快,我们的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2年,子滨博士毕业,由陈老师推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时任所长的夏勇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在法学所院内借给我们一个房间,解决了我们再次面临的居住问题。

 

2005年,为了照顾上初中的孩子,也为了让子滨安心事业,我辞职回家做了专职太太——做饭、洗衣、收拾房间、接送孩子。辞职前我在外企做部门经理,现在围着锅台转,心里很不踏实,担心自己没了工作就没了地位。好在时间向我证明,在家也是工作,与社会工作有着同等价值。孩子的成长、老公的事业,都是我的成绩。是我把老公培养成了研究员,是我把儿子培养成了川大法学院的学生,有望继承乃父的事业,我太重要了不是吗?

 

子滨送我的礼物很多,有一件在我心里最珍贵。1991年冬天,飘着雪花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上,我看到一条丝巾,很喜欢,可太贵了,110元,相当于我们所有的积蓄。子滨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做我25岁生日的礼物。多年来我都经常戴着它,因为它漂亮艳丽,分量也最重。

 

子滨喜欢摄影。从松花江畔到多瑙河边,从玉渊潭到吴哥窟,从慕尼黑到布拉格,子滨用他手中的相机记下我们一起走过的山水与岁月。如今我和子滨已步入中年,有了“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但剁掉是万万不行的。岁月磨去了年少的浪漫和激情,却滋长了平淡与踏实。从同学、恋人、爱人到亲人,是一种依流平进的坚守与美好。


二零零九年 · 梵蒂冈

我的欧洲之旅

 

子滨的朋友很多,和大学同学情谊尤深。我喜欢参与他们的聚会,听他们海阔天空,看他们杯盘狼藉,真是让人乐不可支。子滨的朋友中多是“60后”,他们是有责任感的一代,也是无奈的一代,从“吾儿十八寄语”中可以体会到。

 

子滨写报刊评论始于2001年,当时他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抨击测谎仪,引起媒体关注。

 

用平实的语言解读生活日常小事,是子滨擅长的,也是他刻意追求的。当然,长久地坚持宣讲一种道理,会引起秉承另一番道理的人的反对以至痛恨。“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刊登后,“乌有之乡”网站上就有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

 

其实,我也不太同意他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我理解他的想法。他绝不是反对人们做好事,他自己就是个热心人。他只是想说,在马路上拦惊马固然是英雄,但我们社会更需要在马路上守规则的普通人。面对反对的声音,面对网络上人身攻击性的语言,子滨告诉我,他真心支持一个各抒己见的言论环境,挨骂是好事,正说明你说到了他的痛处,也说明言论是自由的。

 

与子滨相处日久,我发觉法律人的想法确有不同,而且我相信报刊上的“千字文”写起来并不容易,有时比几万字的学术论文有更大的社会贡献。由于诸多限制,子滨的很多想法不能完整表达,只能点到为止。有时,他的语言太过简约,因缺乏起句和过渡而语感突兀,这是我不很满意的地方。

 

七八十篇文章汇集于此,大致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过去10多年法治发展的脉络,“斑马线上的中国”很符合这本书的内容。斑马线象征着法治的承诺,也诠释了现实的无奈。

 

子滨是山东血统、北方成长,略显粗犷,脾气上来还有点儿粗蛮。好在他知道自己的毛病,说自己是大杂院长大的野孩子,这辈子成不了绅士了,不过“一直在努力改过自新”。


其实我知道,他内心严谨、细腻,对现实的某些不满,反而说明他像个大男孩,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警察、出租司机、摊贩、律师、法学研究员,这些不相干的身份很难让人想到是同一个人……


嫁给这样一个人有许多辛苦,不过还是蛮有趣的。

 



邓子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图书馆馆长、中国警察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刑法学会理事。专著《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斑马线上的中国》《刑事法中的推定》,编著《法的门前》,译著《法律之门》《反思刑法》等,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读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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