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跨国可比性讨论

庞珉 定量群学 2017-01-24



跨社会情景的比较研究不仅挑战人类跨社会科研合作能力,对人类跨情景的认知整合能力和具体认知技术上也构成挑战。当我们试图用同一套概念框架与测量工具对不同社会情境及其中的行动者进行认知时,这套认知工具获取的信息、描述的模式是否代表相同的东西,是否具有跨情景的可比性?这远不如使用米尺测量两点距离那样,含义和尺度都相对易见。社科实证研究的信息收集工具收集的信息(特别是一些主观态度信息)有赖于研究者的使用方式,也受研究对象对工具的理解、回应的影响。欧美社会科学家在推动跨地区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跨地区数据采集和分享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随着自身实证研究能力的提高以及国际交往能力的增强,中国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跨地区科研合作中。在这些具体研究素材基础上,研究者也在不断反思和改进我们的认知工具。这周的两次推送围绕方法展开,第一篇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例介绍测量等值性这一往往被研究者假定不存在的问题,以及达成等值性的困难。第二篇围绕多层次统计模型这一经常被用来引入外部社会情境因素的统计方法展开。这两次推送都是宾州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庞珉带来的。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跨国可比性讨论

多年来,由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建立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被广泛应用于性别、人际信任、后现代化、民主化等研究领域。研究者使用该数据时默认该数据在跨国、跨时间比较时具有可比性(comparability)及效度(validity),并不验证数据是否具有测量等值性(measurement equivalence)。测量等值性的缺失会导致两种损害数据效度的问题。第一,在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应力求建立一种具有跨国可比性的测量方法,否则甚至可能导致比较完全无关的事物。第二,如果测量缺乏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研究结果可能不具有因果性,或在不同研究单位(research unit)中产生不同影响。虽然绝对的等值性在跨国研究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研究者依旧需要确定不同国家的受访者在何种程度上正确理解了问卷的意思。这就需要确定问卷的翻译、标度差异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不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Jose Aleman和Dwayne Woods在2016年的文章中检测了WVS的测量等值性。


作者首先提出了测量等值性的三个条件:因素构造恒等性(configural invariance)、因素量尺恒等性(measurement/metricinvariance),以及因素纯量恒等性(scalar invariance)。其中,因素构造恒等性是另外两个条件的基础,指的是对某一概念的测量是否适用于不同情境(context)——潜变量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可以用相同指标表征;因素量尺恒等性用于检测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受访者对问卷中的具体指标是否有相同的理解——具体指标在不同社会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变异;因素纯量恒等性则用于测量指标变量的差别是否由潜在变量的差别导致——因素负载相同。在检测过程中,作者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检验英格尔哈特与韦尓策尔对不同变量的维度分类,然后通过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multiple-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验证数据的跨国等值性。


英格尔哈特与韦尓策尔提出,不同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传统价值观与世俗理性价值观维度(traditional versus secular/rational),以及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达价值观维度(survivalversus self-expression)。传统维度包括受访者信仰上帝(god)、儿童宗教信仰培养(autonomy)、支持堕胎(abortion)、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尊重权威(authority)的程度五个变量。生存维度包括重视经济安全(postmaterialism)、快乐(happy)、支持同性恋(homosexuality)、签署申请书(petition)、信任他人(trust)的程度。Aleman和Woods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所有指标性变量都符合英格尔哈特与韦尓策尔的维度划分(Table 2)。之后,Aleman和Woods进行了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在WVS包含的98个国家的比较以及10个文化区域的比较中,都没有发现数据的跨国等值性。如果按照Brinks and Coppedge的标准将98个国家划分为17个分区,则澳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西欧国家(英国、法国、挪威等)出现了数据的跨国等值性。但鉴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过于相似,西欧国家的比较适配指标(comparative fit index)过低,跨国等值性依旧不具有说服力。总而言之,传统价值观与世俗理性价值观维度,以及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达价值观维度不具有跨国等值性。


在2013年,韦尓策尔对之前的价值影响因素作出了改进,提出了世俗价值和解放价值(Secular and Emancipative values)维度。与之前的检验过程相同,Aleman和Woods首先通过宗教、权威、爱国情绪三个变量,建立了一个two-factor CFA模型,并通过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对伊斯兰国家、新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旧西方国家的世俗价值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新西方国家的数据具有最好的跨国等值性,伊斯兰国家的数据跨国等值性最弱(Table 4)。在验证解放价值时,如果考虑到所有构成解放价值的变量,则旧西方、改革后西方和撒哈拉以南三个区域都只有一个国家可以保留。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示,除代表撒哈拉以南区域的尼日利亚外,其他区域的数据均具有跨国等值性(Table 5)。


综上所述,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总体来讲不具有跨国可比性,韦尓策尔改良后的数据则只在少数发达民主国家具有跨国等值性。研究者在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时应慎重考虑到数据的跨国可比性和测量等值性问题。在作出价值观趋同和分化之类的判断时更加慎重。

 

参考文献

Aleman, Jose and Dwayne Woods. 2016. “Value Orientations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How Comparable Are They Cross-National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9(8) 1039-1067

Welzel, Christian. 2013. Freedom rising: Human empowerment and the quest for emancipa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inks, D. and Coppedge, M. 2006. “Diffusion is no illusion:Neighbor emulation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 463-489




编辑: 张柏杨 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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