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应该有拒绝因舆论逼迫而生育的权利

刘小流 一晌贪欢 2017-02-07


回首实施计划生育的往日岁月,大概是对于抹杀了很多人的可能有的生育权而深感愧疚,在人口红利渐渐消失的宏观国情和很多人更愿意养条狗的国民心理问题发作的时候,政府流露出了对尚能生育的一胎父母亲妈般的问候——


在喜欢卖萌带话题的人民日报微博端,一条衡水中学学生总结春晚政治知识点的新闻被人日端恣意地炫耀着,正排在第一条。衡水中学的栋梁肯定一眼看穿了一个知识点——小品《真情永驻》是二胎广告!几日前,人民日报又体恤民情地关注到了二胎中的一小撮人——想生二胎,但是因为政策耽误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中年夫妇




文章的部分章节很是动情,并巧妙地用个体案例自然地提出了代孕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孕育方式,自然被习惯性地解读为政策进行舆论试水。


最起码这让接连接到一系列猛招的女权主义者有点吃不消,川普、韩寒、春晚……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屡次风波我都没敢参与,很害怕因为一两句话站错队,一不小心成了理客中眼中的中华田园女权癌,或者无药可救的抠脚直男癌,这是常有的事,这个话题的讨论都显得过于猛烈、迅速、悬空,标签贴的都义不容辞,这就不好对付。唯一气定神闲的大概还是玩弄者,撇过某些高冷社区的部分意见,影响其真正想影响的人。


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也很少关注,没给自己理清个大概。但这样不大好,在看《公正》这个公开课的时候,面对老师的问题,学生总会分为两个阵营,比如有人赞成征收富人高税,也有人认为这是侵犯公民自由,而且还各有各的道理。



这让我有点惊奇,意识到自己很少意识到的一个浅显的道理:如果就社会的很多问题逐一问询,100个在一块和平相处、学习生活的人,就可能严重分裂,无法共处一室。但这种分裂很少出现,因为沉默得来的虚假和平掩盖住这一切了,到了关键时刻,对立发生了,那时候才觉得人和人根本无法沟通:结婚后,惊觉对方只是想找自己传宗接代?


可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如果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沟通,觉得对方不是完全的无药可救,能看到每个人固有的观念都深深地扎根于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里。在对立发生之前,让交流成为可能。


女权,在未加思索之前,大概所有人心里都是一笔糊涂账。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 人们向她灌输,为了讨人喜欢,就必须竭力令人喜欢,必须成为客体;因此,她应该放弃她的自主,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她越是少运用自有去理解、把握和发现周围的世界,她就越是在世界上找不到资源,她就越不敢确认自己是主体。 ”


跨文化的父权社会,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的社会形态,男性在各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了以推崇男性精神气质为主(很可能是浊臭的一部分)的文化观念,女性处于被压制的客体位置。


男权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它不仅存在于肉眼凡胎的男性,甚至和文化程度无关。各国代表人类精神高度的大文豪在对待女性上,很可能令人大失所望。文学叙事里女性形象也多是千篇一律,没有主动精神的,它们要么如《白鹿原》里的田小娥,要么是没缘故的贤妻良母,女性在男性价值观念里是缺失的。



更要命的是,女性也可能成为男权思维模式的帮凶,配合绞杀尚未形成“女性”观念的女孩。薛宝钗式的中国贤妻良母打压贾宝玉的离经叛道,将自己处于末端的做法,实际维护的便是男子那一套的价值审美。这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



女权运动以寻求基本权力为开端,发展到寻求工作权,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多的政治权,试图冲击社会男权思维。而每个时期、每个人心中的女权思想可能都混乱复杂。


当女权主义者半裸着走上街头捍卫自己裸的权利时,我想象的女权运动,首先是女性要自己从男权思维里的解放出来,不再去一味迎合男性需求,发现自己、让社会发现自己,要求得到平等的权力,因为某些牺牲而得到更多的补偿。


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权社会,起关键变化的是在资源获取上主角的转换,当定居形态建立起来,男子成为主要劳动力后,便进入了父权社会。


包括原始社会时期,尤其是近现代语境下,父权成为主导,并不全在于男性的身强力壮,而要归于生理上的男女构造区别,女性需要在生殖繁衍中做出巨大的牺牲,在原始社会一个孩子的哺育期要长达5-7年,到现在女性仍然负责了孩子的孕育、哺乳、教育的大部分过程,养成一个孩子的时间成本仍然长达数年,这一过程她们都被牢牢地束缚住自由,在家庭留守。


相比而言,男性在生殖方面的付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一个男人养活一个家庭,似乎是说得通的,资源的提供者便拥有了话语权和支配的权力。这点,可能女性也会认同,将自己的身份依附到男性身上,一对婚姻,男方的经济能力成为成功极为关键的一环。


这就必然延伸出一系列男女不平等问题,占据经济话语权的男性,物化女性,将其视为生产的工具,在家成为巨婴。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事物,成为“主外”男性的专利,并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在这些事物上能力低下。


但女性在生殖养育方面的巨大牺牲绝不是说说而已,更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义务。记得一部日剧里,公司年末发年终奖,却是亲自到家发给男性员工的妻子,意指对公司的贡献,相当部分其实是家中的妻子做出的。


女性如若不是巨大的生殖成本,经济生产能力未必输于男性, 这更像一种无法选择的协作,是双方结合时天然订立起来的,男女双方对一个家庭的维系实质上发挥着同等的作用。这种天然契约束缚着女性,但同样束缚着男性,社会界定着贤妻良母,同时也要求着男性必须拥有男性气质。


这种契约因为无法选择,便不可能让双方感到公平。男方会觉得自己撑起了一个家,女方因被束缚而感到自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相对更加独立的男性,更容易忽略了这种协作中另一方发挥的作用,他用出轨来拒绝和同伴承担相同的生理压力,他可以切断经济来源威胁妻子,妻子却不能放弃养育孩子来威胁丈夫。


理想的婚姻状态必须是完全自由建立起来的,在决定繁衍上绝不带有外界逼迫的成分,不应该单独服从任何一方的意志。当女性为了对方传宗接代而生育一个孩子,必然要对男性产生较长时间的依附关系,环环相扣地将平等状态结合起来的两个人变成不平等的状态。生育,更应该尊重的是女性的意见,并因长时间的无法转移的养育责任,而提前订立协作契约,无法建立,便不应该生育。


为了应对这种理想状态的极难出现,女权主义者应先将自己从男权思想里解放出来,只鼓励男孩子有更多的活力、好奇心、主动精神的男权思维里解放出来,面对比男性更多的阻力去承担义务,才可能真正获得更多的权利。男性并不是生育关系中大得多的功臣,也不该享受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更受尊重的特权。只有薛宝钗式的女性少了,女性才可能有更多的自由,直男癌才不会更有市场。但“丈夫=付账”这种悬空式的女权幻想所寻求的“权利”,实质岂不是又给自己加了一把锁?


悬空式的女权主义突出表现在电影评论界,如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出来后,这个父亲带领两个女儿走上竞技台的故事,逼的一些精贵的知识分子跳在云朵中,在印度女孩子能被当作童养媳嫁出去的国情里,大谈特谈女权至上国家里甚至都未必实现的女性应该完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命运(按照这个逻辑两个女儿恐怕只能小小出嫁了),让人感到的只是无理取闹。



女权的进步,这当然不能由女性独自来推进,男权社会,应该给女性创造至少平等的经济独立的机会,不再一厢情愿地将女性视为生殖工具,尊重婚姻生育契约里的分工,甚至转换分工。


回到人民日报文章所引发的关于合法代孕的讨论,或许是及时的,这个行业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并不会因为遮蔽而消失,文章里尽管有可笑的成分,如认为可以利用志愿代孕……但也提到了很多代孕合法化必须面对的困境,包括人日微博端所做的投票中大比例的反对,都这让它的合法化都显得仍有慢慢长路要走。


我不希望代孕合法化,我能想到的合法化后唯一可能的便是将生育成本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不单单是不孕不育人群的转移,怕遭受生育痛苦的高收入夫妇也可以转移。很多人担心的更多的拐卖问题、特定地区重男轻女更严重的问题,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如干脆接纳部分人已然存在的不幸,因为计划生育错过生育年龄而被耽误的二胎,岂不是政策的责任?还要转嫁到哪里去?


国家机器面对人口红利消散的一筹莫展,或者说可能带来的经济放缓,是需要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而不该仍然用整齐划一、山河涌动的思维来将增加女性的生殖压力,将成本尽可能地转移到女性身上。


更何况放开生育,早已不像是一种恩赐,单孩模式下精英培养方案的逐渐形成,使得养育成本无限增大了;而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让更多的人相信与其不停地投资下一代,还不如先投资好自己。


但当二胎政策放开,一个农村地区的丈夫逼迫不想再生育的妻子给自己生个儿子时,这名妻子是否有任何选择的自由?


正因为女性在生育上需要承担过重的责任,女性才必须有拒绝生育的权利,和拒绝受到因社会舆论逼迫而生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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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月9日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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