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女儿:我知道那一天,可能会失去爸爸 | 谷雨故事

肖璐 谷雨故事 2017-03-01

▲肖璐父母的结婚照


编者按

“最后一个人脚刚刚踏出去,上面被爆破的矿石就像泥石流一样掩埋下来,迟离开一秒就会死人。”这是父亲给肖璐讲的故事,在那场危机中,他挽救了五六个工友的生命。肖璐出生于矿区,父母都是厂矿工人。当大多数人都只能从报纸、新闻中了解矿工生活的时候,她的整个童年都是与之相伴的。在这篇文章中,肖璐追忆了自己“提心吊胆”的童年和父母的艰辛岁月。有超乎想象的勇敢和危险,也有意料之外的幸福点滴。这既是对已逝父亲的纪念,也是一个时代留下的鲜活烙印。



我的父亲母亲是厂矿工人


文/肖璐


关于父母年轻时的回忆,几乎全是一个个生活细节的拼凑,如果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么它和所有故事和历史一样,时代和地方背景被嵌入其中,时间的流逝在细节之处隐约被看出一些端倪。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厂矿工人。这个铅锌矿区位于韶关粤北山区的一个县城里,建于1958年。当时我的父亲三岁、我母亲只有两岁,还在牙牙学语的他们被自己的父辈带到这个地方,远离自己的家乡和根(因此他们还有个称号叫“移民人”),重新在这个因为铅锌资源开发而魔法般凭空出现的山坑里扎了根。他们的生活从此和“开采资源”挂靠在一起:资源在,他们在;资源亡,他们也就“亡”了。


▲父亲的工作照


我的祖辈父辈从家乡迁徙到凡口铅锌矿,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年轻人又纷纷从凡口铅锌矿迁徙到其他城市,离开祖辈父辈的旧业出门谋生,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矿终究是要挖完的。


我父亲十九岁就在凡口铅锌矿的坑口机修工区当学徒了,是个修机器的人。机器在哪里,他就在哪里,所以他也要“下井”。“下井”就是下到地下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工作,是一种特殊工种,高危职业。


▲父亲当学徒的时候,左一是我的父亲


我很小的时候,偷听父亲和母亲聊天,父亲常讲起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遇到爆破放矿,工人们没有接到撤离通知,但在父亲敏锐直觉的提醒和催促下离开现场,最终挽救了五六个工友的生命。


作为一个孩童,整个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结尾那一句:“最后一个人脚刚刚踏出去,上面被爆破的矿石就像泥石流一样掩埋下来,迟离开一秒就会死人。”后来随着国家企业安全意识的不断加强,像父亲一样的工人们要参加安全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隔三差五就听说他们开安全会的事。


也许因为“安全”是一件整天都需要被强调的事,所以我会意识到父亲的工作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种“不安全感”像一个种子一样被埋在心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随时随地都害怕会失去父亲,虽然也许大部分的恐惧只是因为一个孩童的无知和对父亲的依赖。



我还记得那些提心吊胆的童年生活,和一个铝制饭盒绑在了一起。


年幼的我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要下井,是因为下井那天他要带饭盒上班,一个铝制的、写着他名字的饭盒。一旦发现清晨他夹着那个饭盒出门,我就会一整天坐立不安,早读的时候会发不出声音,课间的时候也不想到操场玩,因为我知道那一天我很可能会失去我的爸爸。


▲父亲抱着不足一岁的我


平时放学到处野的孩子,会因为父亲早晨出门夹了一个铝饭盒就回家得特别早,因为要确定爸爸安然无恙地回了家,然后一整天提着的心就能放下来。


下井回来的父亲,蓝色的工作服上总是沾满机油的油污,头发被安全帽压得瘪瘪塌塌,门口他脱下来放着的黑色长筒水鞋上全是斑斑驳驳的泥浆。洗好澡来抱我的他身上也依然有一股机油的气息,那些味道好像是嵌在他的发根、皮肤纹路和指甲缝里,连呼吸都带有工业气息。这种味道,后来被我和“男人味”联系在一起。


我母亲也是下过井的人,在她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她最青春靓丽的时段。现在的人都没办法想象一个女人每天要带着安全帽,坐着罐笼到几百米深的地下去开电机车运矿石,但母亲说她也好几次险些在矿斗中丧命。


她年轻的工友,挺着五六个月的大肚子也要下井,她们一起坐狭窄的罐笼里磕磕撞撞。从日本来调研的工程师看见她们会惊愕地问:“为什么中国的女人还要下井?”


在那个用肉身赤膊上阵和工业对抗的时代,人是没有性别的。


坐在电机车里的母亲,那年她20岁 


后来,我母亲不再下井,进修后她成了一名国企内幼儿园教师。


我和我的哥哥都出生在严格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时代,但因为父亲的特殊工种,我的父母获得了“生二胎”的特殊权利。我母亲说,当时有许多工人为了生多一个孩子,甚至纷纷主动要求下井。我的出生,是我父亲“下井”换来的。



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身边的亲戚和工友开始纷纷放弃铁饭碗“下海”,父亲也获得了去深圳试工的机会,但因为我的出生(如果下海,二胎子女在城市里将会成为“黑户”),父亲放弃了这次机会,就这样在这个国家企业待了一辈子。


我父母就是传说中有“铁饭碗”的那一代人。在这样的国家大型企业,即便只是最基层的工人,工作虽然危险和辛苦,但职工的待遇总不会坏到哪里去。


▲年轻时候的母亲


我们家八二年买了第一台12寸的电视机,八五年就住上了楼房(每个月象征性地交一点点租金,实质上基本是免费的职工宿舍)。我父亲工作虽然和机器打交道,但本质上却是个文艺青年,爱音乐,会拉小提琴,是那种会用一个月工资买一台音质上乘的收音机的精神至上主义者。至于我母亲,在幼儿园当老师,自然能歌善舞、会做手工、心灵手巧,年轻的时候也爱读诗写文章。


工人阶级朝八晚五的生活规律而平静,我父母每天下班吃完晚饭,就一起到家对面的工会舞厅跳舞。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舞厅里发出来的五彩镭射灯光,听见在“慢三快四”和探戈之间来回切换的舞曲。


戴眼镜的是我父亲


有时矿里还会请外面的杂技马戏团来表演,父母就带着我们到矿里一个最大的足球场观看。表演前的一两天,一家人就蠢蠢欲动,暗地里兴奋地等待大型表演到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铁笼摩托车”的节目,人骑着摩托车在大型铁笼里飞驰翻滚,向心力让他们永远也不会掉下来。


台下的人在热烈喝彩,而我脑袋里想的却是“为什么会有人去做这种危险的工作呢?”然后又想到父亲的工作,热烈看戏的心就会瞬间黯然下来。



我童年的厂矿生活随着升中考考到省里的重点高中而结束了。随后读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在陌生的大城市重新扎根,我就再鲜少回到那里。但每回去一次,它似乎看起来就更加凋敝一点,冷清一点。效益逐年的衰落伴随着父辈的退休,大部分人都搬离了矿区,热热络络的厂矿生活真的一点一点彻底变成了回忆,曾经繁盛的一切都幻化成梦,烟消云散了。


曾经人们都以为在国家企业当工人就能衣食无忧,工厂、机器、“铁饭碗”给人安全感,但它似乎具有时效性。有人说厂矿子弟是没有根的人,我想,大概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和时代变迁,这个在某一段时间里,倚靠某一样不断被开采的资源而存在的根基,很容易因为那种资源富庶一时、风光一段,也很容易随着它的消耗怠尽而瓦解消亡。这个“根”几乎和这种资源同生同死,源头枯竭后,剩下的就是被开采的空壳和一去不复返的回忆。


去年,我父亲得癌症走了。他把我在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根,又带走了一部分。而关于他,我记忆中始终是那个铝制饭盒,和他沾满一身油污的蓝色工作服,以及我永远解不开的厂矿情结。


▲十年前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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