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通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滕秀兰:“我想让中央知道农信人最需要什么!”

马悦 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2017-03-10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漳州农商银行董事长滕秀兰

导读

法人机构在市区的农商行需要按照6%征收增值税,甚至其在县域开设的网点也同样按照6%缴纳增值税。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对地处市区且涉农贷款占比大的农商银行增值税参照县域农商银行标准实行简易征收政策,降低纳税负担,让城乡三农金融服务的机构能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作者

中华合作时报记者  马  悦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我的建议还在修改中!”记者踏进全国人大代表、漳州农商银行董事长滕秀兰的房间,她还在动笔修改着将要提交的建议。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滕秀兰又提前动身去了一趟广东调研,她想听到更多“农信人”的呼声。


“最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中央知道‘农信人’需要什么!”滕秀兰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传递基层诉求。


直击痛点:

“财税政策”激活金融动力



那么,农信人需要什么?


“营改增”后,县域内农村商业银行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但法人机构在市区的农商行需要按照6%征收增值税,甚至其在县域开设的网点也同样按照6%缴纳增值税。”滕秀兰在调研中了解到。


实际情况是,市区农商银行改制不改向,仍然是支农主力军,而且监管部门每年都会对这些农商银行下达支农、支小的监管指标。


“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对地处市区且涉农贷款占比大的农商银行增值税参照县域农商银行标准实行简易征收政策,降低纳税负担,让城乡三农金融服务的机构能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滕秀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滕秀兰还建议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自然人股东股息红利实现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很多农商银行反映,其自然人股东股金分红的税赋与所得之比将近持平。”滕秀兰强调,“在利率市场化和经济下行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原本就如履薄冰。如果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东的回报率持续过低,将影响股东入股意愿,最终将影响资本金的筹措和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大经营风险,发挥支农支小、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滕秀兰还提出了“延长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税政策的建议”


对于小额贷款10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的增值税免税政策和按90%计入收入总额计算应纳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已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


以福建农信为例,2016年末福建农信10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48.56亿元,约占各项收入的12.26%,若政策未延续,则2017年起,增值税将增加1.5亿元以上,企业所得税将增加1.2亿元以上,整体税负水平将上升6个百分点。


“该项优惠政策对引导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积极为广大农户提供融资服务具有重要作用。”滕秀兰强调道。


在有关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问题上,滕秀兰也建议农村中小金融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例能够与《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号)中规定的计提比例一致。


对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是涉农及中小企业,其经营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在近几年经济复杂的情况下,经营更加困难。


若能提高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计提比例,将能缓解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同时也将更多的资金投向涉农及中小企业。


战略布局:

“监管体制”焕发金融新面貌



“上下同欲者胜!”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新年贺词中强调的一句话。


滕秀兰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银行业监管部门不断完善金融支农政策,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效改善。


前进的脚步不免有荆棘,新常态下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新挑战和新趋势,农村金融服务亟待创新,特别是农商银行转型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我们当地的第一产业占比只有千分之三,支小没有问题,支农就真是难为我们了!”调研中南方某农商银行某高管提到新的问题。


据悉,随着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原有农村区域不断向城市转化,客观上造成三农金融空间的不断收缩,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农业产业比重逐年下降,部分地区的农商银行存在“无农可支”的实际情况,实现“三农”业务持续增长难度越来越大。


然而这些农商银行仍受到监管部门“几个不低于”的硬性指标考核,面临着与同业相比相对较大的三农金融监管考核力度,由此造成监管指标与实际情况的错位。


“曾经的物理网点优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大跨步节奏早已逐渐淡化,并将会成为一种劣势。”某农商银行董事长也抛出了自己的担忧。


农信系统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区域内网点密集的情况,目前网点的撤并受到监管部门较大的限制,使一些网点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甚至连年亏损。


除了“无农可支”“网点优势转劣势”以外,“门槛儿偏高”也让农商银行很“尴尬”。


“目前,不少农商银行各方面经营指标已经优于其他金融机构,由于市场准入和监管要求存在一定差别,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一些涉农企业及小微企业融资租赁需求以及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理财多元化需求。”


“‘大众考核’制度也要适当‘因地制宜’。”对此,滕秀兰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是适时调整农商银行监管考核指标。建议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区域特点,适时动态调整农商银行考核标准。


二是支持农信系统优化网点资源。建议监管部门支持农信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客群不足、业务量萎缩、设施老旧的网点采取创新措施进行整合撤并,并加大电子银行和自助设备的投入,在满足居民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降低农信系统的运营成本压力,使农村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银行公平竞争。


三是适当降低农商银行申请金融牌照的门槛。建议监管部门能优先支持和选择监管评级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农村金融机构作为综合化经营试点,支持降低开办新业务准入门槛,支持优质的农商银行开办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承销、衍生产品、做市商债券报价、证券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等金融业务;支持优质农商银行申请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牌照,为各市场主体提供打通信贷、债券、货币、证券、基金、资本、外汇市场的综合金融服务,增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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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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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主编/刘小萃 新媒体总监/李博 本期编辑/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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