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罗布泊:一段饥饿年代的死亡之旅丨谷雨实验室

高龙 谷雨故事 2017-03-22

抗美援朝士兵李中华,因生活所迫,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远赴新疆米兰农场谋生。这是一个被50万平方公里的戈壁和沙漠包围的孤岛。饥荒来临,他冒险逃亡。等待他的是寒冷、酷热、致命病毒和丛林猛兽。半个多世纪后,谷雨撰稿人追随10件遗物,深入这段300公里的死亡之旅。风沙早已抹平这位年轻人与命运搏斗的痕迹,但一幅饥饿年代流民的生存图景仍然清晰可辩。


逃出罗布泊


撰文/高龙  

采访/高龙 徐阳 车怡岑

视频/徐阳 

摄影/车怡岑

特约编辑/南香红


李中华是在1960年秋天逃出米兰农场的。

 

像对待众多逃亡者一样,农场负责人王贵望没多留意他的去向。

 

他明白酷寒将倾泻在茫然无边的戈壁上。那片秃鹫都罕至的盐碱地,一直绵延到世界尽头,和朝阳揉合在一起。随后灼热将从大地升起,超过四十度的空气将烘干他们的梦想。

 

他明白他们将被吞噬。

 


▲ 重走李中华遇难地点。视频/徐阳(时长:5'15'')

 

戈壁的发现


五十七年后。

 

2017年1月14日上午,我们乘坐青海茫崖行政委员会公安局的警车,行进在花土沟镇北部山区的路上。警车掠过山路两侧的沙丘和雅丹地貌,颠簸一小时后,停在一片叫大浪滩的戈壁滩上。这里是青海和新疆交界地。

 

开车的小赵是茫崖行委公安局警察。他和另一位同事带我们走到一处地点。

 

▲ 李中华遗体发现地。摄影/徐阳


 “这里就是李中华的遗体发现地。”小赵向我们介绍。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地块,土壤被翻动过。遗体曾被掩埋于此。目前遗体和遗物都已被拿走。土堆中有残存的遗骸碎片。原野上的土壤毫无生机,呈现出单调的棕黄色。北边五公里,是山体褶皱的阿尔金山余脉,山脊留存着残雪。向南望去,极目之处,是阿尔金山余脉的一组环形的山脉。

 

2016年10月,大浪滩。当地一个捡石爱好者偶然发现了李中华的遗体和遗物。命运将他凝固在31岁。此时遗体在戈壁滩沉睡了五十六年。

 

小赵是第一批去看李中华遗体的警察。当天他亲自将遗体掩埋到这个地点。他发现李中华遗体头骨上有头发,全身白骨化,只有一些关节处的软组织还在。

 

遗体旁是遗物:民国时上海光大厂产的金鼎牌水壶,广州产的手电筒,两幅护目镜,一盒护肤品,一团红毛线。承载信息最多的是几封书信。其中一个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李中华。警方靠这些书信和DNA技术,最后确定了遗体身份。

 

▲ 李中华的部分遗物。摄影/车怡岑


 遗体发现地西侧数百米处,是一条季节性沙漠河的痕迹。残雪累积在河道上。李中华当年可能沿着河道南行。此地距花土沟城区80公里。但他没能走到人烟之地。

 

遗体被发现两个月后,2017年1月1日,李中华的女婿杨庭吉(大女儿李菊兰的丈夫)和继子王家中来到花土沟,从警方手里领回了遗体和遗物。

 

八天后,1月9日,李中华的骨灰被安葬在故乡,四川巴中市龙背乡寸垭村。

 

墓志铭这样概括这位早殇者的人生苦旅,“公之一生,是系卫祖国抗战御外敌的一生,是为祖国建设的一生。”

 

然而无人作出解释:他为何许久沉睡在野骆驼才安息的荒原上?从四川巴中到遇难地青海花土沟大浪滩,直线距离有1700公里。李中华为何背井离乡,殒命于如此遥远的地方?

 

▲ 2017年1月9日,李中华骨灰的入土安葬仪式上,村里的工匠将李中华的坟墓封顶。李中华的骨灰埋在家族的坟地里,落叶归根。摄影/车怡岑 
 

消失的人


父亲李中华被找到的消息传到巴中老家,李秀兰大哭起来。

 

1953年出生的李秀兰,是李中华三个女儿中最小的。当年父亲离家时,她还未记事。

 

“很多年没听过爸爸了,听见了还稀奇。又有点高兴,又有点怄气。几十年都没见爸爸,现在才听见,我们都六十多了。”李秀兰感叹。

 

小时候,全家吃饭时,妈妈邓光明仍会提到爸爸,她将筷子拿在手上说,“爸爸一双,爷爷一双,你一双,他一双。”

 

有次她问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

 

邓光明回答,“爸爸走了嘛,也不晓得是不是在外面安家了,也不晓得做啥子去了。”

 

李秀兰追问爸爸长什么样。

 

“你大姐的相目就是爸爸的相目。” 邓光明的描述给了李秀兰一个父亲的形象:高个子,圆盘脸,一双鼓眼睛。小时候的一个梦中,李秀兰见到了父亲。他一言不发,在老房子周围转悠。

 

过年了,邓光明有时会对子女提到,“你爸爸没在家里过年了。”

 

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如今住在寸垭村一幢老房子里,周围菜田环绕。对她来说,历时半个多世纪才传出的死亡信息,更像一个遥远的回声。时代久远,加上她的改嫁,使记忆中许多事情模糊、变淡。偶尔谈到昔日苦难,她略有动容。

 

十五岁那年,一个轿子把她抬到李中华家。在家里,她是只干活不管事的媳妇。她在家里开的布坊中帮忙,还下地割草捡柴。李中华死时穿的长袜子就是她做的。这双袜子随他的骨灰一起入土。

 

他俩在一起最深刻的回忆是那个空气热烈的早晨。

 

1951年春,抗美援朝。22岁的李中华参军了。

 

参军那天清晨,邓光明抱着大女儿李菊兰去送他。他们步行走了十几公里,到了鼎山镇。小镇拥满了参军士兵和送行的家属。现场有人教唱《志愿军战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口号在街道上回响。狂热的气氛中,有人当场写下血书。

 

李中华换下衣服,穿上一身新军装。那时,他精神明快。他叮嘱妻子,“好好带娃儿,好生安家咯。”邓光明记得,他抱过大女儿,吻了她说,“长乖些。”

 

噩梦很快取代了家庭温情。这个一直在家里布坊干活的青年,经历了兵燹的恐怖气息。在朝鲜,他所在连队遭遇了一场恶战。他所在的班分布在两个防空洞中,每个洞五六个人。敌机掷下炸弹,把防空洞周围的土都烧焦了。他的班多数人战死。一块弹片击中李中华右小腿,在皮肉上钻了一个洞。因为这次战斗,李中华立了二等功甲等。右腿医好后,1952年,李中华转业回家。政府给他发了三百块复原补助,用公粮代替。李中华的弟弟李中福记得,他家收了七、八千斤谷子。

 

李中华从朝鲜战场带回了他的故事,他的铺盖,还有他的枪法。有一年,村里的猎人拿土枪围攻一只豹子,但未能打中。后李中福叫了李中华去。他拿着村里的一枝79式步枪,一枪击中了豹子。

 

1960年,外出的李中华和家人失去联系。

 

如今,家中所存的他当年的遗物都没有了。

 

在巴中市武装部档案室,我们没有找到李中华的参军档案。我们找到了和他同年参军的同村人向继然的档案。向继然当年参加的是0294部队,任保管员,当时属于济南军区。


▲ 四川省巴中市龙背乡寸垭村,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在自己家中,如今已89岁高龄。邓光明自改嫁后便居住于此,偶尔回到女儿们的家中小住。李中华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在农村,家中经济条件一般。摄影/车怡岑 

 

被迫离家


 1958年降临。

 

这一年,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四川一地诞生了61万个公共食堂,包括李中华村里的公共食堂。

 

公社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社员的伙食全由社里包干供给,组织军事化。公社拆迁民房集中办食堂,挖灶泥、墙壁作肥料。公社使原来靠布坊维生的李家日趋贫寒。当时李家没有分家,一大家十四口人,李中华一家占了五口。

 

1921年生的张巨才,当年是李中华所在大队队长。张巨才提到了李中华出走的原因。李中华的爷爷李俊阶对他说,“你们一家这么多口,不劳动吃啥子?”李中华受到强烈刺激。

 

李明志的父亲李中斗,李中华堂弟,当年在贵州铁路局工作。他给李中华带来了成昆铁路开建的消息。

 

李中华决定外出打工。

 

行前,他找到发小邬明开,说,“外面好挣钱,要不要一起外出?”邬明开说,“我不认识字,而且安了家,怕出去不方便。”他最终未跟李中华外出。

 

李中华在1958年7月左右离家外出。

 

他走时匆忙,甚至未给在坡里割草捡柴的妻子打招呼。他们就此永诀。

 

当年,李中华的堂弟李中正也外出打工。李中正的儿子李明刚介绍,两人在一个院子长大,感情很深。在巴中罗平镇的一个面馆,兄弟一起吃了面,之后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各奔东西了。

 

在贵州,李中华参加了成昆铁路隧道工程的修建。这是他第二次死里逃生。修成昆铁路是高危工作。修这条全长1100公里的铁路,共牺牲了2100多人。

 

成昆铁路工程很快停工。此后,李中华到贵州桐梓县一个砖瓦厂打工。

 

1958年10月17日,李中华在贵州桐梓县收到家信。

 

1959年,砖瓦厂也倒闭了。李中华只能另寻地方谋生。

 

一天,李中华的堂弟李中斗在桐梓县看到了他。李中华坐在一辆邮车里,从邮车的一个洞里探出头,给路旁的李中斗招手。李中斗询问他走哪儿,李中华说“去新疆”。

 

去新疆逃荒是当时的潮流。据统计,1960年前十个月,由于内地一些省区缺粮日趋严重,自流人员15.3万人进入新疆。 

 

“天堂”

 


▲ 阿拉尔牧场现状。视频/徐阳(时长:1'47'')

 

那原本是传说中的天堂,《西游记》中的女儿国。

 

米兰,新疆若羌县城东北80公里处的农场,当地极少的一处绿洲。米兰地处新疆东南部,往东行300公里,就到了青海地界。若羌县是中国最大的县,面积20万平方公里,接近英国的面积。

 

米兰像地球上的一个孤岛。四周被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戈壁包围。这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面积。瀚海之中,多数地区寸草不生,死一般寂静。大自然在米兰周围造就的这堵巨型围墙,把农场变成了天然监狱。

 

如今,半个多世纪后,农场发展成一个近万人的小镇,经济靠六万多亩枣树。小镇主街道只有两条。四周分布着废弃的监狱,写着“毛主席万岁”的文革库房,和大批土房子的断壁残垣。著名的子母河当年已被填塞,作为农田。

 

1959年,来自全国多数省区的流动人员逃荒到米兰。他们想在这里寻找天堂。一批从青海逃来的女子,路上渴了就吃牙膏。还有些人靠喝尿来解渴。

 

那年10月之前,李中华到了米兰。循着这位罹难者的足迹,1月4日,我们来到了米兰,在那些老职工的叙述中,窥视了小镇尘封许久的动荡和苦难。

 

1932年出生的王贵望,85岁。他每天下午在米兰街头和老友聊天。

 

▲ 当时农场开荒的劳动场景。(图片由新疆兵团农二师36团宣传部提供)

 

1959年,王贵望从武汉军官学校转业,被分配到米兰农场,在这里生活了多半辈子。

 

他发现自己进入一个被沙包、苇子草和红柳包围着的蛮荒之地。周围游荡着马鹿和黄羊。兔子随处可见。无人治理的自流河随处漫延。

 

当时农场有400多人,包括一些“新生”的劳改犯和三个右派。农场也充当收容所。若羌县档案馆档案记载,1959年,来自洛阳的张国祥夫妇自流到新疆,被收容安置在米兰农场二队,参加农业生产。

 

1960年,王贵望在生产二队当队长兼指导员。他发现李中华在他的队里。

 

四五月份,米兰的沙尘暴肆虐。王贵望回忆这位前员工,“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深的。他人勤快,腰上扎个绳子就修渠道去了。李中华人长得漂亮,高个子,皮肤白。他是个忠厚人,不调皮,也不爱多说话。”

 

农场充斥着暴力和混乱,盗窃成风。若羌县档案馆档案显示,有些干部“看不起领导,指示下面捆绑职工”。农场干部库某,“60年以前奸污妇女两名”。

 

“那时米兰流动人口特别多,像走马灯一样,有的往这里来,有的从这里走。”王贵望回忆。

 

1938年生的孙保兴是农场老职工,山东潍县人。

 

1959年,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年轻的孙保兴和老乡坐火车,一路坐到新疆尾亚,到达铁路终点。这时,他们的路费花光了。在尾亚,正好有米兰农场的负责人招人。他们就去了米兰农场。

 

在米兰农场,浪漫想象即刻被浇灭。孙保兴被安排睡在地窝子的麦秸上,一个地窝子睡四五十人,男的女的集体住里面。他们开始开辟农场,在戈壁滩上砍掉红柳种粮食。每天除了干活就在地窝子睡觉。“有个小病,或想家时,偷偷地哭。”孙保兴回忆。

 

65岁的王天义,老家在甘肃省高台县68公社61大队6小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饥荒席卷村庄。他们一个队八九十人,多数饿死。“一开始用棺材埋,后来棺材没了就用草,后来草也没了,挖个坑把人往里一扔就埋掉。”王天义回忆。他亲自埋过死者。有个和他同龄的孩子,有天早上和他一起去捡柴,结果中午就饿死了。

 

王天义的父亲是队长,带他的哥哥先逃到米兰农场。

 

1962年,王天义和母亲也扒火车逃到米兰农场。他们从乌鲁木齐辗转到库尔勒,被送到收容所,住了一个多月才到若羌。他们又在若羌住了一个多月,最后被马车接到米兰。 

 

饥饿 

 


▲ 前米兰农场职工追忆往事。视频/徐阳 车怡岑(时长:9'55'')

 

1960年,阴影笼罩米兰农场。

 

当年上级将冬麦压种任务定为7000亩,实际农场最后只安排了4900亩。若羌县档案馆档案记载,由于计划指标太大,开荒任务太大,农场把包谷都种到荒地上去了,收不上。

 

1960年前后的米兰农场有5万斤粮食,只够240人吃。但农场有400多人。人们开始饥饿,饿得发疯,饿得不顾一切。

 

最开始的尝试是吃一种俗称豆芽菜的野菜。这种野菜跟黄豆芽一样,吃着好吃,但有剧毒。农场有近三十人吃了豆芽菜,集体中毒。当地医生紧急送来人参,给中毒者灌人参汤。大部分人救活了,但有三人死去。

 

王贵望记得,一个山东的小伙子吃了一大碗豆芽菜,吃完后全身都是像火烫一样的,到了发烧最厉害的时候,全身衣服扒光,在地下爬滚。哈尔滨的沈吉祥,原来是开火车的,想找更好的工作,从东北跑到米兰农场,不想遇到饥馑。他吃豆芽菜也差点死掉。

 

他们煮废弃的葫芦瓢,煮身上穿的皮子,还吃难以消化的梭梭菜。“梭梭菜洗了以后,洗过的水比浓茶还红,所以只能吃一点点,只是饿的受不了的时候嚼一点,吃了解手都解不下来。”王贵望回忆。

 

农场专门派人监督炊事员,不让他们多吃。馒头要求不准做大,也不准做小。 

 

逃亡开始


离开米兰农场很难。

 

若羌县档案馆档案显示,公开请假要农场和县上两级批准,还要到公安部门报备。有人打报告多次要求回家,被定性为“革命意志严重衰退,丧失革命斗争(志)”。

 

然而,逃亡已开始。

 

甘肃人邓徐州,二十多岁。邓徐州选择在夏天出走。他走时背了一小袋麦子。天气太热,他跳到一个水坑洗澡,上来后中暑,死在一片梧桐树林中。他死时还枕着麦子。

 

死于夏天的还有彭光智。外逃时,他渴死在离若羌县还有5公里的地方。

 

来自河南的牛某,转业军人。牛某选择朝罗布庄方向逃去,最终饿死在罗布庄。他死时坐在一堵房子的墙壁边,上身倚靠在墙上。

 

单身逃亡风险最高。多数情况下,逃亡者结伴而行。

 

1960年冬,来自湖北的罗来华和来自湖南的吕德跃结伴外逃。一天晚上,他们生起篝火,睡在戈壁滩上,结果棉衣被烧着了。出走无望,他们只好返回米兰农场。

 

孙宝兴也和老乡跑过一次。一天晚上,他们背着铺盖出走。走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两人才到若羌县城。但找遍县城,他们未遇到一辆车。农场得知他们跑后,打电话给在县城的米兰农场书记。书记找到他们动员说“回去吧,不要闹”。第二天,他们被马车送回。

 

王贵望介绍,“他们多数是晚上跑掉。有的是白天干活,趁人不注意,把工具一扔就走掉了。你还以为他去解手了,实际上走了。当时人和人之间不信任,不说实话。”

 

出逃最重要的干粮是馒头。“出逃者每天攒一个馒头,偷偷藏起来,攒到二三十个就伺机外逃。出逃带的其他东西,也被预先埋到沙窝子里。”王贵望说。

 

▲ 王贵望目前独居在米兰镇。他那时是李所在生产队的队长,他印象中李中华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话不是很多,很老实。摄影/车怡岑 


联系中断


1960年大部分时间,李中华仍在米兰农场。

 

维系他和家人联系的是书信。每隔半个月,若羌县邮局姓武的邮递员来农场一次。他牵骡子驮着邮包前来送信,之后取走邮件。

 

弟弟李中福记得,李中华到农场后,家里把他的抗美援朝勋章和一个小黄本寄了过去。但在戈壁滩的遗物中未发现这些东西。

 

遗物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封信,是父亲李崇山于1959年10月写给李中华的。

 

我是非常挂念你,在你离家后,你祖父生了病,现在家的经济情况你知道的。你祖父生了病,这次钱用完了,又在谢义元借了二十元,都用光了。为父这次的困难,我已想不出办法来。儿可是知道的。这次儿在上面,要给我想个办法,借八十元寄回家来,给祖父治病。我看你祖父生病是非常。如有儿请到假回来看下祖父。儿走不到一定把钱寄回来。给你祖父医病。 


▲ 李中华的遗物里,还留着这封父亲的家书。摄影/车怡岑

 

写信时,正是李家最困难时期。当时,家里被纳入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由于上级压任务,公社强迫社员把救命粮送往管理区。这导致社员自己的粮食严重缺乏,饥荒开始。《巴中县志》记载,当地饿死百余人,还有大量人口得了水肿病。李中华姐夫谢义元的父亲也饿死在家。“白天在公共食堂吃饭,晚上才回来用盐水拌着吃野菜。眼泪都流干了。”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回忆。

 

父亲李崇山的另一封信写道,“祖父老了,病了一年……每天只准吃二两粮和蔬菜。”

 

据李中福描述,李中华是孝子。这些书信无疑强烈撞击着李中华的心灵。在农场时,有段时间,王贵望发现李中华“情绪低沉”。

 

1960年,李中华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还寄来30元。信中提到当地天很冷,要家里给他做件棉袄寄去。棉袄做好后,李中华来信说他要换地方了,等找好新工作定下来再寄过去。

 

之后家里几个月未收到李中华来信。

 

家里又给米兰农场直接写信。他们收到回信说“农场解散了”。事实上,若羌县档案局档案记载,在饥馑面前,米兰农场确实濒临解散,不过最终未倒闭。当地干部开会激烈讨论。一些干部建议将农场自流人员集体送走。不过最后会议结论认为减的人太多生产无法进行,不要动员返乡,农场仍要办。

 

不过,李中华消失了。

 

1962年,李中华家里找到当地公安特派员,让他们帮助联系。半年后,公安回答“这个人找不到了”。

 

寻找至此中断。

 

家人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当地一个女巫。李中福回忆,当年父亲李崇山找当地一个女巫算命。女巫说,李中华60年后要回来了。这仿佛是一个谶语。

 

家里对他的下落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他在外成家了。有人认为他死于疾病。

 

失去联系多年后,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梦到了他。他穿着长白衫,布鞋,走在老房子周围,一言不发,像生前一样沉默。“他带了一些娃儿拉过去拉过来。这样的梦做了三四次。”邓光明回忆。

 

李中华最后一次被组织提起是在1981年。那一年,区上通知李中华去领残废补助款。

 

随后家人渐渐不再提起他。

 

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遗忘。

 

直到2016年10月,捡石爱好者在戈壁滩发现了那个让人震骇的谜底。 


▲ 李中华弟弟李中福,回忆起哥哥李中华,李中福说以前家人邻居都说自己和哥哥长得很像,但哥哥比自己还要再俊一些。摄影/车怡岑 

 

最后的时光

 

李中华于1960年秋逃出米兰农场。

 

“米兰农场是一座天然的监狱。你往哪里走?”农场老职工王天义这样概括。

 

与众多逃亡者一样,李中华也要回答此问题。出逃是和死神作战。他面对的旷野,是亚欧大陆最荒芜和干燥的地区之一。所有的方向都是无人区。即使走到最近的阿尔金山山麓,也要穿越50公里无人区。

 

他面对的挑战众多,饥饿,干渴,寒冷,酷热,迷路,还有个体在陌生环境中的惶恐。罗布泊区域的迷人和恐怖,已在米兰流传了几个世纪:不时发现的干尸,致命的病毒,还有丛林中的猛兽。

 

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当年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我们可以忖度李中华面对这片无垠荒野时的孤独。书中写道,把米兰等几个重要城镇连起来,中间部分的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瑞典或英格兰、苏格兰的总和,“但此时在这片荒野上,我们是仅有的几个人。”

 

农场没有地图。李中华依靠在部队学到的地理知识寻找出路。临走时,他可能从农场的洛阳人那里拿了一张洛阳日报,用作路上生火之用。

 

一起逃亡的可能还有老乡“邓光学”。遗物中有封写给“邓光学”的信,还多了一幅防风镜。不过,“邓光学”身份如何,下落如何,目前仍是谜。

 

他们离开米兰农场,可能经过罗布泊南岸和阿尔金山北麓之间的地带,沿着一条古老的沙子便路,一直向东南走,直到翻过阿尔金山,到达青海地界。

 

那时,罗布泊还是数千平方公里的大湖。维族人坐着一种叫卡盆的独木舟在湖上捕鱼。岸边的丛林中有老虎在游荡。沿南岸行进,他们有可能获得淡水和其他补给。1月8日下午,我们驱车驶往罗布泊踏勘。晚8点,车到了罗布泊干涸的湖底。白茫茫的盐壳附着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个坚硬如石的土包。干燥而盐碱化的地面寸草不生。

 

他们放弃了经若羌县拦车离开的路径。“路上拦车不会拉你,如果说他能感觉你是附近的逃犯,或者有政治问题。”青海茫崖石棉矿负责人黄青分析。当时,各地民兵在各重要路口设劝阻站或收容遣送站,抓捕逃出去的人,并把他们送到村里。新疆相关部门还在铁路沿线收容审查自流人员。1960年,有38万四川人被抓,并遣返原籍。

 

当时,米兰农场普遍流传,青海花土沟的阿拉尔农场是富庶之地。事实上,1957年成立的阿拉尔农场,数年后就倒闭了。

 

李中华能去的最近的单位,一个是阿拉尔农场,另一个是茫崖石棉矿。1月12日下午,我们到了阿拉尔农场遗址。尕斯库勒湖西边,铁木里克河畔空地上,农场老房子仍坐落在那里,空无一人。一只饥饿的野猫在觅食。周围的芦苇丛中,一群黄羊在穿梭。

 

李中华未能到达阿拉尔农场。他也没有到达茫崖石棉矿。在茫崖石棉矿的死亡失踪名单中,未见李中华的名字。

 

他的梦想留在了戈壁。 


▲ 从甘肃敦煌到青海茫崖的路上,要经过将近500公里的无人区,当年还没有修国道,李中华需要徒步走过更加曲折的道路。摄影/徐阳

 

1月11日午夜,我们来到青海花土沟镇大浪滩附近的山顶。海拔3500米的山间平地上,气温下降到零下30度。月光从阿尔金山的余脉跃出,扑向残雪掩盖着的死寂。没有狼,没有鸟,甚至没有干枯的蒿草。这意味着夜行人难以生起一堆救命的篝火。

 

青海省茫崖行委公安局鉴定认为,李中华的死亡原因“系饥饿与寒冷共同作用致死”。 另据李中华女婿杨庭吉的描述,在现场,李中华的遗体“爬着,脸部朝下,前额插在沙土里,后脑勺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洞,边缘不齐整。”

 

倒地七年后的冬天,下了八昼夜后,一米厚的雪覆盖在他身上。雪化后,大地重新干燥。此后半个多世纪,偶尔有捡石爱好者的脚步声在他沉睡的身躯旁响起。大多数时间,周围寂静得可怕,一如他生前足履之地。

 

李中华是否遭遇了其他袭击?资料显示,当时,当地有西藏叛乱者,还有一支国民党残余部队。在倒地之前,李中华可能经历了一场十级大风,刮了长达26小时。

 

“因为他是从内地来的人,他时间不长,他对当地环境不了解,所以在路上带的水少,粮食少,所以他在路上就不行了。”米兰农场老员工王贵望分析。

 

一生大部分时间,王贵望住在米兰。这是养育他的地方,也是他的心结。

 

“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也会想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王贵望说,“子女有时会说,你这个老人以前也不选择一个好地方,把我们都留到这儿。我在米兰,我儿子在米兰,我孙子现在也在米兰。老家没有在机关上认识的人,不容易调回去的。”

 

生活的辙迹已不可更改。往日的苦难随同米兰农场那棵三人合抱的沙枣树一样,最后消失在时光的尘埃中。

 

不久前,王贵望偶然听到米兰农场的老员工聚在一起讨论青海遗骨的新闻。

 

“这个李中华我知道,他当年在生产二队干过活。”他在一边插话说。

 

他保留着关于这位年轻人最后的回忆。

 

李中华是在1960年秋天逃出米兰农场的。他原本想找到那根连接彼岸的链条,带他的家庭逾越贫寒、古老的布坊和口粮告罄的公共食堂。家人没料到他将倒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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