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拼爹到拼娃,中华民族到了多危急的时刻?

娄文 欧拉数学荟 2016-09-17
荟思

在中国的家长群体中,除去几乎没有教育意识的一部分,剩下的就是一大批斗志昂扬的“拼娃族”。还有多少家长能够做到默默守护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卷入喧嚣的人群?


偶读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海淀拼娃的故事,让我又想起了这篇曾经被热议的奇文。文章的作者据说是一位北京家长,文章讲述的是他的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他的描述,孩子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放学后还要去上各种课外班一直到八点。回家后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

看完这样的描述,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位魔鬼家长?可是人家说不,孩子不仅不觉得苦,还乐在其中,并且主动要求上各种课。看看他怎么说的:

一般控制他晚上十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比这个睡得晚,孩子才七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了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他老爸不会的内容。

也有不少人支持这位家长,说孩子虽然学习负担重,但人家可不是搞题海战术的应试模式,不妨看看他学了些什么?

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讲的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发生的事情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

英语则是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讲英语故事。

数学则是国内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学会了就会有乐趣。

故事就讲到这里。对于这位家长,这位孩子,我们该怎么看呢?有人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认为作者其实是段子手。这个怀疑纯粹是猜测,也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根据。而且在我看来,即使存在这样的“牛娃”,也不算什么天方夜谭。关键问题在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方式是否恰当?对广大家长是否有借鉴作用?

人是活的生命体,他的成长过程有其自然需求。不排除有少数天赋异禀者,但我们可以认为绝大多数孩子的成长是有共性的,其中包括他们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习能力。如果说文中的这个孩子的确是少数的例外,那么即使他以这样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成功道路,对大多数孩子也是没有借鉴意义的。反倒是有不少孩子在默默地承受家长的重压后,要么变得性格乖戾反叛,要么厌学,严重者甚至自残和自杀。

正因为出现了太多这样的反面案例,使得另一个教育口号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不少家长的认同,这就是“快乐教育”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强调成长过程的快乐,应该说是符合人的成长规律的。然而很多人在具体执行时“用力过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要孩子一皱眉头,他们就发慌;只要是孩子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就不敢提要求。于是又诞生了一批“快乐教育”的反例,以至于有人喊出了“宁可放弃快乐的少年,也不要卑微的成年”的极端论调。这种简单地把两个事物对立起来的观点,本身就包含了粗暴片面的嫌疑,却获得了一片叫好声,可见大众对快乐教育的误解和反感之深。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与快乐教育关系紧密的一个观点——放养。它提倡给孩子宽松的成长环境,与上面的“海淀牛娃”的成长模式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放养模式的实践有不少成功案例,但失败案例似乎更多。原因何在?是放养的观念有问题吗?

放养的说法,可以联系到养鸡,跟“圈养”是对立的。我大胆猜测,很多人对放养的成长模式的认可,很可能是因为用放养方式养出来的鸡更好吃。放养和圈养的区别是什么?圈养是以方便管理的方式来喂养,有利于降低成本和促使鸡尽快长肉;而放养则尽可能顺应鸡的自然生长需求,虽然长得慢,但更接近大家想吃的“鸡”。

从把鸡养大的角度来看,圈养似乎更有效率,但放养可以养出“更好”的鸡。类比到孩子的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放养可以让孩子成长得更好。然而很多人只关注到放养的表现形式——给鸡更大的活动空间,减少统一的指令,却忽略了这些操作方式的根本目标:让鸡进食。这样的疏忽,导致他们再次犯了“形似神不似”的错误。

要让鸡长大,直接的驱动力来自进食。放养的关键不是给鸡更大的活动空间,而是让它们有更好的进食环境。放养放养,本来是放开来养,很多人却是放而不养,对孩子的学习没有清晰的规划,让孩子的黄金学习时期被自由散漫白白浪费掉了

再回来说说“海淀牛娃”的课程。从描述来看,这些课程跟通常的应试模式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别,单纯从学习的具体过程来看,应该说比死板的填鸭方式好很多。对具体的课程内容,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在此暂时不展开讨论。不过按照作者所说的如此密集的课程安排,想来应该是一年学了别人两年甚至三年的内容。

我们学习的很多知识,并非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独立的内容,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虽然人与人之间的成长存在快慢的差异,但每个人始终有其自然的成长曲线。适当的技术手段可以促使孩子冲击他的能力极限,但如果不经过科学的检测而一味上量,就容易造成“催熟”的结果,或者俗称的“揠苗助长”。正如竞技体育的训练,简单粗暴地拼命练习,运动员的身体过度疲劳,就往往容易受伤,甚至落下不可复原的损伤

如果像海淀牛娃那样,孩子自己愿意学呢?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孩子本身有较高的天分,吸收知识的能力很强。那么给他提供异于大多数孩子的学习环境,就是在顺应他的成长曲线。第二,是孩子自身的性格,使他具有更强的斗志。这种斗志有可能是自身激发,也可能是环境压力造成。如果是这种情况,虽然孩子有主动学习的愿望,但经过一定时间的超量学习,已经明显超出了他的自身能力的承受范围后,就会开始出现各种后遗症

一方面,孩子的学习成熟度还达不到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和吸收;另一方面,他的学习意愿促使他尽最大努力去掌握这些知识。这时他只能通过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方式去学。这样的学习首先是并不能真正掌握所学,而只是“学过了”,并没有达到有效吸收的程度,过上一段时间基本上就跟没学过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无效学习。其次,如果持续进行这种生吞活剥式的学习,学习的疲劳感会很快积累。如果单纯依靠主观的学习动力去支撑,用不了多久就会崩溃。

随着大众对教育越来越重视,这样的案例也不断出现。孩子表现出的主动学习意愿具有比较大的迷惑性,家长或者老师如果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单纯依靠表面的观察,往往会错过纠正的机会,等到问题已经发展到能够直接观察出来的程度,伤害往往已经形成了。对于这种现象的反思,引发了相应的一些呼吁。例如,对于“赢在起跑线上”的批判,提倡“人生是慢的艺术,要静待花开”,还有“教育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了”,等等。她们都在强调不要把孩子的成长看作单纯的知识堆积,要给孩子多一点人文关怀,让他们首先成为“人”而不是工具。

说到学习潜力,不得不提一下“公文教育”。公文在全世界都有一些影响力,其信众的群体也不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公文的思路迎合了具有“望子成龙”思想的家长的需求。这些家长特别渴望孩子以后能够光耀门庭,所以总希望孩子能挖尽学习潜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此,公文在东亚家长群体中特别容易获得认可(事实上公文的创始人也是日本人)。其次,公文的体系,似乎跟“因材施教”的理念很契合:孩子的能力强,学习进度就快;能力没那么强,进度就慢一些。同样的内容给不同的孩子学,进度各不相同,完全根据孩子的接受能力来调整进度。最后,是公文的体系设计和执行,达到了比较好的体验效果,因而进一步提高了客户的接受度。日本人做事非常注重细节,在各个操作环节都尽可能做到极致。如同他们的其他很多产品一样,公文也一如既往地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么该如何评价公文呢?不妨就以上三点逐一分析一下。如果把公文教育看作一件产品,那么第三点只是细枝末节。尽管它对用户体验度的贡献不可小觑,但如果要从学术的角度来评价产品,这个因素可以暂时忽略。

至于第二点,并不是说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教导,就可以称为因材施教。我们所因的“材”是一个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不是用一套题目和一个打分标准就能简单评价的。公文把人的成长过程简化成为一条流水线的生产过程,所有人都在这条流水线上走一遍,只不过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这最多只能称为“动态控制”,跟因材施教是两回事。

事实上,上述第一点才是公文受到追捧的关键因素,只不过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尽管公文自称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但在不同国家,它的信众基本上都是东亚家长。这种明显的偏向性说明家长的理念与对公文的接受度关系紧密。不少家长津津乐道于孩子在小学还没毕业的年纪就达到了高中毕业的程度,其中的功利色彩是赤裸裸的。

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来说,内心期望孩子的潜力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如果再加上对教育缺乏基本的认知,就非常容易形成急功冒进的心态。孩子今天考了80分,就希望努力一下拿85分。拿到85分,又希望再努力一下拿90分。对这些家长而言,“材”就是以分数来体现的,所以公文模式就被理解为因材施教。

公文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机械地看待人的成长,忽略了人对知识的体验和吸收。虽然它与学校的一刀切模式有明显不同,但两者都属于应试的模式。东亚家长对公文的追捧,看重的正是它可以提高应试的效率。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也有很多,例如当前很多机构的各种课程,公文并非唯一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用户体验反倒是公文的竞争力来源。

中国的教育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无论是海淀模式、公文教育,还是快乐教育、放养、慢养,这些看起来差异很大的做法,在中国家长这里都只有一个目标——让孩子更出色。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反对让孩子有出色的表现,而是说它不应当占有过大的比例。

正如很多人常挂在嘴边的理由,中国的生存环境恶劣,资源争夺激烈,这确实是导致当前中国教育状态的重要客观因素。然而教育不是为了把人塑造成强力的机器。在这个越来越把人工具化的时代,我们可以作出适当的调整来适应社会,但绝不能本末倒置,让孩子成为纯粹的工具。

曾经,有人因为对教育的无力感而喊出“拼爹”的口号;如今,人们更多地挂在嘴边的说法是“拼娃”。这样的转变,反映的是普通民众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下的挣扎。然而,这两个词中共同的那个“拼”字,暴露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这里的“拼”,不是简单地指个人的拼搏,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搏杀”。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社会的形态如果更多地体现为内部的资源争夺,就很难形成合力。当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内斗时,作为国家的整体力量很难强大。曾几何时,在中国人被讥讽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很多有识之士就指出我们并非个体的力量不够强,而是一盘散沙,无法凝聚。而今教育的功利化,制造出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看重个人利益的得失,而少存使国家强盛之志。这样的“精英”越多,对国家力量的涣散作用就越大。

追忆当年,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中,曾经涌现出一批毫不利己,为国家强盛而无私奉献的栋梁之才。他们并不是从石头缝里崩出来,而是滋生于肥沃的教育土壤中。也许,在期盼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时,更务实的行动是准备好培育人才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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