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辱母杀人案”的发生逻辑与法治思考|中法评

朱政 中国法律评论 2017-03-29



朱政

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


目次

一、事出有因:高利贷与黑社会

二、警察执法:踩线与越界

三、司法裁判:严格司法与后果主义

四、理想法治:维护社会生态



 

近几日,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迅速席卷各大媒体,占据舆论的焦点位置。众多网民各种情景带入——“如果我是于欢……”,激烈地制造多个宣泄出口,骂法院、骂警察、骂黑社会等。各路学者也纷纷就此案发表看法,议论的核心是一审量刑过重、裁判文书的疏漏、个案的伦理困境、法治内在紧张、警察渎职、媒体监督等。我也想蹭一下热点,谈一谈该案背后的发生逻辑和关于法治的思考。

   

 

事出有因:

高利贷与黑社会


按照事情发展过程,“辱母杀人案”的源头在苏银霞向吴某以10%的月息借款135万。苏为此连本带利偿还了180万及一套70万的房子,还有17万利息尚未还清。这样高的利息,引发了第一波民愤。按照《关于审理民间贷款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设定的标准,借款的利息远高于年息24%和36%两个档次,属于高利贷无疑。

 

《规定》指出超过36%的利息应认定为无效。司法实践中,既有将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入罪的先例,也有更多不入罪的处理。综合来说,高利贷属于民事违法(还可能是行政违法,违法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但高利贷在罪与非罪上存在争论。

 

相关立法可以看做对民间借贷各方的第一次利益分配:允许存在民间借贷,但不能高到高利贷的程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立法上的方案不太成功,因为民间借贷超过年息36%的情形大量存在,纠纷不断。换句话所,立法为市场订立的规定,在实践上很脆弱;市场要求从新进行利益分割。

 

当下中国,因为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和监管成本都太高,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向前者放贷,从而民间贷款兴盛。民间贷款因为承担了更高的贷款风险和监管责任,要求比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更高的回报(利息)是非常合理的。这个回报率是由民间资本市场调节的,当它超过年息36%的硬杠杠,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就不能指望公权力,而只能诉诸“私力救济”。这时候,黑社会便出场了。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民间借贷(哪怕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很难完全依靠法院,因为诉讼成本太高——时间、法院的执行率、债务人赖账等(有消息披露苏银霞本身就是“老赖”,其女涉嫌吸收公共存款被拘押,其夫潜逃),似乎只有黑社会才能做到将民间贷款的风险和监管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利息与对黑社会的依赖,成正相关关系。

 

反过来,黑社会又要从贷款利息中分一杯羹,甚至是大头。民间资本与黑社会联手(更多的情形是黑社会自己放贷),民间借贷很容易形成贷方市场。综合上述多重因素,要为民间借贷资本计算出一个准确的、合理的回报率根本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年息24%和36%的官方规定不可能成功。对小微企业放高利贷,合法与违法、入罪与出罪,真的只剩下法律价值上的评价意义。

 

更重要的是,民间借贷背后关系到大量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关系到地方经济、纳税、吸纳就业等等,也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政府政绩。在我看来,这是立法困境的终极原因,在法律框架内争论不出结果。


甚至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结论:在立法上要求法治——法律规范清晰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促成了黑社会生存与发展。后者从旁协助解决合法利率硬杠杠之外的运作,并且再故意“露出一个破绽”,给法治政府以打击自身的机会。

 

黑社会的问题不是我想谈的重点。我想谈的是立法上的嫌隙,紧接着要求执法第二次塑造利益格局。这可难死警察了!

 

 

警察执法:

踩线与越界


在警察出场之后,“辱母杀人案”陷入第二波民愤——警察是否存在渎职?

 

既然,高利贷是违法的,警察为什么不管?此案中的警察到达接待室后,为什么不过问这起债务纠纷是不是高利贷?(只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原因很简单,不管警方是否自觉,高利贷本身的违法性不是警察该管和能管的。

 

如果立法还可以任性的不顾“实际”,执法本身在“实际”之中。一方面,公安部多次下文,要求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和违法抓人。而且,民间借贷太多,高利贷也太多,警察管不过来。如果考虑到基层警力不足,就更容易理解了。


另一方面,地方上的警察当然知道本地有多少“有名头”的放贷公司、黑社会,那么为什么不严厉打击?甚至,私下一来二去,还会形成“警匪一家”的“和谐”情景(有消息披露,当地警察与杜志浩一伙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说到底,一是,因为放贷公司、黑社会的存在有利于微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和生存。二是,警察也有自己的利益立场。因而,只要黑社会不过分,就不必彻底打击;当然,当有需要进行打击时,一个专项行动就能基本能解决问题。三是,有经验的放贷公司或者讨债人,有一套策略,他们经常会踩线,但很少越界,一般不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毕竟是“求财”。徐昕教授的著作《论私力救济》讲得很清楚。

 

总之,执法不是立法的“自动传送带”,相反执法往往会与立法保持适当距离,根据当时当地的执法环境,进行第二次利益格局的塑造,并在其中分一杯羹。这样,警方一般不会介入高利贷性质上的纷争(这是法院的事),而是希望将黑社会的动作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踩线,但不允许越界。警方这个分寸,不好拿捏。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黑社会讨债总踩线,难免有越界的时候;而且,债务人被逼到墙角,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辱母杀人案”恰好落在了这个小概率的范围内:黑社会(多少)踏过了界、警方(可能)出警有瑕疵、于欢确实被逼急了。

 

其一,讨债人进行人身拘禁,杜志浩露出下体,羞辱苏银霞(这里牵涉到“性”层面上的侮辱,这是一个应该单独讨论的问题),而且还是当着其子于欢的面。

 

其二,警方进入接待室,停留片刻,口头警告后就离开了(停留时间和离开的目的,还有争论),吃瓜群众普遍认为警方执法有瑕疵。正所谓“话好说,事难办”。警察出警后,要根据现场的情形迅速做出判断——讨债当场会不会“出事”,究竟管不管、怎么管?管了“初一”,是不是还要管“十五”?警察也是人,也没长前后眼,做出误判并不奇怪。

 

其三,于欢终于心理奔溃,起而反击,杜志浩中刀、身亡,其他几人受伤。悲剧酿成!

 

回到警察执法的问题。根据我基层研究的经验,一线警察遇到这类纠纷,一般都是“底线执法”,只要“不出事”就行,实质纠纷还是交给当事人自己解决。这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作为”,而是对立法格局的主动调整,是执法过程对各方利益格局的再塑造。有学者称之为“执法吸纳政治”,因为执法本身内含政治性的利益分配和决断。这个过程中,警方可能自己也插一脚,成为利益各方中的一方。

 

聊城当地警方有没有故意放纵黑社会团体,从中谋利,这是值得深究和严肃对待的,但这与一线警察出警中是否渎职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遗憾的是,一旦一线警察执法过程中出现意外,“出了事”,向前清算,这些道理就说不清了。警察的锅,是背定了。但话说回来,警方,什么锅该背,什么锅不该背,还是说清楚才好。

 

 

司法裁判:

严格司法与后果主义


进入法庭,一审裁判,于欢故意伤害罪,处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护母好儿郎”反抗黑社会,怎么就成了罪犯,而且还量刑如此重。第三波民愤赶到,彻底炸锅!对此,刑法学者大多进入专业分析,分别涉及定罪、正当防卫、防卫过当、量刑等方面;其他学者则着重探讨情理法、历史上的案例等等。总之,批评的声音是压倒性的,基本是法官接过警察的锅。

 

裁判文书讨论得够多了,这里不再谈细节。我想谈的是法官怎么思考问题:严格司法或者后果主义?在法律方法上,原本就有顺推法与逆推法的争论,先有结果再考虑裁判理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何况,该案的几个争点有足够的操作空间。简单点说,严格司法和后果主义的裁判思路,在技术上都不存在难度。问题是,一审法官为什么这么判?他可能是怎么考虑的?二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理论上说,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涉案各方利益格局的最后一次矫正。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出现赫拉克勒斯似的神性法官,考虑到法规范的方方面面,做出整全性的诠释,或者对立法、执法中塑造的利益格局进行综合考虑,给出恰如其分的权衡。

 

但是,作为一审法官,一个中院的法官,要虑及这么多因素,勉为其难;而且,稍有不慎,还可能引火上身。因此,对他来说,最安全的做法还是严格司法。尽管裁判结果可能招致千般批评,但只要初审法官守住形式法治的底线,就不会有大错,至多是业务水平高低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像许霆案。这样,初审法官多半能够成功地将锅丢给上级法院。

 

难题到了高院,或者带着高层意见发回重审。这时候,舆论纷然,“让子弹再飞一会”,案件已成“公案”。上级法院就更有能力把握公共政策的方向、综合各方意见,通盘考虑,凝聚共识,尽力给出一个“好”的裁判。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当已经创造出充分的条件,司法应该协同立法与执法,共同塑造民间借贷各方的利益格局,权衡利弊,缓解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辱母杀人案”可能是重要的,它可能具有指示作用,能够影响民间借贷(高利贷)各方的行动策略,或鼓励黑社会一方施暴,或鼓励借贷方做激烈反抗;它也可能具有反作用,反向推动相关立法,例如高利贷入罪问题。进而,影响到小微企业的生存、民间融资和更宏观的经济版图。

 

但无论如何,围观群众的愤怒不应过多考虑进来,他们很快就会被更新的社会新闻所吸引,可能是某个明星的绯闻,也可能是中国男足的一场胜利。

 

 

理想法治:

维护社会生态


 “辱母杀人案”还在酝酿和发展中,现在最高检已经介入,警方受到处分的可能性很大,司法上对于欢改判和减刑的“共识”差不多已经形成。这一切,都是“因法治之名”,令人欢欣鼓舞。

 

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应当看到法制系统的运作极为复杂,绝不是高唱“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就能收获好的结果。对于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引发的暴力,恐怕不会因为“辱母杀人案”的解决而减少。立法上(尤其是高利贷入罪)的两难会长期存在;真实的一线执法依然会对立法进行变通、修正,也免不了极少数“败类”从中谋取私利;司法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还将选择最稳妥的裁判方案。

 

或许是太悲观了,但我确实认为“形式法治”方案无力回应民间借贷和高利贷的问题。因为什么呢?我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系统制造的难题,立法无法塑造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而只能寄希望于执法做二次塑造,“执法吸纳政治”;这样,个案的不确定性被放大,意外必然时不时浮现;然后,司法救场。类似的情形在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反复出现,例如城管街头执法、城郊征地拆迁、黑车执法等等。

 

总而言之,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法治建设,必然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我的意思是,社会的剧烈变迁及其不断制造的难题,会直接或间接地在法律实践中呈现出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是“法治问题”——公权力的滥用(包括不作为),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有把握地说,“辱母杀人案”一类的民间借贷,要求警察严厉打击放贷者、黑社会,司法极力保护贷款的小微企业,可能会造成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纵观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法治状况多不如人意,其背后的原因远比想象的复杂,绝非一句“公权力滥用”能够概括。

 

当然,不是说当下中国要抛弃法治,或者否定法治的意义。


在我看来,社会转型期的理想法治,应当立足于维护社会生态,平衡各方利益,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


在“辱母杀人案”的个案语境中,应当思考法制系统如何妥善处理小微企业、正规金融机构、放贷公司和讨债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意识到,法制系统(主要是警察执法、法院司法)本身也是这一套生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身在其中的。

 

执法和司法的动作,既具有很强的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能力,也会因为后者的变化受到反作用力。或者说,糟糕的执法策略和具有指示意义的司法裁判,可能会破坏社会生态的平衡,导致更严峻的执法环境和更多的个案纠纷。所以,维护社会生态的良性运转,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能是最重要的治理目标。

 

中国的事情,往往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前正确的做法,十年后可能就变成错误的了。在这种情势下,立法的局限性被放大,压力会集中在执法和司法领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的政法体制有其突出的优越性: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协调政法部门,追求稳定和平衡,塑造各方能够接受的利益格局,哪怕只是暂时性的;当出现疑难案件,一线执法和基层司法守住底线,高级法院则致力于把握公共政策的方向、汇集各方意见和凝聚社会共识,并以个案裁判的方式影响和调整社会生态。

 

事实上,这些也并不容易做到,也带有“应然”层面的期许。在我看来,这种“应然”更切合中国的“实然”,更接近于现阶段的“理想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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