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段子了,这才是雄安新区未来机遇的专业解析!

清华经管EMBA 2017-04-05

雄安新区惊艳面世,万众瞩目。设立雄安新区绝非偶然,实际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引领下,针对河北相对于京津双城的发展落差等问题,密切互动,择机突破。人民日报对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公共管理项目学术主任郑振清分析雄安新区的国际参照与中国特色。

人民日报:西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的经验非常丰富,比如我们熟知的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这些经验对于我们规划雄安新区发展有何启示?


郑振清:从理论到实践,英、美、日等国成功的城市和区域发展都是政府有力引导与科学规划相结合的产物。在英国,经过百年建设,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伦敦都市圈形成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卫星城镇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从伦敦经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一直到曼切斯特,3650万人口分布在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间泰晤士河逶迤流过,产业分工清晰且高效,生态环境也基本摆脱了工业化时期的严重污染问题。这一区域协调发展案例中,值得京津雄三角规划借鉴的是伦敦城区与周边诸多卫星城和中小城市的关系。上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政府成立城乡规划部,制定大伦敦城市规划,英国议会也通过《新城法》,此后兴建了十几座卫星城镇,加上此前建立的被称为“田园城市”的莱奇沃斯(Letchworth)和韦林花园城(Welwyn Garden City)以及著名的科教古镇牛津、剑桥,伦敦的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走出了新的模式,成为区域发展的典范之一。在美国,从新英格兰地区到五大湖南岸再到加州旧金山湾区,形成了以大都市+多个次级城市中心为模式的区域经济高地,发达的均等化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串联起区域内外城市。在日本,东京、筑波、横滨、川崎、静冈、千叶、横须贺等城市联动、分工发展,形成著名的东京湾区。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英、美、日三个国家的城市与区域发展虽然与雄安新区不可比拟,但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区域规划布局要符合科学规划,区域内城市与产业发展要讲究分工协同,而且政府的引导能力是不能忽视的。结合我国国情和治理体制,政府扮演着更为吃重的动力角色,当然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人民日报: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对此,雄安新区的规划要注意些什么?


郑振清:雄安新区的规划和未来的崛起,将构成宏伟的“京津雄三角”,一方面治疗京津双城经济要素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病,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资源分布,另一方面将经济能量辐射到河北和整个华北地区,实至名归地发挥和珠江三角、长江三角类似的国家级区域经济中心地带的作用。这就要求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距离要适度拉开,方可合理规划布局。在常规火车的年代,伦敦的多数卫星城和主城区的距离在50公里半径内,外围中小城市则为80-100公里左右,卫星城从最早的“睡城”逐步发展成有独立产业和生活圈但又与主城区紧密联系的新城区。今年3月,我在伦敦和牛津两城之间往返,两地相距约80公里,搭乘火车通勤需要1个多小时。这样的距离和交通,使得牛津城既成为伦敦卫星城圈的外围科教中心,又有相对自主的城市发展和生活要素。不过,在中国高铁技术日新月异、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次级中心城区和卫星城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可以拉长到100-150公里,仍然可以保证半小时左右的生活圈。而且,在京津冀地区,距离北京城区100公里以上实乃兴建次级中心和卫星城的必然要求,否则太近的话势必重蹈以前北京周边的河北市县的经济要素为北京过度吸引的老路。京津雄三角地带的三边距离均在110-130公里范围内,完美地符合这个距离推理,雄安新区因此具备反磁力中心的能力。

 

除了距离区隔之外,资源承载能力也是城市建设和区域规划是否可行的关键问题。雄安新区地处华北平原和湖泊湿地,交通便利,有良好的经济开发条件,不过问题在于新区的远期规划如是大城市则白洋淀原本紧张的水资源恐怕不足利用。这是雄安的自然资源与深圳和上海相比差距最大的地方。因此,主政者必须未雨绸缪,前瞻性考虑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提出相应对策,否则短中期规划也许可行,而远期规划则会受到明显限制。



人民日报:区域经济发展最讲究“协同”,未来雄安新区如何与京津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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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清:错位发展和专业分工,是东京湾区产业和区域融合发展的特色。在日本政府“工业分散战略”的引导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二十年,横滨、千叶、川崎等次中心城市的产业集群高度发达且有合理分工,而中心城市东京则以高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主,东京—千叶的城乡一体化空间布局也使得千叶县的工农业能够分区发展,各具优势。同样的理念和经验值得京津雄三角的产业和区域融合发展做参考。目前来看,雄安新区可走与京津工业经济差异化的产业发展道路,亦即重点发展创新、智能和生态产业,例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无人技术、环保技术,以及航空航天、机器人等最前沿的产业。高科技、新创新、智能型、低能耗、低排放、水资源节约等将成为雄安产业集群的特色。另外,雄安的高端服务业也要形成和北京总部经济模式的差异化发展,配套的科技研发和孵化、转化服务也是产业链的必需环节。


人民日报:结合国情,政府如何承担好应有责任,扮演好雄安新区发展的动力角色?


郑振清:英美区域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主导下政府有限但不可或缺的干预,而日本则是政府强力引导下才有东京湾区的区域化产业分工布局,“工业分散战略”就是典型。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区域发展模式更接近日本。但与日本不同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推行政府主导模式,其实要应对更多的更有挑战性的任务,包括社会利益多元化及其诉求、信息传播无边界和即时性等方面。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发展规划和治理中具有绝对的主导力,但又必须严格遵循区域科学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区域发展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乃是党领导下政府驾驭市场、协调社会利益、引导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仅凭市场经济的驱动,即便城市规划理论再高深精妙,也不可能执行雄安新区这一大手笔规划。规划讲究科学,而科学理论应用于实践则是需要公权力的适时决策和有力推行。

 

另一方面,政府强力主导的发展动力与遵循科学发展规律,这两者不是没有矛盾的。绝对的权力一旦执行起来,很容易形成排他性问题,为了结果不讲程序和科学,造成欲速则不达和适得其反的例子过去屡见不鲜。因此,在雄安新区乃至京津雄三角地带的规划、发展与治理实践中,如何让人大、政协、监委等机构在立法和监督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让专家、智库和各界人士积极建言献策,也是今后落实这一宏伟规划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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