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民族音乐学中也有马克思主义

吴跃华 音乐周报 2017-04-08



文 | 吴跃华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读完陈铭道著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火风演唱的这首歌正好能表达我对陈著的感觉。该书写得真可谓是“生动活泼”,犹如一个真实的人就坐在你对面侃侃而谈。从其黝黑的脸上读出的都是“幽默”,且言语表达真实、大胆、泼辣,如英国夏普为了得到经费便邀请关键人物在出版的书上共同署名,并说“我是穷人也要养家糊口,没有经费介入保护民歌之类的农夫艺术不会有什么乐趣”。陈先生评论说:“不把这写进来,那些以主流学术自负的人永远不会想到民族音乐学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干的事”;又如:为了适应当地生活,“甚至艳遇”都是本专业学子人生考试,是否“适应”乡间的“标志”是“你已经能随地大小便了”;再如:“田野调查时为了拿到材料什么大话都敢说,其实自己最终就是为了写篇文章”。这风格读起来心里确实有点“热乎乎”的,因为有“人”味。

  

这是一本讲述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发展知识的书,其中不乏“深刻的道理”需要我们“细心去领会”。按说,讲述知识类的书一般都很枯燥,有些浅薄学者甚至已经习惯于搬运西方枯涩的理论充当“权威”并对国内“指手划脚”,令人好不厌烦。其实,民族音乐学的核心理念即如内特尔所说的“平等主义”,但热衷的“搬运者”却动不动以国外前沿如何来暗示自己的“先进”。对此,香港民族音乐学家曹本治很不客气地批评道:“一些研究手段被误读或夸大为界定学科的标志,一些在国际学界尚属边缘的或试探性的初期研究被当作国际的‘最新’研究领域和学科动向,杂乱无章地被追随和操作。”以至于他还说:“难怪我接触到的大部分研究生对学科还是有着‘虽不陌生却又模糊’的感觉,甚至在一片‘尖端、前卫、国际化、跨/交叉’的轰击下给‘越搞越糊涂’”。陈先生的书无疑能为一些学子还原一些学科真实,且他的写作本身也在体现民族音乐学核心理念,追求“人文关怀”。

  

该书介绍的基本理论内容也不乏新意,如该书说:“耐人寻味的是,赖斯依靠格尔兹的理论提出自己的研究模式,但他自己的研究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来解释保加利亚的情况,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陈先生评论到:“中国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毫不陌生,但对从小生活在西方的人类学博士赖斯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方式,不使用这种范式他们便理解不了自己的田野对象。赖斯此前曾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田野结论十分苦恼。后来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最精彩的部分……权力中心会对文化活动施加决定性影响,赖斯的述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可以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并未销声匿迹,它仍然是有用的范式。”尽管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话语权仍在西方人手里,但如今“令我们这些老马克思主义者欣喜的是,在西方后现代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被拾起来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国外民族音乐学的其他文章很少提及。一些热衷于介绍新动向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发现不了这个?对此,国内学者的研究倒是有一些,如伍国栋在其专著中运用“马论”阐述“网络观”和实地调查研究方法;杜亚雄有“为建立民族音乐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奋斗”专文。但有些学者仍总是以西方的正统性为名否认国内以往的研究。不是指责大汉族主义就是指责所运用的田野调查不科学。对此,冯光钰回应到:“我国古代没有‘民族音乐学’这个词,但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这门学科的传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为指导。” 

  

民族音乐学是不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呢?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2005年我在首师大读硕士期间,聆听了杨沫《音乐与性》的讲座,大致意思是讲我国某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有在晚间通过对歌的方式寻找配偶的文化习俗。如果对歌成功,当晚女方就会把男方带回家过夜。我当时向他提了一个问题:“田野时如有女孩相中您,要带回家过夜怎么办?”杨沫笑而未答。我估计也很难回答。如果答“会”,那说明确实“田野”了,由局外人真变成局内人了,但一个学者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学术研究,“过夜”行为肯定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人伦关怀要求。如果答“不会”,那说明其所实施的“田野”并不充分,没有真正体验到局内人的体验,所以其研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如此看来,这是个悖论。可见,一些提法绝对化就离谬误不远了,如果不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恐怕是解决不了的。其实,当前学界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调和已经介入了辩证法。遗憾的是,国内许多学者绝口不提“马论”。尤其在新中国这个“马论”指导的“田野”上,不像赖斯研究保加利亚音乐一样运用“马论”,所谓的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课题恐怕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的。陈先生在书中说:“民族音乐学的最大特点是人家的思想,自己的田野,说自己的话。”这话总结多好啊,我们热衷于引进西方民族音乐学是干什么的呢?不正是要在我们的“田野”上说出自己的话吗?这不正是“马论”要求的“立足我们的实践走自己的路”吗?我们切不可再继续充当曹本治批评的“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被动的‘传声筒’”。我们这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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