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吕读报 第4期 | 法治的美德,在于各方都应有“分寸感”

吕建刚 吕建刚老湿 201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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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美德,在于各方都应有“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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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起“敲诈勒索”案的改判,牵动人心。7年前,郭某因女儿摄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维权,最终却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认罪,服刑期间也未获减刑。广东省高院日前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郭某无罪。


许多人认可这一改判,不只是对一个父亲维护“结石宝宝”权益的朴素同情,更是因为这会给消费者主张权利带来一个更优化的法治环境。因维护消费权益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几乎所有同类案件又都有一个大体近似的核心情节:当事人以“威胁向媒体曝光”的方式向生产厂家索要高额乃至天价赔偿,结果反而面临敲诈勒索的指控。不仅受害者本人很难意识到变成犯罪嫌疑人的边界在哪里,旁观者也搞不清。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消费者维权过度,大多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了威胁,这往往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价格。更何况,对于超过当前社会一般公众普遍认知太多、显然不合理的赔偿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持。因此,对这样的民事维权行为,应该保持刑法的谦抑原则,不应轻易跨过刑、民的边界。正如广东省高院再审意见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认定郭利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意味着,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坚持违法必究与防止矫枉过正并举,才能让司法判决掷地有声、定分止争,才能在法理、情理、伦理的统一中守护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善治

让热点案件成为法治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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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司法引发的一些舆情,成因十分复杂。有的是裁判释法说理不够透彻清晰,让人产生误解;有的是案件审判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导致外界质疑;有的是触及道德伦理,引发道德评判。对此,司法机关必须反躬自省。在新媒体环境下,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更加积极主动听取社会公众意见,认真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以练达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以平和的姿态体现司法的温度,努力形成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正因此,必须借助重大、热点案件宣传法治观念,普及法律知识,上好法治公开课,让人民群众树立证据裁判、人权保障、程序公正等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法治规则,共同推进法治进程。必须始终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让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有更多信任感,对权利保障有更多获得感,对法治建设有更多参与感


刑事审判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刑事审判工作贯彻法治原则,坚持严格司法、依法裁判,是原则与底线。同时,还应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法律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分配,一个案件的审判,首先要最大限度追求法律正义;也要兼顾社会普遍正义,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深入了解和把握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等边际事实。在刑事审判领域,无论是制定司法政策,还是办理司法案件,统筹兼顾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才能探求和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


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不能走极端、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坚决防止一强调独立审判就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期望和关切,一强调倾听群众呼声就放弃独立审判的原则和要求。一方面,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司法原则,始终保持理性、客观、冷静的司法态度,对案件的处理做到实事求是,决不能做出违反事实和法律的裁判。另一方面,坚持司法的民主性,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通过畅通司法公开的渠道,认真倾听人民群众诉求,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审慎行使司法审判权,努力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司法机关的公正无偏。

眼里识得破,肚里忍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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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作猪笼草的植物,分泌蜜滴断断续续通向捕虫袋,借此诱捕各种小昆虫。小昆虫从吃第一滴蜜开始,便顺着蜜味一步步爬向蜜汁最多的捕虫袋,一旦落入便再无爬出可能。因为贪吃一口蜜而付出生命代价,正应了那句警言: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一些干部之所以擅越党纪国法的雷池、乱闯廉洁政治的禁区,不是因为不明白“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的治党警示,不懂得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哲理,而是因为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在慎初慎独上放松了自我要求。一些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围猎领导干部,拿捏的就是少数人“吃顿饭没关系”“收几张卡能如何”的侥幸麻痹心理,用的就是像“抹蜜的捕虫袋”这样的拉拢诱惑之策。许多违纪案例都表明,难以发现的是温水煮青蛙的陷阱,不好提防的是“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问题


人有犯糊涂的时候,也有抱侥幸心理的时候,落马官员的忏悔之语,同样引人深思。小事小节既是缺口,也是关口,领导干部应有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警示的自觉,组织同样不能因为信任就放松监督。当廉政风险刚刚冒头、干部有可能犯糊涂的时候,组织及时扯袖、提醒,乃至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往往就可以阻止更大错误的发生。小病常提醒,大病难冒头。刺中痛点、敲打短板,才能红脸出汗、祛病强身。由此而言,我们需要烧旺党内政治生活的熔炉,让党内监督、组织谈话成为工作常态,准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时浇灭那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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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一次性撤销了涉嫌造假的107篇文章,论文作者均来自中国。涉及的单位既不乏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而且也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重点高校。此次撤稿事件不仅让学术界深感震惊,也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


撤稿事件发生后,中国科协立即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开展座谈,展示出维护中国科技形象的诚意。撤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这都是出版集团难以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因为出版集团有责任就停止反思,涉事作者确实存在“虚假同行评审”等问题,这正是国内科技界应该反思的地方


学术造假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相比之下,国外对造假者的惩治力度非常大,起到了真正的震慑作用:科研人员的造假行为一旦被查实,就会受到严厉惩处,其学术生涯基本终止,不管其名望有多高、潜力有多大。日本“科技女神”小保方晴子的造假行为案发后,其实验室被关闭,本人被单位除名,可谓身败名裂;被尊为韩国“民族英雄”“克隆之父”的黄禹锡,因为学术造假锒铛入狱、终身不得在本国从事科研。反观国内,虽然相关部门多次宣示“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但通常是雷声比雨点大;对于那些涉嫌造假的“学术牛人”,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尽管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都设有“学术道德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但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没能达到震慑心怀侥幸者的效果。事实证明:对造假者“宽容”“理解”、罚不责众的后果,就是造假行为泛滥,最终难以收拾。


惩处不力,也表现在对造假帮凶——“第三方机构”的不闻不问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国内外机构打着“语言润色”“咨询服务”的幌子,为那些急于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代写、代投,甚至伪造同行评审,提供“一条龙服务”。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代写论文交易市场庞大、“产值”高达10亿元。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帮忙造假的“第三方机构”,有关部门并非不知情,但时至今日没有听说一家受到查处。


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论文造假。长期以来,论文成了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硬杠杠”“金标准”,不管是职称评定、年终考核还是申请课题、评选院士,都要“数论文”。就连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的医生也被套上了发论文的“紧箍咒”,评职称时“做一千台手术不如发一篇SCI论文”。不同于医疗资源充足、医生时间相对充裕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医患比例严重失衡,医生光看病就忙得身心俱疲,难有充分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撰写论文。这次撤稿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客观而言,扭曲的考评体系加上力不从心的现实,把一些医务工作者“逼上梁山”。


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论文造假的危害不仅在于损害了中国科技界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不仅在于导致低水平研究重复、垃圾论文成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消解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则,侵蚀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可以说,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纵容造假就是损害科学的未来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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