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和许多有志文学的青年一样,我在北京的工作一直是媒体。


听到过八百万种拖稿的理由,写过大量用心或走神的工作文章,被出刊周期折磨时总会想:如果可以不工作,全职写作那是什么感觉。我在2007年做过实验,但真正实现是2010年。


第一次到绍兴玩,住在沈园旁边的一家旅社,旧旧的房子,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藤椅,气场沉静,看到的第一眼就想:是个写作的好所在。因为这一念,2010年我搬到绍兴。


过了梅雨季节就是夏天。


南方的夏天,水泼在青石路上会冒烟,最大的享受是买两瓶冰镇啤酒,喝下去的一瞬间,感觉食道也在刺啦刺啦冒烟,继而是通体舒泰。那种感觉,不是热疯的人享受不到。


这是我辞去工作的第一年,再没有截稿期没有拖稿的作者没有编辑部滋滋啦啦的传真机的尖嘶,我有花不完的时间。上一次辞职是因为要写长篇,像孕妇休假保胎,而2010年我不知道要写什么。


《北京小兽》已经写完,一个长篇会像一次过度的丰收,削弱地力、掏干蓄水。我已经一两年写不出东西,在接下来的两年也将持续干旱。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傍晚,踩着着火的青石板路,去桥头小店买两瓶冰镇啤酒。


我三十多岁了,如果按照六十岁寿命,人生已经过半,应该是站在山巅,感受山顶清风吹拂之时,却感觉一直在灌木丛中披荆斩棘,茫无头绪地前行。


对于一个写作者,有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却“写不出来”,这是莫大的耻辱。它等于说,你根本没有才华,不适合干这行。“写不出来”,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如今在这个恐惧和我之间,不再有工作作为借口。


人是很虚弱的动物,有时候必须有一个意义作为生存支点,找不到,就痛苦。被终极恐惧碾压,我甚至打算起了退路:也许我该结婚?作为别人的女朋友或妻子,不是女人很容易进入的一个职业吗?


我试着写短篇小说,写出来的东西可怕之极。


第二年搬到蕺山下,“书圣故里”小巷里一栋二层小木楼。楼上朝北的房间是房东女儿的,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小小的书架。那时我已熟悉绍兴的名人故居,不论名气大小,他们的书房都是如此朴素、宁静。春夏之时,看书倦了,窗外是无尽的雨,打在黑色的瓦上溅起白色圆点。


这是异乡。


人们的口音难以辨认,跟着唱歌一样的叫卖声跑一路,到底不知道自行车后面竹篮里卖的是什么;这也像故乡,走在巷子里,对面自行车上摇晃而来的中年男子,分明长了一张鲁迅的脸,车后夹着一把葱或一捆菠菜。初中时无书可读,鲁迅的书被再三咀嚼,走在他写过的文学地图中,总像他仍栩栩如生地活着,走出门就能撞到。


冬天来了。


南方的冬天,血液冻成冰碴,相互撞击。关上小卧室的门,五六平方米的小屋犹如洞穴,洞穴一般安静,洞穴一般孤独。我在这小小的洞穴写出了《硬蛹》和《少女哪吒》,一片沉寂中下雪的声音变的清晰,雪转为冻雨,铮铮敲着屋瓦。我发现,我写的全是宝城。


宝城是虚构的一个地方,它的蓝本是我的故乡,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县城。


华德福教育创始人斯泰纳说,人在少年时因为尊敬和相信而接受过的教育,在他三十多岁之后,其他领域的成熟会带来这一部分记忆的苏醒,那时的感受,就是生活的力量。


我的少年,并未遇到可尊敬相信的权威,老师要么在办公室打麻将,对学生不管不顾;要么粗暴专制,那种粗暴在少年稚嫩的灵魂上留下永远的烙印。三十多岁时,回顾这些平庸与匮乏,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的童年?即使我写出了一个儿童眼中的社会主义的学校和家庭,对平庸匮乏的反抗也不过是匮乏平庸。


一点一滴,少年时另一些东西逐渐浮起:河堤、果园,春天时的梨花和苹果树,少年时的玩伴。我们曾经发誓永不分离,永不忘记。


永不忘记。在铮铮的冻雨声中,怀着写遗书的心情,我写下这些真假掺半的故事,为尚在荆棘中穿行的人生后半程寻找续航的力量。刚开始的写作是可怕的,像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动物。


写完《硬蛹》,我梦到自杀的那个同学,这么多年过去,她仍然被困在我们的中学,铁链缠身,身后是去往烈火地狱的洞口。她想告诉我什么?我写出了她的故事,她会感谢我还是痛恨我?


后来看到唐诺提到小说家的“幸福题材”:每个作者都有一次配额,可不问意义抛开世界回头写一次自己的幸福题材,一次贴近生命现场,距离我们的感受只有一步之遥的故事。我才知道,尽管有沉甸甸的痛苦,这些故事却都是我的“幸福题材”,今生或许只能书写一次,我的源头。

旱灾持续了四年,有一些短篇被写出来,被我判处死刑搁置。我模糊觉得,那不是技巧的问题,似乎有什么东西我还看不清楚。山巅的清风仍未吹上胸膛,我还在荆棘丛中。


现在是2015年,我住在北京,离绍兴或宝城都很遥远。


北京是一个无色无味的城市,不像绍兴,到了秋天,满城都是桂花和香樟树的气息。我住的四环外没有老居民,一切都是新的,崭新的破破烂烂。心神渐渐向内收敛,仿佛关闭了耳鼻口,生活简化到极致,我试过一星期不出门。


我拥有全部的自己,自己全部的时间。据说,“一个人生活处,智慧增长时”,但我也体会到独居生活的重力,虚无的重力。它像一个黑洞。我和虚无辩论,和手机依赖症搏斗。环顾身边,全职写作的朋友,有好几个得了抑郁症。


我感受到生活的恶意。但谁又承诺过生活就该是幸福的呢?佛教书籍谈到六道轮回中最幸福的“天人”,拥有神通、长寿、美貌,身不出汗衣不沾垢,披花环饮甘露到处游玩。天界的极大欢乐,使天人耗去众多福德,却无法像人类一样修行,福德耗尽即坠入恶趣。最幸福的天人反而不如人类。因为天人极少痛苦,便无法因他人之苦生起悲心。


宝城也好我这一世的人生也好,都是不那么完美的存在,正因为残酷和无常,我学会体察别人的隐痛,比如我的父母。重新回顾宝城,从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倒着一步步走回少年,来来回回,感受到人间的苦海与眷恋。


回头捡拾前几年的这几个短篇,烧火,炼字,趁着高温把文字补上去,它们因此有着不同时期的不同纹理,那是我珍视的岁月的痕迹。它们曾是黑暗的产物,反过来却又照亮我的生活。


我又想到自杀的那个女生,写作即看见,活人的凝视将她从受困的自杀地狱中解脱,那个梦是否也可如此解?这至少是对我的解脱。她留给世界的不再是一个神经质的自杀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练习轻功,触及生命之辽阔的诗意的青春。文学否定了平庸及匮乏、对人的物化,青春转瞬即逝,青春永恒不朽。

从2003年第一个短篇小说《我们的主题曲》算起,到如今已经十二年,勉强可以算度过写作的学徒期,成为一名独立手艺人。


如今,写作对我意味着更多,它督促我放下手机,六号线换十号线到图书馆日日静坐,养成上班一样的纪律与习惯。我学会不依赖灵感,依靠每日的惯性,写作的纪律去写,这很重要,稳定的工作状态带来习惯,习惯成为定力;它督促我放下电脑,放下小说,返身回到生活,去体会生活能给予的震荡不安与清明不惑。


道场不在电脑里,而在生活中。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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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话,都在“阅读原文”里,《少女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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