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不知身是客 | 天鹅救援队与寒夜里的人

小海 南都观察 2017-12-05

经号外之外(ID:wangjxclub)授权转载


全文50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11月25日下午1点,老马的手机终于接通了。


“谢谢你,我们已经离开北京了。”


鸟哥愣了一下,差点忘记说祝福的话。


4个小时前,鸟哥接到老马的求助电话。声音低沉,听起来有些疲惫。他说自己在北京通州马驹桥附近租住的公寓被关闭了,一家5口无家可归,已经在桥下睡了一晚,“70多岁的老母亲受不了,冻感冒了”。


老马一家睡过的桥洞 摄影:小海


通话时,鸟哥正坐在一辆拉满家当的商务车里,帮另一位求助者搬家。那天阳光刺眼,风很大,没有雾霾。车上的温度计显示,外面气温接近零摄氏度。


两天来,鸟哥已经接到几百通这样的电话。求助者分布在北京的各个方向,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在离开停水停电的公寓后,有人找不到搬家车辆,有人租不到房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是鸟哥在电话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他们大多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鸟哥的手机号码。


“在快节奏的北京,我们也许都习惯了自顾不暇行色匆匆,也习惯了小心翼翼坚强苦撑。但这不是全部······在你想尽一切办法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11月23日中午,北京大兴火灾事故发生后的第5天,鸟哥在城市另一头的公司里敲下这段表示愿意提供免费救援的文字,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天鹅救援队”的后台点下了“发送”键。


原本他只是想“开车到处转转,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助”,结果从第二天下午开始,他的手机铃声几乎就没有断过,来电的求助者和志愿者一样多。这个说话很慢、不擅表达的男人一一接听,有时一通电话结束,他会小声抱怨又漏接了不少。


老马也是在微信上看到的这个号码,鸟哥答复他救援很快就到。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得到志愿者提供的免费临时住所,运气好的话,新住所可能离自己干活的工地很近,这样就不会耽误上工。


可是,就像这几天众多无法预料的事情一样,意外还是发生了。



  


老马一家是24日晚上搬出公寓的。


公寓关闭后,几百户人四处找房。周边小区的租金趁势上涨,一套两居室三天内从3000元涨到3800元,半年付变成了年付。


老马在附近工地轧钢筋,活多时一个月有6000多元收入。他妻子在工地食堂做饭,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两口子有个智力障碍的儿子,从小就跟在父母身边。父母出去时,他会把地扫干净,做饭时,他会帮忙洗菜。


几年前,因为“冬天有暖气”,他把70多岁的母亲从老家接到北京,还接来了5岁的外孙女帮忙照看。


四代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每月租金2300元。这几年老马的工钱不好结算,总是工程竣工后也拿不到钱,但“省着点花”,5口人也能勉强度日。时间久了,老马倒觉得“生活还挺稳定”。


可现在,稳定的生活被打破了。从公寓搬出来后,老马拿不出“押一付六”的房租,住不起那些不会被关闭的正规小区。他想找旅馆,但周围的小旅馆都贴上了封条,剩下几家大点的宾馆也都挂上了“客房已满”的牌子。


18点,天已经黑透了,因为公寓断电,老马带着一家人下了楼。外面风很大,空地上停满了搬家的车辆,有人坐在摩托三轮上,蜷着身子,把脑袋缩进衣领。


在皮村的一个群租公寓内,电从19号起就被村里的保安切断了,晚上租客们只能点蜡烛照明 摄影:路透社熊勇


车灯射出来,他看到女人的脸被照得发白,她们扛着被子,一旁的男人在电话里询问周边的房子,手里的香烟闪着火光。

 

老马给房屋中介打了几个电话,但很快就挂断了。他想不出别的办法,站在公寓大门前,他确认自己无家可归了。


在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附近甚至没有地下通道可以过夜。他打着手电筒回到“家”里,扒出工地上用的防水布,然后再下楼,带着一家老小往外走。有邻居得知他们的情况,过来塞给他们两床被子,嘱咐不要冻着老人孩子。


老马一家拖着行李走到大街上时,18公里外的大兴区晋鑫公寓,鸟哥和两名志愿者正在帮一家人把冰箱往楼下搬。


这是第二个向鸟哥求助的家庭。他赶到时,屋子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柜子门都敞着,几张旧报纸胡乱散落在里面。一个女人裹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眼圈发黑,说话喘着气。


“通知说今晚必须搬走,我一夜没合眼,把家里的东西打包了一遍。”她告诉鸟哥,丈夫在外地出差,两天后才能回来,“你们要是不来,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她想过请搬家公司,但邻居请了一个,谈好的500元,过来后把价钱一直加到了1000元。


在外来务工人员搬离新建村后,原本热闹的巷子已经变得十分冷清 摄影:路透社熊勇


她不停抱怨黑心的房东,自己刚刚交了3个月的房租,现在怎么也要不回来。


“跑了。”


她拿出手机,翻出和房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没有发送出去,她被对方拉入了黑名单。


没发出去的那句话是:“我们快活不下去了。”


3个月房租一共是4500元,几天前她交这笔房租时,房东还在向她保证“住到2019年没问题”。


她对这个小家也很满意,“层高高,客厅朝南,卧室也敞亮。”


在这个由厂房改建的公寓里,她家刚好处在建筑的东把边,厂房留下的巨大窗户,成了客厅的“落地窗”。卧室南墙和东墙上,是原本连在一起的高窗,他们用报纸和海报遮住一半,留下一半,“采光很好”。


这一年来,她也听到过公寓可能要关闭的风声,“好像是消防问题”。但她指着天花板的烟雾报警器和喷淋设备说,听说年初房东为此花了“一百万元”。这让她相信,就像之前很多次关闭公寓的传闻一样,到最后生活总会一如往常。


“太突然了。”她把桌子上的塑料花拿下来放进袋里,“房东也赔了钱啊。”


窗边那个看不清原本颜色的破柜子她没搬走。柜子一面贴满了女儿的奖状,有学期“优等生”,也有书法大赛“最佳作品”。女儿去年已经回老家读高中,把在北京上学时得过的奖状留了下来。柜子另一面是密密麻麻的照片,很多已经褪色,记录着她在北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以及她怎样从年轻一点点变得衰老。


柜子与奖状 摄影:小海


她试过把这些奖状和照片揭下来,但是一使劲儿就烂了。她想把柜子带走,但新家放不下,最后只能把它和那个当初花2000元买的沙发一起,留在一片狼藉的房子里。

 

她在晋鑫公寓对面的“泰中花园”小区租了套新房,只剩下两居室了,月租3000元。


10年前刚到北京时,她就和丈夫住进了晋鑫公寓。丈夫在附近的服装厂上班,她在幼儿园当看护,每天早上出门,就会看到对面的小区,但他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在她的认知中,“里面都是当地人和有钱人。”


现在,她终于搬进了这个“高端”小区。

 

“房租押一付三,加上中介费,一共一万五。”女人伸出手盘算着这笔账,“最多坚持半年。”

 

她说,如果半年后情况还没改变,一家人就只能回老家了。



  


老马带着一家人走到了通惠河灌渠的一座桥下。沿着河堤,是砖头铺成的人行步道,看起来平坦整齐。对老马一家5口人来说,这是当晚不错的栖身处了。


他把防水布摊在地上,上面铺层褥子。妻子搂住外孙女,把被子卷在身上。邻居送的两床被子用在他母亲和他儿子身上。最后,这家人再拿出所有的厚衣服搭在上面。


那里没有路灯,也没有行人经过。气温逐渐下降,最后直到零下5摄氏度,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裹了一层厚被子的老马蜷紧身子,不敢动一下。


他记得那晚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枯草发出的“呲啦”声,和偶尔驶过的汽车,轮胎轧过桥面的声音。


他说自己整晚没睡着,屈辱和担心比寒冷更折磨他。“一家人跟着我受罪,老人7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


母亲还是冻感冒了。一大早,老马就跑出去,到药店给母亲买了感冒药。回来的路上,他买了两杯热豆浆,花了20元。一杯豆浆给老人吃药,另一杯给了外孙女。


“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现在已经12岁了,那天给他说要搬家他都哭了,把这些奖状撕下来带回老家给他留个纪念吧。”夫妻俩小心翼翼地把墙上孩子的奖状也撕下来带走了。 摄影:路透社熊勇


他在这天上午9点看到了“天鹅救援队”的援助信息。电话拨通后,他向鸟哥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希望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接到电话时,鸟哥正在东五环旁的东小井村帮一个求助者搬家,他让老马把自己的位置和需求用短信发过来,“马上去帮你”。


两个小时后,鸟哥来到马驹桥附近,回拨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老马收拾被褥时,不小心摔坏了手机。那时他不会知道,就在这短短的两小时内,自己错过了留在北京的最后机会。


他到工地,找工头预支了1000多元,刚够5个人回四川的硬座火车票。下午两点,他在火车上给鸟哥发了条信息,表达了感谢。30个小时后,他回到了大巴山深处的家。


收到短信时,鸟哥已经从东南六环赶到了西五环,那里正在清理一个城中村。


和其他正在关闭的公寓或者民房一样,这个村子也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穿着搬家公司工作服的人从货车上走下来,笑着说:“过年都没这么热闹。”


十几个人拿着押金单子在管理室门口排队等待退回押金,一旁几个房屋中介业者提着公文包站着,等着上门的生意。


满满的仓库总共搬了3天,根本没合眼,把工人都累坏了。 摄影:路透社熊勇


“晚5分钟别人就把定金付了。”一个中介提高音量,嘴角上扬。


就算是同一种职业,在这个冬天也会感受到不同的温度。


村子的一栋两层小楼里,一位房产中介小哥穿着合身的西服,领带笔直,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背着用床单裹好的被褥,胳膊下夹着一个塞满了洗漱用品的塑料盆,踢开楼道里散落一地的物品往前走。


居住的住所被关闭后,他不得不重新找房。虽然同事掌握的房源很多,但他租不起任何一间。


这个曾经的建筑系大学生,毕业时听说北京的房产中介很挣钱,决定来拼一把,结果遇上了房产市场降温。


“这几个月一单都没签下,之前攒的钱都花完了,现在工资刚够吃饭。”他苦笑了一声,语气平静。


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太多家当,他心疼自己刚买的椅子和床垫。虽然都是二手的,但每次在外面跑一整天,晚上躺在这张软床上时,他都会觉得幸福。


现在,这些物品因为太大,只能留在屋里。临走时,他在床上坐了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睡上这么舒服的床”。


他在上班的门店附近找了一家网吧,包了个单间安顿下来。一天30块钱。



  


“天鹅救援队”的名字从来没这么响亮过。


事实上,“天鹅救援队”原本的工作与这次临时救济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支去年刚刚成立的队伍,有100多名成员,大多是自行车爱好者。他们聚在一起,不定期在自行车赛或者马拉松等户外赛事中提供救援。


几天前,一名住在群租公寓的队员接到了搬家通知,因为他脊椎受伤,鸟哥就带着几名队员过去帮忙。


“到他的公寓,我看到人们带着老人孩子,提着行李不停地在走廊里来回。”鸟哥说他已经很久没看到过这样的场面,“真的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他是2000年高中毕业后,从江苏连云港的农村来的北京。


最开始,他做过一年的推销员,背着商品“扫楼”,“一天上百个拒绝”。冬天也要穿很薄的西装,皮鞋里面都是冰水。他去过工厂打工,给乐器喷漆,“很辛苦”。后来他在中关村电脑城当过学徒,也焊过灯箱广告牌,“一天只有10块钱收入”。


他白天工作,晚上看书,4年后拿到了法律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服装厂的绝大部分缝纫机低价卖给别人了,自己留了几台成色好的,打算沧州老家,再继续干。 摄影:路透社熊勇


再往后,他去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帮他们拓展客户。那时他开始自学财务,一个客户创业,刚好需要一个长期的财务,他就跟着干了。


现在,他已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软件行业,所以一直没被关停。”


在北京17年,他搬过6次家。开始住在村里,后来因为孩子上学,他就在城里找了房子。但房租不断上涨,他从三环边的和平西桥一步步搬到了五环外的西三旗。


“最后我忍受不了这种搬家的痛苦,在昌平安置了一套房子。”鸟哥语速加快,“我觉得我曾经和他们一样,如果我现在在北京没有住房,这次也会无家可归。”


新建村被拆除的建筑遗址。 摄影:路透社熊勇


这次救援行动,鸟哥认识了不少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人。


一个小姑娘刚下班就从海淀开车赶到大兴,帮忙把求助者的行李塞到后备箱里。她说自己曾住过群租房,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房子隔出了七八间,“全是高低床”。


更多的人打电话过来,有些愿意提供车辆,有宝马和奔驰,也有金杯和五菱之光。有人愿意提供住房,有人要包一家酒店,免费提供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居住,也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的床。


有些人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双手,可以帮忙搬家。


还有人打来电话,只是说些鼓励的话,“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样的。”


这些电话来自北京,也来自上海、广东,或者内蒙古,遍布全国。


三天内,鸟哥接到了上千个陌生电话,通话记录是满屏的数字。一直往下翻,“通州马驹桥”会突然冒出来,那是老马的电话,鸟哥特意记下,“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新建村内,租客搬家后留下的物品。 摄影:路透社熊勇


他们最后一次通话时,老马正在火车上。53岁的老马真的离开了这座巨型城市。


老马在2001年从老家四川来到北京,那时老家在搞“劳务输出”,他当过乡镇干部,就带头出来打工。16年间,他辗转在北京的各个工地,已经记不清自己盖过多少栋楼。


同为乡镇干部的堂哥,比他早到北京几年,自学法律考上了律师,最后在北京安了家。


老马也买来不少法律专业的书,但考了几次都失败了。他说自己明年还会再来北京,“参加司法考试”。


他不知道,今年9月最后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结束后,这个名词已经成为历史。按照新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规定,他没有资格报名。


王烁:关于共享助人的思考

孙立平:悲剧不是清理人口的理由

大兴火灾幸存者:生死考验后的去留抉择

孙立平:城市不能一味追求高端化

城市化需要城中村


托克维尔告诉你,我们为什么需要NGO

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问题吗?

政府主导下,公益组织有什么用?

我也不喜欢理性的泼冷水的人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