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已是百年身——纪念1916年去世的三位大人物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2018-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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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8日午后,绵绵秋雨洗刷着长沙城,我和几位同道在岳麓书院文庙的大成殿前聊着“致敬国学”的话题。活动完毕,天已晚,我把目光投向书院后面葱郁的岳麓山,遗憾此行不能去拜谒黄克强、蔡松坡两位湖湘先贤的坟墓了。


整整一百年前的10月31日,积劳成疾的黄克强在上海溘然长逝,年仅42岁。闻及好友的死讯,沉疴在身、正在日本治疗的蔡松坡将军,写下了一副悲痛难抑的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  岳麓山上黄兴墓


未及一旬,11月8日蔡松坡逝于日本,随他的克强兄而去,终年33岁,比黄兴更为短寿。他的老师梁启超如此挽悼自己的得意门生:


国民赖公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 岳麓山上的松坡墓


两位湖湘伟男先后而去,对历史进程之影响,无法估量。天不假寿,英雄无命,是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志士仁人的共同命运,他们像彗星一样,闪亮地飘过天际,照亮人间,然后迅速地坠落了。


而在这一年的6月6日,黄、蔡两人的共同敌人、也曾是他们的盟友与上司袁项城,因帝制一梦成烟云,羞愧交加中在北京病亡,寿年也未及花甲。


黄克强、蔡松坡二公来到世界上,耗尽其短暂的生命,似乎只是为了推翻清廷、初造民国,然后再起兵反袁,再造民国。护国大功告成,袁项城走了,他们完成了人世间的使命,也就先后辞世。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黄、蔡去世后,他们的灵柩运回故乡湖南,民国政府以“国葬”之规格,将他们安葬在湖湘文脉所系、精神所钟的岳麓山。而袁项城尽管遭到天下人唾骂,但有他那些手握重兵的北洋旧部在,政府还是给他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


民国肇建,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袁的灵柩由前门火车站起运,回到了他的故乡河南,葬在彰德府(今安阳)的洹水之上。这是他当年被摄政王赶出政坛、称病隐居待变的地方。


我曾数次登临岳麓山,来到黄、蔡二公的墓前奉上一瓣心香,或独自一人,或陪外省的朋友,或挈妇将雏。


🔼  袁项城出殡场面


埋葬袁项城的安阳袁林,我也曾在1999年的一个秋日,由当地朋友做向导去参观一番。黄、蔡之墓,占地不大,营造相对简朴,只是高耸在山上的墓碑彰显他们生前伟岸坚卓的气魄。而袁林则是规模浩大,事实上是按照帝王陵规制营建的,有气派的牌坊和碑亭,陵墓前有长长的神道,神道两旁文武翁仲完全是袁执政时期的装束。文官头顶平天冠,身着大礼服,袖手肃立;武官身着北洋军服,腰扎皮带,手握军刀。



🔼 安阳的袁林


这三人后世的评价可谓云泥之别,袁被称为“窃国大盗”“乱世枭雄”,黄、蔡二人则是“辛亥元勋”“民族英雄”。英雄也罢,枭雄也罢,他们总算是有幸埋骨于故土。


百年之后再来评论这三位豪杰,我以为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贴标签的方式。黄、蔡固然伟大,但袁项城也并非一无是处,“武昌起义”后没有袁出山,进行南北议和,光凭孙、黄、蔡等革命党人的努力,民国未必能顺利分娩。袁晚年称帝的糊涂,更有一种悲剧的意味:千古英豪和独夫民贼只在一念之间。



🔼  袁林神道前的武官塑像


袁项城为什么晚年走了“称帝”那样的昏招?后世史家多有论述。无论如何贬斥他或为其辩护,我以为评述历史人物,要把他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而不是做事后诸葛亮,以今日已经明了的规则、知识去品评前人。民国是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博弈而诞生的,袁虽然是当时最具政治势力的人物,身为大总统,但在各派势力中他也无法做到定于一尊,国会、政府以及地方势力,错综复杂,让他焦头烂额,对“共和”国体的失望,在中国当时大有人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从袁项城到孙中山、蒋介石,乃至后来的国家领袖人物,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但在治国方式上,几乎都希望“强干弱枝”,保障中央的权威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


对于脱胎于清廷重臣的袁项城这样一位不学有术的人物,要树立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提高行政效率,他能想到什么法子?当时的中国人又能想到什么法子?无非如龚自珍诗中所言“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是一种方便的路径依赖。殊不知时移世易,共和虽不令人满意,但皇帝的龙袍早就长满了虱子,舍共和而穿上破龙袍,就是冒天下大不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是袁世凯死后一年多的事,苏俄式的党国体制,即以党建军,以军建国,再用党来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同时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权威不逊于古时帝王,通过党的组织行政效率比帝制时代更高。这一套,袁项城怎么可能无师自通呢?那位吃过多年洋面包的孙文先生都得“以俄为师”呀。


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必有一代人的历史局限。任谁如何雄才大略,也破不了这个规律。


袁项城是对蔡锷有殊恩的。清末袁氏任直隶总督、统领北洋劲旅时,是一位孟尝君式的人物,广结天下善缘。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天涯。孤单无依的蔡锷也想尾随恩师去日本,可蔡家很穷,他在湘省借不着盘缠钱,只好经人介绍向袁世凯求援,袁项城慷慨地资助蔡锷一千大洋。——这真是一大笔巨款呀。对此,蔡松坡一直感恩在心,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将蔡视为心腹,也在情理之中。蔡松坡曾几次发表通电,支持建都北京;他电贺袁项城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1913年6月,“二次革命”前夕,黄兴派原宝靖招讨使谭心休到云南,约蔡松坡起兵,蔡答道:“未可轻动。”谭心休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回答说:


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


这番言行体现了蔡松坡将军具有足够的现代政治意识,只有共和政体在,袁项城不违反约法(相当于宪法),那么就是合法的大总统,起兵反袁是违宪的,甚至可称之为“叛乱”。而当袁公然称帝,这就“违约”在先,违背了对天下四万万人的契约,蔡松坡再起兵反袁,就不是叛乱,而是行使对违约者的惩罚之权,即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他回到云南后通电反袁的电文中,解释了起兵的理由:


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锷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



🔼 蔡松坡手迹:凡事一趋极端必失平衡,国事因而杌陧,此后当引为大戒


武昌起义后,黄兴日夜兼程赶到武汉三镇,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与清廷的军队鏖战;蔡松坡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宣布脱离清廷,声援黄兴;袁项城手握重兵而观望,并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暗通款曲。终于在几股势力的合作下,清廷下退位诏书,共和国体建立。他们三人都对创建民国有重大贡献,本可以继续合作,使共和日臻完美;而袁项城,本可以成为土耳其凯末尔那样的人物,流芳百世;蔡松坡,本不必和他的恩人袁世凯刀兵相见;黄兴,本可以实现“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的夙愿,功成身退不必忧劳而致英年早逝。


但历史没有如果,三人最终分为两大营垒,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也在同一年先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辞世后的一百年,这个世界还好吗?可惜,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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