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苏州三月——应物31“文革”简史(1)

苏州三月
——应物31“文革”简史

(1)

稿·


前言

原来为存故事,信笔游摭,然而牵涉既广,又难避褒贬, 遂拉扯成了“简史”:不过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自心所悟,自己记忆之“事件”和“是非”是也。秃笔迟下,惊惊颤颤,唯实、唯常理,仍难免以偏概全, 以己度人,乃至舛误,自不必是“信史”。唯可窥部分大学生遭际之一斑,而见社会之乱祸及各色扭曲“人性”耳。祸首自非毛泽东莫属,社会体制乃至文化流弊为其伥,而为社会基层细胞更应为中坚之大学生,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 也有其痈养患循,甘为鬼卒之罪责。 最严格地裁判,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受害者可变加害者。根本的祸根,在于我们的人性和民族性之劣根。来者如能嗅痈思祛,庶可不辜文累,不枉阅劳,而更生有望乎!?本文不争,若有垂询,概不答复。各有所见,请各自书写。


作者丨袁绥华

简介丨袁绥华, 男,   汉族, 1944年12月21日生, 贵州省习水县人, 留美物理学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这里所说的“苏州三月”, 不是“烟花三月下苏州”, 而是四十七年前初夏, 我带着西安交大应用物理31班十四个“白五类”和“黑五类”, 从郑州擅自“逃”到苏州, 在“民用”苏州半导体材料厂实习的三个月。


现代的苏州, 早就是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霓虹干日的都市, 把她的古老园林核心小城, 严严地掩在怀里, 以至从外表看来苏州也如郑州、广州、或者别的什么州一样, 也就是五光十色, 纸醉金迷,并无特别之处。 今天缅怀青年时光, 连带着剥去那些高楼包裹, 把素净、柔美的原始苏州亮出来, 免得后人轻易会漏过了这个中国古老文化的美的“天堂”。


我们在苏州的故事, 细缕广接起来, 还会“解密”一些我们专业的历史和一些“文革”当时交大的“历史大事”。 饭后茶余, 幸有君子笑看焉!


我们数理力学系, 是彭康校长在交大“西迁”后,特命新建的。


交大在“院系调整”中大为受创, 将数、理、化等系, 全部送给了复旦。 之后又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来“动员”迁到西安、并生产了大批“反迁校”“右派”教授和“反迁校”“右派”学生。 其间不少“聪明”的教授躲进了更加聪明的共产党上海市委赶紧搭建的“上海南洋工学院”。 交大的工科光溜溜地“裸体”迁到西安, 中间又把航空经过“南京航空”拨到西工大, 把部分无线电拨到成电, 把航海留在上海南洋工学院, 只把肢解后最基础的电机、机械、动力之类躯体血淋淋地降落长安。 交大当然是元气大伤。 


彭校长既然是“青年黑格尔学者”, 当然懂得要恢复元气, 必须从根本入手, 于是指示建立了数理力学系。 前后有差建立的工程物理系, 是绝密系, 专为原子弹和核工业而建, 全国只有清华、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 以及哈工大四系。


人都“嫌苦羡乐”, 西安交大不好招生, 于是彭校长指示降低“政治标准”, 招进了较大比例的白、黑五类学生。 吾人就是不敢报清华、北大, 也不敢报上海交大之后, 报西安交大无线电(家父说有意思)而被扫进了数理系。 因为喜欢物理, “自愿申请”进了应用物理专业, 没想到还是撞到“不够机密条件”的南墙上, 而且还是自己努力找来撞的!


我们专业原由高教部定位为“金属物理”。 掌门人罗晋生教授, 蒙古贵族后裔, 学徒出身, 地下党员, 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 他在50年代青年时期,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作为。 政治上, 他是积极迁校反右的青年教师中的代表。 学术上,他和青年女教授屠善洁等合作从20吨煤中提炼出2克半导体锗, 使西安交大跻身于我国开创半导体教学、科研的五大院校之一。 到文化革命之前, 教研室已建立起半导体材料物理提纯和半导体器件烧结、扩散等基础教学、科研设施。但是一直到67年下半年我委派王希平同学去国家教委汇报, 根据实际教学情况, 才正式改定位为“半导体器件与物理”。 


这一改, 把红五类的出路从民用、和枪炮、坦克改到了雷达、导弹、核潜艇反应堆、和直接到原子弹实验基地。 把我们白五类和黑五类改到了“没有出路”, 因为红五类在稳占“专业对口”螯头的同时, 还以其“高贵”的出身挤占白、黑五类的地理地盘。我们中间, 除了几个早已和“工宣队”拉好“关系”的同学, 得以到西安电工城和火柴厂、灯泡厂“就地卧倒”之外, 只能远走新疆、或蹿入商洛草莽、或干脆自带锄头、扁担去修褒河水库!这些都是后话。 首先, 在“毕业实习”时我们就落入了“人皆可以下江南, 我独只能困郑州”的窘境。


我因为在班上五个党员巨头操纵下(胡耀邦提出组建的“民主和后进人士”性质的班委、团支部业已瘫痪), 代表全班,坚持、坚决和两位同学在省邮电管理局院内贴出了“抗议邮政局扣押‘革命学生’给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件”, 又在站在局食堂饭桌上、傻乎乎地“交代”了外祖父是地主、态度又最强硬, 挨了“工人阶级”轻打之后, 晚上饿着肚子从钟楼走回交大, 向沿途邮筒投送了十几封“给毛主席的信”(当然,傻冒, 和投一个邮筒效果一样), 大半天就变成了待斗的“反革命”之一。 


应物31和工企32“敌情”重大, (刘少奇、邓小平的)西北局工作组进驻几天公然还没“揭开盖子”, 要“严厉惩处”——这是毛主席“大手一挥”“砸碎”了西北局后“爆出来”被挂到交大体育场大门口的“罪行”“黑头文件”上白纸黑字定的“铁案”!


先后十五个“工作组”开进应物31“大兵压境”, 快一周了还是难以突破, 没“揪”出反革命来! 有点“集体反革命”的味道了!


这个“集体反革命”的主线索如下。


在社教入党才几天的党员五巨头操纵下, 梁蕴绵起草信件, 王炳荣抄写“抗议大字报”, 平日“最落后”的我被允许自告奋勇去省邮局院内贴大字报和投递信件进邮筒, 同去的有郗友农、阎保定。 造成的后果就是符合西北局工作团的规定“可以贴大字报到单位内部, 不准贴到街上”, 以及投寄了十几封给毛主席的信(寄到“社教”同事的总参小官、小将解放军手里请转交!)。 整个事件虽然由五巨头操纵, 然而“事关重大”, 最后“出征”由全班45人举手批准! 


我带点皮外伤、很饿着肚子落魄回到教室当时, 甘树启就指给我看黑板上巨头们贴出了“坚决反对把大字报贴到街上”, 说:“他们反水了!” 我感到疑惑, 我们没贴街上呀! 好像是李九龄或甘树启走上去, 把写了“街上”两个字那张报纸翻过来, 立即骇然出现“校外”两个大字! 党员们果真“反水”了: 这不是要把我和郗友农、阎保定“卖”在校外吗!? 在大多数同学强烈指责下, 这些可耻又可怜的党员们, 手忙脚乱地将就在“校外”那张报纸背面写上“街上”,贴上黑板,急忙“划清界线”, 大多逃出教室去了! 这是多么活生生、血淋淋的“翻手为云, 复手为雨”! 换张干净报纸, 多少遮掩一下也好嘛! 现在想起来, 也不必多怪, 大家都没经验嘛。 何况“政治”原本是最黑暗、最肮脏的勾当! 


大家从小一样在党的“红、黑”政治教育中长大——“红”的是“说教”和一些“行为”, “黑”的是大部分“行为”。 红五类因其优势“阶级觉悟”, 心领神会, 茁壮成长;白五类被歧视, 心存抵触, 污染较少; 黑五类被压制, 惶恐度日, 只学会了惟命是从, 也有的在心中深藏了“刻骨仇恨”。 五巨头在此后的几年里, 始终高、下有差地表演了“翻手为云, 复手为雨”的伎俩! 不止于此, 他们中间最红五类、最凶狠者, 还时时环伺, 想“吃人”、“喝血”, 有的还真地下了手!


我感到凄怆和可笑, 走上讲台, 在黑板上写下“你骗, 我骗, 大家骗, 骗来骗去, 这就是社会!” 良心好点的巨头李宝泉没有“出逃”, 黑着脸, 一面骂着“写些什么乌七八糟”, 一面立即把这条日后必然成为我又一条罪状的“标语”擦掉了。 还好, 终其后两年半, 当时在教室的几位女同学和男同学, 没有人揭发。


刘美容、张健, 好像还有张芝秀, 对我说, 快吃饭, 黄上元回家去做来的, 郗友农他们吃过了。 他两人是乘公交车回来的, 早到了, 还说我被打了。黄上元送碗筷回去了。


喝大米稀饭(当时难得)、 吃不粘牙的大馒头(交大食堂馒头大半熟粘牙)、 和嚼交大酱菜(食堂后院几十个大瓦坛子里自制的)时大家围上来问我被打的情况。 我两手腕和手肘皮肤红肿, 轻伤而已, 只是衬衣领子被扯破了, 有点狼狈。 这时黄上元回来了, 和着几个女同学哭。 我们那时太年青了!


高压之下必有“软夫”,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组织前途”之前必有“卖夫”——包括“认错“出卖自己(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五个党员集体正式反水。


一时间, 樱花树环绕的一楼教室内,四面墙上部都贴上了“坚决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 “挖出潜藏最深的阶级敌人!”、 和“坚决揭开应物31的阶级斗争盖子!”之类大横幅标语! 当然, 这是党员五巨头及他们的马弁的杰作——他们一下子就从始作俑者跳到历史的审判席上, 向被他们操纵、唆使去“革命”的同学索命来了!


我感到极其震撼、眩晕、和恐怖:


自六月六号大喇叭里聂元梓吹出“反校党委书记陆平”的冲锋号, 交大从零时开始, 就有人在行政楼墙上贴出“反校党委和书记彭康”的大字报。 什么人如此敏捷?“聂元梓串通的”? “毛泽东安排的”? “野心家”? “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革命先知先觉?”不像是前两者。 倒像是后三者。 确实有“阶级敌人趁机疯狂进攻”:署名“狄进攻”的大字报贴在中心楼走廊里, 说校党委宣传部长吴镇东“小丑咿呀作报告”, 而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三花脸稳坐钓鱼船”! 这不像提意见, 甚至不像闹情绪起哄, 确实是冷静地透露出对当局的仇恨和嫉妒。 当然大多数是直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接揪出人物, 而且很快上升到打倒, 再很快上升到在彭康名字上划上红叉, 要“秋立决”的意思。


反击也很迅猛, 看来是有组织的, 起码是小单位自发组织的。 我亲眼看见五巨头在商量和在红纸上写“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 很快有的班抓出了反校党委、 “恶毒诬蔑、攻击彭校长”的“反革命”! 教师动作较慢, 他们拖家带口, 而且早就被“反右”吓成了惊弓之鸟! 只有外语教研室的王明德老师(好像是57年的内控右派)例外, 他早早就跑到图书馆前宣称“大海航行靠全体船员!”此人的下场, 不知所终。


所有“攻击”和“反击”的大字报都被糊到行政楼上, 两三个小时内, 六层楼糊满, 开始重叠, 也开始在大道两旁搭席蓬来糊纸。 “攻击”也延烧到下层, 什么“总支书记”、“系主任”、“支部书记”之类也纷纷中枪。 还好, 毕竟是在交大, 没出现“王老五和张二狗”之间家长里短的谩骂“文章”。


五巨头表红心当“保皇派”的红纸大字报早就消失在了白报纸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一看书是读不成了, “革命”吧! 不了解彭康有什么罪行, 不恨他、也不热爱他, 没见过本专业权威罗晋生, 只听过副系主任屠善洁一次新生入学报告, 都不恨、也不爱, 凭什么要打倒或保卫谁呢!? 自我“革命”, 表表态吧, “最落后”、可是“四清”深受农民欢迎拥戴, 然后又走“白专道路”、还是“最落后”的袁绥华投身“文化革命”了——那时还没加“大”字: 写了一张纸, 写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之类, 还愚蠢地写上“和地主外祖父划清界限”——在“战斗”中主动曝露了自己的软肋! 由于大楼正面已满, 贴在了西面朝向我们数理系办公室。 地处稍偏, 我那张白纸在凄风苦雨中比巨头们的红纸多飘摇了几天。


抓出了几个“反革命”, 彭康占上风——其实,可能彭康在精神上早就“躲”了。 


在那一段时间里, 行政楼最高处的正中间, 赫然挂出了巨大的红框毛主席肖像, 真有点“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味道。 几十年后得知, 主席像是徐伟掏钱、和曾兴玲一起去买的, 徐伟找来黑板作忖底, 郑锦荣等人帮着挂上去的。  红框是为了遮挡太宽的黑板加上的。 如果用黑白相机照下来, 红框自然变成了黑框, 成为徐伟的“罪证”, 真是“伪造罪证”了。


6月4号傍晚, 西北局工作团进校, 大胖子团长、省委书记、脸上长了几颗麻子的严克伦用浓重的陕北鼻音在大喇叭上宣布运动纪律, 包括“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 号召深入揭开校党委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盖子”, 把可能指向西北局的矛头完全引向彭康身上。 当然, 毛主席不答应, 彭康妨碍不了毛泽东, 西北局也妨碍不了毛泽东, 妨碍、不、本质上可能要取代他的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执行党中央; 毛主席要反击、要打倒党中央了! 毛主席搞大政变了, 要彻底洗牌了, 彭康和西北局都是给党中央奠基的小沙子, 都在荡涤之列, 而包括我们学生在内的这些“人民”, 正是毛主席要放出来当“战士”和“打手”的小鬼、无常、洪水、和烈火! 西北局还想跑? 好笑!


但是, 西北局可能也还没有测到水深, 大力施展特务手段, 把李世英藏到床下(即已害怕、悔过了)的大标语在“汉奸”苗同学带领下起出来, 再拉起来“为彭康”“大反西北局工作团”, 顺利将彭康拖到第一线“塞炮眼”! 


没听说李世英放过炮, 反或保彭康, 他突然跳出来反西北局, 也不知是因为他这个小党员受到彭康支使, 还是对工作团要把已经蓬勃混乱的“运动”纳入它的轨道、 可控地反彭康而“路见不平”! 聂元梓中将、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等小将已经在北京“放火”烧到了北京市委、国家部委、和国务院, 宋彬彬、邓楠等小小将已经打死了北师大女附中的卞老师! 任何企图使局面可控的行动都透着是“阴谋”, 是不听“中央”的话——那时还不知道有两个中央:毛泽东一人一个中央,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另一个中央。 但确实知道, 不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话, 就是阴谋。 


这种氛围中还跳出来两个“大反革命”, 都是我们数理系的, 大人才啊——真没辜负彭康的苦心: 彭康在接到上书后指定屠善洁“因材施教”在四年内培养成研究生的应物41陈敏麒, 和从未显山露水的应力31胖胖红红的刘维娜。 他和她都是在李世英已“被揪出”后, 自己怒不可遏地跳出来贴大字报, 直指工作团“搞阴谋”“镇压学生运动”, 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 在应物41当“汉奸”的也姓苗, 真是无独有偶。


陈敏麒、刘维娜、 以及压缩1字头的同学、校学生会生活委员王永婷等都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动物”关在学生宿舍一楼, 打开窗户向“革命师生”展览过。 数十年后梁蕴绵说, 她被“勒令”去参观, 接受“震慑”。 挨斗更是家常便饭, 白天一伙人围着喊“打倒”、“交代”, 晚上在床帐全身、甚至在人全身贴上“揪出”、“打倒”的大字报, “犯人”睡觉必须小心翼翼、非常困难, 深怕弄掉一张纸头而增加一条罪名。


陈敏麒那时刚满18岁, 个子大, 善学习、会思考, 但愣头愣脑的, 容易“闯祸”。 反彭康时他挺身而出保彭康, 当了“保皇派”, 挨斗。 西北局来镇压、或掌控学生运动, 他又在已成之“白色恐怖”中异军突起“反工作团”, 当了“现行反革命”, 挨斗、 挨关押和展览。 他有一个特点或者说“绝技”, 即被斗得紧了就大哭, 承认一切“罪行”, 不斗了, 回到寝室就翻供。 如此反复许多次, 弄得工作组也哭笑不得, 而且筋疲力尽! 几十年后我带一位很漂亮、年轻的女朋友到上海“晶格”公司访问他, 想听他现身说法“文革”遭遇。 他说他不是有什么“绝技”, 而是被斗害怕了就哭、就认错, 过后想起来受了冤枉就不承认、就翻供。 完全是个大孩子! 由于女朋友太漂亮, 一向拘谨木呐的他也殷勤起来, 红着脸一再让座让茶。


我在看露天电影前路过广场后边, 看见过关在17舍一楼展览的刘维娜。 她虽然紧张, 但不沮丧, 脸色还是有点红, 背着手在室内踱步。 据说刘维娜被斗争时从来不哭、不说话, 不斗时当然更不说。 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 “平反”后, 刘维娜被封为交大革命委员会常委。 据我所知, 她很少去开会。 刘维娜是真正的女丈夫! 她的同学、男朋友、和丈夫王大赤, 无论境遇顺逆, 始终都伴着她, 是个好人!


可怜啊!!! 四个左臂戴“红卫兵”袖套的高个子男生,身穿白衬衣, 四脚四手地倒提着一个略胖的女生, 从2舍方向奔来, 折上东边大马路, 向校医院方向奔去, 后面跟着两个肩背药箱的医生、护士。 我回宿舍路上和这一小队人迎面相遇。 第二天, 大字报说“彭康死党, 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婷跳楼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是不是“死党”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王永婷同学没有受到任何救护、包扎, 剪着漆黑短发的头仰吊着, 殷红的鲜血大滴、大滴地沿路滴溅在水泥地上! 当时我想, 临时拆卸块床板抬抬她也好啊! 几年的同学了, 就像提条狗, 何以如此冷漠、狠心!? 交大的校园中, “文革”自始至终, 很少有戴红卫兵袖套的人, 红五类不多。 那四个红袖套, 至今在我心中晃动着“残忍”、“冷酷”! 我始终诅咒他们!


教职工里已经有杨文自杀。


徐娘半老的吴镇东被一伙外校红五类学生和社会青年脱光了吊起来, 用筷子捅阴道。 她受完刑后, 从二楼她家跳下, 没摔死, 但从此疯了!在交大学阀世家林立中, 上海野鸡大学出身的吴镇东, 以年轻、色相、“会来事”、“陪跳舞”、“陪游泳”、“陪xx”, 博得彭康青睐, 一路官升宣传部长, 走的是“下盘”, 原本人所侧目, 但也不该被如此“批判”。 真是乱世出妖孽!


据数十年后梁蕴绵说, 后来郑锦荣告诉她, 王永婷之死把以陈铁民和郑锦荣为首的五巨头吓了一跳, 才放松了斗梁蕴绵。 转而搞人人过关, 准备最后揪出我这个平日最落后、革命来了时竟然冲在最前面、从而“显然”是“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反革命”!


一大堆工作组围攻应物31七天只得到五个党员集体反水投诚的“战果”, 太不满意了, “敌情”太严重了!


但是,“堡垒”还是被五个先保校党委、现投靠西北局、后来又投靠毛主席、再投靠“工宣队”的“四姓家奴”巨头从内部攻破了。


虽然由于我生性懒散又桀骜不驯, 平日他们就讨厌或恨我, 但应物31革命中并未违犯工作组的“天条”, 我在其中又不过是个走卒, 我父母也不是黑五类, 总工父亲因公抱病, 工程师母亲还没被作为“反动权威”揪出来, 外祖父是地主, 但祖父是辛亥革命牺牲的英雄, 我没什么缺口他们好下手。 加上我历来“目中无人”, 他们咬着牙也只能找我“秋后算账”!


好像是第八天的一个上午, 五巨头化名“应物31革命群众”, 在中心楼东边西北入口处贴了一张大字报, 把梁蕴绵揪出来了, 揪的主要不是她起草了“信”——这没什么好揪, 而是她的父母在戴了右派帽子之后,“四清”中再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被双双开除公职, 而她“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 趁被五巨头指使之机, 起草“给毛主席的信控告省邮局扣押革命学生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 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工作组里都是些县、处级领导干部, 居然将这一曲折漫长、混帐荒谬、 指鹿为马的逻辑用作至宝, 把梁蕴绵用作第一个牺牲品,终于爆破开反革命应物31班的缺口, 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了! 原班长、女生徐伟随即揭发“梁蕴绵在女生寝室唱她的补划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的母亲教她的‘歌唱蒋介石的歌!’”间接“证明”她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   几十年后, 身患重病的徐伟来我家玩, 询问之下她告诉我, 在应物31班要整谁, 怎么整, 都是五巨头商量决定的。 尤其是由陈铁民和郑锦荣说了算。 梁蕴绵自然是五巨头揪出来献给“工作组”的投名状。 而我是被认定为平时最落后, “革命”当时最危险的“份子”。


陈铁民和郑锦荣都是福建莆田人, 都是赤贫出身、 打着赤脚来上大学的, 都是说话有“入声”、 口齿瘰疬不清, 而且都是表面看起来有点老实巴交的。 一方面,共产党以整人来统治人, 使他们作为党员干部学会了整人、并变为习惯性的自觉行为, 另一方面, “利之所在, 趋之若鹜”, “整人升官”的自私心膨胀使他们总想整人。 还有一方面, 就是人格本来就不好, 例如郑锦荣就总是眼光闪烁不定!


王永婷之死减轻了梁蕴绵挨斗的程度。 梁蕴绵后来还说, 此前她也想到过“死”, 欷友农秘密劝她千万莫寻短见:“运动后期会宽大处理的”。


天气慢慢进入盛夏, 那年特别热, 增加了工作组那么多人, 教室里又挤又热, 于是搬到中心楼西边三楼一间大教室里, “人人过关”。 一直过到八月八日毛泽东操起“十六条”打进了“刘、邓司令部”, 也打进了里里外外挂满了出丧招魂幡似的大大、小小“打倒”、 “揪出”标语的应物31教室! 楼外, 多条长幅标语拖到一楼, 室内, 横幅标语绕了几圈, 窗户都被遮暗了。 八月七日下午, 我被斗了第一场。 实际上, 我作了三个半小时“交代”报告, 徐伟之外, 此时还涌现出几个打手。 没几天, 徐伟自己被揪出来了,打手们照例一拥而上乱打。 我没顾得上关心其罪名。 后来, 据说陈铁民带着梁蕴绵找到徐伟, 要她承认“错误”, 遭到拒绝。 徐伟被“巨头”指定为“反动学生”, 是唯一被“巨头”“勒令”“不准上北京”的同学。 她在班上倍感孤立, 在外班碰到应物41陈敏麒等人“一块儿革命”, 写了“坚决平反, 坚决平黑”的大字报。 她又受派到“西北局”“联系印刷推广”, 不成。 当时“被‘打倒在地’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偷偷来找她“探听消息”。 这些“事件”使她蒙上“为西北局、省委翻案”的嫌疑, 毕业时被扣住和陈敏麒一起办了三个月的“学习班”, “追查‘背景’”。 徐伟是在她的“战友”们所在的“工企”专业“复课”和“实习”的。


最凶狠的打手是巨头、“二七老工人孙子”陈守文, 瘦削硬朗, 成天铁青个脸, 咬牙切齿, 吊着个狼眼睛, 随时要扑上来咬人——偶然和他四目相对, 他狼眼中立刻仇恨凶光毕露, 呲着白森森的牙齿, 径直在说:“咬死你!”其余几个打手分别是甘树启, 李九龄, 张健, 和李宣诚。


甘树启自始至终不打我, 他进校时比我还矮一公分, 和我长期同桌、 同寝室、 同做实验、 同落后、 同时被提拔后进当班委, 又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上课打过两次架, 都是他先打。 我当体育委员, 早晨还是起不了床, 他当文娱委员, 一到唱歌时候就立即逃走!


李九龄打我也不狠, 进校时我们都是小矮子, 又是四川老乡, 有感情。


张健的父亲被母亲出卖给国民党杀害, 母亲被共产党杀害, 她在孤儿院长大, 考了90多分进校后得到过女生不少帮助, 但她专打女生。


李宣诚到处投机乱打。


自六月六日到八月六日, 我被“冷处理”待斗。 其间, 善良的时任“团支书”张年福经常和我一起打乒乓球, 相当程度缓解了我的心理压力——几十年后, 我专程去武汉向他道谢。 当时我告别了别班的老乡同学, 以免牵连他。 在触目惊心的“揪出”、“打倒”大标语冲击下, 食不甘味, 寝不安席, 亡魂落魄, 一周没洗脸, 鼻尖长了疮, 现在七十岁了还有疤痕。


第一批五个工作组“右倾”, 换走了。 组长李梦熊, 高大瘦削, 是大荔县副县长。 他找我“交代政策”, 要我“端正态度”, “如实交代送信和贴大字报的动机”, “争取宽大处理”! 我说, 我班和我个人的行动符合工作团规定, 不是反党、反革命行为, 没有反党和反革命动机, 我对“挨打”很不理解。 他说, 你的行为在省邮电局群众中损坏了“党的威信”, 客观上是“反党”、“反革命”行为, 必须承担后果责任。 我表示承担责任就是, 哪怕劳改十年, 我还年轻, 还能“为党”、“为国家”好好工作。 老李当即说:“不要有太大思想压力, 要正常生活, 要相信党。 今后你要加强学习‘毛选’, 你会有大作为!” 我顿感放松, 谢过老李, 洗了澡, 到校医院给鼻子上了药, 包扎了两天, 恢复惯常起居洗漱。 我平时就非常讨厌“党”的说教, 这次又被“党”指鹿为马, 哪里会“真心‘为党’”!? 


没过几天, 老李他们就“右倾”走了, 其中一个“不右倾”的恶女人“马铃薯(玲茹)”也走了。 陆续换来许多“不右倾”的, 最多时有15人之多! 但是, 这些人多数同样不昧良心, 还是没把应物31搞得腥风血雨。


我的勇气来自“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的事实和非常简单的道理, 根本上则来自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的我家“赤心报国, 大智大勇, 忠孝两全”的世袭保家卫国将军的光荣传统! 共产党“过了河”就“拆了桥”, 把帮助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我的祖、父辈、 和封疆守土、抵御外侮的祖先们说成是旧官吏和封建皇帝的爪牙! 我的父、母怕招祸, 自小就对我隐瞒了我家的光荣历史!


我家在上下数百年间, 抗蒙、剿匪、平叛、战努尔哈赤、拒石达开、辛亥革命、和抗美援朝等战争中, 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先辈英烈, 有十七位之多!


我以天生的不平则鸣的脾气, 细说了本班“六六”事件的事实, 绝对不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也不怕、不回避承担“后果”。 三个半小时下来, 工作组没声音, 他们本来就清楚是奉命罔顾事实整人;同学们没声音, 都是事件亲历者, 包括巨头, 违心扣了自己“屎盆子”, 何来心情、“事实”、理由与“义愤”驳斥、指责我?! 只有一向以“理论家”自居的“中农出身”的巨头张良铭, “刮”不知耻地摇着扇子说我“全面反攻倒算!” 这话首先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 我还没被“攻过”、“算过”, 更没“降”过, 何来“反攻倒算”? 学习成绩极其一般, 脑笨口拙的“狼眼”巨头陈守文, 脸都气成了青白色, 更加咬牙切齿地恨着我。 其余巨头也都全部黑着脸, 交换着眼色宣布休会吃饭, 要我明天继续“交代”!


没想到第二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铁拳”砸进来了,把工作组“砸”跑了, 把我“砸”成了“造反派”, 把五巨头瞬间砸成又失了主子的“丧家犬”!


几十年后, 胡孟浩伉俪来舍下小住, 他笑嘻嘻地说: “那时幸好毛主席救了你!” 确实如此!


历史翻过一页。 学生、工人、农民冲上大街, 冲进陕西省委和西北局, 躺到街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要“刘澜涛”、“霍仕廉”“接见”、“认罪”; 各衙门、 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把各自的“走资派”全部拉下马; 学校停课, 工农业瘫痪, 交通极度混乱; 暴民破坏、抢劫、盗窃文物, “红卫兵”乱斗、乱打“四类分子”;全民上北京“接见”毛主席; 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地大开展了! 赤贫农出身的陈铁民、郑锦荣等巨头在“四清”运动中整了农民, 被“造了反”来校捉拿他们的农民追得到处躲藏!


政府和党组织一垮台, “革命造反派”很快就分化为两大派: 以交大为首的团结“保皇(守)群众”派, 和以西工大为首的打倒“保皇(守)群众”派。 从理论上讲, 交大派显然是正确的。 但正确的并不一定就会“胜利”。 而失败可能意味着又当上“反革命”! 


这时, 李世英已被毛泽东批示封为“学生领袖”, 被捧为交大革命委员会(总会)主任。 但是, 一看作为“红五类”堡垒的西工大和西军电来势汹汹, 李世英开小差躲回河南老家去了。 总会的日常事务由非常能干的副主任武登才负责, 到北京睡在沙发上或地上等待周恩来接见汇报等事务则由非常能干的常委女研究生戴慕容负责, “巾帼英雄”类型的刘维娜当起了大逍遥派。 “革命的政治、政策、和策略领导权”落到了以青年教师何培之(地主出身)和金相22学生周道(父亲是民国县长)为首的我们“大联合促进会”“民间组织”五人手中。 我还兼任“总会”“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们有很多追随者, 打探对立派的动态和社会的反应, 帮忙贴大字报、大标语、 到处布置辩论或报告会场等。 我们领导或指导的方式是大喇叭临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在行政楼402开讨论或辩论会, 现场作出决定, 由我们传达给“总会”, 共同执行。 可谓“民主集中”! 实际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上街用小红纸喇叭控诉“西工大抢交大宣传车”的“暴行”, 就是在402会上发明的。 西工大一派也有上百万人, 被控诉得宣传车上不了街, 上街就被交大派群众抢了送给交大。我们又故作姿态还给西工大, 还号召群众不要抢他们的车:“有理大家讲嘛!” 很快舆论一面倒向交大。 “中央文革”判交大“胜出”, 康生亲自来西安宣布! 


交大在“路线斗争”中胜利那天晚上, 我恰好在“总会”值班。半夜时分, 一位中年解放军军官突然来报:“省军区司令黄经耀和21军军长胡炜在楼下小车里等候, 请您们负责人到人民大夏参加‘三结合’省革委会筹备会议”。 这就是“‘胜利’之花立即结的果实!” 我大为讶异, 但“官方”的“头”李世英“避难”未回, 我如实相告。 军人说, 他们邀请的不是李世英, 而是周道等人。 我说学生住得分散, 也没电话, 容我们明天上午回话。 第二天, 周道、何培之、我、和吴福荣等人紧急磋商, 认为我们“出身不好”, 这个官当不得, 一旦有失会立即遭遇对“阶级异己份子”的打击。 第二天, 我们婉拒了军方到省里当官的邀请,推荐了李世英、武登才等人。 李世英立即兴冲冲从河南“下山”来“摘了桃子”, 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 武登才当了委员。 后来, 李世英涉嫌参加“江青中央”, 被邓小平抓去坐了十年牢, 武登才被抓回校“交代”了一年多!


我们“大联合促进会”寿终正寝。 周道等人当起了逍遥派。 我仍然在“总会”当“政策研究室”主任, 每天钻图书馆, 攻读马列原著, 并广涉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艺、宗教、医学等等。 看到“父母为愉悦生了子女, 有责任养大, 而子女没有责任‘孝顺’父母”, 别开眼界! 随便拿到同学中说, 龙贤荣(龙大爷)颇不以为然, 后来毕业鉴定时还作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提了出来。 我现学现用的知识多半是搬到了大字报中, 贴在行政楼前大马路东南端, 差不多是我的专版。 很多老师、学生观看。 多年后, 龚怀云老师对我说喜欢看我的大字报,天天看:“敢说话, 而且有理论”。 


“西工大”和“工联”派中“不服输”的人坚持斗争,已经无所谓“是、非”、“路线”, 纯粹为了权势、利益, 而且“听江青的话”, 开始了“文攻武卫”——武斗! 西工大的飞机研究生杨梅生, 研制火药把自己炸死了! 巨头郑锦荣、陈守文等急冲冲地去参加了“工总”的武斗队。 打打冲锋、当当炮灰, 倒是他们这种低档红五类的本色。 李宣诚跟在后面投机。 令人不解和惋惜的是平素好学、沉稳、成绩好的山西大个子耿瑞林也去武斗, 不过是另一伙, 基地就在图书馆一楼东边采编室里。 因为关系好, 我曾经向耿瑞林要20响手枪玩, 他怕出危险, 始终没给我。 听说耿瑞林的父亲四清时被补划为“投机倒把份子”, 也就是商业能人。 我很喜欢耿瑞林, 在百度上多次查找, 没有音信。


毛泽东嫌全国乱得还不平衡、不充分, 大手一挥,卷地风似地开始了“全国大串连”。 免票, 学生们打捆似地塞满了车厢, 火车的减震弹簧被压得完全没了间隙。说来也怪, 事故奇少,没听说哪里翻车伤人。 当然有原因, 首先是车速奇慢, 每小时三、四十公里而已; 其次,坚持开车、搬道、护路的多半是老实厚道、责任心极强的老工人——道德底线在他们心中,冲击破坏不了!


一周之内, 班上人就走光了:结队串联的, 扯旗“长征”的, 还有各自回家的, 只剩下少数白五类和黑五类不敢轻举妄动。


有天, 我正在和李宝泉商量步行串联到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的路线和日程, 刘美蓉、张健、张芝秀簇拥着黄上元来找我要求参加我组织的“长征”队伍, 她们后面还跟着应数31班的施静兰和屈兴华——她们班的人也走光了。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美丽聪明的黄上元。 为此我上课走神, 影响了学习。 喜欢黄上元的人很多, 17年后黄上元在美国我家中对我说, 有30多个同学、老师给她写过纸条, 不包括我, 我没写过。 但是, 她事后访问的人只有我——大概我“留”了“美”, 当博士, 够格, 同在美国, 方便! 当时是王希平要我帮他联系当“访问学者”, 主动帮助我和黄上元建立了联系。


上海崇明人施静兰, 高大、美丽、聪明, 共产党员, 不整人, 在她本班没有“同党”。 屈兴华是新都人, 体弱, 后来一路上历尽危险。


“我的”队伍有黑五类郑万和, 白五类我、蒋光鉴(我的金相42班同乡), 红五类蒋泽斌(落后份子)、李宝泉、郑锦荣等六个男生, 和白五类黄上元、刘美蓉、屈新华, 红五类张芝秀、施静兰, 以及红黑混合类张健等六个女生。 大家到重庆取齐后, 向韶山进发, 团结一心, 互相帮助乃至救命, 历时50天, 走过2500多里路, 备尝了艰苦危险, 开阔了眼界心胸, 历练了胆气豪情, 凝聚成几十年后各自成功事业中的“精、气、神”, 和我的《武陵山, 路难行》篇章。


虽然黄上元三天行军200里, 太累, 引发了心脏病, 在长寿住院治疗休息后, 经重庆折返了西安, 我和她总算是“近乎”了一层。 “长征”返回, 我继续在“政策研究室”“供职”, 需要经常深入社会了解“动态”, 试着向她借用一辆自行车。 她弟弟“串联”未归, 她将他的一辆新“凤凰”借给了我。 没想到由此引起的风波, 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接近。 我们都太年轻了, 都出自高级书香人家, 太没社会经验了。 “凤凰车”在我一次深夜大雾“紧急出勤”,察看“霍士廉被抄家”现场时, 为躲闪一名女生, 跌倒擦伤了把手。


“凤凰”一飞到我手, 我立即成为被嫉妒和骚扰的中心:和缓的如应力31王自廉, 红五类大高个上海本地人, 大颧骨还不对称, 几次红着脸、有点揶揄、有点嫉妒地问我:“黄上元和你好罢?!” 阴鄙的如高数小课老师向隆万, 我在他课上和甘树启打过架, 被他当场在黑板上写过“大学生”三个大字,因此有几分熟悉——他一改以前笑嘻嘻的摸样, 一见我大眼睛就阴沉起来, 嘴角好像在说:“你也配!” 其时向老师已经退兵, 另行掳得了一起演话剧的青年教师蒋复(蒋复也漂亮, 而且要高点), 正在经受蒋复被指为“盼望蒋介石复辟大陆!”的考验。 没头没脑的如本班红五类李绪亮, 浓眉大眼、身材适中健壮, 但打着双赤脚, 经常用广东话找我的不是。 背着众人挖苦的, 不说名姓了——因为本质是好人, 用手做成蛤蟆样, 哂笑着对我上下捏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最凶悍、也最滑稽的是休学来本班的白五类李树均, 病歪歪的, 瘦长麻杆条儿上扣了副金丝眼镜, 突然来找素无来往的我打架, 嘴巴里嘟囔着不便出口的理由, 把我逼上了寝室书桌。 一怒之下, 我以下山猛虎之势正要扑下去揍他, 郑锦荣赶快拦到中间, 斥责他“莫名其妙”,没有打成。 17年后, 黄上元对我说, 李树均天天到她回家路上拦截, 而她在几个女同学护卫下绕道走, 该李从未“得逞”。 她说并不恨他。本来也是, 你自己当时太漂亮了嘛! 何况,李树均在荷尔蒙驱使下, 也并未直接触犯到她。 黄上元最恨,至少在17年后还恨得咬牙切齿的, 是李绪亮: 他求爱不成, 竟自跑到无线电系贴大字报, 斗争黄上元的父亲黄席椿教授! 


黄上元和我, 祖籍同为江西。 她告诉我, 她是黄庭坚的后代。 甘树启帮我查看新唐书, 后来我回祖籍看老家谱, 证实我是唐宪宗时名相、招降南诏国的金文和籀文大家、隶书嬗变楷书大家袁滋的后代。她的祖父黄远生是“亚细亚”报名记者,指斥社会黑暗和帝国主义侵略,非议北洋政府国民党议员陋行, 先赞赏袁大总统, 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 旧金山国民党人见报载“Yuan-sheng  Huang”抵埠, 误以为是袁世凯家人, 狙杀之, 时年三十一岁。 我的祖父辛亥革命带兵克服古蔺, 阵亡, 时年二十三岁。 她是书香世家。 我是冠缨世族兼书香世家。


江西真是人才辈出之地, 光是我的祖先唐、宋时两任“刺史”的芦陵(今吉安)地区, 竟然出了整个中国科举历史上三分之一的“进士”, 而且沿着吉安境内的赣江, 竟然有“隔河两宰相”、“十里五布政”! 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中, 毛泽东、 刘少奇、 彭德怀、 邓小平等的祖籍都是吉安, 毛泽东祖籍地的吉水八都, 离我入川平叛的祖宗家吉水清水塘, 不过五公里, 孙中山的祖籍, 则在吉水以南的宁都; 现在的“皇上”习近平, 过了气的曾庆红,祖籍都在我家北宋吉安刺史袁武仲的埋骨地峡江。


黄上元从新奥尔良开了“光纤国际会议”来, 我租了一辆“新”车去接她。 十七年不见, 轮廓依旧漂亮,只是年届四旬, 白皙的脸上, 爬了许多细碎的皱纹。 她穿件蓝色羽绒衣, 戴顶毛线花帽, 戴副茶色风镜, 有学者风范, 也有点拘谨。 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支玫瑰, 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握手, 感到僵硬粗燥——家务事做多了!


回家路上, 黄上元急切地向我介绍, 她自学英语达到了做国际会议报告的水平, 现在在斯坦福大学由他叔叔资助作“访问学者”, 进行“光纤传感”研究。 眼睛不行了, 有个老师傅乐于帮她耦合光纤。 过去因婚姻关系从铜川水暖器材店调到乐山某厂后, 她独立搭建过“微秒级放大电路”。 79年她考上上海交大硕士生, 做“光纤陀螺”, 接着读博士, 毕业后在上海交大就业, 好像要升副教授了。 因为没享受“公派”待遇, 学校答应她, 回国后再“公派”她当一次“访问学者”。 后来, 交大兑现了诺言, 她则千方百计留美不成, 去了加拿大。 听说后来她又到美生活, 而且要她家人不和应物31任何人联系。


当时我请黄上元参观我的工作, 我发现她已完全没有了现代物理的概念与兴趣。 我写了一首“你这昨日的明珠”来欢迎她, 当然充满着激情、诚挚、和优美。 黄上元美丽的大眼睛中闪着泪花, 说:“为什么你不早点显露你的才华呢?!” 我说我12岁就开始写诗, 但在应物31的环境中我不敢显露呀! 其实, 我的真正短处在于刚愎而少心眼, 或者说“愚蠢”。


我请我的科大和南大的小同学代替我的教学工作, 陪黄上元参观了当地印地安部落遗址和博物馆, 以及200公里外, 位于怀特兄弟故乡“德顿”的美国空军博物馆。


参观印地安博物馆那天, 阳光明亮但北风劲急。 黄上元向我倾诉了约三个半小时她的“不幸婚姻”!博物馆等于没看, 我拦着她, 不说算了。 她说, 十几年了这些话没处可说, 连父母都不能说, 免得伤心。 


她的夫家, 是十分贫穷的工人红五类。 她和她丈夫的家,靠一块布帘子和她的小叔子隔开。 而她的母亲去探视她时, 只能睡在一块门板上!她复旦毕业的丈夫姓石, 靠她的关系在上海交大当计算机辅助人员。 又过了差不多27年, 徐伟对我说:“没见过黄上元的丈夫。 但见过她女儿, 很丑, 一点她的影子也没有!” 这差不多已成定律: 上等男娶中等女, 中等男娶下等女, 而下等男娶上等女。有点才貌的女人们, 各自小心了! 自忖我不过是个“中等男”, 所以我娶了个“下等女”, 不在本文范畴。


-------未完待续-------


关于征集《长辈的故事》的公告


各位朋友:


根据北京东书房创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提议,北京东书房计划开展《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征文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宗旨:本活动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我国近六十多年的变迁及亲历者的人生感悟,保存和积累历史研究资料。


2、要求:A、讲述者年龄应在七十周岁以上;B、讲述者身份不限,讲述内容可以是对其一生最具影响的人和事,也可以是亲历的各次社会运动及其反思;C、要求以文字方式记录,欢迎同时提供录音录像或其它原始历史资料;D、可以由本人亲自写作,也可以由他人记录;E、文本应有讲述时间、地点、讲述者和记录者详细信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住所、联系方式。如有记录者还应标明与讲述者的关系,公开发表时上述信息可以用代码替代)。


3、成果:本次活动将评选其中优秀作品编辑成《长辈的故事:一代人的口述史》(暂名)公开出版,作品入选者送样书五本并付稿酬;未入选作者将给予一定奖励,其中部分作品由“于建嵘的东书房”公众号独家发表;提供的原始录音和资料由北京东书房负责保管并对特定研究者开放。


4、投稿邮箱:dsftg2016@163.com。


5、邮寄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南街七十一号,北京东书房。


北京东书房


201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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