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实录 | 胡翼青:大数据与云计算,更大自由还是更多奴役?

胡翼青 群学书院 2018-08-07


2018年7月28日,知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应邀在“燃犀读书会”分享他带领学生翻译的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著作《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


在本书中,作者探索了“云端”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对商业、政府、公民的重要性。他描述了云端公司的激烈竞争,云端科技向政府的扩散等问题,也剖析了如黑云般隐约存在,由“云端”而产生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隐私问题、就业问题,等等。云技术这一早就承诺的信息应用是否会解决世界上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呢?抑或,它仅仅是一种市场化的大肆宣传?


本文为讲演实录,未经讲演者审阅。




讲演实录

大数据、云计算

更大自由还是更多奴役?

讲演 | 胡翼青

整理 | 朱晨宇

现场图片 | 沈捷、彭剑



01


《云端》是政治经济学家莫斯可的近作,由我和研究生合译。之所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第一是因为在译校过程中我对本书读得比较仔细,适合跟大家分享;第二是因为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问题是当下的热点问题,在一个媒体日新月异的时代讨论这些问题很有意思。



《云端》

文森特.莫斯可 著 | 杨睿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我今天从四个方面和大家分享这本书。

 

第一部分是介绍莫斯可其人以及《云端》在他思想系谱中的位置,还有莫斯可在传播学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通过对作者的认识,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要写出这样一本书。

 

第二部分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云端》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和想法,这本书是2010年前后面世的,作者当时看到的“云端”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多少有些不同。

 

在第三部分,我想从专业角度谈谈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传媒有什么样的贡献和困境。

 

最后我想谈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如何看待“技术决定论”?为什么我认为“技术决定论”不是“洪水猛兽”,以及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


胡翼青在讲演现场

 

 

02


莫斯可的老师是社会学理论大师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2011)。我的老师周晓虹在回忆他和贝尔的交谈时提到,贝尔曾经感慨像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这样的理论大师“死一个就少一个”。今天社会学中流行的做法是用大数据、算法等方法去证明一些不证自明的经验现象,十几年前年近九十的贝尔也看到美国社会学的这种势头,对此感到非常悲哀,感叹“美国社会学理论正在走向死亡”。

 

贝尔深受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莫斯可更进一步,直接转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莫斯可从贝尔那里继承的两条理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对社会理论的持续关注,但他比贝尔要激进很多。莫斯可博士毕业回到加拿大之后就开始了构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工作。



丹尼尔.贝尔

 

20世纪70年代莫斯可网罗了一批加拿大和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多伦多开了个会,决意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他们不断讨论在这样一个数字的、计算的、互联网的时代,政治经济问题在传播领域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因此他也被看作数字/信息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人物。在《云端》之前,莫斯可还曾专门写过一本批评赛博空间的著作。

 

莫斯可一直活跃于对技术—经济—传播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他的努力下,加拿大和美国西北部的大学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影响巨大的学科队伍。据莫斯可说,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后来在《云端》中提出的想法了。其实在当前形态的“云端”出现以前,已经有过很多先导的思想和设计:例如苏联以系统论思想为基础,试图设计一种“云端”;智利军政府也曾经试图把所有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云端”。但最终将云推到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还是美国。莫斯可所讨论的就是“云”出现以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当人们把信息传输到云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内,来防止病毒或计算机崩溃可能造成的损失,并把这项功能视为公共服务的时候,莫斯可就会问人们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构成了《云端》这本书的基本框架:

 

第一,谁来为云的建立付费?这是经济问题。

第二,谁是控制云这一空间的主体?涉及到权力,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第三,当你把信息传输到云之后,你的私密性如何得到保证?这是社会层面的问题。

第四,在运营云的过程中,企业使用土地和资源的方式会有什么变化?这部分讨论云对环境的影响。

最后,云的出现会对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体现着何种价值?

 

《云端》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醒我们通过上面五个角度去思考云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读书会现场

 

03


莫斯可开宗明义为云下了一个定义:

 

云计算是一个面向组织和个人生产、存储、分析和发布数据、信息、应用以及服务的强有力的系统。

 

在第二章中,莫斯可回顾了云的历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苏联和智利的设计等等。其实把大众传媒当作一种公共设施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的奥匈帝国。当时,奥皇在布达佩斯把四万部程控电话连成一个整体,每天早上叫市民起床并宣读一下奥皇语录,晚上再宣布一下奥皇的最新指示。其实电话网在曾经的布达佩斯就扮演了云的角色,这可能是大家无法想象的。早几十年,有线广播在中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的。

 

莫斯可还对云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把它分为“公共云”和“私有云”。公共云通过免费服务吸引流量,而私有云其实是一些企业为精英提供的排外的云服务,一般需要收费,这就是两者的差别。莫斯可其实非常警觉,在2010年前后就发现云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被美国所宰制的互联网世界,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如百度、阿里等云计算的巨头。莫斯可在抨击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时就取百度在贵州修建的云计算基地为例。




 

接下来莫斯可就展开了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式的批判,他在“云是公共的”这一点上埋下了伏笔。莫斯可认为,云离公共空间其实相去甚远,原因如下:

 

第一,玩得起云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世界互联网巨头,比如谷歌、亚马逊、Facebook、阿里等等,建立云端的投入动辄上百亿,所以它是一种更加垄断的产业,云产业会导向一种更加垄断的资本主义。

 

第二,云为了尽快创造利润,会压缩一切可以压缩的成本,包括劳动者的生命。这样,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反而在很多场合下被加剧。富士康的十九连跳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云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家大量生产与云有关的设备,来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云的盈利条件和雇佣规模就会导致劳资冲突的进一步加剧。

 

第三个问题我想大家关注的比较多,互联网隐私泄露和秘密监视国家的出现等问题,都会因为云的出现而更加复杂。我们看一下Facebook的例子,它遭遇数据泄露后投入了很多技术和成本去填补漏洞,之后导致财务报表上的盈利数额降低,进而导致股票狂跌,市值蒸发千亿。大资本要保护用户隐私是要花很多成本、影响其盈利能力的,这是它不情愿做的事。隐私泄露再加上权力主体从云端监视这些隐私,就引出了意识形态问题。理论上看来,云是一个公共的赛博空间,但在其中参与博弈的都是各有其利益和权力的民族国家,云究竟能否到达公共的境地恐怕还很难说。云和背后的资本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的,这就使得很多原先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第四个问题,就是云并不像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环保高效的,它和传统制造业一样会污染环境、过度开发资源。云甚至还在拉动传统制造业的污染。

 

最后,莫斯可谈到了“云的隐喻”的问题。莫斯可认为云是一个神话、一个迷思,它远不像创建者所描述得那么美好——云除了在技术上有很多局限性、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之外,还在用意识形态迷惑公众,尤其是在大资本的有意营造下,云成了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代表着人类美好未来的隐喻。云的隐喻告诉大家未来会更美好,把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神圣化的包装,很显然就是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上述就是《云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读书会现场

 

 

04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深刻的学术原典,就会发现《云端》其实是一本非常通俗的批判著作。这本书中有很多常识性的观点,读起来更像一篇深度报道,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不过,从这本书延展出去、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

 

我最近在重读《资本论》,刚好可以谈谈为什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相比,其思想性还颇有一段距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件事情:

 

相比农业社会,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追求利润、追求资本的自我复制为主要目的的。具体到行动者,资产阶级身上充满了“时代感”和“卑鄙感”。

 

所谓“时代感”,指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资产阶级会鼓励一切能够提高生产率的科技发明和组织形式。马克思的论断很精辟:刨除的种种光环和神话,科学所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把以往看不见的东西变得可见,二是能够开发以往开发不了的资源、生产以往生产不了的产品,总而言之就是追求更多的利润。科学今天的合法性,是其增加物质产品的功能所确保的。从诞生之日起,现代科学就是资本的卫道士。

 

下面谈谈所谓“卑鄙感”。社会科学为什么会出现?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社会科学和科学一样都是为资本服务的。


从亚当·斯密开始,大家就明白分工的效率比工匠单独生产的效率要高得多。但是分工和协作如何达成?这时就出现了管理学。管理学关注的只是一个产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但当整个社会活动都被划分为无数个工序的时候,就需要乞灵于所谓的社会治理了。社会治理需要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来协助。大工业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两者都是加持资本自我复制的重要支撑。马克思对资本—知识关系的揭露非常深刻,以至于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可以统摄我们今日对知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研究。


可惜,马克思志不在此,而是投入到具体的、有限的社会运动当中,失去了“成为一个永恒的思想家”的机会。也是因为这种经历,马克思的思想也可以分为两个路数:一个是人道主义的经济—伦理学的路数,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数。

 

到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发现传媒竟然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新技术和榨取剩余价值的最后一环——而在马克思身处的年代,媒介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门。也可以说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了其近乎完美的形态。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资本家对工人在工作日和工时上的剥削是有限的,而大众传媒可以覆盖工人从工作到闲暇的几乎所有时间,从而将剥削剩余价值的可能性从工时的自然限制中释放出来,为全天候、无间断的剥削奠定了基础。你接受媒介影响的每一个时段,媒介都在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媒介通过节目和广告吸引你的注意力,再卖给金融、工业、商业等不同形态的资本。可以说,我们除了睡觉之外,都是在全天候地为资本贡献时间和精力,大众传媒实现了对我们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化。

 

第二,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讲过,媒体每天不间断地生产时间客体,每当你接收媒体的节目就是在和别人“重行”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你的生命时间和媒体时间是重合的。这种重合带来的问题在于,每个人殊异的生命时间都趋同为大众媒介所灌输和形塑的那个状态。这样以来,世界上就充满了吃瓜群众,而少有独立思考的人。一方面,你的时间被大众传媒牢牢占据,另一方面你的思想资源也是大众传媒所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想做到独立思考实在是难上加难。



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

 

综上,现代社会会不间断地生产出无意识结构相同的“吃瓜群众”。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就已经发现,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也是商品,传媒通过出售这些商品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完成了资产阶级不间断榨取剩余价值的完整闭合。任何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现代世界,他的每一分钟都在受剥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现就在于,貌似文化场域的活动实际上也是生产,也是工业。闲暇时间的商品化使得资本主义超出工作时的限度,成为一个全天候自我增殖的庞大机器。

 

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有着和马克思相似的预言,他们认为只要有一天公众发现自己的所有时间都被用于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体系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而学者的任务在于“唤醒”媒体受众,使其早日获得革命的自觉性。但是技术的发展彻底粉碎了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理想。

 

赛博空间为资本主义生产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第二代——莫斯可这些学者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获得前所未有的增殖空间以后政治经济学能做哪些回应?马克思所预想的那种革命还可能发生吗?

 

《云端》想说的就是,被技术进一步巩固的资本主义依然会产生社会冲突、依然会为革命积累压力。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不去遏制技术对新的资本增殖空间的开发,类似《云端》的著作就难免落入老生常谈。我们反而经常看到,当学者预言一种资本主义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资本主义总能借助技术殖民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甚而资本主义还获得了再造甚至创造和谋划新空间的知识和能力。我甚至可以说等到地球上的资源开发完了,资本主义就会去开发火星。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你的批判固然有效,但你所批判的对象却日新月异、越来越有生命力。所以,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能跳出“人道主义的美好未来”的固有模式,就很难找到出路。




特别鸣谢


江苏省慈善总会郑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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