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国际情报战之第一弹:谈情说爱的特务(1)

潘冬子 国际情报学会 2017-07-04


朱迪·柯普朗

 

——谈情说爱的特务朱迪·柯普朗

 

 

 

她曾是一名激进的文学青年,但却在毕业后做起了保守的政府官员;她容貌俏丽、姿态迷人,却终日埋头工作,不懂浪漫。当她走进司法部的大楼时,大楼上下立刻传来了一片啧啧的赞美之声。她就是冷战开始之时苏联方面安插在美国司法部的女间谍柯普朗。就是这个才华横溢、让大家赞不绝口的大胸美女,屡屡给联邦调查总局的官员们制造麻烦,让其一度陷入了恐慌。

 

一、进军司法部

朱迪·柯普朗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商人家里。南北战争之前,其祖父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她的父亲是一位玩具商人,家庭收入中等偏上。柯普朗在巴理森社会关系学院读书时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她主修的是社会法和心理学。但是,她的兴趣点不在自己的学业上,她所感兴趣的是当前国际局势的变化。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柯普朗对二战进程尤为关注。二战中,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苏联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抗战中,苏联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勇气令柯普朗敬佩不已。这种敬佩,也表现在她的课堂学习之中。一次,教世界政治的哈利教授正在讲台上大贬斯大林的时候,柯普朗突然站起来向教授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

“教授,您说95%的俄国人对斯大林政权心怀不满,但您又怎样解释他们正如此顽强地抵抗着德国人?”

“抵抗德国人是出于他们的一种民族生存感。”哈利教授这样回答

“可您刚才还说只要有一点点的外部势力进入俄国,他们整个社会的基础就会分崩离析。现在德国人进去了,可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崩溃。”柯普朗反驳道。

教授被她的话问得哑口无言。稍后,他讪讪地说:“柯普朗小姐,为了我的授课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我建议,这个问题我们课后讨论!”

事后,教授无奈地说:“她是个天生的圣斗士。”

不仅如此,柯普朗还在文章或演讲中发表自己的过激言论。在学校出版的《号角》周刊上,柯普朗以“小刺猬”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战斗文章。在文章中,她愤愤不平地斥责丘吉尔是“小人”和“伪君子”,因为他“不遵守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演讲中的柯普朗慷慨激昂,她认为罗斯福政府对俄制定的租借法案是件令人宽慰的好事,但力度远远不够。她还认为应该给苏联更多的援助,因为如果俄国人完了,那西方世界的失败也就指日可数了。一旦苏联那巨大的资源落入希特勒手中,他会把整个世界都吞掉……柯普朗激进的言论并未使她落下“同情赤色分子”、“皈依共产主义”的罪名。因为二战开始不久,美国舆论界就有援助苏联抗击纳粹德国的呼声。正因为如此,柯普朗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在不少人眼中,她是一个积极进取、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非凡女子。

毕业前夕,柯普朗参加了一个俄美青年互访活动的接待工作。她负责接待的是一个乌克兰的青年战斗英雄代表团。代表团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在战场上与纳粹敌人进行过生死搏斗的英雄。这其中还有一位年轻姑娘,她是一名出色的狙击手,据说在战场上她先后击毙了300多名德国士兵。这些战斗英雄让柯普朗崇拜不已,也就是这次接待活动,使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为其以后的间谍生涯奠定了基础。正如联邦调查局分析的那样:从那时起,她便开始了与俄国人非同一般的接触关系。

当代表团走后,柯普朗突然一改往日的激进,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她不再醉心演讲,也不再发表一些激进的文章。她开始频繁出现在图书馆、阅览室等一些以前很少光顾的地方。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疑惑不解的目光,她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突然发现,自己该好好准备毕业论文了,否则我就不能顺利毕业找工作了。“我猜想你的毕业论文一定是与俄国有关的题目吧?”有人这样同她开玩笑。柯普朗莞尔一笑,继而否定地摇了摇头。是的,她的论文题目既不是《论俄国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也不是《大战中的俄国民族心理》,而是《东欧战场上的局势展望以及美国所应采取的对策》。在这篇论文中,柯普朗以翔实的资料和精辟的分析论证了希特勒不可逆转的战败局势。同时.她也一反常态地指出,俄国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美国就应减少并最终停止对俄国的援助。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至此,人们明白了:柯普朗早先所表现出的激进观点是爱国的一种表现。因为一个东方巨国的覆灭会使纳粹德国腾出手来扑向西方,所以在苏联处于危急关头时,她才会大声疾呼要给它提供援助。这样一来,柯普朗在人们的心中的就更加完美了。她的论文得到一致好评,学院还授予她优等生的称号。

这样的才华,这样的好评,对她今后找工作将大有帮助。但是,柯普朗的工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毕业后,她填报了自己的第一工作志愿:中央情报局。金斯顿教授也给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大力推荐这位才华横溢的才女。是,在例行的安全检查后,柯普朗却没有被中央情报局录取。显而易见,她违反了情报局的入职潜规则——学生时代曾发表过一些激进言论。于是,柯普朗又填报了第二志愿:司法部,这次似乎没有什么阻力,5天后,她接到了司法部的录用通知书。1944年6月,柯普朗正式成了美国司法部纽约办事处军务局经济作战科的一名职员。至此,她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秘密潜伏

工作后的的柯普朗勤勤恳恳,除了工作,她很少过问其他事情。柯普朗变了,她由一名激进的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位沉稳的政府官员。工作期间,时常有一些社会团体慕名而来,要她在诸如“支持东欧人民重建家园倡议书”上签字,或在“保卫世界和平协会”里挂个理事的头衔。面对这些,柯普朗总是如临大敌似的躲闪开来。“我讨厌那些东西!”面对同事,她这样解释道。说这话时她那迷人的双眸会微微眯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屑与嘲弄。没有人知道柯普朗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大的转变,她的表现前后简直判若两人。若干年后,联邦调查局的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她接受了俄国人的“劝告”或“指导”,以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并尽量争取在政府的要害部门取得一个高位,或起码在敏感的岗位上取得一个位子,长期潜伏来……

这样的解释合理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时期的柯普朗的确是变得十分保守。在经济作战科,她的工作是负责审查与政府和军方有军火合同关系的厂商和公司。凡是被经济作战科认为不合适的厂商和公司就不能得到政府的军火订购合同。对于这一工作,柯普朗是严谨的,她要求那些厂商和公司在政治上要绝对地清白,否则将被立即转入“绿名单”中去。勤奋、刻苦的工作表现,使柯普朗给同事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使她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赢得了上司的好评。

“你是个有才能的姑娘,在这里工作还不能释放你所有的能量,所以我想推荐你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她的上司麦克法兰对她做出了这样的承诺。1945年初,麦克法兰正式通知柯普朗:美国司法部已经发来了调令,要她在一个星期之内到华盛顿总部报到。“那儿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做。好好干吧,我相信你能胜任新的工作。”麦克法兰鼓励道。

至此,柯普朗的人生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华盛顿总部,柯普朗被分到了外国代理人登记科,做了一名助理政治调研员。这不是很大的官职,但是对柯普朗来说,这一工作的意义非同寻常。柯普朗被告知去负责西欧几个国家的工作。这一点不是很对她的兴趣,但柯普朗还是愉快地接过任务,埋头苦干起来。美国法律规定,凡是在美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其代理人都必须到司法部去报到、登记,并接受司法部的审查。当然.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美国司法部还兼有其他不为人知的使命:帮助中央情报局搜集外国公司、企业的资料;协助联邦调查局清查外国公司、企业及代理人的背景;大战的特殊时期,司法部还担任一些谍报性的工作任务。

因为这样的特殊职能,司法部里的官员们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文件,诸如中

央情报局的国外活动动态》,联邦调查局的《每日简报》、《本周摘要以及其他一些情报研究机构的调研资料。作为一名调研员,柯普朗有资格查看这些绝密文件。这是戏剧性的一个转变,当年被中央情报局拒之门外的柯普朗在兜兜转转之后,反而获得了阅读其机密文件的便利。这一点让她感到非常满意。柯普朗无疑是位干练的职员。日常工作中,她将一切事务都处理得有条不紊。她写出的调研报告,论证充分,极具说服力。这样果敢、高效的工作能力,很快使她得到了上司的认可,于是科长推荐她去负责苏联和其他几个东欧国家的工作。柯普朗的工作热情更高了,她每天都以高亢的情绪忘我地工作着。为了处理日常繁重的案卷工作,柯普朗经常加班到很晚。工作之余,她会到阅览室去阅读各种机密文件,因为这样能更好地了解情况,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柯普朗最感兴趣的是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安全备忘录》,那里面有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驻美外交官的监视和策反活动情况的记载。科里有几个档案柜塞满了有关国家保安系统方面的资料,放着占空间,扔了又怪可惜。正在科长为这些文件头疼之际,柯普朗主动请缨,要求整理这些文件。科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从那时起,柯普朗就养成了去纽约度周束的习惯。她每隔两三个星期就会去纽约一次。这一点,科长深表理解。原来,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柯普朗与科长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之间除了外在的上下级关系之外,还有内在的情人关系。科长虽是有妇之夫,但这丝毫不影响俩人之间的风流韵事。柯普朗对科长说:“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妻子,这一点与我没多大关系。为了公平起见,我也要求你不要干涉我的私事。我虽没有结婚,但是我却有要好的男朋友。他人在纽约,所以我每个月都要去见他几次。”

对于这个解释,科长表示完全理解:毕竟不能给她婚姻,所以他也没有权力去干涉她的私人生活。在工作上,科长给了她很大照顾。每当柯普朗写调研报告时,她就向科长借阅一些只有科长及科长以上的官员才能看的内部文件资料。对于这一要求,科长从来没有拒绝过她。就这样,柯普朗在这个岗位上一千就是3年。在这3年时间里,她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着,日子过得极有规律。她不时地向科长借阅一些文件,用完之后便会如期奉还。除此之外,她与科长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来,她可以优哉优哉地继续这样工作,但是一场“邮袋风波”搅乱了她的整个生活。

 

三、身份暴露

为了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外交秘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总在往来的外交邮袋上下点功夫。联邦调查局称这一行动为“阿里巴巴计划”。这一偷拆外交邮袋的行为,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因为事情要做得完美无缺,不留痕迹,这需要相当高的专门技术。靠着这一手,联邦调查局搜集了许多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秘密。

1947年8月,联邦调查局在苏联大使的外交邮袋里发现了让他们疑惑不解的事情。在这个苏联外交部发给苏驻美使馆的文件中,赫然有这样一段话:商务处三秘古斯塔夫·鲍尔在4月份的头三个星期中共酗酒8次。其中6次是在公共场所。特别有一次他酒后开车,把车的前灯撞坏了……这段记录不正是自己对苏联外交官的监视记录吗?怎的这一信息落人了苏联人的手中?这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泄露了。于是,他们开始着手追查此事,并加紧了对苏联外交邮袋的“阿里巴巴计划”,希望能从中找出一些线索。

当然,苏联方面也相当谨慎。他们一般不会在外交邮袋中夹带一些可能暴露他们情报来源的信息资料。上述情况纯属偶然,谁都不知道类似事件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还是死死地盯紧了往来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邮袋,他们在等待着类似“偶然事件”的发生。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并没有再从苏联的外交邮袋上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他们从内部追查这一泄密案件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联邦调查局对苏联外交官的监控记录一般要归入《每日机要》的备忘录里。而《每日机要》备忘录的阅读人群又非常广泛。上至总统办公室、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长官,下到中央情报局、司法部等一些有关单位的中级官员们,都有权阅读这一文件。据联邦调查局统计,能够阅读这个《每日机要》备忘录的不下千人。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这一千人还不包括上述人群周围的秘书、副官、调研人员。如果连这些人员也统计在内,数字要远远大于千人。想要从这么庞大的人群中筛出泄密者,任务难度可想而知。

1948年12月14日,联邦调查局在苏联的外交邮袋中又发现了新的线索:一张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不被信任”的公司及个人名单。这一黑名单属于国家AAA级的绝密资料,现在它在苏联的外交邮袋中被发现,无疑说明美国内部潜伏着苏联方面的间谍。于是,联邦调查局立即着手追查此事。此次调查比上次要容易得多,因为这份AAA级的绝密资料,只提供给有关单位参考,不作为政府文件加以传阅。这样一来,被怀疑对象的范围就大大缩减。仔细算来,只有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这3个机构的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员有机会接触这一黑名单。于是,联邦调查局就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展开了排查。在司法部里,有权阅读这一绝密文件的只有司法部长、刑事局局长及外国代理人登记科科长。按照惯例,联邦调查局对3个人进行了逐一调查。很快,他们便把目光落在了外国代理人登记科科长身上。科长郑重声明:在他手里,绝密情报绝对不会出什么纰漏。但是他又表明,出于工作需要,他的政治调研员偶尔会向他借阅一下这些文件。于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对柯普朗进行了严密调查,因为她是重点被怀疑对象。

很快,柯普朗的档案资料便摆在了调查人员的面前。他们根据她大学时期的言行举止,推算出她可能已经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信徒。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认为,那次与乌克兰青年代表团的接触使她产生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她就接受了“某人”劝告,一改往日的激进思想,韬光养晦,以求日后渗透到政府的机要部门中去。这样看来,她毕业前夕想去联邦调查局的想法就合情合理了。

从那时起,柯普朗的一举一动便被人暗中监视了起来。她的信件被偷偷拆阅,她的电话被秘密偷听,凡是与她有往来关系的人都要受到监视。为了防止她与苏联人用无线电联系,联邦调查局甚至从美国陆军情报部借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停在了离她住处不远的一个车库里。天罗地网已经撒好,柯普朗这只笼中小鸟却浑然不知。她依旧一如既往地工作着,依旧隔三差五地去纽约度假一次。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跟随她到了纽约,发现她与一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取得了联系。经过一番调查,证实了这个矮个子男人全名叫瓦伦丁·亚历克西维奇·古比切夫,是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一切都已明了,收网行动随即展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四、抓捕行动

局长胡佛打算将柯普朗调离工作岗位,因为她随时都有可能做出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是,为了揪出柯普朗的同伙,联邦调查局决定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准备以柯普朗为主线,将她身边的间谍连根带叶一齐拔出。

为了诱柯普朗上钩,负责这起案子的兰菲尔抛出了第一个诱饵。他着手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说他已在安托格贸易公司(苏联的间谍情报机构)安插了一名情报人员。看到这一消息,柯普朗立即动身前往纽约,随后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前来与她

会而的古比切夫。接着,兰菲尔抛出了第二个诱饵。他在《每日机要》备忘录中写道:安托格贸易公司有觊觎美国地音探测器的嫌疑,我们正和该公司的美方代表艾西多尔·吉比·尼德尔曼取得联系。此人有意要成为我们的人,但是其诚意有待考证。备忘录中,兰菲尔透露的这个美方代表实际是苏联方面安插在美国的情报人员。看到这一消息,毫不知情的柯普朗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她决定动身前往纽约。

这天,又到了柯普朗去纽约度假的日子。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也做好了抓捕准备。这是一次代号为“纽约行动”的联合行动。出发前,局长特意交代:要在他们交货的时候实施抓捕,一定要人赃俱获。于是,在柯普朗去纽约的路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路尾随。为了这次抓捕行动,联邦调查局动用了30多名特工和7辆装有无线电传呼器的警车。到了接头地点,柯普朗和古比切夫察觉到有人跟踪他们,便装出不认识对方的样子擦肩而过。就在双方交汇的那刻,古比切丈给了柯普朗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暗号。之后,两人各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古比切夫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柯普朗则坐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开过三站后,在第四站上,古比切夫在车门即将关闭的刹那,敏捷地跳了下来。之后.他窜到马路对面,跳上了一辆相反方向的公共汽车。在车门即将关闭的那刻,他又嗖地跳了下来。他这样做不是消耗过剩的体力,而是在和跟踪他的人玩“捉迷藏”的游戏。克格勃的《海外活动指导手册》中有这样的建议:在执行任务中被对方跟踪,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时候,要专心致志地看报纸,不要刻意注意往来的车辆。然后,要在车门即将关闭的瞬间,迅速地冲进去。同样,在下车的时候也采用相同的战略,先是装出一副不想下车的样子,然后在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刻跳下车去……

无疑,古比切夫正按照这本指导手册的的建议设法摆脱“尾巴”的跟踪。与此同时,柯普朗也在绞尽脑汁地同跟踪者周旋。经过一番周折,柯普朗和古比切夫在36号地铁站碰面了。这次,他们没有擦肩而过,而是站在那里说话。但是,柯普朗并没有把手里的东西交给古比切夫,这令跟踪他们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有些不知所措。胡佛局长再三交代,要人赃俱获,才能进行抓捕。但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让他们两个全都跑掉。因为这时,古比切夫正在电话亭里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等大使馆的车一到,联邦调查局的抓捕行动就会宣布失败。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呼叫总部,请求上级下达抓捕命令。在焦急的等待之后,总部的命令终于达到。于是,他们迅速包围了还未来得及逃走的柯普朗和古比切夫。眨眼之间,俩人便被塞进汽车,然后特工们载着二人绝尘而去。

 

五、法庭审判

特工们从柯普朗随身携带的包里出了兰菲尔故意虚构的第二份备忘录的复印件,并发现了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即30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文件及三个人的简历(通常情况下,克格勃收买某人,都会索要该人简历)。这些资料,足以说明柯普朗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间谍。于是.美国联邦政府以间谍罪的名义将她告上了法庭。

1949年4月25日,法院对柯普朗案进行了开庭审理。法庭上,柯普朗被指控为出卖国家机密罪。面对法官的质问,她一笑置之,反问道:“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向谁出卖了国家机密?”接着她说:“不错,那晚我是和古比切夫在一起,但那是我们之间的私人约会,并不是间谍之间的接头行为。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也看到了,我并没有向他递交任何东西。”

“那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和古比切夫约会?”法官问道。

“因为我深深地爱着古比切夫,但众所周知他早有妻室。尽管如此,我还是割舍不下对他的感情,于是我们只能偷偷约会。再者,他的妻子已经知道了我的存在,因而派私家侦探跟踪我们,所以我们约会时更加谨慎。”

“那你为什么把机密资料放在手提包里,带到公共场所?”法官问道。

“这是我的疏忽,因为约会心切,匆忙中忘了将资料放回。这是失职的行为,但远没有犯罪那样严重。”柯普朗振振有词地说道。

此时,柯普朗的辩护律师阿基博尔德·帕尔默也对法庭强调说:“我的当事人和古比切夫秘密见面,纯粹是情人间的私下约会。至于你们所说的古比切夫包中的125美元是给柯普朗的情报经费,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那样重要的文件其价值远远超过125美元。”

这时,兰菲尔出庭作证。他表示,他虚构的那份备忘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情报,目的是找出向苏联提供情报的真正间谍。兰菲尔指着从柯普朗手提包中搜出的影印文件说:“这不是指正柯普朗的最好证据吗?”阿基博尔德·帕尔默反驳道:“这些资料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如果要用这些资料证明柯普朗有罪的话,必须向法庭提供有关的全部备忘录。”

帕尔默的这一席话,使联邦调查局骑虎难下。他们不愿意公开全部备忘录,那样做会给美国带来很大损失。但如果不公开全部备忘录的话,又不能完成对柯普朗的指控。事情一时陷入僵局,法庭被迫中途休庭。一小时后,法庭重新开庭,并给出如下裁决: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涉及国家机密,不宜公布于众。但本着公平原则,允许被告辩护人调阅与柯普朗手提包中影印资料相关的备忘录。

尽管极不情愿,联邦调查局还是把相关备忘录拿给帕尔默查看。很快,这部分资料就被媒体曝光了。因为资料的曝光,联邦调查局安排在各地的十几名情报人员也因此暴露了身份。

后来,主诉官又拿出她与夏皮罗关系暖昧的证据来证明她与古比切夫之间的见面是间谍之间的接头行为而非恋人之间的秘密约会。当然,这一指控并没有得到柯普朗的认可。经过20多小时的激烈辩论,法庭最后宣布柯普朗有罪,她被判处40个月到10年的有期徒刑。事后,柯普朗积极上诉。于是,法院在1950年初对柯普朗案件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这次,古比切夫也被告上了法庭。法院一致裁定二人有罪,柯普朗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古比切夫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面对宣判,古比切夫声称自己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因而不应该受美国法庭审判。而美国法庭坚持说古比切夫只是联合国的雇员,因而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权。

法庭宣判后不久,苏联方面就同美国政府进行了交涉,在交纳了10万美元的保证金后,他们将古比切夫保释了出来。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今天古比切夫被投进监狱,那么,明天莫斯科法庭就会宣判一个“美国间谍案”,那时肯定会有一个美国公民被投入克里姆林宫的监狱。柯普朗并没有被人保释,她只能通过上诉来摆脱困境。二审宣判后,柯普朗继续上诉。幸运的是,她碰到了利德尔·汉德大法官为她翻案。汉德认为,联邦调查局在采取行动之前并没有申请逮捕证,因而其逮捕行动是不合法的。鉴于此,其现场缴获的证物也是无效的。就这样,柯普朗在交了4万元保证金之后,被拘留所放了回来。

“她没有进监狱并不是因为她无罪,而是因为她钻了美国法律的空子。”《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评论道。不过,事实的确如此。被释放后的柯普朗生活过得更加滋润,尽管联邦调查局不准她离开东海岸,但这丝毫不影响她过轻松自在的日子。上诉期间,她嫁给了41岁的苏科洛夫律师。从拘留所出来后,她在纽约郊区购置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平凡女人的生活。傍晚时分,人们常看到贵妇人打扮的她,牵着一条狗,在别墅附近的林荫路上漫步……

这就是二战后美国轰动一时的第二苏联间谍案。这起间谍案由于新闻媒体炒作,而有意无意地被蒙上了“桃色”的外衣,这使得整个案件更显得真假难辨、曲折离奇。它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开端,最后却是个不了了之的结果。但是,这一事件对美国的触动却是巨大的。《纽约时报》社论称它为一颗“清醒丸”,“使美国的公民们开始认识到苏维埃帝国是怎样无孔不入地对美国社会进行渗透的。”《纽约明星报》对此事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毋庸讳言,像柯普朗这样的事件并非俄国人所特有。然而,除玛塔·哈丽式的人物外,俄国人比我们享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一颇有诱惑力的意识形态。柯普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醉心于激进主义的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确实信奉这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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