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 ‖ 民主侵略论——永久和平视域下的民主困局

南国学术 201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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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曦泽,本名邓勇,2004年在四川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2007年在武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哲学、政治学等跨学科问题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现代古典学批判——以“中国哲学”为中心》《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

摘  要

永久和平是人类的梦想。在古代中国,“天下大同”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永久和平;在德国,康德则明确提出了“永久和平论”。20世纪70—8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不会发生战争,这意味着民主是促进永久和平的唯一制度选项。虽然东西方均有不少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批驳,但他们主要是直接从国际政治视角——民主的国际表现——来切入的,而这样很难有效否定“民主和平论”。实际上,民主国家的国际表现(或国际政治特征)是其国内表现(或国内政治特征)的逻辑延伸,其侵略性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国内矛盾(资源稀缺困局)转化为国际矛盾的结果,所以,批驳民主和平论更有效的思路应当是:基于“资源稀缺性+民主制度+民众需求”的基本假设,先考察民主制度的国内表现,再考察其国际表现,从而证明民主国家具有侵略本性。为了满足国内民众对福利提高的要求,民主国家对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因而,民主总是倾向于越来越“昂贵的民主”。但由于资源稀缺,导致国内资源需求增加与国内资源稀缺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民主国家不得不向国外攫取资源,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国际矛盾。当世界资源日益枯竭或遇到其他原因如国际政治冲突,民主国家无法通过包括国际贸易和商谈在内的和平手段获取资源时,它就会采取武力掠夺资源,导致国际冲突,包括与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冲突。这意味着,民主国家是具有侵略本性的。不过,这种侵略本性是一种逻辑可能性,并非随时都会表现出来。当资源稀缺问题尚不严重时,民主国家未必会侵略。但是,当资源稀缺问题严重且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时,只要时机成熟,如民主国家自认为对外侵略的胜算较大时,其侵略本性就会表现出来。

关键词

  民主  侵略性   资源稀缺   国内矛盾  国际矛盾


 

世界永久和平乃是人类古已有之的梦想。在古代中国,“天下大同”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永久和平;在西方,康德(I. Kant,1724—1804)明确提出了“永久和平论”。提出一个梦想很容易,而要找到实现梦想的有效方法却很难。要想实现永久和平,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设计出一套好的社会制度,它能够有效避免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在永久和平视域下,人们可以审视各种社会制度。即使对不少学者推崇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追问:它是不是一种真正和平的制度,能否使世界实现永久和平?本文的回答是:民主制度不是一种和平的制度;相反,它充满了侵略性和掠夺性。原因在于:一方面,民主国家要满足民众以及资本家对利益增长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国内资源的日益稀缺导致与利益需求增长产生矛盾,而民主国家(或政府)在民主制度的驱使下,必然要对外扩张攫取资源,以满足国内需求,从而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国际矛盾,导致国际冲突。这一逻辑意味着,民主国家是具有侵略本性的;并且,这种侵略本性会在时机成熟时表现出来。


一  关于民主和平论及其当前研究之不足

关于民主制度是否能带来和平,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但这一理论是不可靠的。首先,在事实上,有许多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构成“民主和平论”的反例。其次,“民主和平论”在理论上不能自洽。因为,人们可以从经济学、政治学视角,证明民主制度具有侵略性。

“民主和平论”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盛行于“冷战”之后。1976年,斯穆尔(Melvin Small)、辛格(J. DavidSinger)在《耶路撒冷国际关系》杂志发表《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1865)》一文,初步探讨了民主国家较少战争这一命题。1983年,多伊尔(Michael W. 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主和平论”,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民主与和平的关系。他通过列举一些历史案例,得出一个结论:“虽然自由国家曾卷入过无数次与非自由国家的战争,但宪制稳定的自由国家却未彼此发动过战争。”1986年,他又在《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和平论”,并用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打仗的事实来论证“民主和平论”。此后,另有一些学者如莱克(David A. Lake)、毛兹(Zeer Maoz)、阿布杜拉里(Nasrin Abdolali)等也对“民主和平论”作了阐发。“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想乘机借用“民主和平论”在全世界推销民主,行新霸权主义之实,从而使得该理论从学术走向政治,并迅速升温。例如,拉西特(Bruce Russett)的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后冷战世界的原则》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民主和平论”,黑根(Joe D. Hagan)、毛兹等研究了国内政治体制与战争倾向的关系。

“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要素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不会发生战争,理由大致有三条:第一,民主国家是由人民选举和治理的。第二,民主国家有一系列制度约束。这不仅包括三权分立的制衡,还包括民主选举制可以使民众监督和影响战争的发动与否。第三,民主国家有民主规范和文化自律,即经过近代启蒙后,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深入人心,而这些观念是遏制战争的。根据“民主和平论”,甚至还可以推导出另一个结论:由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而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容易发生战争,那么,为了世界永久和平,应该把所有非民主国家都改造为民主国家,其中的手段可以包括战争。因为,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正确,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一来,“民主和平论”就为“民主输出论”(包括武力输出民主论)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输出,被亨廷顿(S. P. Huntington,1927-2008)等学者表述为“民主扩张论”(即可以利用武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民主制度)。

自“民主和平论”问世后,东西方均有学者提出质疑。在中国学术界,既有学者指出“民主和平论”是包裹干涉主义、霸权主义实质的华丽外衣;也有学者指出“民主和平论”者对何为民主国家都没有达成一致(如有的认为不能把贫穷的希腊、土耳其视作民主国家),导致样本选择不科学,而结论也就不可靠;还有学者列举了“民主和平论”的不少反例,远者如古希腊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集团(都是民主城邦)之间的战争,近者如19世纪民主国家之间的一系列战争,而美国与西班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了19世纪末最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更不能说是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也含有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再看目前的世界格局。“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解体,俄罗斯成了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以亨廷顿所言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为标准),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继续扩张——北约的东扩已对俄罗斯形成咄咄逼人的包围和威胁。2008年,美国还指使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进行了一场代理战争,而三国都是民主国家,这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完全可能发生战争。在美国学术界,施瓦茨(Thomas Schwartz)、斯金纳(Kiron K. Skinner)的《民主和平的神话》指出,“民主和平论”固然令人陶醉,但无论是历史记录还是理论证据都不支持该理论,甚至民主条件限制的宽窄都不要紧。莱恩(Christopher Layne)还翻出美国的老底,认为南北战争具有民主国家间战争的性质,美国连内战都不能避免,何谈避免国家间战争呢?

以上对“民主和平论”的经验事实层面的批驳都是有根据的,但客观地说,论证力度并不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证伪“民主和平论”,就很难在理论上驳倒包裹着“民主和平论”的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其实,在“民主和平论”提出之前,列宁(В. И. Улья́нов1870—1924)的“帝国主义理论”早已预先反驳了“民主和平论”。列宁(主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民主和平论”所言的民主国家),具有很强的对外扩张性,其扩张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政治的扩张,也可以表现为军事的扩张。在军事上,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以逐利为唯一目标的经济体系,必然追求扩张,不择手段。所以,“民主和平论”者若要有效构建该理论,则应首先有效反驳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扩张性的观点。但是,“民主和平论”者回避了这一点。而在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反驳“民主和平论”时,利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不充分。

目前关于“民主和平论”的研究和批判,不足之处有三:第一,经验案例强,理论分析弱,主要是在“民主和平论”的反例上兜圈子。第二,缺乏经济学的视角。其实,资源稀缺乃是导致民主国家必然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根源。第三,对民主制度的国内政治特征重视不够,很少有学者把民主国家的国际政治特征(或国际表现)视作国内政治特征(或国内表现)的延伸,大多是从国际政治视角来批驳“民主和平论”,但这样很难颠覆该理论。实际上,民主国家的国际表现是其国内表现的逻辑延伸,其侵略性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国内矛盾(资源稀缺困局)转化为国际矛盾的结果。因此,批驳“民主和平论”的有效思路应当是:基于“民主制度+民众需求+资源稀缺性”的基本假设,先从国内政治角度考察民主制度的国内表现,再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其国际表现,从而证明民主国家具有侵略本性。


  民主自足性与稳定性困局的经济根源

(一)古希腊海盗蕴涵的侵略机制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前460—前400/39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当时流行的海盗行径做过描述,它可以启发人们认识蕴涵在民主国家内的侵略性机制:

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他们做海盗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同时也是为了扶助那些弱者。他们袭击没有城墙保护的城镇,或者说是若干村社的联合,并且加以劫掠;实际上,他们是以此来谋得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的。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现在大陆上某些居民仍以曾是成功的劫掠者而自豪;我们发现,古代诗人诗中的航海者常常被询问:“你是海盗吗?”被询问者从不打算否认其所为,即便如此,询问者也不会因此而谴责他们。同样的劫掠也在陆地上流行。

时至今日,希腊的许多地方甚至还沿袭着古时的风尚……

岛上居民也都是些出色的海盗……出于谋利的共同愿望,弱者安于服从强者的支配;强者因拥有金钱而越发强大,进而把诸小城邦降至臣属地位。

古希腊人为何要冒着风险做海盗?是为了对外攫取资源;只不过,海盗们的对外侵略、掠夺没有国家发动的战争的组织性强,规模也不大。古希腊人之所以对做海盗引以为荣,是因为海盗不但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还分一些财物给本城邦其他成员,其他成员对此心存感激,于是海盗们就成了城邦的英雄(至少是与海盗关系密切的群体内的英雄)。海盗们当然知道被劫掠者的感受和道德评价——会被被劫掠者视作恶人、罪人,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在乎本邦成员的感受和道德评价,敌人的罪人就是自己的英雄。

修昔底德所说的,古希腊的许多地方至今还沿袭着古时海盗的风尚,这启发今人深刻理解民主国家(或民主制度)必然的帝国主义倾向。民主国家为什么要对外侵略?因为对外攫取利益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侵略者为什么是民主国家的英雄?因为被侵略国家的罪人就是侵略国家的英雄。当然,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古希腊民主算不上成熟的民主,故上述案例并无说服力。的确,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如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有所不同,但两者对外扩张的机制是一样的——因国内民众对利益需求的增加,因国内利益供给的不足,导致民众鼓励国家(或城邦)对外扩张。

(二)定义和理论假设

“侵略性”在本文不是自明的概念,需要定义。在此先从一个国家不具有侵略性来理解侵略性。如果一个国家即使是严重需要别国的资源并且具有侵略别国的能力,也不会采取暴力手段来掠夺,那它在逻辑上就必然不侵略。反之,它即具有侵略性,包括可能侵略和必然侵略。一个国家具有侵略性,是指当它严重需要别国资源并且具有侵略能力,在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可能或必然会选择暴力手段来掠夺别国的资源。所以,“侵略性”不是现实行为,而是一种逻辑可能性。

要回答民主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须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国内政治(或国内表现),看看民主国家是否具有对外侵略的可能性。二是国际政治。通过分析民主国家面临的外部条件,考察其国际政治特征(或国际表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 M. Nixon,1913—1994)说:“内外政策犹如暹罗双胎,一方离开另一方便无法生存。”但是,内外政策的重要性并非并列的,国内政治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了民主国家的国际表现。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方面相结合,就可以知道民主国家是否可能产生侵略性。下面,试对民主国家的国内、国际条件进行理论假设:

假设1民主国家都是成熟的,譬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由人民选举和治理。第二,有一系列制度约束。第三,有民主规范和文化自律。第四,既为民众利益服务,同时也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这些特征是民主国家的一般特征,不论何种具体的民主制度都具有;同时,不论是“民主和平论”还是“民主侵略论”,都唯有在共性上理解民主制度,才可能是有效的。这里之所以将第四点明确列出,是因为此预设很重要。在此预设之下,可以推出,民主国家对资源的需求会不断增加。

假设2民众与资本家的利益需求都是逐渐增加的——民众要求福利增加,资本家要求利润增加。这个假设不单是针对民主国家的假设,也是针对人性的假设,即人都渴望利益不断增加,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一假设乃是经济学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一假设有所修正,修改为经济人在现存的制度结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一修正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假设3全世界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但这里的“成熟”只是指制度成熟,不等于生产力发达,即并不意味着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此假设是针对“民主和平论”而特设的对之更有利的假设,故此假设不在“民主制度+民众需求+资源稀缺性”之内。如果取消此假设,本文的论证和结论照样成立,且对“民主和平论”更不利。

假设4任何民主国家的国内资源都是稀缺的,甚至日益减少;并且,全世界的资源亦如此。此假设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讨论民主与和平关系问题的最重要假设,却被“民主和平论”者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引入了资源稀缺性假设后,就可以这样发问: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如何进行行为选择?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否具有侵略性?

上述四个假设,假设1假设3是“民主和平论”直接承认的,假设2对民主制度、专制制度都是公平的,假设4是客观事实。因此,基于此四个假设的讨论,是应对了“民主和平论”的,而不是站在该理论之外另立一套假设对之进行外部批判。

(三)昂贵的民主:民主制度蕴涵的利益倾向与资源稀缺性的矛盾

在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民众通过长期合法的博弈,不论在物质生活数据方面,还是政治权利、文化权利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正是因为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才使得发达民主国家国内秩序和平、稳定,社会关系比较和谐。但是,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发达的,因此有必要将民主国家分为发达民主国家与不发达民主国家。

发达民主国家是通过日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来维护国内和平与稳定的,导致维护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这里的民主是一种昂贵的民主。从收入来看,发达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不发达民主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大国,以及卢森堡、挪威、瑞士、爱尔兰、丹麦、冰岛、芬兰等小国。就资源来看,发达民主国家也是消耗资源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消耗与人均收入是正相关的。2008年,世界平均能耗为1.676(吨标准油),美国、法国、日本、德国、中国分别为7.456、4.128、3.977、3.761、1.502(吨标准油),几国分别是世界平均能耗的4.45、2.46、2.37、2.24、0.90(倍)。而美国是世界上人均资源消耗量最多的国家,1个美国孩子的消费相当于125个印度孩子。

发达民主国家的财富并非来自本国的生产,许多来自国际贸易利润(或者说国际剥削)。虽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双方都会得到好处,但利益的分配机制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技术、管理、附加值高的产品等,收益率很高;不发达国家输出原材料、劳动力、附加值低的产品,收益率很低。因此,这种国际贸易虽然可能使各国的财富总量和人均财富都有所增加,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可能越来越大。发达国家过着富足的生活,不发达国家却过着贫困的生活。

从总体趋势看,发达国家不缺技术、管理手段、资本,但缺少资源。其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持它们长期、可持续、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以美国为例,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的2%,国内产量占世界的5%,消费却占到了世界总消费额的25%。作为能源进口大国,虽然由于新近的页岩气开采使美国的能源形势好转,预计到2028年,其能源进出口达到平衡;但这只能降低美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而不能改变其仍然是资源、能源高消耗国家,更改变不了未来如果国内资源耗尽而再次扩大能源对外依存度。另外,由于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降低,它对中东事务没有以前那么积极。这恰恰从反面证明,美国的对外政策直接受制于国内状况。如果它严重依赖中东,就要干涉甚至可能侵略中东。不仅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非资源性民主国家的资源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并且越来越高。有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但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却需要1.5个地球来提供。其实,人类的需求恐怕不只需要1.5个地球,因为各国人均资源消耗极不平等,消耗少的国家需要提高,消耗多的国家也可能还要提高,导致世界人均资源消耗总量大幅增加。

由此可以说,要使成熟的民主国家成为和平、稳定型民主国家,还需要增加一个必要条件——发达。发达是指经济繁荣(包括科技先进)。这意味着,只有发达民主国家才能通过不断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从而维持国内政治的和平与稳定;换言之,和平与稳定是以繁荣为基础的;而经济繁荣,又意味着资源高消耗。至此,可以得出第一个阶段性结论:发达民主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是基于资源高消耗的,这种发达的民主是昂贵的民主。

昂贵的民主直接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发达国家国内的资源能够长久地维持昂贵的民主吗?显然不能。虽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民主国家是资源大国,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都很多,但没有谁敢说它们能够长久维持昂贵的民主。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民主国家,都在大量地对外攫取资源。尤其是美国,它本身是资源大国,却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尽可能优先使用外国的资源。那么,全世界的资源又能够长久地维持昂贵的民主吗?显然也不能。虽然现代科技的发展,使许多原本不是资源的东西可以转化为资源,但科技的发展远未使资源转化达到取之不尽的程度。因此,这就产生了发达民主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

那么,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发达民主国家减少资源消耗?答案是:不可能。原因有三:第一,民众需要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福利。第二,资本家需要不断增加利润(此两点合起来即假设2)。这两者都需要增加资源消耗。第三,根据假设1,民主国家(或政府)必须尽可能满足前两点,否则就会丧失执政合法性;并且,越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越会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来满足这两点。因此,这里可以得出第二个阶段性结论:民主制度必然驱动民主国家承诺并在实践上尽可能增加民众的福利和资本家的利润,因而必然导致不可遏止的资源高消耗,从而内在地形成和加剧民主国家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民主自足性与稳定性困局。也就是说,在封闭状态下(不考虑对外贸易),在民主制度下,由于生活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导致民主国家内部的资源无法可持续消耗,民主国家无法长期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陷入或者必须对外获取资源,或者必须降低国内生活水平的必然选择。因此,民主国家的生产生活模式没有自足性,亦即民主制度没有自足性。既然没有自足性,并且也无法长期获取足够的国外资源,那么,民主制度也就无法稳定进行,使得民主制度也没有稳定性。没有稳定性,是没有自足性的必然产物。这意味着,民主制度不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可靠制度选项。

 

  发展不平衡导致发达民主国家对不发达民主国家的侵略

或许有人会说:让所有国家都发展成发达民主国家,问题就解决了;理由是,民主有利于促进科学,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其实,即使所有国家都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假设3),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明确论证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科学,更没有人能证明民主发展程度与科学发展程度具有对应关系。近代科学以伽利略(G. Galilei,1564—1642)为开端,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民主无关。科学产生以后,经过第一次科学革命,资本家看到了科学的巨大功能,开始向科学大量投资,从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19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自豪。在人类努力进取的所有领域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科学’,即知识的进步。”此言揭示了资本与科学的相互促进关系:资本资助、支持了科学,科学使生产力大大提高,并反过来使资本提高了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和加深,使资本不断增殖。但是,要想证明所有国家都成为发达国家,仅仅证明民主能够促进科学还不够,还需证明民主制度在每个国家对科学的促进作用都是相当的;并且,即便证明了这一点,仍然不能证明各国的实力相当。假如美国与日本的科技水平相同,但美国人多、地大、物博,日本人少、地小、物缺,这意味着,同样的科技水平在美国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美国会拥有大国优势,从而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可以得出第三个阶段性结论:即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也会分化为发达民主国家和不发达民主国家。

由于发达民主国家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假设4),当其资源不够用时,或者当其认识到国内资源将不够用时,就必然寻求资源稀缺与福利增加矛盾的外部解决,亦即向不发达国家获取资源。可供选择的手段有两种:第一种,通过国际贸易进行国际剥削。第二种,通过战争手段进行国际掠夺。

第一种手段对于发达民主国家来说,成本较低:(1)世界格局是由发达民主国家所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运行规则都是它们制定的,不发达民主国家不得不接受那些规则。(2)发达国家拥有更为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以及更多的资本。两者相结合,意味着发达民主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尽优势。根据经济人假设,每个国家其实都是作为经济人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这就使得发达民主国家会尽可能地利用现存国际贸易制度来实施国际剥削。

但是,这种国际剥削的手段也并非能够永续下去。发达国家的民众要求增加福利,不发达国家的民众也要求增加福利,尽管两者要求的程度不同,资源消耗的力度也不同,但都会导致资源消耗的增加。发达国家不断攫取不发达国家的资源,显然会加速、加剧不发达国家自身的资源稀缺程度。当不发达民主国家的资源日益衰竭,损害了其民众的生活水平时,它们就不愿意继续出口资源和初级产品;当发达民主国家与不发达民主国家之间不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分歧,发达民主国家面对的资源稀缺困局无法从外部获得解决时,它就会采取第二种手段——武力侵略。

在民主制度下,侵略是发达民主国家解决资源稀缺困局的必然行为选择。当然,在时间上,侵略也许不是首先选择的手段,也不一定来得很快,但在逻辑上,由于资源稀缺(假设4),发达民主国家又不能遏制资源消耗(由假设1、假设2推出),最后只能通过武力手段来解决其资源稀缺困局。在理论建构上,“民主和平论”的立论方和驳论方都忽视了资源稀缺性这一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民主和平论”盯住了民主国家之间有良好的谈判机制和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这并没有错,但它有意无意地漠视了资源稀缺性问题必然导致的冲突,而资源紧张问题恰恰是民主国家间关系与矛盾的关键所在。当资源稀缺性程度不高时,民主国家间的确可以通过谈判、协商,彼此和平相处,但当资源稀缺性程度越来越高时,这种和平合作的主旋律就会被打破,分歧、冲突甚至战争就会成为主旋律。

 

  民主国家对外侵略的逻辑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上述讨论也许容易面对两个质疑。其一,由于第一种手段并不是直接暴力,那么,是否可以说,发达民主国家并不必然具有侵略性呢?不能这样说。因为,第一种手段是不可持续的。当第一种手段无法解决资源稀缺困局时,发达民主国家必然会采用武力手段。对于发达民主国家来说,采取哪种手段,只是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策略而已。一个国家不具有侵略性,是指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侵略他国。具体到资源问题上,如果一个国家必然因本国资源稀缺而通过武力手段抢夺外国资源,这样的国家就具有侵略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发达民主国家具有侵略性是成立的。

其二,是否可以说,只有发达民主国家才具有侵略性,而不发达民主国家没有侵略性呢?也不能这样说。当国内资源稀缺时,所有民主国家都希望对外转嫁资源稀缺困局,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如果实力具备,都会采取武力手段抢夺资源。只不过,不发达民主国家实力不够,没有实力侵略他国罢了。不发达民主国家不具有侵略性的充要条件是:即便成为发达民主国家,具有侵略的实力,也不对外侵略,抢夺资源。显然,它们不满足这样的条件。这意味着,“民主和平论”所言的全世界都成了成熟民主国家后就会实现永久和平,犹如全世界的人都成了强盗反而相安无事一样荒谬。

对于上述观点和论证,“民主和平论”还可以这样反驳:假设1和假设2相结合,是可以约束权力、避免权力恣意妄为的,从而可以降低战争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推论只对了一半。在两个假设之下,民主国家的权力的确会受到约束,然而这种约束并不意味着降低战争的可能性,因为民主制度约束权力的目的不是要防止战争,而是要使权力更好地服务于民众(以及资本家)。至于是否进行战争,要看战争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当战争更有利于民众生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禁止权力发动战争呢?或许有人会说,民众并不喜欢战争。姑且承认此点。但不要忘了,民众(以及资本家)也喜欢(甚至更喜欢)生活水平提高。于是,对于民众的愿望,可以得出两点:(1)民众不希望战争;(2)民众希望生活水平提高。然而,这两个愿望并非总是兼容的。当资源稀缺程度不高或通过国际贸易能够解决国内资源需求的时候,两个愿望可以兼容。当资源稀缺到一定程度且无法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的时候,这两个愿望就无法兼容。要么降低民众生活水平,要么通过武力掠夺国外资源。由于大多数民众不是军人,不需要参加战争,只需要通过纳税来支持战争就够了,因此,他们是会支持战争的。例如,美国民众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支持率为96%,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为94%,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为70%。2010年8月,福克斯新闻网就“美国打击伊朗是否合理”进行民调,结果显示,92%的人认为,美国必须付诸一切努力(当然包括战争)保护自己以及盟国免受伊朗攻击,支持美国开启伊朗战争。这意味着,民众并不一定厌战。又如,2016年6月发生的英国脱离欧盟事件,就是通过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来决定的。公投的结果,自然存在脱欧、留欧两种可能。由于民主决策机制并不导向必然的结果,因而不会必然导向战争或和平。

在西方的历史中,海盗文化(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的海盗文化)早已成为西方人的文化血脉。西方人深知,在某些时候,抢劫、战争比生产更划算。尤其是,当发达民主国家对被侵略国家占有优势时,通过武力掠夺资源的成本总体会小于战争成本。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希腊人宁愿当海盗,也不愿意从事生产(那时的资源并不十分稀缺)。而海盗抢劫了财富,分一些给本邦成员,就会成为英雄。现代世界同样如此。如果不发达民主国家不愿意出卖资源和初级产品,发达民主国家就会以武力手段抢劫资源。为了国家利益而战的军人、将军和政府,都是民众的英雄、国家的英雄、民族的英雄。

此外,“民主和平论”用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相处作为历史证据,但这一证据是不成立的。从哥伦布(C. Colombo,1550—1506)开始,以前没有进入亚欧视野的广大地区如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以及后来的南极洲,都渐渐纳入了人类的视野。直到19世纪末之前,西方列强(它们部分在当时已是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都忙着占领、瓜分这些新“发现”的土地,土著人在它们的枪炮下不堪一击。在此期间,因为占领新土地的成本远远小于通过战争夺取对方的土地,所以,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和平相处是很正常的,这不足以成为“民主和平论”的证据。19世纪的世界格局,还可以成为“专制和平论”的证据。只要专制国家强大,它们就可以在全世界到处抢劫、占领,而专制国家如俄国(沙俄)、德国(普鲁士)、奥匈帝国、意大利之间,也可以和睦相处。地缘政治学认为,虽然在19世纪,“欧洲八十多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到了19世纪末,近五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地理扩张终于停止了,再也没有新的地域出现在人类视野中,“对于几个世纪里习惯于想象在无限的范围之外还有无穷的土地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情况,它加剧了对全球有限不动产的争夺,无疑包括巨大的财富和资源”;因此,当德国在铁和钢的所有重要部门的实力都超过了英国后,就要求拥有更多的世界权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话讲,就是占据“阳光下的地盘”。这导致与老牌强国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世界利益基本瓜分完毕,新兴国家认为自己所占有的资源太少,要求改变世界秩序,重新分配利益。如果19世纪的世界和平是“民主”所赐,那么,20世纪应该更和平,因为“民主”在20世纪有所发展。但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许多大规模战争,直接粉碎了“民主和平论”这种理想主义。所以,19世纪欧洲的和平与民主制度无关,不能用来作“民主和平论”的事实证据。

“民主和平论”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民主国家间几十年的和平为例证,但此例证也是软弱的。第一,发达民主国家属于当今世界的寡头集团,它们主导着世界规则和秩序,掌握着最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有最雄厚的资本。第二,世界资源虽然表现出稀缺性,但还未到难以为继的程度,还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取资源。第三,上述两点导致发达民主国家国家还可以联合起来,通过国际贸易剥削其他国家。虽然寡头集团内部也不够公平,但总体来说,各发达国家都是这个世界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者。第四,在寡头国家中,美国之外的国家又没有结成同盟,导致美国占有绝对优势,美国能够统率列强,协调内部矛盾。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一译“华勒斯坦”)就指出,霸权国家(如美国)可以“强行实施社会性的权力分配,以稳定方方面面”,这虽然不能彻底遏制军事斗争,但可以遏制大国之间的军事斗争。第五,寡头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这有助于寡头国家的团结。所以,这些发达民主国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平相处。但是,苏联解体,俄罗斯转变为民主国家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包围和遏制。这说明,民主国家之间,完全可能走向对抗甚至战争。

要使“民主和平论”成立,其前提是它必须证明,在世界各国的资源稀缺程度很高的情况下,都能通过国内约束,降低资源消耗,而不会选择对外扩张,使用武力掠夺资源。但是,根据“民主和平论”自身的假设(即本文的假设1、假设2)以及“民主和平论”没有考虑但必须考虑的资源稀缺性问题(即假设4),“民主和平论”无法被证明。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时,英美两国就为瓜分中东的石油资源发生分歧。1944年2月1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F. D. Roosevelt,1882-1945)对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伯爵(E. F. L. Wood,1881—1959)说:“波斯石油是你们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我们两家分,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则是属于我们的。”2月20日,当英国首相丘吉尔(W. L. S. Churchill,1874—1965)看到哈利法克斯的报告后,迅即给罗斯福发了电报,说他“怀着日益增长的忧虑”关注石油问题,认为“关于石油的争论对于我们伟大的共同事业和奉献来说将是一个不幸的序幕。就这里的一些消息来源所见,美国企图夺去我们中东的石油资产,而我们海军的全部供应依靠中东石油”。美英两国皆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是战略同盟国,尚且还为石油产生分歧,何况关系较为疏远的民主国家之间。美英两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剧烈冲突,是因为两国实力不对称,而且各个寡头国家还有机会对外掠夺,故不必强强相争。例如,1944年春天,在华盛顿的会议上,美英就石油问题进行了谈判,中心目标“不是定额分配稀缺的资源,而是有秩序地开发和有秩序地分配充裕的资源”。但是,如果弱小国家的资源也难以为继的时候,强国就可能对弱国使用武力掠夺资源,甚至强国之间也会相互开战,争夺资源。

民主国家具有侵略性,是就其本性来说的,并不等于说其侵略性会随时随地表现出来。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个体系。这一体系呈现等级状,不平等。”而等级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具有扩张性,中心国家会对边缘国家进行掠夺,“中心力量的动力导致一种扩张压力……这个体系向外扩展直至它的损失大于所得”;至于那些占据强势的中心国家是采取和平还是暴力手段扩张,则是那些国家进行成本和收益计算后的行为选择。当资源稀缺程度不高时,民主国家的侵略性并不明显。随着资源稀缺程度增强,民主国家的侵略性就会日渐暴露出来。资源稀缺程度与民主国家侵略性的表现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以石油为例,在人类寻找到可持续、可充足使用的其他替代资源之前,不得不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美国共和党领导人多尔(Bob Dole)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波斯湾战争表明,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石油利益是美国当前的最重要任务。目前,这一任务的实施区域向北扩大到了包括高加索、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地区。”多尔的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美国扩大对中亚、外高加索国家援助,密切与这些国家关系动机的最佳批注。

在资源稀缺问题上,各种形态的国家(包括所有民主国家)都不会因为制度而放弃其核心利益,争夺资源的斗争将会越来越剧烈。当资源稀缺到严重程度时,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略也不可避免。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言的情况将会再现(其实已经出现)。在本质上,现代世界的斗争和古代世界是一样的。差别在于,在有核时代,这种强弱对抗不排除导致世界毁灭的可能(“毁灭性也是国际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除了武器,一切都没有改变。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说民主国家具有侵略性,不等于说其他国家形态不具有侵略性。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家形态,都还不能使世界实现永久和平。古代中国的“天下大同”观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种种乌托邦构想,都只是对人类期望的目标状态的描述,而没有提出永久制度问题,即什么制度才能有效保障永久和平?虽然目前很难给出永久制度的充分条件,但其必要条件应当是:找到一种能够妥善处理国家内部需求与资源稀缺性的关系,使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的制度,从而保证该制度的自足性与稳定性。而在找到这样一种永久制度之前,需要打破对民主的迷信。由于民主制度不能妥善处理国内需求与资源稀缺性的关系,不得不寻求对外侵略以获取资源,从而具有侵略性,因此无法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也就无法成为终结历史的制度形态。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6年第4期第674—685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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