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 ‖ 辩证唯物主义与“对象优先性”——从阿多诺到齐泽克

南国学术 201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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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大平,2000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15年入选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项目)”,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崇高的暧昧》《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合著)《回到恩格斯》《城市与人》等,译著有《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美]拉克劳、巴特勒,[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美]戴维·哈维)等

摘  要

齐泽克称自己的理论是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背景下的辩证唯物主义复归;面对不可弥合的社会对抗性,他希望通过唯物主义的辩证认识论重建启蒙主体,从而为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霸权斗争提供合法性论证。齐泽克所称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唯物主义”,前提是由“客体(对象)优先性”来做保障的。其实,这本是阿多诺的基本观点,但齐泽克的论证却与阿多诺不同。阿多诺是将主体(同时作为客体)与客体(同时作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非同一性”思想视为辩证法的核心;通过主张客体优先性,进一步将之视为人类“自然史”的前提。不过,阿多诺并没有由此否定人类精神,而是通过主体性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打开新的历史视野,即承认人类精神之现实表现的矛盾性质。基于这种矛盾,他要求重申辩证法之“否定”性质,打破概念拜物教,推动理性进步,在对抗性的自然史基础上打开人类生存的开放图景。齐泽克认为,阿多诺通过把历史自然化主张某种预定的和谐擦除了现实异化,而拉康的“对象a”概念虽与阿多诺“客体优先性”思想一致但克服了后者的不足。基于此,他便以拉康精神分析为依托,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在齐泽克看来,拉康精神分析的根本目标是使主体能够完成从“主人能指”到“对象a”(即“欲望的对象成因”)的过渡,从而使个人认识到他的社会身份之虚假性并直面自己的欲望,承认自己是一个被“驱力”与“社会”所挤压并且永远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获得“同一”(即身份)的分裂主体,而从“主人能指”向“对象a”的过渡机制便是辩证法。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中,文明乃是永恒的“对抗性”,社会不可能达及概念上描述的表现为“和谐”的“主客体同一性”。

关键词

辩证唯物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   齐泽克


作为当代欧洲思想的制高点之一,阿多诺(T. L. W. Adorno, 1903—1969,一译“阿多尔诺”)重构了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高峰,并对其进行了内在爆破。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便是在这一爆破产生的废墟上重建的当代批判理论。这其中,拉克劳(E. Laclau,1935—2014)、墨菲(Chantal Mouffe)的狭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着以“对抗性”这个碎片为核心的重述政治过程并使之激进化的努力。经由“后马克思主义”而占据当代激进理论之拱顶石位置的齐泽克(Slavoj Žižek),试图以拉康(J. Lacan ,1901—1981)的精神分析的名义使“社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废墟,使阿多诺“非同一性”思想之“消极”表述转化为积极要求,即以“对抗性”为前提,追求“不可能性”。本文旨在通过“客体(对象)优先性”(The Object’s Preponderance)问题,阐明齐泽克颇有争议的“辩证唯物主义”自我主张中的阿多诺思想底蕴,揭示以其为代表的当代激进政治学从认识论上的失败向本体论上的“不可能性”转化之意味。

 

齐泽克在其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公开主张“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过,近年来他似乎又向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回撤”,不仅反复重申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而且要求“回到列宁”,甚至在访谈中毫不顾忌地称自己是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家。这种“变化”,使得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齐泽克代表的是后现代氛围中挑衅性认识论唯物主义立场,即以反本质主义名义把认识上的失败转化为本体论上的“不可能性”,以偶然性来维持历史的“开放性”,从而为“霸权斗争”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它不仅在实质上回避了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的本体论根据,而且在认识论上也试图摆脱必然性(客观因果性或历史规律)的纠缠,走向彻底的偶然性崇拜(这是否定宏大叙事的整个后现代知识之核心特征)。然而,还不能因此简单地指责这种“唯物主义”之虚假特征。因为,复杂的是,齐泽克试图借由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的辩证法形式改变结构主义思潮之“唯心主义”形象,从而为当代激进政治学提供一种与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再连接。要理解其理论逻辑和意义,需要审视他与阿多诺的关系。这个关系正是齐泽克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消失的中介”,它是通过“对象优先性”这个观点得以表现的。

在齐泽克的文本中,时常会看到阿多诺的观点,但不太容易直接看到他的理论逻辑不仅受阿多诺的影响、而且是接着往下说的。齐泽克表示,自己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但他又否认受到了其影响。在总体上,齐泽克强调阿多诺的唯物主义方向是重要的但存在着内在僵局,并且在政治上是消极的。然而,正如他们都欣赏“唯独最远的远方才是邻近”这句辩证法名言一样,齐泽克表面上对阿多诺的漫不经心,恰恰暗示着他们密切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在其文本中也留下了极为少见但重要的说明,这便是他的《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的第一、二章。

在这本著作中,齐泽克以阿多诺、马尔库塞(H. Marcuse,1898—1979)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修正派的批判及其内在困境的解读作为铺垫,来说明拉康派精神分析之合理和优势,明确地主张拉康的“对象a”便是阿多诺“客体优先性”观点的发展和替代,成功地为拉康后期对真实之维的关注进行了唯物主义辩护。通过简要阐明阿多诺、马尔库塞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修正主义”理论以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成果,齐泽克认为其以“压抑性反升华”概念为代表的理论创见为分析“极权主义”社会(在齐泽克看来,这正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打开了空间,阿多诺的“客体优先性”立场亦为唯物主义的精神分析之发展描述了方向,不过阿多诺却走入了死胡同。在齐泽克看来,阿多诺的“客体优先性”概念引入了一种“反中心”的思想,驱散了精神分析修正派试图将本能历史化(即主体化)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不过这一思想亦包含着一个潜在的矛盾,即实际上倾向于擦除异化,通过把历史自然化而主张某种预定的和谐;而拉康的“对象a”概念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引申出来的,并且把阿多诺没有想通的问题理论化了。也就是说,拉康解决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论证中,贯穿的是关于精神分析之科学性质的理解。齐泽克强调,“明确提出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质疑解释学和因果解释的对立的只有两家:法兰克福学派和雅克·拉康”。也就是说,拉康与法兰克福学派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试图打破社会研究中的严格决定论和线型因果假设,他们都看重作为解释学的精神分析之独特的回溯性因果假设。如果说,齐泽克一直抓住拉康不放,努力以其作为理论支撑批判当代意识形态,这是基本原因,那么,人们也因此能够清晰地理解,他为什么一直致力于通过大众文化来解释拉康,改变其标准的“萨满师”(shaman)形象使之清晰而通俗易懂,他为什么亦同时纠缠于拉康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以及他本人何以采取了那样的言说风格。焦点在于,一方面,正是在意义解释学方面,拉康把“回溯性因果”“过度决定”“征兆解释学”等理论发挥至极,描述了一种意义生成、流传、变化的复杂而吊诡的机制,指明文化现象之内在的非同一性和相互联系;另一方面,他同时把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的“微积分”比喻弄假成真,使精神分析演化为具有数学严谨性和神秘性的逻辑工具。对于齐泽克来说,精神分析是面向人类生存之悖结的不可能事业,正是这一点才使它始终散发着独特的思想魅力。在根子上,他的目标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新解读寻找回应当代主体困境的非同一性(即矛盾或否定)辩证法思路。这正是阿多诺的思路,但齐泽克又不愿意接受阿多诺的“消极”立场而是采取了阿尔都塞(L. P. Althusser,1918—1990)在理论上的进攻姿态(即哲学上的阶级斗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又回避其理论局限的正是拉康。一方面,拉康为解决阿多诺的停滞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拉康恰恰又弥补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不足。

齐泽克从逻辑上描述了阿多诺到拉康的连续性和断裂,但他在结论上却作了相反的强调,即拉康是正确理解阿多诺的前提。齐泽克的这种做法,就如同他说黑格尔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实际中心问题仍然是“非同一性”)。这种做法掩盖了另一个可能的事实,即齐泽克本人正是借助于阿多诺的支撑使拉康通俗化的——把拉康从其神秘的小圈子中拉出来。

 

   正如齐泽克强调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被管理的社会中,阿多诺看不到任何希望。在此语境下,阿多诺采取了一个表面上消极的姿态,即转向思想的自我批判。在他看来,对基本意识(或意识形态)的批判构成哲学的核心任务。这种批判,最根本的便是质疑概念、体系、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代表的先验主体观念,指认其实际上是以“同一性”逻辑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暴力。与之相对,他提出以“非同一性”思想为核心的作为“瓦解(disintegration)逻辑”的辩证法观点,从而打开“解构”(destruction)的大门。

阿多诺把同一性称为唯心主义暴力。他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来清除它们对思想的影响,从而维持思想之最低限度的批判性时,“客体优先性”和“自然史”两个来自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在他的论述中被突出了。前者成为抗拒先验主体的“本体论之锚”,后者则从认识论角度打开了对历史的洞见,揭示了辩证法之批判精神的实质——直面矛盾或对抗性,通过对客体的批判打开对其承认之路,通过对主体的批判找到其生成之道。这是两个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过,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里只集中于“客体优先性”。

首先需要点明的是阿多诺下列重大观点:

正是通过转向客体优先性,辩证法才成为唯物主义的。

这个见解,与马克思关于自己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关系的解释是一致的。其核心在于对世界客观性的承认,也即强调辩证法首先是客观世界运动的规律。阿多诺晚年之所以在《否定辩证法》中既反对唯心主义的同一性暴力又承认自由的可能性,其基础正在这里。按照辩证法的理解,自由不是主体的想象,更不是主体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的幻觉,而是“自然史”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客体优先性”时必须涉及“自然史”的原因。当然,阿多诺强调“客体优先性”并非要回到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逻辑,把历史比作无人看管的列车,恰恰相反,他要求把自然史逻辑支配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已变得无人看管的历史机车重新看管起来,同时又要坚决地拒斥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主客体同一性)思路。如何可能呢?辩证法正是响应这个问题的唯一合理思路,但这是以正确理解辩证法为前提的。“客体优先性”正是防范在辩证法问题上以卢卡奇—萨特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思路扭曲的必要前提。

阿多诺指出:

对象,非同一性的肯定表现,只是一个术语上的面具。一旦客体变成认知对象,它的物质属性通过转化成认识论和借助某种还原(一般来说,在方法论上,胡塞尔的现象学最终规定了这种还原)从一开始就精神化了。当知识批判中不可相融的主体和客体范畴开始变得虚假时——即不再完全彼此对立时——这也意味着:客体之客观属性,即不能被精神化的部分,只有从服从于主观目的的分析那种视角看才被称为“客体”。在那种分析中,主体的首要地位似乎是不成问题的。

在这里,阿多诺首先是把“客体”概念看成是一个认识论上的概念。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唯名论,具有人们今天所称的反本质主义特征。通过这一点,他要解释人们经常处在其中的那种认识论的困境:由于认识本身不可避免地将人们所称客体的东西主体化了,即他所言的“精神化”,这往往使人们将这一部分客体纳入了主体范畴或者把纯粹属于对主体的理解“错识”(“错识”,是针对严格的主客二分标准来说的)为客体本身的属性,所以从绝对的主客二分来看待世界是错误的(虚假的)。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即认识本身已经把主体作为一个客体(对象)看待了,因此往往将不能精神化的部分“错识”为客体。前一种情况的典型例证是“本能”。在严格意义上,它是一个客体概念;不过,当人们说语言也是人的本能的时候,就将其主体化了。后一个典型例证是“语言”。它是属于主体的范畴;不过,当人们因为语言不受个体用户支配而强调其客观属性时,人们就将其视为客体了。这些例子说明,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定义主体或客体的,而不是真正坚持了主体与客体的逻辑定义,或者说假想的公认科学标准。正是在这里,实质表现为主体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和体系思想成为批判的对象。

   其次,当人们说“客体优先性”具有“本体论之锚”的地位时,这仅仅是在比喻意义上讲的,通过参照传统哲学来强调其意义。阿多诺本人是反本体论(反本质主义)的,他并不会因为反对主体之唯心主义暴力而矫枉过正地使主体屈从于客体规律。相反,“非同一性”乃是主体(同时作为客体)与客体(同时作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思想。这便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这种区分本身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认识就是一体的,如阿多诺所言,对主体和客体进行思考时,就提出人们将要论及什么的问题。

   阿多诺还强调,“主体”和“客体”这两个词是多义的:

例如“主体”,可以指特殊个体,可以指普遍属性,也可以指康德的《导言》中所说的“普遍意识”。这种歧义不是简单靠澄清术语所能改变的,因为这两个意义相辅相成,缺少一个就很难领会另一个。……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给“主体”和“客体”这两个术语下定义来避免这种类混乱的话,我们就会像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一再提示的那样,陷于一种理论上的困境,继而加添了下定义的种种疑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主体”和“客体”的概念——或者确切说,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先于一切定义优先考虑。下定义意味着从主观上利用一固定不变的概念去捕捉某种客观的东西,不管它本身可能是什么样的东西。因此,“主体”和“客体”是难以给它们下定义的。

在这里,阿多诺似乎给人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如果缺乏定义,人们的讨论可能会陷入鸡与鸭讲的境况,思想势必陷入混乱。当然,这肯定不是其目标。实际上,阿多诺试图表明,主客体二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混乱远大于其理论上的清晰性,特别是基于某种预先设定的同一性概念进行的僵化主客二分必然会发生主客颠倒。他尖锐地指控了传统哲学的这一问题:

通过剪裁范畴,传统哲学向那些异于它的东西施加魔法。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主体和客体都不只是“被设定的”。只有这种观点才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将用“主体”和“客体”这些词所装扮的对抗解释成原始的事实。如果能够这样来解释,那么精神将会变成身体的彻底的他性,而与其固有的肉体属性相矛盾;不过,只让精神来取消对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反过来实质性地使其精神化。在对抗中表现出来的两种东西具有同等的地位:追求凌驾主体之上并从其那里回撤的东西,以及我们时代与主体——实际上,也即是客观性优先地位的颠倒形式——不能一致这个事实。

为克服这种难题,阿多诺试图表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真实”是在认识论层次上说的,这种分离表现了关于人的状况的二分法,表现了一种强制的发展;“虚假”是就其不能在本体论上加以确认来讲的,更何况它们之间的分离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由此,在认识论上把主体与客体区分出来并强调客体的优先性,绝非把排除人的原始世界作为客体,而是排除“先验主体”之隐蔽的本体论地位。所以,他强调,“我们一旦承认客体的辩证的首要性,那么对作为扣除主体剩余物的客体的非反思的实用科学的假设就将站不住脚”。同样,客体的无主体剩余物并不比主体设定的剩余物来得多。他又说道:

事实上,主体也是一种客体;主体只不过在它形式的本质方面忘却了自己是怎样构成和依靠什么而构成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打击了主体的严格客体化,打击了物化的现实。它的真实内容决不是本体论的,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历史地积聚起来的障碍。主体由于要求凌驾于客体之上并进而骗取客体自身而建立这种障碍。因为主客体的真正非同一性,客体越是远离主体,主体就越要“构成”客体。

这意味着,客体的首要性并非抬高作为主体的抽象对立面的客体,而恰恰反对主体的物化。

   再次,主张客体优先性便是对统治着欧洲思想的主体观点之最严厉的批判。《否定辩证法》的核心目标是铲平先验主体这个现代西方思想的阿基米得支点,因为它支撑起来的正是严格的等级制,尤其是主体对作为客体的自然和人的统治。阿多诺与霍克海默(M.Horkheimer,1895—1973)已经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欧洲思想史的审理阐明了那种统治的逻辑。与《启蒙辩证法》不同的是,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把整个人本主义传统(包括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都送上了审判台,将其视为唯心主义暴力,并将同一性思维视为其根基。他强调说:

主体的首要性是达尔文式生存斗争之精神化的持续。基于人类目标对自然的压迫只是一种纯粹自然的关系,为什么自然控制理性及其原则至上性乃是一种幻觉,原因便在于此。当主体声称自己是一个培根式的万物之主,并最终是他们空想出来的创造者时,便把一种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塞进了这种幻觉。其原则的实践使得其成为它认为自己正在统治的东西的一部分;就如黑格尔式主人那样屈从于他统治的东西。它表明了主体在消费客体过程中束缚于客体的程度。主体所为就是主体受制于自身魔法而相信的那种东西的魔法。主体孤注一掷的自我拔高便是它对自身无能之体验的反应,那种体验阻碍着自我反思。绝对意识就是无意识。

在此,阿多诺清晰地阐明了笛卡尔式主体之含义。在他的全部研究中,他指认过,笛卡尔式主体首要性思想最后在费希特(J. G. Fichte,1762—1814)那里转化为对客体优先性的厌恶,并且制度化了,而结果则是主体在商品世界中的全面物化。

物化问题是卢卡奇(C.Lukács,1885—1971)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抓住的中心问题,阿多诺既没有重复卢卡奇的批判,亦没有走这一逻辑。在阿多诺看来:

尽管客体具有优先的地位,但世界的物性也是能够直接体验到的。这种物性诱使主体把自身的生产的社会环境归于自在之物。这一点在马克思论拜物教的一节里已被阐明了,该节实际上是来自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一部分。甚至德国古典哲学体系的动机也幸存于这一节中:商品的拜物教特性并不归罪于主观上的错误意识,而是客观上从社会先验、交换过程演绎出来。

     马克思已经表达了作为批判产物的客体优先性地位与其现存的漫画、商品特性对其的歪曲之间的差别。作为一个过程,交换具有真实的客观性,但同时客观上又是不真实的,违反了其本身的原则,即平等原因。这是其为什么必然产生虚假意识,即市场偶像的原因。只是在讽刺意义上,商品交换的社会自然增长才是自然法则,经济的支配地位不是不变的。

阿多诺认为,源自市场的现代社会物化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客体优先性地位的颠倒,这种颠倒并不能从相反的主体优先性地位来解决。因为,主体优先性地位正是交换价值统治的必然要求和产物。人本主义认识论把客观性还原为主体。在同一逻辑中,先验主体作为一个纯粹的抽象,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对象(客体)。这种抽象不是别的,正是交换过程的产物。阿多诺出其不意地引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派“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个观点的批判,来说明“非同一性”观点的重要意义和纯粹抽象之误:“交换价值对人类的普遍统治,先验地使主体远离了主体化过程,并且使主体性本身贬为一个纯粹的对象。这种统治制造了主张确立主体优势地位的一般原则这种谎言。先验主体之剩余乃是彻底被蒸发的经验主体之亏空。”

最后,阿多诺试图通过主体性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打开新的历史视野。在阿多诺看来,正是在交换价值普遍统治下,先验主体渐成真理,形成了现代社会之极端的意识形态情形。这也是卢卡奇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二律背反之论断的基本含义。卢卡奇之所以将意识形态置于现代性批判的中心位置,基本原因也在于此。在问题的性质及其成因判断方面,阿多诺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面对卢卡奇批判思路之失败,阿多诺在开启新的方向时必须对那种失败进行反思:

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是判断主观的和客观的份额及其动力。通过将其还原到社会主体,它否认概念拜物教之客观性,通过揭示其乃是骗局、寄生的非实在性以及其对精神的固有敌意;它也否定虚假的主体性,即那种有时不被察觉的掩盖起来的主张:所有的存在都存在于精神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阿多诺是双重作战的——既反对概念拜物教,又反对虚假的主体性。在其中,至关重要的是:

批判思想的目标不是把客体置于曾被主体占据的孤单的王位上。在那个王位上,对象只不过是一个偶像。批判思想的目标是废除等级制。

在他看来,“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主体意识。如果主体意识被消灭而不是在更高的形式中被扬弃,其后果将倒退——不仅是意识的倒退,而且是倒退到真正的野蛮状态”。在这一点上,阿多诺与马尔库塞是一致的。即便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的影子,也试图以本能造反逻各斯的路线寻求救赎道路,但在骨子里却是呼唤更高形式的理性,而不是主张超人。并且,正是基于“更高形式的理性”,必须重新审视作为社会基本性质的“对抗性”,以及“今日社会通过撕裂它的东西而残存”这个事实。

阿多诺强调,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对抗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这个问题十分严肃。泛泛地说,它涉及全部的历史叙事——究竟是冲突的历史还是走向和谐的历史。更直接地说,它关乎马克思唯物主义基本思想。马克思在公开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核心原因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宣布过: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阿多诺认同马克思、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关于任何社会都具有偶然性和暂时性的看法,并将之视为辩证法的要义,也十分推崇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妥协精神,但他怀疑他们“第二天就发生革命”的期待,也怀疑他们的“经济关系革命”主张是否足以能够解决自由难题。在他看来,对抗性一经产生,便成为人类生存的必然性。这使得他坚定地反对黑格尔式的总体的世界历史观,要求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自然史”之批判意义。正是在那种自然史观念中,客体优先性既粉碎了个人的傲慢,又孕育着打破在资产阶级时代被神秘化的自然规律之趋势。因为,矛盾、对抗性、非同一性,正是自然史的基本事实。

   总之,主张客体优先性,并进一步将之视为人类“自然史”的前提,目的在于粉碎近代西方确立的主体神话。在阿多诺看来,正是“启蒙”通过同一性思维制造了将自身作为绝对的主体之幻想,从而推动了商品世界的物化。但是,阿多诺并没有由此否定人类精神,“人类精神既是真实的,又是幻景。它是真实的,乃是因为任何东西都不能免于它已经使其获得纯粹形式的那种统治;它是不真实的,乃是因为与统治发生联系时,它不过是它自己相信并主张成为的那种精神”。也就是说,他指认了人类精神之现实表现的矛盾性质,这种矛盾性质乃辩证法使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笛卡尔(R. Descartes,1596—1650)、康德(I. Kant,1724—1804)、谢林(F. W. J. V. Schelling,1775—1854)、黑格尔这些近代先贤的理论体系大多具有内在的张力。阿多诺的要求则是通过重申辩证法之“否定”性质,打破概念拜物教,推动理性进步,克服那种矛盾,在对抗性的自然史基础上打开人类生存的开放图景。

 

齐泽克虽然肯定阿多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亦认可其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但同时认为,阿多诺并没有找到真实的出路。焦点在于,反中心的“客体优先性”概念不仅没有证明主体的异化,反而预想了可能的“和谐”。实际上,如果注意“否定辩证法”思想对矛盾和对抗性的强调以及以其为内容的“自然史”叙事视角,人们就看出这种批评乃是刻意的“误读”。因为,阿多诺的“自然史”概念表达的是“对抗性”支配着人类历史之事实,他不可能预先设定“和谐”;而他之所以仍然设想“和谐”的可能性,乃是尊重人类精神进化的事实,具体表现在通过自我批判而在“否定辩证法”支持下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这正是他为什么在后期集中于“否定辩证法”主题的关键原因:不带肯定的否定。作为辩证法的基本性质,它开启了人类在“被迫选择”中走向自由的可能性。由此看来,齐泽克对阿多诺的批评,有意压抑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维度。

齐泽克理论的核心主题是经由拉康为笛卡尔式主体进行辩护并由此揭示当代意识形态的复杂格局,从而推动全球资本主义批判。这样做的原因是,拉康晚期起核心作用的“真实”(the Real)概念指认了主体的对象成因,而作为抵制主体化—象征化过程的残余,“真实”表明了主体之创伤性内核,表明了主体作为“分裂主体”存在的事实。从批判角度说,齐泽克这一立场比简单地否定主体的后现代思潮更深刻,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难题。其中之一是拉康的理论直接源自精神分析经验,将之推及更广泛的社会层次,存在众多争议。齐泽克将拉康与阿多诺进行连接,正是其将拉康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在逻辑上阐明其激进位置的重要举措。

(一)为什么拉康是当代主体的救星?

齐泽克打着拉康的幌子,既有逻辑上的原因,又有政治上的原因。简言之,齐泽克试图通过拉康理论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主体”(观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法国“(后)结构主义”影响,美国学院左派引领的激进政治话语把“主体”送上了审判台,这成为新激进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在表面上,对主体的质疑打开了新的政治视野,比如生态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都从不同维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中心性压迫;但必须同时看到,正是在其批判获得喝彩的时候,这立场之正面主张却面临的不可能:不是回到前现代(甚至是某种误认的非压迫性主体,如生态学的主体观念),就是各种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边缘想象(例如,后殖民主义的好战性,女性主义主体观念)。

从这一语境出发,不难得出结论:实际上,人们面临的问题仍是马尔库塞所称的理性主体的重建,即黑格尔理想的实现或马克思主义历史使命的重申。在逻辑上,齐泽克正是站在这一点上的,只不过他的套路是借助拉康来重申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这种策略选择,是直接受到了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启示。就此来说,他以《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一书而暴得大名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虽然齐泽克在该书的正文部分并没有把自己的讨论直接衔接到拉克劳、墨菲那本书的立场上,但在逻辑上恰恰完成了后者并没有充分展开的论证,即今日意识形态的复杂局势何以使霸权斗争成为社会主义的首要战略。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任务,“不是将普遍性简单地还原到一种在其之下的偶然特殊内容,而是使得作为空洞框架的普遍性与填充它的特殊内容永远分离开来的鸿沟可见,即肯定作为‘空洞能指’的普遍性,为占有其空洞的霸权斗争的战场”。这为齐泽克重新肯定笛卡尔式主体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说明。普遍性就是一个战场,为了占领普遍性,就必须首先肯定普遍性是一个永远不能填满的空洞。这个观点并不难接受,它实际上亦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基本立场,齐泽克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重申了它。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不主张传统意识形态以特殊内容来否定特定的普遍主张,而是要求承认普遍(形式)和特殊(内容)之间的永远不能消除的对立,从而保持普遍性本身的开放性。这一点正是阿多诺关于当代意识形态批判主张的核心。不同的是,在阿多诺否定本体论思维之后,齐泽克试图通过拉克劳、墨菲关于本体论与本体的反本质主义区分,重新借由对主体的本体论身份论证打开新的地平。拉康在这里可以发挥其核心作用,因为拉康的作为“空洞能指”(即被与其所指阻隔开来的“能指”,或“分裂的”能指)的主体观不仅为解决现代主体难题,而且为避免各种后现代批判之失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拉康的主体观,是对作为人被迫选择主体这个事实的回应。这种被动性,也是哲学亘古的主题,它的另一种(相反的)表达即是自由。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50—60年代会发生从萨特(J.P. Sartre,1905—1980)代表的存在主义向所谓(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转换,因为这种转换的实质便是从自由(积极的主体性)转向结构(消极的位置)。当然,结构主义的“无主体”观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只是以结构的语言表达了人之“在世中”被抛的那种困境。

在齐泽克看来,拉康打破了这一种状况:

拉康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姿态表明了严格的相反立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我们总是作为当事人被嵌入其中的生活语境之结构上必然的和不可还原的不透明性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无意识”是无身体的理性机器,它自己追求不顾主体生活要求的道路;就其在起源上是一种“脱节”(out of joint),与其语境化的情境处于冲突之中。它代表着理性主体:“无意识”是一个裂缝(crack),它塑造了不同于“在世中”的主体之原始姿态。

拉康表明,理性主体本身便是无意识主体,它在起源上便处于“在世中”的矛盾之中。面对这种矛盾,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要求向后看,试图维护作为“原始”的世界本身的高贵性。这既是一种虚伪的浪漫主义,又容易产生对以纳粹形式表现出来的虚假的英雄主义崇拜。与之相反,各种后现代主体性则因为恰当的象征秩序缺失而引发的“想象的理想”之直接超我化,陷入阿多诺所称的“唯心主义狂怒”之中。不过,在各种后现代版本中,德里达(J. Derrida,1930—2004)的位置又是特殊的。他试图通过永不停息的解构行动来维护作为“幽灵”的思想之尊严,从而保持向前的开放性。就此而言,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又构成一种颠倒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之相通,乃是他们对思想的执着。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想即道路;在德里达那里,解构即正义。齐泽克熟悉两者,他赞同他们共同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但又不同意两者在主体问题上的极端立场,而是试图以拉康来维持他们的批判性同时摒弃对某种原始自由的怀旧(海德格尔)和不着边际的弥赛亚情结(德里达)。基于精神分析经验,拉康肯定主体的实际状态已是某种原始选择的结果。保留主体概念就是要探明今日“主体”状态与其选择之间的关系。

当然,拉康的理论本身并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是在本体论上为激进政治表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言说,其伦理学则为其后的立场提供了重要支撑。例如,其有关“不存在两性关系这回事”、“不存在大他者”等本体论言说代表着彻底开放性要求,其有关“穿越幻象”、“不要放弃欲望”等伦理口号代表着不妥协立场,这些都在当代新激进政治理论中得到广泛的反响。不同的是,以拉康的主体理论为基础,齐泽克不仅试图推动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且试图纠正各种后现代激进政治学之误,这使得他在全部激进理论中卓尔不群。

   (二)在什么意义上拉康是唯物主义的?

  齐泽克对拉康的运用,核心观点便是借由拉康从“S1”向“对象a”的过渡逻辑发挥出一种“对象优先”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的根本目标是“使主体能够完成从S1到对象a的过渡”。在其中,“S1”和“对象a”是两个数学符号,它们分别表示“主人能指”和“欲望的对象成因”。整个命题的含义是,使个人认识到他的社会身份之虚假性而直面自己的欲望,承认自己是一个被驱力(不能历史化的因而真实存在的“原因”)与社会(以象征表现出来的语言交流秩序,即承认机制)所挤压并且永远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获得“同一”(即身份)的分裂主体。这种表达方式,在形式上表明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即精神分析转向了语言分析。拉康正是这种变化的最重要推动者。齐泽克正是借由拉康把精神分析重新激进化、唯物主义化为一种新的批判理论,从而以其为利器来回应当代复杂的意识形态变化。在齐泽克看来,作为精神分析最后落脚点的“对象a”表达的是唯物主义“客体的优先地位”之基本立场,而从“S1”向“对象a”的过渡机制便是辩证法。由此,齐泽克以一种近乎神秘化的方式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因苏东剧变而暂时撤退背景下出其不意地高举起辩证唯物主义大旗。

齐泽克的结论很简单,但整个论证过程特别复杂,这不仅涉及拉康含糊的术语和深涩的思想,而且与精神分析之技巧有关。简单来说,拉康是用“想象”“象征”“真实”三个概念构成的三元组合来解释主体。这三者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本我”概念具有对应关系,但含义又不一致。一致的是,拉康与弗洛伊德的三个概念都是借由实体表示的三种功能;不同的是,拉康剔除了弗洛伊德具有生物学意味的“本我”概念,而将不可主体化的东西视为主体化(即象征化)过程的残余,它只是在事后才可见而在事前则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在弗洛伊德那里,主体是“一仆(自我)三主(本我,超我,现实)”结构,而拉康则将之喻为由“想象”“象征”“真实”三者之间复杂关系构成的“博罗米恩环”(Borromean rings)或“拓扑”(topologie)结构。拉康用数学概念来描述主体的特点,强调了其不可解释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拉康的教学中,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并不一样,大致存在着从早期的“想象”经由“象征”向“真实”的转移;另一方面,无论哪一个阶段,拉康观察主体的重心都是在语言,即主体之间的交往形式,因此也是话语问题。这正是其借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工具对精神分析的重大突破。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三个概念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语言交往境界:主体之间彼此以对方为镜从而识别自身;主体通过认同象征秩序并被其承认;总是存在不可象征化的残余。这也意味着,其在逻辑上从语词、象征秩序再到不可象征化的“真实”之不断深化过程,见证了彻底主体化之不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实的主体总是残缺的。

由于精神分析领域的限制,以及语言学成果的运用,拉康的讨论就其表述而言十分晦涩,也充满歧义。在关于主体之形式的论证中,主体首先是作为语言学上的能指出现的,这便是符号“S”的意思。这个“S”既可以说是“Subject”之首字缩写,亦可以说是语言学中的“能指”(signifier)之首字缩写。通过这种操作,至少在形式上,拉康解释了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难题,即如何表达无意识。在拉康看来,无意识即是能指链——通过一系列相互替代的能指表明存在着所指但其又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便是无意识主体。他的任务便是说明这个主体的特征;占统治地位的主体观念就是“所指的主体”、积极的当事人,以及在语言中试图表达自我的指示作用的承担者。只不过,象征再现总是扭曲主体,它总是一次次地位移和失败,不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能指。因此,这样的主体最终表现为一个缺失:

如果我们进行抽象,如果我们不同主体模式之全部丰富性抽象掉,把个体“生活在他们主体位置上产生的体验之全部丰富抽象掉,剩下的便只是由这种丰富所填满的空位;这种原始的空洞,这种象征结构中的缺失,便是主体,能指的主体。因此,主体严格地与主体化结果相对:主体化过程标示出来的东西并非前主体的或超主体的书写过程而是结构中的缺失,就是主体的那种缺失。

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表达了相近的结论:主体是结构中的一个空位。但拉康并没有停留于此,因为这实际上并没有超越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后者指认主体乃是结构中的位置,现实的主体乃是当事人。在逻辑上,纯粹的主体便是拉康“象征”概念所指涉的逻各斯世界、理性世界。全部结构主义的共同立场就在于证明主体是象征结构中的空位。拉康的巧妙之处在于,借助于语言学,以能指来表示这个位置,从而以象征化过程入手证明这个空位永远不能被填满。因为填满了,那个空位便不复存在,这同时意味着主体也不复存在。虽然这只是逻辑上的思辨,但确实道出了欧洲近代思想主体假设之悖论性质。拉康的理论成就不在于否定主体存在,而恰恰在于从这种不可能性出发出其不意地强调,现实的主体是存在的,虽然它总是以某种残缺形式存在。其论证的核心在于,象征化(即主体化)过程总是不可能完成的,总是存在着某种残余,它作为结果见证了主体的存在。对此,齐泽克做了一个清晰的解释。他强调,在拉康的理论中:

主体不过是其自身指示性再现之不可能性,这种再现之失败在大他者中打开了主体之空洞位置。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下列对黑格尔的通常责备是没有意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扬弃了”所在内在客观的残余,包括辩证中介循环中的残余;相反,正是辩证法运动暗示了,总是存在着某种残留、某种残余,它们逃脱了主体化、主体性占有—中介的循环,而主体正是与这种残余关联在一起的:$ ◇a。这种抵制着“主体化”的残余体现着“就是”主体的不可能性。换句话说,主体严格地与其自身不可能性关联在一起;它的界限就是它的实际条件。

这便涉及其著名的“对象a”和“真实”两个术语。

对于多数拉康、齐泽克的读者来说,“对象a”“真实”是两个神秘莫测的术语。因为,它们有无数的表像,但却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对此,拉康、齐泽克应承担责任,是他们的论述采取了精神分析实践中的那种自由联想,大量的比喻、模拟在许多时候让人一头雾水。不过,与一般哲学概念不同,这两个术语在严格意义上只是承担某种功能的数学符号;或者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一个分析过程所使用的能指。它们可以视为同一个功能实体的不同表达方式,都是用以说明主体之对象成因的。在其中,“真实”是从象征过程来理解的,而“对象a”则是从欲望(想象)角度来理解的。它们的核心特点是:事先并不作为原因而存在。齐泽克强调:

真实对象就是一个本身并不存在的原因,它总是存在于一系列的结果之中,并且总是以某种扭曲、位移的方式呈现。

在逻辑上,“真实”以及作为其表现的“对象a”首先是作为结果体现,但人们却必须将之作为原因——回溯性因果关系的原因。这一逻辑乃是典型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假设。在神经症治疗过程中,关于创伤的追溯便是典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并非意味着“真实”不是事先就已经存在的实体。确切地说,“真实”既可能事先已经作为实体存在(例如,偶然的肉体因素),也可能是不具有任何实体身份的社会存在(例如,创伤性遭遇),也可能不存在(例如,剩余价值,或者快感)。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拉康—齐泽克的焦点是借助于精神分析之回溯性因果逻辑来强调,主体乃是由欲望的对象成因建构的,而这个原因事先并不清晰(被无意识所压抑),只能通过欲望满足过程之结果来透视。进行这种操作,与标准的结构主义在主体—主体之间关系(话语)中分析主体以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以主体间性来建构主体不同,它试图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过,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体辩证法,而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性运用。这是拉康—齐泽克最重要的分析程序: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们的用法中似乎就是一种颠倒程序——结果与原因的颠倒,进而主体与客体位置的颠倒。在拉康看来,这种颠倒是不能解释成因的,所以他经常使用数学上描述正面与反面之莫名其妙颠倒的“莫比乌斯带”(Mobius strip)来比喻这种颠倒。当然,这也把理论带入了更大的混乱。齐泽克试图纠正这个问题,他将不能解释成因的东西统称悖论,并指认,悖论就是现实本身的性质。因此,拉康的比喻以及由它们代表的分析,便是通过回溯性(建构性)因果来解释现实的这个特征。说对象是通过快感而颠倒为主体的成因,乃是因为个体主体正是在欲望满足过程中获得主体感觉或意义的。精神分析尊重这个常识,但其比常识更深刻的地方是洞悉了这个过程总是一种失败,因此指认主体正是内在分裂的主体。弗洛伊德关于生本能/死本能、快乐原则/现实原则甚至关于主体之自我、超我、本我的结构区分,无不指认主体是一个分裂的结构。在直接的意义上,拉康坚持了弗洛伊德的这一立场,并试图彻底解决其有关本能、本我等假设的生物主义残余,所以他坚持作为客观趋势的弗洛伊德的“驱力”(drive)概念而压抑“本能”范畴,剔除“本我”概念并将其颠倒为以结果形式呈现但通过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的以原因起作用的“真实”——即在象征过程中不被征服的残余。所有这一切,都是借助快感来说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当然,以快感作为中介时,这种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在拉康—齐泽克这里也得到了新解——一种确实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主体新解。

由于在拉康那里,主体是一个能指主体,在象征过程中,它只能以另一个能指来表述它,这便有了“S1”问题,即主人能指问题。“S1”是拉康用于表现主人能指的符号。按照语言学规则创造的术语,主人能指的含义无非是指堆在人们身上的头衔、名号,它表示人的社会身份。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无数这种主人能指:第一类是人皆所有的,如作为人子、人父、男人……;第二类是职业特有的,如作为教授、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第三类是政治身份,如某个党派成员;还有其他林林总总。每一种能指都从个体之外给他塞进本不属于他自身的象征内容,个体正是通过背负这些内容并将之在社会上扮演出来才成为在象征过程占据主体位置的主体,即通过象征化(认同象征并被象征秩序承认)而实现主体化。不过,拉康和齐泽克强调,这种象征过程永远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即主体与社会之间不可能获得想象中的和解,并要求在主体问题上从跟随“S1”步伐的象征转移到“对象a”上。这便是由“对象优先性”保障的唯物主义的主体观。齐泽克强调,正是在过度决定的解释学因果关系中,创伤性的“真实”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主体的原因。拉康指认,主体看到他自己作为一个缺失是由“a”促成的,这个“与a有关的$”观念阐明了阿多诺“客体的优先性”。

齐泽克并非简单把唯物主义作为真理的保障并通过这种强调来证明拉康的真理性。他的真正目标是,追随弗洛伊德基本立场,强调文明乃是永恒的“对抗性”,社会不可能达及概念上描述的表现为“和谐”的“主客体之同一性”。在他看来,社会本身的可能定义便是“对抗性”或“不可能性”。如果人们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由阿尔都塞出其不意地以“过度决定”论(即反经济决定论的结构决定论)推动的激进政治学之葛兰西转向——以霍尔(S. Hall,1932—2014)文化研究和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为重要代表——把“霸权”置于理论焦点这个事实,就不难理解齐泽克这样做的意图:虽然是以精神分析这个独特的视角切入的,但其解决了这种理论动态之本体论前提薄弱的困难。因此,当齐泽克以阿多诺的“客体优先性”作为参照系将其“非同一性”之认识论姿态转向为本体论上的“对抗性”和“不可能性”时,他确实从激进政治学之唯物主义传统为当代霸权斗争提供了普遍性前提。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成名是通过接着“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往下说而实现的原因。

 

以“对象优先性”来为“对象a是主体的欲望成因”这个观点的唯物主义性质进行辩护,齐泽克进行的是理论上的乾坤大挪移。人们可以从其理论旨趣角度承认齐泽克论证的合理性,但这种论证并非没有问题。其问题不仅包括精神分析之专业限制带来的理解困难,其学院派论述带来的思辨难题,其对黑格尔以及马克思辩证法之形式运用是否合理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其辩证唯物主义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使历史“自然化”了,较之于他批评的法兰克福学派恰恰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在更大的范围内,他以精致化的形式分析掩盖了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由对历史情境的尊重演化成偶然性崇拜之误,这种动向在实质上否认了历史进步的客观可能性这个至关重要的唯物辩证法主题,从而使其在历史研究中流标了。

这里试从作为“真实”的“对象a”这个术语来简单地展开讨论。“对象a”这个在拉康临床实践中用来解释不能解释之剩余的概念,齐泽克称其具有悖论性质,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其中,《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的一个注释做了极为清晰的描述:

虽然是想象的,它却点据了真实之维的位置,即它是一个非镜像化的对象,没有镜像,同样地也排斥了任何移情关系、任何同情承认关系。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必须要达到这样的临界点,在这个点上他体验自己与绝对他性之间不可能的同一性。由于——“你就是那个!”,拉康的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公认,这个事实往往使我们对剩余快感和对象a——超出任何实际对象的快感剩余与对象——之间的等号多么令人惊讶缺乏灵敏反应。也就是说,a恰恰代表了“不可能的”对象,它使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实际对象的东西具体化。……对象a意味着力比多不得不被理解为一个对象,一个“无实体的器官”,而不是一个自由漂浮的能量的蓄水池。

这一段解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对象a”出其不意地颠倒为主体内部的驱力,涉及齐泽克的分析程序。这种颠倒,在拉康—齐泽克的分析中,便是其所称的拓扑模式。在他看来,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之“恶之循环”。二是作为拉康“真实”能指之所指的“对象a”本身亦是一个能指,它的功能性内涵便是“剩余”。这个剩余,作为象征化过程失败才显示出来的对象,乃是回溯性因果分析的产物。它仅仅表明象征秩序中的缺失或空位,没有实际内容。

这两个要点都显著地表明,齐泽克对形式分析的依赖。按照其解释,这种形式分析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其核心在于“共时性相对于历时性的优先性”。通过这种共时性的形式分析,齐泽克指认作为“$”的主体不属于深度,而产生于表面自身的拓扑扭曲。在评论齐泽克的辩证唯物主义时,必须注意这个特点。无论是在对文学、电影等大众文化现象分析时,还是在谈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时,齐泽克都强调形式对叙事的优先性,极为显著地表示出对传统意识形态批评之“历史化”策略(如詹姆逊)的敌意,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友好。然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明显的失策。因为,无论是阿多诺、马尔库塞还是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他们的“历史化”操作都比齐泽克用黑格尔辩证法之“设定”解释更深刻地说明了共时性分析之成立的前提,即历史地形成的“先验”——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条件,这也正是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社会先验。

  有趣的是,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詹姆逊在1977年便提出过拉康与马克思主义在唯物主义上的一致性问题。在他看来,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都强调人类意识并非“自己屋子中的主人”,只是两者试图打破的中心领域并不一致,一个是性问题,另一个则是社会历史的阶级动态。从这个角度,他提出了对拉康“真实”一词的独特理解。在他看来,该词不能指望从拉康那里得到答案,“它只不过是历史本身,而如果对精神分析来说,成问题的历史明显就是主体的历史,那么,词语的回声便暗示着这种特殊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遭遇不再能够避免”。

如果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共时性与历史性分析的关系,那么可以说,马克思辩证法的卓越之处在于阐明了形式本身乃是历史地形成的。这正是《资本论》分析商品形式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之谜在于其形式本身,然而要说清商品拜物教的机制,却必须阐明这种“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是如何形成的;由此,不仅需要科学地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或资本生产这种形式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之历史的形成),亦需要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在这种当下形式中创造的突破其形式发展的历史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为在实践上打破拜物教指明道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无论阿多诺、马尔库塞强调“历史干预”内容,还是詹姆逊突出“历史化”视角强调历史叙事的意义,他们都坚持形式本身的历史特征,即作为具体的社会历史产物的性质,并试图从中打开新的历史境域。

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人们的确无须每一次都重复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唠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因为重点是阐明这种生产方式在当代的最新变迁,从而揭示其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打开新的实践(即“历史干预”)。就此而言,突出形式分析无可厚非。这也正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主张之后的直接动向。但是,不考虑形式本身已经是历史内容的体现,直接要求剔除了内容的形式分析,反对叙事,必然的结果是:批判可以无比深刻,但却无法从批判中获得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正是拉康—齐泽克所面对的巨大难题。人们已经看到,尽管拉康提出了诸如“穿越幻象”“不要放弃欲望”等口号并且在当代激进左派理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为各种后殖民的、种族的、差异的、多元的主体斗争提供了重要资源,但归根结底,这些斗争也只是一些伦理主张和文化口号而已。

   齐泽克的理论介入,其核心主旨是抵制激进左派理论对拉康的误读,试图在政治上阐明不要对全球资本主义抱有幻想,亦不能指望各种多中心或非中心的主体想象。其理论操作确实不是德里达式解构,而是阿多诺、马尔库塞不要肯定的“否定辩证法”:基于“对象优先性”对主客体和解的“同一性”假想进行批判,并在永恒的“非同一性”或“对抗性”社会条件下以霸权斗争(即定义普遍性的斗争)来维持主体之间开放性竞争。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强调,具有特殊的含义,即论证“我”之客观存在并由此进一步推断社会之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精神分析视角,一种借由精神分析阐明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立场;其核心在于要求承认社会的对抗性质,其意义在于以解释因果性阐明了当代主体的复杂状况而不是为最终的主体自由之可能性及道路提供历史论证。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左派对“历史终结论”的批评性反应。

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之唯物主义立场是借由“客体优先性”突出社会之对抗性质和个体主体之对象建构性质来保障的,而其辩证法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即剔除其内容而强调其形式。齐泽克的《视差之见》对之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理论说明。在那个文本中,他以天文学上的视差概念作为模拟,把“非同一性”“差异”或“不可能性”内化到认识机制之中。一方面,类似于康德关于物自体与现象的区分,将现象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同一客体不同现象之间差异而非不同客体之间差异;另一方面,又拒斥将这种差异还原为观察者位置的变化,而是借由黑格尔—马克思不存在外在观察者的观点,将主体层面上的“认识论”变化归结由主体干预的客体本身的“本体论的”变化之反映。他强调:

唯物主义并不直接主张我包含在客观的现实之中(这样的主张假设,我的阐述位置是一个能够把握现实整体的外部观察者位置),相反,它存在于某种“反思性转折”(reflexive twist)之中,借助于这种转折,我自己包含在由我建构的图像之中。正是这种反思性短路,正是这种我自己——既在我的图像之中又在其外——的必要再加倍,见证了我的“物质存在”。唯物主义意味着,我所见之现实绝非“整体的”——不是因为其大部分是我看不到的,而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表明我含于其中的污点和盲点。

在这里,齐泽克似乎又提出一种不同的唯物主义定义。这种唯物主义不再依赖于“客体的优先性”,相反,它依赖于主体对自身认知位置的反思。就此而言,它依赖于分析程序。至于齐泽克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实际分析程序,则需要另一篇文章来专论了。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6年第4期第659—673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到本公众号界面下端的“全部论文”栏目点击、浏览。


 责任编辑: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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