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三线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王子云 太原道 2018-10-17

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策和展开的三线建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在当时虽然是从战略出发的,但对山西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和总结三线建设的历程,正确地吸取和借鉴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快山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三线建设的决策与部署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提出,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和判断后做出的,其直接原因和基本出发点是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后期,我国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国内进行和平经济建设的变化:首先,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我国面临着苏联军事威胁的巨大压力,在两国接壤的边境线上出现了紧张局势,边界争端不断发生。其次,美国从60年代初期介入越南战争之后,不断进行战争升级。19648月,美国悍然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将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对我国的安全特别是东南边疆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美国在增加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还不断派遣军用飞机侵入我国内地上空进行侦察和骚扰活动。台湾当局也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并多次派遣武装特务侵犯东南沿海地区。第三,中印两国的边境冲突也有所升级,印度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当时的日本、南朝鲜等国还未同我国恢复和建立正常邦交关系。这种情况表明,进入60年代以后,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境地。而从我国的工业布局来看,有些问题相当严重。19644月,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对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此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这可以说是决定搞三线建设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和出发点。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除了考虑战争因素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调整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布局不合理的状况。50年代,中苏关系较好,“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被视为我国的大后方。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国防工业的许多重大项目都安排在这些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哈尔滨、沈阳、包头、北京等大城市。三线地区,除重庆、成都、西安、太原、兰州、湘潭等大中城市有些兵器、航空、电子工业外,其他省市基本上没有国防科技工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三北”地区的国防科技工业有可能成为外敌攻击的目标。因此,在紧急备战的形势下,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就成为改善整个工业布局的中心;扩大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增强国防实力,就成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515日到6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做出了建设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1964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1965年和以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中心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由调整初期确立的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以加强国防、加快三线建设为中心。随着这一转变,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迅速从东部沿海转向内陆地区,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中共中央做出建设三线的决策后,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山西的广大地区被划入三线建设的范围,确定管涔山区为北京市的战略后方基地,以长治市为中心的太行山区为天津市的战略后方基地,吕梁山区为太原市的战略后方基地。1970年初,又将晋南中条山区作为中国的坦克基地。山西的国防工业建设主要是围绕上述基地建设展开的。

 

三线建设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密切配合,通过建立层层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来组织指挥和实施的。为了支援和加强三线建设,山西省委在1965年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同时组建了3个建设指挥部:第一建设指挥部设在大同市,负责协助北京市后方基地建设;第二建设指挥部设在长治市,负责协助天津市后方基地建设和战备搬迁工作;第三建设指挥部设在隰县,负责太原市后方基地建设。在具体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上,也都采取了指挥部的形式。工程建设指挥部,既管理工程建设,又管理设计和施工队伍,是一种按战时动员体制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的建设管理方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省党政机关一度瘫痪,三线建设也受到严重干扰,建设指挥部先后予以撤消,建设工作由各军工企业自行组织完成。


 

二、山西三线建设的实施

 

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安排,山西的三线建设从1965年开始,到1980年左右基本结束,大体经历了15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央在山西投资的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山西则根据中央关于建设地方军工的规划和指示,全面开展了“小三线”建设。

 

1.国防工业的建设

 

1965年到1970年,山西国防军工建设的主要项目是:建设管涔山区的宁武高炮厂、晋东南山区的电子工业基地、晋南坦克基地和吕梁山区的地方军工基地。此外,还有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国营清华机械厂、晋宇科学仪器厂的其他建设项目。

 

宁武高炮厂建设。包括新建国营长城机械厂、国营烽火机械厂、国营恒光机械厂3个项目。1965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市、第五机械工业部组成联合建厂组,在华北地区选择高炮厂址。经勘察,最后确定3个项目建在宁武县的芦芽山区,由北京市负责建设和管理。19666月破土动工,到1969年底,3个厂陆续建成投产,实际完成投资9 196万元[1]


█ 宁武恒光机械厂旧址

 

晋东南电子工业基地建设。1965年,四机部决定从北京、天津、南京等地选择一些重点企业分迁到三线地区建设新的电子工业基地,在山西晋东南地区建设的电子工业基地就是其中之一。在建设初期,晋东南电子工业基地共规划了12个项目。建设过程中经过调整,只保留了东方红机械厂、永明无线电器材厂、华阳器材厂、卫华仪器厂、金阳器材厂、东声器材厂、春光电工厂、建山机器厂等8个项目。分布在晋东南的晋城、襄垣、沁源、阳城、长治、武乡、沁水等地。以上项目采取分迁或包建的形式,从1965年陆续开工建设,到1976年底基本建成,累计投资11 813.4万元[2]

 

晋南坦克基地建设。1969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三线建设步伐。中央军委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提出在晋南中条山地区建设中国第二坦克基地。该工程原计划为17个项目,在“靠山、分散、隐蔽”方针的指导下,这些项目分布在临汾、运城两个地区的绛县、闻喜、夏县、翼城境内蜿蜒130公里的地域。根据中央军委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的指示,541工程”分三批建设,用两年半时间全部建成。从19704月开始到19737月,是541工程”建设的高潮时期,仅用3年时间,完成投资2亿多元,施工面积80万平方米[1],贯穿各专业厂的公路、铁路专用线也建成通车。541工程”是在“大规划”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由于一些工程项目在选址时对地质和水源等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评价,加上材料不足、资金短缺等原因,1973年下半年开始,541工程”进入调整缓建时期。在此期间,541工程”规模一再压缩,原规划中的17个项目只保留了7个,到1979年底,部分工厂建成投产。

 

地方军工建设。三线建设时期,山西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和“省自为战”的精神,从1965年开始,新建了一批“小三线”军工企业。主要包括山西建设机械厂、山西新建机械厂、晋丰机械厂、山西金星工具厂、山西凌云机械厂等。这些项目大都分布在吕梁山区的孝义、中阳、隰县、介休等地。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与地方军工配套的阳泉水库、晋光电厂等项目。

 

2.铁路建设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累计投资10.54亿元[2],修建了京原线石景山至枣林段、太焦线修文至五阳段、邯长线涉县至长治段三条铁路干线。此外,还兴建了南同蒲铁路二峰山支线、北同蒲铁路宁武至苛岚支线,以及京包线郭磊庄至大同段双线、月山至晋城双线工程。

 

京原线从北京石景山起至山西原平,全长418.6公里,线路跨越北京和晋冀两省。该线路1965年开始修建,19731月正式交付使用。太焦线北起南同蒲修文站,经长治、晋城而达河南月山站,线路跨越晋豫两省。1970年,国家决定续建太焦线修文至五阳铁路,该线全长209.5公里。197010月,工程全部开工,197812月太焦线修文至五阳铁路工程竣工交付使用。邯长线东起京广线邯郸,西与太焦线长治站接轨,全长219.3公里。19704月,国家决定对邯长线进行重建和新建,之后,邯长线分段相继开工。198111月,涉县至长治铁路全线贯通。

 

3.能源、冶金、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建设

 

山西能源工业的重点是煤炭和电力工业。在煤炭工业建设中,从1966年—1975年,山西中央直属煤矿累计投资5.37亿元[2],新建矿井2对,恢复建设矿井1对,开工改扩建矿井11对。新建矿井除大同云岗立井一期工程形成生产能力外,其他矿井均未形成生产能力;改建扩建的11对矿井中,只建成了大同矿务局大巴沟矿井,其余均结转到“五五”末期建成投产。在这10年中,地方国营煤矿累计完成投资1.94亿元[3],新建矿井17对,改建和扩建20对,年新增生产能力863万吨。同时,还建成了6条铁路专用线。电力工业根据国防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需要,这个时期累计投资3.58亿元[2],先后安排和新建了一大批电力建设项目。重点项目有娘子关、霍县、神头3个大型火力电厂。为适应晋东南和晋南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还动工兴建了巴公、侯马、永济电厂。为适应战备需要,在雁北、忻州、吕梁、晋东南等地区,筹建了8个三线战备电厂。此外,还对大同热电厂、太原第一热电厂、太原第二热电厂、阳泉电厂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冶金工业建设。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投资12.3亿元[2],对太钢、临钢、长钢进行了新建扩建和改造,重点工程主要是太钢第二炼钢厂以及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轧钢厂的筹建和扩建。随着建设项目的竣工投产,太原钢铁公司初步形成了年产100万吨规模的大型特殊钢联合企业,临汾钢铁厂也由过去只生产铁的单一产品变为能够生产生铁、钢材、焦炭、化工等多种产品的联合企业。此外,有色金属工业建设累计投资2.61亿元[2],除对原有企业进行改建和扩建外,重点建设了铜和铝合金等一大批有色金属加工企业。

 

化学工业建设。三线建设期间,山西化学工业建设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对太原化肥厂、太原化工厂、太原磷肥厂、太原制药厂等企业进行了扩建和填平补齐。先后完成了50多个单项工程,从而使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其次,在北起大同、南至永济的同蒲铁路沿线建设了化肥、农药、橡胶加工、无机盐、合成橡胶和化工机械等一批中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建成投产,改变了山西化学工业的布局,扩大了山西化工产品品种和产量,填补了一些行业空白。再次,在全省先后建设了128个小型氮肥厂,其中建成投产的有99个。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山西的化学工业有了长足发展。

 

机械和轻纺工业建设。在机械工业建设方面,根据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1966年—1975年,山西机械工业累计投资3.86亿元[2],新建和扩建了长治防爆电机厂、阳泉标准件厂、大同齿轮厂、山西机器厂、运城拖拉机厂、平遥柴油机厂、太原变压器厂、榆次液压件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到1979年,全省机械工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到38.75亿元[3]。轻纺工业建设方面,为配合三线建设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学纤维和纺织机械等企业。从1966年到1970年,相继开工建设的有临汾纺织印染厂、永济纺织厂、阳城缫丝厂、定襄色织厂以及侯马、襄汾、阳城、阳泉、大同纺织厂。为了与纱的产量保持平衡,1970年以后,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建设了10多个针织企业。化纤工业,主要新建了大同化纤厂、太原涤纶厂、山西第一维尼纶厂和山西棉纶厂,这些项目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山西化纤工业的基础。轻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造纸、印刷、合成洗涤剂、自行车、缝纫机、灯泡、食糖、酒、日用陶瓷、塑料制品、日用玻璃等短线产品项目,发展了轻工业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生产,从而大大缓解了山西日用消费品供给紧张的现象,提高了日用消费品的供给能力。

 

三、山西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三线建设,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山西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增强山西经济实力和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山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

 

第一,三线建设促进了山西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军工和科研基地。山西国防工业在建国初期就具有较好的基础。早在“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在对山西军事工业老厂进行扩建和改建的同时,投资4.62亿元[1]新建了一批大型国防工业企业,这些项目的建成,为山西军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山西的吕梁和太岳山区投资1.2亿元建成了9个地方军工企事业单位,共有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机械设备34 000台,职工7 300[4]。同时,在山西的管涔山、中条山和晋东南地区投资11亿元兴建了22个部属三线军工企业,在太原等地建设了4所国防工业科研院所。这些企业和科研单位大部分于1979年前后建成,新增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设备5 400多台,职工3.6万人[4]。经过长期的建设和调整改造后,山西的军事工业成为我国实力雄厚的重要军工生产和科研基地之一。山西的军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括兵器、航空、航天、电子、船舶、核工业等。其中,兵器工业占到全省部属军工企业总数的44.7%[4],形成了以兵器工业为主,陆海空及航天工业配套的军工产品的生产格局。主要产品有枪械、火炮、枪弹、炮弹、导弹、火炸药、水中兵器、航空仪表、卫星遥测跟踪接收设备、高炮指挥仪、电子元器件等。这些产品用于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增强了我国国防的实力。在技术力量方面,随着三线建设的展开,内迁、新建和扩充了一批军工科研机构,使山西军工的科研和教学力量大为增强。山西军工科技队伍从仿制到自行研究设计,先后从事了新型火炮、炮弹、反坦克导弹、发射药、发动机、指挥控制系统、核辐射防护、磁性材料、机电工艺、航天配套设备等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同时,研究开发了大量适合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民用产品,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和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为提高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工业有了新的发展,生产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明显增强。三线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因此,三线建设的重点除了国防工业外,还包括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过三线建设,山西在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建成和初步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同时,太原、大同、阳泉、长治、临汾、侯马、晋城等老工业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省经济的实力和水平。据统计,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978年达到107.46亿元,比1965年增长1.6倍,工业总产值1978年达到188.20亿元,比1965年增长1.63倍。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也有较大增长。1978年与1965年相比,原煤产量增长1.5倍,发电量增长3.15倍,钢产量增长2[3]

 

第三,三线建设改善了山西交通落后状况,带动了一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中,国家累计投资10.54亿元,兴建了京原线石景山至枣林段、太焦线修文至五阳段、邯长线涉县至长治段三条铁路干线,以及二峰山、宁苛铁路支线工程。京原线是这一时期山西铁路建设的重点项目,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开辟了山西直达北京的铁路通道,对于增加晋煤外运,促进铁路沿线山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太焦线北接南同蒲、石太线,南联新焦、焦枝线、中联邯长线与京广线,从而形成了山西与中南、西南地区交通运输的重要纽带。邯长线东联京广线、西接太焦线,是这两条南北干线的联接线。太焦、邯长铁路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这些地区的交通条件,带动了周边地区特别是山区经济的发展。在建设铁路的同时,公路建设也有新的发展。1965年至1972年,国家对山西的“小三线”公路和国防公路专项投资1.3亿元,兴建了31项公路建设工程。截止1976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30 049公里,比1965年增加9 684公里,大大改善了山西交通落后状况。

 

第四,三线建设中发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三线建设一般摆在环境艰苦、交通不便的山区,广大建设者胸怀对祖国的忠诚,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大局,离开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他们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环境艰苦的工地。他们在生活上承受低标准,在工作上坚持高标准,以高昂的斗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他们为了三线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全部聪明才智,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十分珍贵和需要大力弘扬的。

 

四、山西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教训

 

三线建设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当时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基本建设投资上过分向国防和重工业倾斜,致使工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在“三五”时期,山西用于重工业的投资达19.96亿元,占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9.6%,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分别占到同期基建投资总额的6.1%6.3%[2]。“四五”期间,用于重工业的投资达34.72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60.6%[2]。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山西基建投资主要用在了重工业上,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较少。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形成“重工业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的现象。这种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给当前的调整和优化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对重工业的投入大而产出低,企业经济效益差。在这个时期,国家对工业投资增多,设备增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但是形成的生产能力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都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由于不讲核算、不讲成本,导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据资料分析,1976年与1966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工业总产值下降47.5%,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下降93%,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下降86%[3]

 

第三,选点钻山太深,过于分散,布局不够合理。三线建设中,由于片面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不少项目钻山太深,过于分散,给企业的建设和生产造成一系列困难。如宁武三个高炮厂建设在一条两山相对的峡谷中,厂区采用“瓜蔓式”或“镶嵌式”布局,由于生产条件恶劣,1979年被迫并入“541总厂”,厂址全部报废。又如541工程”把一个完整的有联系的企业,分布在跨越临汾、运城两个地区4个县境内的广大山区,工厂大都背靠大山,交通不便。这种分散布局,不仅增大了投资,也给以后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 宁武恒光机械厂旧址,当地有意进行专题旅游开发

 

第四,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片面追求施工速度。三线建设是在加紧备战的情况下进行的,要求很急。有些项目未经周密、综合的科学论证,对水文、地质情况不了解,就盲目定点建设,片面追求施工速度,忽视工程质量,以至于一些建设项目被迫多次返工,造成浪费,留下后遗症。

 

第五,忽视非生产性建设,生活设施不足,建筑标准过低。三线建设初期,片面强调“干打垒”精神,要求生活设施“乡土化、低标准”,造成后期大量建筑物报废。三线建设由于过分强调“先生产、后生活”,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安排较少,许多企业和科研单位的职工住宅严重不足。有的企业远离城市,职工的就医、幼托、商业、教育、文化等服务性事业均由企业承担,这一切加重了企业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三线建设是在高度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根据当时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部署和开展的。对于三线建设的得失,应当进行全面深入的、历史的综合考察。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地吸取和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将有利于促进山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徐鹏振.山西军工建设[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3.2.104.110.

 

[2]吴俊洲,乌杰.山西经济建设[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52.57.99.126.127.153.159.195.201.287.

 

[3]彭致圭.山西工业经济[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33.98.158.789.

 

[4]张翼.山西通志·军事工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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