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壶炸出来的中韩友谊:很多人忘了,很多人不知道

最爱君 最爱历史 2018-04-12


1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

携“一·二八”上海事变战胜的喜悦,日本在沪军政大员不顾中方的抗议,借给天皇庆生之机,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大张旗鼓地举办“淞沪战争祝捷大会”,欢庆“胜利”。

▲ “祝捷”大会上的日本高官

上午9点半,庆祝活动开始,首先进行的是阅兵式。两小时后,阅兵式结束,各国到场祝贺天皇生日的外交人员相继离开,而日本侨民则继续活动给天皇庆生。此时在场的日本军政大员纷纷登上祝贺台。领导们致贺词,侨民们唱国歌。

突然,一个青年从祝贺台的左后方扔了一个水壶到祝贺台上。

然后这个水壶,炸了

主席台上的日本高官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一声“轰”给炸懵圈了。

随后,这位青年想把自己怀里的饭盒也丢出去,却被扑过来的日本兵制止。

饭盒没丢出去,不过水壶的爆炸已经让这次袭击功德圆满了:这是20世纪以来,日本遭受损失最惨痛的一次袭击。

站在主席台上的日本高官中,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皆因伤重不治而亡;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虽逃过一死,却也被炸断一条腿。其余伤者无数。祝贺台上,血肉模糊。

▲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拄着拐杖的重光葵(1887-1957)代表日本政府向盟军投降。

那个丢水壶的青年名叫尹奉吉,是个韩国人。被捕后,面对日本人的百般折磨,他都坚持说这是个人行为,没有幕后指使。

然而5月10日,《申报》刊载了一个韩国人金九的公开信。在信中,金九不仅介绍了虹口事件的全过程,还对自己和尹奉吉的简历进行了介绍,并声称:

“今后仍将奋斗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绝不终止也!”

事情于是“真相大白”,原来这次袭击是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发动的。

而金九,正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者之一。

▲ 金九(1876-1949),号白凡,著有《白凡逸志》。

2

事情还得从朝·鲜灭亡说起。

甲午战争,清朝完败,大清在半岛的地位一去不复返。日俄战争之后,在击败俄国之后,日本在半岛的影响力,更加无可撼动。

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将朝鲜半岛纳入帝国版图。曾是中国专制王朝藩属国的朝·鲜,就此灭亡了。

自被日本吞并那一刻起,复国,便成为韩国志士的奋斗目标。

1919年3月1日,半岛宗教界人士以及学生、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已灭亡的韩国的京城汉城(今首尔)集会,发表《己未独立宣言》,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半岛的多座城市应声响应,大韩民族情绪被彻底点燃了。

对此,日本殖民当局紧急行动,以武力残酷镇压。到1919年6月,半岛各地示威和暴动基本平息。三个月里,七千多韩国人被杀死,一万五千多人受伤,近五万人被逮捕。轰轰烈烈的“三一运动”宣告失败。

▲ 每年的3月1日,韩国都会举行盛大的活动,纪念1919年的“三一运动”。

三一运动爆发后,许多韩国独立志士认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来组织独立运动。于是在1919年,自3月27日到4月23日,“大韩国民议会政府”“大韩民间政府”,“朝·鲜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新韩民国政府”“韩国临时政府”……六个韩国政府先后被搞了出来。

一个身子六个头?中枢如此分散,显然不利于独立运动的开展,于是在当年7月11日,六个政府中实际存在的三个:

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位于苏俄海参崴[waǐ](符拉迪沃斯托克)“大韩国民议会政府”,还有韩国汉城的“韩国临时政府”,宣告合并。

▲ 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位于日本海西岸,中国人叫它海参崴,1860年之后,它不再属于中国。现在,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

合并之后的韩国政府,以“汉城临时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称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不过,政府所在地却并不在汉城,而在上海。

韩国的临时政府设在上海,原因是多方面的。

汉城因为在日占区,设在汉城肯定不靠谱,而海参崴位于红色苏俄,意识形态上让人不放心;而上海与这两个地方相比,优势明显。

▲ 没有哪座城市堪比上海在近代中国,乃至近代东亚的地位。

其一,上海的韩侨特别多。早在三一运动之前,居住上海的韩国人就已达109户,688人;而三一运动之后,每天都有数十人从半岛来到上海。据当时居住上海的韩国独立人士鲜于赫回忆,1919年的上海,仅韩国独立志士都有好几千名,“数都数不过来”。

其二,上海政治环境特殊。由于开放时间早,上海市内租界林立,国际关系复杂。这一方面方便韩国独立人士在各国之间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也相应地削弱了日本在上海的影响力。上海法租界当局对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也颇为同情,对韩国独立人士的活动并不压制。

这其三嘛,中国毕竟是韩国曾经的宗主国,两国关系一向不错,而今又同时面对日本大敌。在情感上,利益上,双方都有相互依靠的可能。而许多韩国独立志士,与当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志士也交情甚笃。比如申圭植等人,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陈其美、胡汉民等皆是挚友,并曾倾尽家财支持中国革命。

▲ 孙中山(1866-1925)

韩国要抗日,中国也要抗日,共同的目标让两个历史上数次合作的国家,再次走到了一起。

3

然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1919年的中国,尚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北方的北京北洋政府,与南方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南北对立。两个政府之下,也是派系林立,相互之间纷争不断,战乱四起。

对韩国临时政府来说,既然已经在中国落户了,不跟东道主打招呼是不行的。

▲ 北京政府

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韩国独立志士们就积极谋求与北京政府发展关系,派出特使常驻北京担任外教委员。然而,无论韩国人如何努力,北京政府的回答就是俩字:不要

这跟当时中国的处境关系很大。

作为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北京政府与日本是有外交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开与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发生关系,那无异于扇日本人耳光。而若此时与日本开战,中国的胜算微乎其微。

所以北京政府没办法,在韩国问题上只能跟着日本的节奏来,对设立在上海法租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敬而远之,避免节外生枝。1919年9月29日,北京政府电令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侦查上海韩人之秘密活动”。除了给予“密切关注”,北京政府做不了其他。

▲ 广州护法军政府

友谊之花在北方是开不了了,那南方开?

鉴于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良好关系,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志士,对发展与南方护法军政府的关系寄予厚望。

1921年10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申圭植抵达广州,与护法军政府各部门要员一一会见。双方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会谈。护法军政府对申圭植的这次到访非常重视,以国使的标准予以接见,间接表达了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在会见孙中山时,申圭植提交了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草拟的两国政府互惠条款,共五项,是这么写的:

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为大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及国权;

二、请大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三、请准予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华民国军校;

四、请借款五百万;

五、请准予租借地带,以资养成韩国独立军。

▲ 1918年民国军阀割据

对于这五项中的后四项的要求,孙中山斟酌再三:第二第三条予以准许,第四第五条嘛……鉴于护法军政府自己也只有广东一省之地,地小钱乏,着实没办法满足。

于是双方将能达成的协议达成,并约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代表常驻广东,以便加强双方沟通和联系。

对这样的结果,申圭植还是非常欣喜满意:

毕竟这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获得承认。

收获了道义上的支持,便不虚此行。

4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韩国独立志士悲痛欲绝。韩国《东亚日报》专门发文:

“嗟乎!中山先生逝去矣,从此人类失去一伟人……”

而当时的“中韩关系”随着孙中山的去世,也悄然发生变化。

虽说孙中山生前确定的对韩政策依然得到了落实,比如黄埔军校自第三期开始开始招收韩国籍学生,至第五期一共招收了33人。很多韩国籍学生在黄埔军校学习、锻炼,甚至参加后来的北伐战争。

但也正因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忙于统一全国,经费、物资都吃紧,如此一来对韩国光复大业的支持,难以有实质性的帮助。

▲ 孙中山去世,在华韩人亦悲痛欲绝。

另一方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身也出了问题。从1922年到1928年,政府的领导班子居然连续换了7届,内部派系斗争异常激烈。

金九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的窘境:

“先前李承晚任总统时,不但中国人,连碧眼隆鼻的英法美等外国人,都时常出入政府办公厅之门,但现在除了法国巡捕陪同日人来捕人或为了获取久欠未还的房租而来的人之外,就没有人来了……更令人寒心的是本来有千余名的独立运动者,现在连几十名都不到。”

▲ 李承晚(1875-1965)

1931年7月,在日本的操作下,《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声称200多朝鲜人在中国吉林省万宝山村被杀,即万宝山事件。半岛随即掀起一股排·华浪潮,华侨被杀者142人,受伤者546人,失踪者91人。

消息传回国内,国人沸腾,各地相继爆发排韩事件。中韩两国的民间关系跌入低谷。

对当时的韩国临时政府来说,一方面要加强内部团结,一方面要改善韩国人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得干一票大事了。

5

然而此时的韩国临时政府,既无兵,又无钱,如何才能“干大事”呢?

思来想去,还是做自己最擅长的吧:

暗杀、袭击。

1909年10月26日,韩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成功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事儿家喻户晓。哈尔滨现在还有安重根义士纪念馆。

▲ 左:安重根(1879-1910),右:伊藤博文(1841-1909)

除了这次刺杀之外,自三一运动失败之后,几乎每年都会有重大的韩国刺杀事件爆出。最出名的莫过于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在日本刺杀裕仁天皇。

这天,在裕仁天皇参加完日本陆军阅兵式回宫的路上,李奉昌从人群中向天皇的车队扔出两颗炸弹。第一颗炸弹,距离天皇的汽车一公尺之遥,天皇的汽车没有受损;第二颗则落在了天皇的汽车下,然而,没炸。

丢出两颗炸弹后,李奉昌从容掏出韩国国旗太极旗,边挥旗子边喊“大韩独立万岁”直至被捕。

▲ 裕仁天皇(1901-1989),日本天皇真的一点实权也没有吗?

这事儿在韩人社群中反响强烈,但由于发生在日本,所以中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影响甚小。

所以韩国临时政府需要干一票更大的,而且,就在中国干。

天随人愿,没多久机会就来了。

1932年1月28日夜晚,驻沪日军突然向在上海闸北驻防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至2月14日,国民党第五军又驰援上海。两军鏖战,直到3月初,在国联的调停下方才停战。

▲ 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

这一仗,由于日军偷袭浏河,中国军队吃了大亏,而后国际调停,中国军队欲战不能,义愤填膺。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又要以庆祝天皇生日之名搞什么“祝捷”,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第十九路军苦战一个月,伤亡万余人,听到小日本要搞事情,上上下下,从官到兵,没有一个不牙痒痒手痒痒。

想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瞧瞧,又不能自己动手。怎么办呢?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找到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请他出面干涉。陈铭枢考虑到,如果进行外交交涉,日本人肯定不听;如果采取军事行动,又将重燃战火,破坏国民政府既定政策。所以最好的办法便是,派人潜入会场,破坏日本人的庆祝活动。

▲ 王亚樵(1889-1936),斧头帮帮主,无政府主义者。

于是陈铭枢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有着“暗杀大王”之称的帮会首领王亚樵。王亚樵认为,这事儿让韩国人办最合适。

其一,韩日死仇,韩国人必愿意为抗日牺牲;

其二,日本的庆祝活动戒备森严,中国人绝对进不去,但已被日本殖民的韩国人却可以;

其三,这事儿不管成败,韩国人来干都与中国政府无关,不会引起新的纠纷和摩擦。

于是王亚樵找到在韩国独立志士中威望甚高的安昌浩,中方提出援助经费合计四万元,并提供破坏活动所需的炸弹,双方一拍即合。

6

与王亚樵谈妥后,安昌浩便将消息告知金九。金九当即表示同意,并着手安排袭击行动。

关于实施袭击的人选,金九找到了尹奉吉。

尹奉吉,1908年生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柿梁村的一户贫农家里。在少年时代,尹奉吉既学儒学,又学日文,1926年,19岁的尹奉吉自办农民学校,向父老乡亲授课并宣传爱国思想。日本殖民政府获悉后,抓捕尹奉吉并勒令其学校教授日本人指定的科目。这让尹奉吉气愤异常。遂决定去上海找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做大事”。

1931年尹奉吉来到上海,次年发生的李昌吉东京刺杀天皇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自己暗下决心要做李昌吉做的那种“大事”。

在金九眼中,尹奉吉也是此次暗杀行动的绝佳人选:他刚来上海不久,身份隐蔽,不易引起日本特务和韩奸的注意;他不仅会日语,对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了如指掌;他还在虹口卖过菜,熟悉现场。

于是当金九向尹奉吉说明来意时,尹奉吉痛快地答应了。

1932年4月26日,在袭击发动前3天,尹奉吉加入“韩人爱国团”,并在太极旗下宣誓:

“以赤诚恢复祖国之独立自由,为韩人爱国团之一员图刺此次侵略中国之敌方将校。特此盟誓。”

▲ 尹奉吉(1908-1932)

4月29日,尹奉吉带着两枚中国军方提供的特制炸弹:一个水壶一个饭盒,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虹口公园。为了防止哑弹,金九曾在上海兵工厂进行了20多次炸弹性能试验。而这一次无论是尹奉吉还是炸弹,都没有让围观群众失望:

一声巨响,倭寇归天。

7

虹口事件发生后,国际媒体圈也跟着炸了。世界各国媒体,纷纷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注。

西方的主流媒体,虽然有几家报纸因虹口事件开始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但更多声音却还是表示慰问,并谴责韩国独立志士的袭击。不仅英美等国积极向日本示好,表示安抚,就连一直以来对韩国独立运动多有庇护的法国政府,也转而支持日本对法租界内的韩国独立志士进行抓捕。

▲ 上海法租界

国际舆情不佳,但中国舆情却乐开花。

上海的报纸,比如《申报》《时报》《新闻报》,数次发文称赞韩国志士的义举,并为之辩护,完全扭转了万宝山事件以来对韩的冷漠批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同情和赞美。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则对虹口事件作了广泛的报道,为了不刺激日本的神经,用语中立,不置褒贬。但党内军政要员心里是怎么想的,十九路军将士是怎么想的,不用报道也该猜到了。

位于江西苏区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对这事儿自然也没落下。不像国民政府顾虑重重,苏区舆论高度赞扬了韩国独立志士的壮举。

就这样,虽说虹口事件后,日本对在沪韩人大肆逮捕,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声誉大大提高。在日本日益加紧侵华的局势下,中国国内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对这个韩国临时政府刮目相看。中国国民的抗日之情也为之一振。

对尹奉吉的义举,蒋介石称赞道:

“中国百万军队做不到的事,却由韩国一义士做到了,岂不壮哉!”

8

1933年5月,蒋介石会见金九。

在这次会见中,金九说道:只要中国资助百万元,便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

对此蒋总统很清醒。他回复金九说:

“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

于是双方约定以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培养韩籍军官。部分韩籍人员也被派到国民党中央对日情报工作。而经费方面,除了金九等人按月领取中国方面给予的补助之外,韩国独立志士回国的路费、活动费等,也常常由中国方面负担。

▲ 蒋总统待韩国人不薄啊

1937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成立,蒋介石题词:“手足相卫”

1940年9月17日,以日军中韩籍反正士兵组建的“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

这两支队伍的军费,毫无疑问是由中国政府来承担的。

关于韩国流亡者在中国成立军队一事,何应钦等人认为此举不合国际法。蒋介石却大力支持,并说:

“本党领导东方民族革命及抗日战争,对朝鲜光复军,在原则上应为政治上之运用,不宜为法律问题所拘泥。”

▲ 韩国光复军与中国教官合影

对韩国人心心念念的“民族自尊心”,中国方面也屡屡让步,表示照顾。

韩国光复军成立之初,其军帽佩戴的是中国的“青天白日”帽徽,而指挥权则属于中国军委会。这让很多韩国人不舒服,认为此举“有损韩国独立之精神”,甚至攻击金九“丧权辱国”。在韩国人的要求下,1944年9月,蒋介石决定使光复军“隶属于韩国临时政府”,以符合“韩方之期望”。

在涉及对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时,蒋介石会特别指示,免去会计审查手续:

“不必稽核,以免伤及其自尊心。”

在中韩很多事务的接洽中,中方均有这样的认识:

“韩国革命团体及人民之自尊心理,应加以重视,文字上宜避免有所刺激,故此次整理,大体均本热诚宽大之意旨”

真可谓无微不至。

9

蒋总统之所以如此厚待以金九等人为首的韩国在华临时政府,除了共同抗日的需求,除了国际道义之外,当然也是有自己的算盘的。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随着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形势的逆转,德意日法西斯已然日薄西山了。倘若在战后,金九等人可以在半岛成立复国,成立一个亲近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权,如此中韩友谊永葆青春,那是再好不过。

所以当二战结束前夕,不管是英美提出半岛共管,否决韩国复国,还是后来美苏提出半岛南北分治,蒋介石在金九的请求下都是一贯反对的:

然而事与愿违。

国际政治博弈,永远是国家实力说了算。二战结束后的中国,莫说是与美苏抗衡,即使面对坠落的大英帝国,都难有优势可言。

由于国际各大国对韩国临时政府,除了中国政府予以承认之外,其余均不承认,美国甚至坚持“自华返韩之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所要求唯一条件,即必须以平民身份回国”。

因此金九等临时政府要员返回半岛,不得不以个人身份才能成行。尽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没有宣布解散,但在二战之后新的国际形势下,事实上已然解散了。

对金九等人的回国之旅,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倾囊支持。1945年9月17日,陈立夫呈请蒋介石,拨借3 亿法币,供韩国临时政府归国后活动之用。

9月29日,在与金九的会谈中,蒋总统说道:

中国除非力量不够,不能做到之事,力所能及,一定援助韩国达到独立之目的。这是中国一贯政策。总理在日,即是如此。中国以韩国独立为中国之责任,中国能独立,韩国亦可得到独立。”

▲ 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力争,希望确保韩国在战后得以复国。

11月4日,蒋介石、宋美龄等举行茶会,欢送金九等人回国。中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也设宴欢送。

11月5日,金九自重庆飞抵上海,发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回顾自从1919年到1945年,27年间在中国为韩国独立而奋斗的历程,以及受到中国多方的援助。文中写道:

“似此义薄云天,是九等与吾韩三千万民众当永感不忘者也。”

10

历史是很会开玩笑的。

1946年之后发生的事,无论蒋介石还是金九,都不会想得到。

1948年8月15日,半岛南方以李承晚为首,建立大韩民国。

1948年9月9日,半岛北方以天赐大将军、我们星球的卫士、众神之神、弹无虚发的大浦洞神枪手、世界伟大歌剧的缔造者、彻底的高尔夫球高手金日成同志为首,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半岛终究陷于分裂。

▲ 金九与金·大将军

1949年6月26日,以暗杀起家的金九,在韩国遇刺身亡。

金九遇刺的两个多月前,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垮台。而在金九死后3个多月,新中国成立了。天地换新颜。

从1946年到1949年,三年内,蒋介石丢了政权,金九丢了命。中韩两国亲密关系的缔造者,均离开了各自国家的权力中心。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意识形态彻底撕裂两个国家的社会。从此政治上的对立,成为官方话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可悲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 上海马当路306弄4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自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后,每一任韩国总统都会到上海黄浦区马当路306弄4号朝圣。在韩国人眼中,当年设在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地位很高。有的学者政客甚至主张将韩国的法统追溯到1919年,将4月13日临时政府成立日定为国庆日。而对金九,韩国更是冠以“韩国国父”之称。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今天已然成为连结中韩、连结上海和首尔的一根纽带。而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政治形势如何发展,中韩两国在抗日中结下的友谊,当永入史册。


参考文献

王明飞.虹口事件与中韩关系[D]

张红玉.中国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研究[D]

申恩定.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研究(1937-1945)[D]

杨天石.蒋介石与韩国独立元勋金九[J].世纪,2014(5)

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评价与朝鲜半岛统一关系论纲[J].当代韩国,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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