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新生代:当下,只能在「不好」和「非常不好」之中做出选择

端传媒记者 来福 绘画艺术坏蛋店 2018-12-11


「马克思是写给工人看的,但工人不会看它。大学生读完马克思主义,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自我意识更强的一代中国年轻人。温饱已不能使他们满足——逃离工厂,是他们在当下年轻时光里不断重複的主题,但往复来返,最终还只得厌倦并依赖着。摄:林振东/端传媒


90后深圳工人吴东最近重读了日本作家山田宗树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幸福的人看这本书,会觉得心痛;不幸的人看这本书,会感到欣慰,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过得不好。」他认为自己属于后者。2014年,吴东从一所三本大学的日语系毕业,走入社会,他便自认成了一个不幸的人。


吴东在富士康的车间上夜班,从晚上7点工作到早上7点,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九份工作。在这之前,他报了一个电脑课程,学习服务器管理,因为广告上说学电脑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其实根本没有用」。学费一万块,他用信用卡支付。第二个月要还卡账的时候,他从另一张信用卡里套现。现在他必须要去工厂上班,赚钱还卡债。


同样是90后的女工小雅最喜欢在内地新闻App「今日头条」上閲读时政评论文章。这款App会通过她的年龄、性别、职业、地域等特徵向她推送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工人的地位就是这样的,阶层已经固化了。」最近,小雅频频在新闻里读到「阶层固化」这个词。


「说随遇而安只是安慰自己,其实像我们这些人已经基本定型了,换一份工作可能待遇好一点,但我们大体的命运改变不了,也是打工。」清醒的悲观贯穿着小雅的生活。


24岁的工人游莜只在工厂里谈过一场恋爱,后来才发现对方是个已婚男人。她生在广东潮汕,上面有三个哥哥,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多赚钱,帮哥哥们娶妻生子。好像只有嫁了人,才能逃开家庭的「剥削」,可是她发现「工厂里很少有真正的爱情」。


不仅如此,她看到更多的是婚姻带来的痛苦。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带着孩子在深圳打工,每天都要为孩子的生活费发愁。


上一辈工人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80后平均是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也就是说,新生代工人的成长经历更趋同于城市的同龄人,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验,直接从学校走进了工厂。摄:林振东/端传媒


吴东、小雅和游莜,都是90后——通常被看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自我意识更强的一代中国年轻人。他们走进工厂伊始,便要面对财富分布愈发不公的社会,和技术升级取代人力的趋势,他们需要去选择要不要如父辈一样成为工厂流水线的附庸者。温饱已不能使他们满足——逃离工厂,是他们在当下年轻时光里不断重複的主题,但往复来返,最终还只得厌倦并依赖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农民工总量在2017年达2.86亿,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工人佔比首次过半,且佔比连年增长。另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上一辈工人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80后平均是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也就是说,新生代工人的成长经历更趋同于城市的同龄人,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验,直接从学校走进了工厂。


根据人口学者于建嵘在2017年的学术报告,新生代工人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将「进城务工」作为一种争取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他们的「城市梦」比父辈更执着,也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的舒适程度,以及工作岗位带来的社会地位等。同时,面对歧视与不公,他们有更强烈的维权意识。


2018年,中国内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新生代工人群体也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一次,端传媒将报导聚焦在他们身上,讲述几位90后工人的自我探寻之路。


新生代工人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将「进城务工」作为一种争取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图为富士康的年轻工人下班后在打桌球。摄:林振东/端传媒



小雅:三进三出富士康


小雅第三次从深圳富士康离职了。


她工作的车间负责生产苹果手机的一个部件,需要用镭射光进行加工。镭射光如果照射到眼睛,会烧伤视网膜,因此防护镜十分重要。小雅发现工厂提供的防护镜没有按照规定定期清洗,有些镜片已经磨花了,也还在发给工人使用。


在离职前,小雅决定投诉车间的管理层。她在月初请了年假,补回自己的带薪休息时间,之后向富士康工会的「关爱热线」78585打电话举报。除了磨花的防护镜,她还投诉了安检部门承诺的镭射补贴没有发放的问题,以及男工友威胁自己人身安全的问题。


投诉的第二天,科长打电话给小雅,垦求她撤回投诉,「有什么问题不能内部解决?」小雅没有撤诉,但是两个月后,她和以前的同事联繫,镭射补贴还是没有发放。


她并不信任工会的「关爱热线」。几个月前她也匿名投诉过一次,因为车间主管要求工人们提前5分钟上班开会,「那5分钟又不给我工资,我为什么要提前去开会?」那是她第一次打78585投诉。


「我可以匿名投诉吗?」接通电话,小雅第一句话是要求匿名。儘管承诺了可以匿名,接线员在电话里依然反覆询问小雅的工号。小雅不敢暴露自己,因为「关爱热线」的运作机制,是将工人对车间的投诉,反馈给车间主管。几天后,领导把整个车间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要求打热线投诉的人主动站出来。


小雅不怪「关爱热线」的接线员,她们通常是怀孕了的女工,不能从事比较累的岗位,就被安排去当接线员,但通常没有受过职业的「关爱」训练。


当小雅意识到工厂是一个缺少人情味、势利、斤斤计较的小社会之后,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不是默默忍耐。摄:林振东/端传媒


小雅听工友丽丽讲过去工会开会的经历,「他们都很凶」。有一次,丽丽的组长请假了,她替组长去参加工会的年度例会,在提意见的环节,丽丽突然开口,说工友们普遍觉得夜班津贴太少,只有8块钱一个晚上。「你是谁,你是哪个部门的?」丽丽被严厉地质问。


小雅曾在主管的办公室看到过富士康工会选举的名单,但这份名单最终并没有发下来要她们签名投票。「今年工会选举,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因为工作能力出众,小雅曾经被提拔为线长。线长处在管理层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位置,每个月会多500元补贴,主要负责分配任务,不用再参与到流水线的工作里。但是她拒绝了。


因为她看不惯富士康的管理制度,觉得管理层会想尽办法压榨工人,于是线长经常「要做很多招人讨厌的事情」,比如通过调休来减少工人的加班费。


和小雅一同被提拔为线长的还有一个男工友,「虽然能力不怎么样,但是很狗腿,很巴结领导」,小雅不喜欢他。


「我不是喜欢压迫别人的人。」这几年,小雅在工作的间隙,参加了一些社会机构举办的课程和讲座,建立了自己关于「公正」、「平等」、「尊严」等观念的论述。


当她意识到工厂是一个缺少人情味、势利、斤斤计较的小社会之后,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不是默默忍耐。


有工友劝过小雅不要太较真,不要传播负面的消息。但比起赚钱,小雅更在乎做人的「道理」。她厌恶不平等,希望能被公正对待,也希望能公正地对待别人。较真的代价,是小雅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好好在富士康里当个小领导,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福利。


这是小雅第三次从富士康离职。她1990年出生,8年前20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入富士康,在一个需要进行研磨操作,充满粉尘的车间里上班。按照规定,车间需要发放过滤式的防毒口罩,但她们一直戴着普通的黑炭口罩进行工作。


小雅形容她的车间是「后娘养的」,随即又补充:「这样说好像不太好,不太性别平等。」


那时,车间主管给工人定了产量指标,并表示先做完可以提早下班,加班费照常算。小雅和同事于是拼命赶工,但下个月产量指标就上调了,直到她们无法提早做完为止。「我们被坑了。」小雅后来回忆。


防毒口罩的问题没有解决,小雅想调岗去其他车间。但在富士康转岗很难,哪怕原来车间跟接收车间的领导都同意,也很难转岗成功。允许一个工人转岗,会被认为车间的富馀人力,下一季度招聘的时候就会被削减岗位。因此工人通常都是辞职后,再重新应聘进入富士康。小雅三进三出富士康,在工友里并不算稀奇。


可是这次离开富士康,小雅就不淮备再回来了。她不想当线长,但一直当工人,也看不到希望。因为在阶级分化严重的工厂,她觉得普通工人只能被最大限度地压榨。


经济形势也在影响着工人的收入,2018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基本工资只从2300元涨到了2650元,而物价已经涨了不知道几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个单间,就要花掉近一半。摄:林振东/端传媒


小雅对加班调休的事情特别生气。按照规定,週六加班会有双倍工资,这对于基本工资只有2650元人民币的工人来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富士康会在农曆新年订单减少的时候给工人放15天左右的假期(超过国家法定的7天放假时间),多出的假期,是由年前的週六加班调换过来的。但进行调换之后,富士康只发一倍的工资,而非本来的加班双倍工资。


「郭台铭总是说富士康的工人喜欢加班,但他没说不加班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小雅对这种说辞感到滑稽。


经济形势也在影响着工人的收入。2010年3月小雅第一次进富士康的时候,基本工资只有900元,但每隔几个月就涨一次,到了2011年4月,已经涨到了2300元。那也是富士康福利最好的时候,为工人提供免费住宿和伙食补贴。


但2018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基本工资比起七年前只多了350元,而物价已经涨了不知道几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个单间,就要花掉近一半。


而最新的消息是,富士康正考虑在越南投资建厂,以降低在中国不断增高的成本。


小雅明白,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其他工厂并不会更好。譬如之前两次她从富士康离职,去了其他工厂,又都因为福利更差、剥削更严重而回到富士康。


「只能在『不好』跟『非常不好』里面选,」她无奈地说,「其实就是没得选。」



吴东:不习惯压抑,才可以一直离开


2014年,吴东从一所三本大学的日语系毕业。他从湖南坐火车到东莞,在一家台湾企业工作,工作职责是回日本客户的邮件,处理订单。做了一个多月,吴东就辞职了。


吴东感觉台湾上司对他不友好。「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胆量比较小。」上司总是盯着他的工作,一出错,比如打印纸张大小不对,就会态度很凶地骂他。而一遭受批评,吴东就容易紧张,工作就更经常出错。


「这不是我人生中值得书写的事情。」吴东为这段经历做了注脚。


从台湾企业离开后,吴东去另一家工厂做仓库管理,需要驾驶叉车搬货。三、四个月后,吴东再次离职,原因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吴东不抽烟,工作间隙上司和同事去抽烟的时候,他没有跟过去,彼此间没有什么交流,关系淡漠。后来,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吴东跟上司产生了分歧,「我叉车开得不错,但是他认为我开得不好。」


再次辞职后的吴东离开了东莞,来到深圳龙华区探望朋友。他喜欢看书,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往当地的图书馆去。在龙华的图书馆,吴东看到一家免费进行音乐培训的社区机构,他报了吉他班,一边练习吉他,一边在人才市场找工作。这次他想找轻鬆一点的工作。


新工作是在距龙华160公里的汕尾市一间工厂当工业工程师,英文名叫Industrial Engineer,主要负责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头衔好听,工作内容也比较重要,从车间布局,到厂线流程设计,再到工时测算,他的意见都很受老板重视,但是工资并不高,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上班时间在车间里必须穿连体防尘服,整个人都被包裹起来,吴东觉得压抑,他再次辞职。这份是他待得最长的一个岗位,有半年之久。


吴东爱看日本作家的小说,平常会玩音乐,是个文艺青年。;他关心中国社会,在朋友圈转发支持崔永元维权的帖子,还有讲述深圳废青「三和大神」生存状况的文章。图为早上富士康的年轻工人上班时。摄:林振东/端传媒


回到龙华,吴东很快开始了下一段工作经历。聊到这里,吴东有些害羞,因为他去了一家按摩店当服务生,负责端茶倒水。选择这份工作,「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社会的黑暗面。」「认识社会」是他换工作的重要缘由。在讲述他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房地产销售时,他也提到,这份工作儘管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入,至少使他学到了一些东西,增进了对社会的认识。


吴东不爱和陌生人交流,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却是日复一日打电话给客户推销。这个应聘时承诺有底薪的岗位,在他开始上班后就改为完全的「提成」制度。他讨厌这份工作,讨厌硬着头皮去向陌生人推销几百万一套的房子,更讨厌每天被不耐烦的客户挂断电话。他的自信心被一点点磨掉,变得颓废。


吴东也不喜欢工厂,他去年曾在富士康当过派遣工,在流水线上干活,一小时15块钱,如果当月没有迟到和早退,就以一小时17块钱结算工资。产线刚开始相对轻鬆,但产量指标会逐渐增加,把工人往最高产量逼。


在他看来,工人并不团结,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做得慢的工人,会被做得快的工人要求加紧一点。「如果大家都团结一点,速度不要太快,就不会被逼到一刻都不能放鬆了。」他觉得工厂很压抑,更可怕的是人们都习惯了这种压抑,变得麻木。


「我就不习惯,不习惯压抑,才可以一直离开。」不停辞职似乎是吴东对抗麻木、避免被压抑同质化的武器。


「我对这个社会比较感兴趣。」吴东认为自己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大学念日语系,他爱看日本作家的小说,平常会玩音乐,是个文艺青年;他关心中国社会,在朋友圈转发支持崔永元维权的帖子,还有讲述深圳废青「三和大神」生存状况的文章。


辞掉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后,吴东搬去龙岗,租下月租1000元的房子,白天睡觉,晚上在手机上和网友下围棋,就这样过了三四个月。除了下楼买午餐和晚餐吃,他不出门,也没有别的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只需要1600元。

「围棋是我排忧的方式。」那是吴东过得最快乐的日子,也是他棋力最高的时期。偶尔白天「清醒」过来,他就去人才市场找找工作,但通常很快就躲回出租屋睡觉和下围棋。


就算支出不高,吴东还是负债了。他报了一个电脑课程,想要镀金,以期未来找到高薪工作。一万元学费他用信用卡支付,再用其他的信用卡来填补债务。他一共有四、五张信用卡,可以让债务暂时搁置。他不愿意向朋友借钱,朋友都是出门打工的人,赚钱不容易,但也不可能去向父母开口,因为不想让父母知晓自己的窘状,而且父母也没有什么积蓄。


学音乐认识的朋友给吴东介绍了一份兼职工作——到学校给小学生上围棋课。在这份兼职结束后,他又去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当日语老师。


吴东最喜欢这两份兼职,不仅因为薪水高(一节课45分钟120元),还因为他可以当「老师」,而不是「工人」,这个称呼让他很开心,他始终更认同自己作为文化人的一面。但是这两份工作后来都没有继续聘请他。


「我不太知道怎么哄小孩。」他反思自己上围棋课的问题,自己不是职业棋手,基础知识也不够扎实。至于日语课,有些学员觉得他教得好,有些觉得他教得不好。


上个月,吴东去工厂上夜班了,晚七点到早七点,工作内容主要是检查机器的参数。他需要钱来生活和还信用卡。


这份工作除了日夜颠倒之外,并不算太辛苦。但吴东说,他也不会做太久的,他还是不喜欢工厂的氛围。谈及未来,令他兴致勃勃的不是工作,而是爱好。非工作日的时候,吴东都去参加社区的兴趣班,他正在学习戏剧表演,也在计划开始写作,写工人的故事。


24岁的工人游莜有三个哥哥,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们要多赚一些钱,帮助哥哥们娶妻生子。家庭让游莜感到压抑,生活在一个性别成见很深的环境里,她觉得自己得不到重视。摄:林振东/端传媒



游莜:一个轻飘飘的「反抗者」


游莜是逃到深圳的,打工曾经给了她自由,而她正在逃离这份自由。


1994年出生,游莜今年24岁,她刚和妈妈通完电话,有点沮丧。「家里没什么钱了,你爸身体又不好。」妈妈总是把家里的境况碎碎唸刀给她听,希望她多寄点钱回家。


游莜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每次1000元左右。中学毕业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她还没学会花钱,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一点点零用,其馀的带回家里交给爸妈。但给钱这件事情,似乎总是「不够」。


游莜在广东潮汕地区出生长大,有三个哥哥,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们要多赚一些钱,帮助哥哥们娶妻生子。


「有时觉得很不公平。」游莜说,姐姐们十几岁就开始打工,赚钱给弟弟交学费。游莜的姐姐几乎没有上过学,而大哥一路读完了大学,但毕业后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游莜是在一次和爸爸的争吵里离家出走的。那时她在哥哥的餐馆里当收银员,「没有工资的哦」,但爸爸看不惯她的工作方式,两个人经常发生口角,一气之下,游莜在春节前收拾了行李来到深圳。


家庭让游莜感到压抑,生活在一个性别成见很深的环境里,她觉得自己得不到重视。「我付出那么多,却得不到爸妈的关心。有时他们会跟我说,生你是个意外。」相比之下,哥哥似乎轻易就成为了家庭生活里的重心。


姐姐们陆续结婚,离开了家庭,不再需要填补家里的经济缺口。在仍然保守的潮汕文化里,女人是属于夫家的,因此结婚前才会被父母「剥削」。


游莜用业馀时间参加了一个服务女工的社会机构的活动,还关注了公众号。对于性别不平等,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当男生有一点什么什么的时候」,她会义正辞严地告诉对方,你这句话歧视女性了,你这是性骚扰,但她的人际关系因而特别僵化。


游莜期待着「真正的爱情」,她只谈过一次恋爱,恋情开始后才发现对方是个已婚的男人,最终悲伤地发现「工厂里很少有真正的爱情,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能走到最后的不多。」而即便结婚,痛苦也多过快乐。她认识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带着孩子在深圳打工,生活非常辛苦,每天都要为孩子的生活费而发愁。


她对「真正的爱情」的定义是:两个人在一起像朋友一样聊天,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


于是,打工成了她接受自己家庭的方式。打工给她自由,在家庭的目光之外,她可以花自己赚来的钱,不必全部上缴;买自己喜欢的衣服,而不是穿哥哥的旧衣服;週末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用承担家务。


这份自由很简单。「既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家庭),只能接受它,爸爸妈妈也养了我这么大……」家庭的压力对游莜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离开远一点就好了,而打工所带来的独立、自由,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让生活舒适一点而已。


压抑是轻飘飘的,自由也是轻飘飘的。她觉得,生活里似乎没有重要之事。


游莜用业馀时间参加了一个服务女工的社会机构的活动,还关注了公众号。对于性别不平等,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摄:林振东/端传媒


她在社会机构的活动里听说过马克思主义,却视其为「负担」。「它会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在工厂里面,这是一个压迫人的地方,人不应该被剥削。」游莜觉得自己改变不了现状,只想看那些能让自己生活得平静一些的东西。


「马克思是写给工人看的,但工人不会看它。大学生读完马克思主义,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游莜道出自认为的荒诞之处。


如今,游莜已经从工厂离职两个多月,她在服务女工的社会机构里当实习生,负责编辑公众号文章。每次开选题会的时候,上司会要求她参与进去,提出自己的想法。


「思考好累。」游莜说,在工厂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只需要听就好了,不需要动脑思考,在流水线工作,也有办法偷懒、发呆。编辑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觉得不适合自己,她不想思考。


她想去当幼儿园的保育员,照顾小朋友。「应该会简单一点,和小朋友在一起,人际关系没那么複杂。」


等到30岁,她还是想回到家里,「如果回不去,就随便找一个农村吧。」



应受访者要求,小雅、吴东、游莜均为化名

原文:《打工新生代:当下,只能在「不好」和「非常不好」之中做出选择》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210-mainland-young-generation-workers/?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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