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城县武元城沧桑往事

吕保国 太原道 2019-01-09

武元城位于交城县西社镇,坐落在文峪河水库北岸蜿蜒伸出的山嘴半岛上,与南堡村隔水相望,同文水县原崖底村、北峪口村、交城县曲里村、黄崖村相邻,现已被文峪河水库淹没,渐渐被人们淡忘,就是截岔地区人民也只在老年人的言谈中偶尔提起,年青人对它知之甚少。


  

解释一下,西社镇因处于吕梁山中西川、中西河与西冶川、西冶河的交叉地带,位于省道320和219的交汇处而俗称为截岔地区。


  

虽然我出生在截岔地区的东社村,但在开始编纂《东社村志》之前,对武元城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本地人称此为"武堰池",上面有个叫"鏊子峁"的山顶上曾经有日本人修筑的炮楼。


  

2013年10月3日,我和同学杜晋源踏勘了武元城文化遗址和鏊子峁日军炮楼遗址。此后便开始留心、收集、走访、调查、整理有关资料,武元城原来的面目渐渐映入我的眼帘,并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清晰起来。


  

经过三年多的调查了解、资料搜集和整理分析,才知道武元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它是截岔地区乃至交城人民引以为豪的重要关口和场所,它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一处古文化遗址,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一个古木集码头,有着兴盛的过去;它是一个古榷关,有着显赫的经济地位;它是一个军事关口,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有着许多古老的传说等。我们对近在咫尺的武元城实在是孤陋寡闻,太小瞧了。

 

  

一、武元城是一处古文化遗址


人类史前文化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地质年代属于上新世晚期更新世,从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采集和狩猎、捕捞的阶段。

新石器时代,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地质年代属于全新纪。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到距今5000至2000多年不等。新石器时代意味着农业的出现。

交城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久远而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武元城一带就有人类生存和活动。


  

195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和张森水、刘增等人到交城县范家庄一带进行考察,发现在西冶河和瓦窑河之间,以范家庄为中心的南北长30公里、东西宽15公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区域,在4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9个遗存点,发现人工打制的石片、石核、石器1000余件,计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核器四种,石器原料以角页岩为主,火石、石英料很少,石器由两面用交互方法打击者为多。经文物专家研究鉴定,其形状和性质与丁村文化十分相近,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地质年代属晚期更新世,被命名为范家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20万年至10万年。范家庄遗址,是吕梁市唯一的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

遗憾的是这一区域没有发现人类化石遗存,故而,1958年襄汾县丁村发现人类牙齿化石后,这一历史阶段文化遂以丁村文化命名。范家庄遗址属于丁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区域。

武元城处于西冶河东侧,距离范家庄直线距离5.6公里,它是范家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一部分。

1957年,在武元城四圣宫后发现新石器文化小面积遗址,以南堡遗址命名,入选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项目,后因成为文峪河水库库区而撤销。

1985年,武元城发现新石器文化大面积遗址。北至武元城北,南至黄崖沟,东至黄土坡顶,西入文峪河水库区。遗址沿文峪河东岸成带状,分布在三个黄土丘上,总面积达9.8万平方米。属仰韶晚期文化、龙山文化、夏文化,以龙山文化为主,距今约40004500年。

地面拣拾文物分陶器、石器、骨器三类型。

陶器有彩陶、黑陶、灰陶3种。彩陶质地为细泥陶、夹红泥陶、夹沙陶,绘以几何纹等图案,以红陶黑彩、桔黄陶紫红彩为主。器型有斧、钵、盆、罐等炊器、盛器,底部勒有绳纹。黑、灰陶,质地为夹砂、细砂、细泥夹胎3类,器形有袋形三足器、平底器两种。从残片分析,有甑鬲等炊具,盆罐等盛器。纹饰为绳纹、篮纹、刻纹附加堆纹,制法主要为拍制,兼少量轮制。

石器遗存丰富,除石斧、石铲、石刀等常见石器外,还有因材而用、造型独特的靴形石器。石质为石灰岩。制法为打制、磨制。

骨器地面散落不多,有鸟翅骨、蚌壳两种,弧面略加打磨成刃,非常锋利。

此外,还有泥壁陶窑一座,遗址面散落有烧结石。


  

古遗址,即古代人类各种活动留下的遗迹。既包括人类为不同用途所营建的建筑群体,以及范围更大的村寨、城堡、烽燧等各类建筑残迹,也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加工而遗留的一些场所。

武元城是一处古遗址说明,交城截岔地区最迟在距今201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体现出本地历史的久远和文化的古老。


  二、武元城是一个古木集码头


交城山位于吕梁山脉东麓,山多林广,落叶松、油松、云杉等木材资源丰富。关帝山自古就是林木出产地,有"砍不尽的南阳山(今孝文山),拖不尽的官地山"之称。历史上,交城一带山民多依靠砍伐树木为生,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关于木材运销的记载。


  

文峪河,是汾河流域内河道最长、流域面积最大、径流量最多、河源海拔最高的一支支流。古称文水、文谷水、浑谷水,发源于关帝山主峰孝文山下的庞泉沟,流经交城山和晋中盆地,于孝义市梧桐乡南姚村汇入汾河,全长158.6公里,流域总面积4112.4平方公里。文峪河上游段(武元城以上)汇集东西葫芦川、二、三、四道川、中西河、西冶河水,长80公里,流域面积1876平方公里,为山谷型河道,自然纵坡平均约1%。


  

依托这样的地理条件、木材资源和黄金水道,在陆上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利用文峪河水运输木材成为必然选择。

《元一统志》卷一记载:文谷水,在交城县。发源于孝文山之旁,历交城县西界,通流二百余里,出入文水县栅城村,又东南四十余里,合于汾水。《水经》云:文谷水出大陵县西文谷口,即此水也。孝文山之材木,结筏浮泛而出,循流入汾水,远近利之。

明《永乐大典太原府》卷五千二百零二是这样描述文峪河的:"北山之材,夏秋之际,乘(文峪河)水泛滥,结筏出之,岁以千计,循流入水,远近利之。" 迄至晚明,万历《太原府志》记载文谷河,仍云其"通筏,溉田,民甚便之"。

  历史上,关帝山的木材沿文峪河"结筏出之",本地叫"楫筏儿",源源不断从上游而来,到武元城水泉滩上岸,弃水行旱,转陆路由骡马、骆驼运到晋中盆地、京津和中原地区,自然要有水陆码头。木材要中转集散,要买卖交易,便要存贮堆积,平峰填谷,要有集中的木厂和木集。

随着木材砍伐、运输和交易规模的逐渐扩大,用于堆放存贮、中转集散、交易服务的码头、木厂和木集便在武元城应运而生。


  

武元城位于文峪河出山口旁,与晋中盆地毗邻,处于交城和文水县的交界处,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加之居山嘴文峪河大转弯凹侧,有较宽敞的水泉滩,可作木料存贮场地,更具古官道之便利。历史注定要选择武元城,成就武元城,于是便有了历史上以木材中转集散为主导的集镇武元城。

货多筏密,交易茂盛,人也就多了起来。于是武元城迅速成为交城山区著名的商贸服务中心、水陆运输中转中心,逐渐昌盛,带来了武元城持续几百年的经济繁荣。隔河对岸的南堡村也因此而成为截岔地区最大的村落。

鼎盛期,文峪河木筏顺流而下、绵延数里,水泉滩骆驼、骡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街上熙熙攘攘、日复一日,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武元城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景象。


  

武元城何时开始成为木材码头和中转集散基地已无从查考,但最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关帝山的优质木材主要供应长安、洛阳等地。武则天父亲武士彟(yūe)便在武元城(水泉滩)合伙开设木厂,靠"鬻(yù)材为事"成为巨富。后弃商从戎,跟随李渊,从此发迹,也为日后武则天成为一代女皇奠定了基础。而由此也在武元城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

据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朝廷禁止民间养马,山民生计渐困,但交城山中盛产林木,采伐后堆贮于山口的南堡村武元城木厂,以便木商前来交易,每岁缴纳布政司税银六两,南堡村人烟颇盛。康熙二年(1663),邻县文水木商为伐木之利构讼,山西巡抚杨熙裁定不许立厂,但听任山民沿河变卖,自此商贩不至。康熙七年(1668),赵吉士莅任交城知县后,积极争取与太原知府和布政使司协商,于次年三月在南堡水泉滩重立木厂,商贩日至,不一月,复业者数百家。

据《交城县志》(康熙八年版)(1669)卷之三铺集载:

南堡曲里村木集:城西北四十里,旧立厂,西山一带完粮糊口之需皆取办于此。康熙二年,因文水民争利讦(jié)讼,巡抚杨批革木厂,于是交山之木不拖至文水峪口即不得卖,而沿山数百里纳赋良民俱不聊生矣。夫搬运邻邑,既苦民力;投矛别县,益费民财;守卖他乡,又失民时。此近岁之所以丁逃粮逋也。八年,知县赵吉士申详布政司达永禁文水峪口私厂,不许设牙征税,听民于山口之水泉滩自行变卖,山木复集。详文立石可考。

  《牧爱堂编》是交城知县赵吉士的一部巨编,此书收录了赵在任五年中交城所有公文、公函、案件,全书12卷,字数31.8万,内容涉及了32类,清初交城县情一览无余。因其内容涉猎广泛,收编资料珍贵,尤为后世方家推崇。

在其艺文卷之四目次中,有一篇《与阎古古山人》:

水泉滩木厂尚为文水所据,己酉岁不遗余力始复故利,数年来逃亡尽归,民居日愈稠密,惟恐比屋难居,乃冲衢大道,有地两段为武黄门张赣榆二公之业,独置废弃,居民不敢过问焉。客冬面商,曾有俟春之复,昨刘汾阴孝廉自山中读书来谒,询此地仍然故士,窃为不然。盖此滩一带居民之衰旺,实山西一带盗贼动静之机,而缙绅乃一邑之倡也,作令者不能兴利除害,犹望其左提右挈鼓舞振兴以为桑梓计,顾尺地经管人已两利,亦何惮不为?忍置之不毛不厘之区或亦效不畜不察之义耶!屡欲作小札致之,恐鄙言过憨,愿先生以鄙意婉致之,如果以瓯脱视之,当即备官价请乞以为是隅交易之所也。耑泐。

这是赵吉士委托南方来的阎古古调停武元城土地的事宜,同时也说明武元城在交城县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连交城有名的两个退休官员、财主人家武黄门、张赣榆也在武元城置业。


  

在其参语卷之十二目次中,有一篇关于发生在武元城的《一件赌杀人命事》:

审得吕庭开饭肆于水泉滩,去年腊月二月有王一宁、王义忠、刘洪州、胡曰根四人勾同郝俊饮赌肆内,店窝客赌,因以网利久矣。是夜郝俊独负,一宁等逼索无偿,殴詈迭加,俊逃,赌伴追呼其后,俊急投崖,而追者奔山,当时绝不闻有跟寻俊迹而救之者。俊九死一生,匍匐敲客店张亭之门,门甫开,俊仆地,适有胡成祯在内烛之,始识为俊也。踏血寻踪,知在吕店赌殴以致投崖,及查赌伴,鸟兽散矣。成祯不急为调理,乃同张亭移俊于吕店,庭出谷三石讲和,又复移俊归家。嗟乎!郝俊可以不死捨身投崖,借住张亭尚有一线,乃以重伤之人累迁而不息焉,万无生理矣。越五日身死,其胞兄郝省指命居奇,告者非仇,仇者不告设非本县细为推鞫,是真正致死诸赌伴反致漏网,而绝不相干之吕威、吕鸣凤、吕清、吕巧等乃无辜受累也。死者目其瞑乎?念郝省弟死是实,姑薄惩戒,王一宁等四犯合照威逼人致死律,各责四十板,共追埋葬银一十两给俊妻子,仍责吕庭窝赌,着买棺盛殓,胡成祯为死者妇翁,受贿忘亲,当官不质,难辞折责,任国槐等私息人命,立约过付,张贵、双明等连名保举谓俊投崖与宁无干,若听尔辈偏辞,几令死者含冤,着各出木砖重修水泉滩真武庙以当罚赎,限十日落成,俾尔居触目惊心,亦稍知所警也。准领尸具结免申。立案。

这不是一件好事,但也间接说明恢复木厂后武元城已经配套了饭店、商铺等服务设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武元城最辉煌的时期要数雍正年间。清雍正十年(1732),南堡武元城木场,商贩四集,人烟稠密,朝廷正式在武元城设税卡,年税银以一千二百三十三两一钱八厘二毫为定额收缴。

清乾隆《晋政辑要》卷12载:"武元关为水旱总路,其水泉滩地势宽平,水陆驮运之木悉聚于此"。

由于山木屡经砍伐,渐次稀疏,到清道光年间逐渐衰落,最后因林尽山空,木无所出,到光绪元年(1875)取消了定额木税,共辉煌了200年。此后武元城作为交城山木材集散地和水运中心的历史使命便逐渐颓败。

据《交城县志》(光绪八年版)载:

武元城:在县西三十五里西山口。旧设木厂,征税于此。国初西山寇发,为屯兵之所。今俱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山西省实业经济的发展,同蒲铁路和太军公路的建设,木材的砍伐、运输和交易也曾经繁荣一时。在此时期,武元城码头,铁路枕木堆积如山,还建有纺织公司、牧羊场、蜂蜜加工厂、磨房等,但由于1937年日本的侵略,武元城繁荣昙花一现,商业服务业红火一时。武元城木场促进了本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如筏运、打工、牙行、服务行业等,到1933年时,南堡仍是截岔地区最大的村子。

解放后到1959年开麻公路开通以前仍有楫筏的,为关帝山林业局运输木材,那时木厂移到了峪口和开栅。从那以后,筏运便变为汽车运输了,文峪河水运失去价值,筏运和木厂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1959年开始修建文峪河水库后,武元城已面目全非,水泉滩和武元城全部被淹没在水库中,仅在库容小时能看到少许遗迹。

  

  三、武元城是一个古榷关


武元城榷关是清代全国新设立的工部管辖征收竹木的六大税关之一(还有潘桃口、胡纳胡河、渝关、盛京宁古塔、吉林)

榷关,在古代是指国家专设专营的关卡税务大关,是明清时期我国政府设置的对过往船只、商品征税的一个专门机构,主要设在水陆交通、商人聚集的地方,有户部关和工部关之分。一般认为,明宣德四年(1429),政府下令在运河交通枢纽处对过往船只、商品征税作为设立榷关的开始。到清代时,榷关的数量有所增加,榷关所征税收成为继田赋、盐税之后的第三大国家财政收入,其地位日显重要。


  

而正因国家税收和地方经济,交城县和相邻的文水县因为木厂的设置发生了经久的争斗和纠纷,主要为交城南堡武元城和文水县峪口、开栅村之争。

至清顺治五年(1648),朝廷禁民间养马,山民生计渐困。但山中盛产林木,采伐后堆贮于山口的南堡村木厂,以便木商前来交易,每岁缴纳布政司税银六两。因此,邻近府县的贩木者四集,沿山数百里皆藉伐木获利,山口的平民遇堆贮与售卖,可出卖劳力拖木或撑筏,故无冻馁者,是以南堡村人烟颇盛。康熙二年(1663)邻县文水木商为争伐木之利构讼,山西巡抚杨熙指示不许立厂,但听任山民沿河变卖,自此商贩不至,税银无收。随后,文水县百姓在文水之峪口私立木厂,距离南堡村有十五里,交山河水与峪口不通,其木材遂卖不出去。

  康熙七年(1668),赵吉士莅任知县,对于此事深表同情。康熙八年(1669)正月,请募友邹斌、夏骃假扮木商,进南堡村村北之锁山口调查,只见"沿山坡高下,往往废址,居民不满百",村民说"吾村往者山木积贮,商四集,人烟稠密。自文水奸民攫利构讼,厂场废而人民逃散"。八十余岁的老人白承志,并细说木厂之兴废,与彼此构讼的始末。邹斌乃劝村民联名向上官控诉,承志一开始还有所顾虑,原因在于布政使不见得支持。夏骃说:"今布政达公,公廉甚,叟等不乘此控复故利,望且绝矣。"老人于是首肯。次日,村民数十人连名恳请重立木厂。赵吉士一一询问,获悉整体实情,随即撰文上报。二月初三日,其在呈给太原知府秦宗尧的《复厂全生议》上说:

  看得交城平地不过三十里,其西北境周围五百余里皆山也。山民蓄木代耕,变价完粮,从无逋欠。历来积贮山口南堡厂场,以便交易,每年解纳布政司税银六两。自康熙二年奸民争牙构讼,前任巡抚因之革税废厂,而文水奸民竟立私厂于文水之峪口,从此交山之木,势不得不拖至峪口变卖,而沿山数百里纳赋良民,俱不聊生矣。窃思山中不卖木,无以办赋;山口无厂场,无以积木。今搬运邻邑,既苦民力,投牙别县,益费民财,守卖他乡,又失民时,木植几何,得不偿失,宜近岁之丁逃粮逋也。据郭邦等具呈到县,及腊月踏荒河北,身入穷山数百里,山民莫不涕泣陈情。卑职忝居民牧,敢不代为申请。伏乞宪台俯从民便,仍听本地照旧立厂纳税,庶几群黎更生,国课无误,皆出宪台之恩赐矣。


  

二月间,赵吉士赴省城,布政使达尔布向他说:"汝木厂详文固善,然前抚批照沿河变卖,未尝禁其不卖,必求立厂,厂之名其可居耶?且每年纳税,安知官吏不假此侵渔,自肥囊槖?"赵吉士回答:

山木之出,必乘水涨。水涨不时,若无厂场,即不能随到随贮。山木贮积,岂无偷盗,必须人守,无厂场则无地主,即不能自往自来。且沿河非一定之地,沿河变卖又无一定之时,是卖者、买者尝两不可必也。卖木之民撑木出山尝数百十里,贩木之民挈资入境亦尝数百十里,而皆待交易于不可必得之中,此所以厂场一废,交易两绝也。至税课六两,于朝廷不过太仓之粒粟,牙行吏役日久弊生,分年抽取亦未可知,或至今竟免其纳税,税名不立,奸牙蠧役,谅亦无自而剥民。

  布政使听到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文水县富民八十余人,也歃血筹银,来到省城太原,原拟击鼓控诉。赵吉士扬言:"鼠辈安敢无礼,吾顷白此事,上台盛怒,此辈倚豪富,鱼肉吾交,方牌提重惩如律,今乃敢送死耶?"后派人打探,已鸟兽散去。赵吉士回至交城,旋即议复太原知府,意见与向达尔布而禀者相差不多:

复看得交城钱粮之完欠,实由木厂之废兴,山乡以木代耕,故输纳不难,交易得所,故买卖两便,此本县设立厂场历来相传而不可废也。自康熙二年奉文不许设牙立厂,山口虽有空地不敢堆木,既地无积贮之木,故买木者遂绝足不至,贫民上迫追呼,下苦饥寒,则虽废时亏价势不得不寄卖于峪口之私厂,实出无奈,非民本心,是沿河变卖一说止可托诸空言,万难见之行事者也。卑职唤齐各都山民再三审问确议,得西山谷口水泉滩一处地势空阔,与河相近允宜立场,听山民自行储木以为交易之所。庶国课易完,穷民少苏,惟是照旧纳税,诚恐奸民不无指公攫利,致启衅端。倘蒙免其纳税,尤出宪台恤民至意。


  

太原知府秦宗尧复查之后,上呈布政使云:

交属强半皆山,居民伐卖木植,以为完粮糊口之计,旧设木厂于武元关,山民售木,最为称便。康熙二年止因牙侩就中射利,文民具控,蒙前任抚台断令不许立厂设牙,任民自行货卖,盖自厂废之后,无地贮木而买木者亦裹足不至,是以交民无奈,遂将所伐木植远运文水,往返艰苦,得不偿失,民疲粮逋,职是故耳。此该县所以有复厂便民之请也,既经复议前来相应准其于西山谷口水泉滩立厂。

  申文转于布政使,达尔布命将前巡抚禁止设厂原案,及文水峪口何年私设木厂,有无抽税,一并查明详议。既而文水知县申称:

文水峪口地方,并无立厂及抽牙税情由,取有文峪都里地冯自荣结状在卷"。

显然是睁眼说瞎话,故达尔布在指示上说:

交、文二县,俱奉原院严禁,不许立厂截排,收税扰害矣。奸牙何敢不遵,希图罔利。若文水果无设厂,交城何以具申?本当拿究,姑从宽宥。仰府通行饬禁,听民自便。如敢再违,即据实申报,立拿奸牙重处,县官揭报题参,决不姑贷。此卷并发牌行到县。

  布政使司批允时,已至三月二十九日。赵吉士接到批文之后,亲自到西山谷口之水泉滩等处,召集山村百姓,宣布批可的消息:"嗣后交山木植,听民自贮本县山口地方,任其自行变卖",并且竖立石碑:"严禁立厂截排、抽税罔利扰民"。山中百姓皆欢呼,其后"商贩日至,不一月,自逋逃而复业者数百家,山口一带与贼通者渐寡"。

在森林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谁能掌握开设木厂的权利,谁能左右山区木材的输出。


  

文水与交城之争,在于争设木厂,因为木厂所在即为木材集散之处,木商采买木材自然来此处,牙行令人欲居间取利亦须凭介此一机制。明代抽取商税,基本上较不与民争利,交城木市上缴的税银六两,而牙行却可从中赚得不知几倍的暴利,这也就是文水县牙商的如意算盘所在。木厂长期设立在交城县境内,文水县山民与商人自然眼红,两县相争势所难免。但山西巡抚杨熙指示:允许沿河交易,不准设立木厂。如此一来,木材无集散地,仅能零星交易,牙行亦无法赚取牙税,可谓两败俱伤。不过,文水县牙商较为大胆,敢于山口私设木厂、私抽牙税,这对文水县而言是有利的,至少木材可以多卖,百姓可有一定收入。但在交城这一方,虽比没有木厂交易要好些,但其运输成本增加,并得向邻县牙商缴交牙税,远比木厂设在本县时吃亏甚多,当然影响到县民伐木的意愿。关键在于,交城知县赵吉士因为山民收入欠佳,无以缴纳既定的税银,这势必影响到他的政绩,故需设法恢复交城木厂,改善山民的经济状况,进而使其收入增加以如期纳税。而文水牙商私设木厂,正好成为一个把柄,使其有着力之处;加上其积极与上官协调,最后打胜了这一仗,而且争取到免纳木税的福利,不仅有利于山民,也使牙商灰头土脸。

  必须指出的是,山民入山伐木,不设税厂抽税,可以自由交易,虽为一大德政,却使森林砍伐愈来愈甚。但随着木材出口的数量增加,官方也不愿放弃木税的收益。终于在清雍正十年(1732)设立了武元城税关。

  新税关的设立过程,先由基层官员上报,经布政使考查属实后,再由督抚奏请,工部议论同意,上奏皇帝,最后由皇帝允准。

"雍正十年二月太原府知府刘崇元申,据文、交两县申详,交邑后山产木最多,交易银两不下十余万两,请于交邑武元城设立税口,水泉滩设立木厂,裕国通商详由。该本府查得一应买卖"抽税。知府调查在何处设立,照何则例征收,有否民间私自取用钱等问题后,上报布政司。布政司经查明"每年交易银两,约有数万两",其他情况基本属实。巡抚将情况上奏。工部议复同意,经皇帝批准,在武元城设立税关,并以湖南辰关征收木税之例,征收三年,酌中定额。

武元城榷关是清代工部所属征税口岸之一。按木植长径尺寸,核以部定价格,折征百分之三(即每两收税三分),责成交城县征收,入正项报销。雍正十三年(1735)工部又覆准:"交城县征收武元城木税,每年以1231两有奇为定额。"。从此可以窥见交城一带林木的茂盛。


  

到乾隆二十八年,武元城税关设置已经三十余年,"附近山木屡经砍伐,渐次稀疏。近年伐木之人,皆沿山而西,年复一年,相距税口几有数十里之遥。"由于该处距故交村不远,"近日所伐之木,多由故交村扎筏入河,以致武元城商木渐少,征收额税每难敷额。"巡抚奏请在故交村水泉滩另设一口,征收木税,统归武元城汇解,被政府批准。乾隆二年,武元城实收木税银1268两。(刚毅等《晋政缉要》卷十二,户制,关税二,交城县木税)。

然而,为了缴交这不算少的税银,必须砍伐更多的木材,从而为森林带来枯竭的危机。随着森林越来越少,武元城税口收到的税银也日益减少。据《晋政辑要》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交山木税仅征得一百余两。

从雍正十年,武元城设立榷关,到咸丰三年,已设关120余年。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历任巡抚一次次的上奏,要求尽收尽解,取消定额,始终未能得到朝廷的应允。直到光绪二年,朝廷才批准取消武元城的定额木税。

  光绪八年《交城县志》亦提到:"武元城木税,原额银一千二百三十三两一钱八厘二毫,近年因林尽山空,木无所出,经前令详准,奉文尽征尽解,每年约银一百两有零,药料厘金遵奉比较尽征尽解"。而此与雍正年间相较,实有天壤之别。如果说,明代至清初征收税银六两,是取之有道;雍正以后的征收千余两,则是掘泽而渔,其对交山森林的破坏力更巨。

历史上,交城地区经历了林木由繁盛到大面积消失的过程。木材交易繁荣的背后是森林危机日趋严重。由于明清两朝大量屯田和垦荒、人口激增、冶铁和采煤业的发展、堡寨、王府等工程建设等原因,交城一带的森林被大面积摧毁破坏。如果说清代前期,森林破坏后还能自行恢复的话,那么清中叶后交城一带山林的残破之势已无可逆转。文峪河流域植被严重受损,涵养水源能力急剧下降,直接导致流域内水旱灾害频繁。

武元城榷关,从雍正十年(1732)至光绪元年(1875),是武元城的辉煌时期,共143年,约一个半世纪。从此以后,武元关榷关逐渐走向冷落。

 

  四、武元城是一个军事关口


交城山雄伟险峻,山峦叠障,绵延数百里。武元城是晋中平原进入交城山的咽喉要道,出谷则可控制晋中平川,入谷则扼其晋西北咽喉,越北岭则太原震撼,武元城背峰鳌子峁可俯瞰平川峪口和截岔盆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故历代为兵家要地。

武元城对面南堡村,古名南社,为祀水社坛,为元明时期截岔五社之一,因地在截岔之南得名。明末于该村筑堡驻军,始称南堡。


  

据《交城县志》(光绪八年版)载:

武元城:在县西三十五里西山口。旧设木厂,征税于此。国初西山寇发,为屯兵之所。今俱废。

"交山农民军",以交城县境的交山为中心,包括吕梁、管涔等山的晋西山地,明末成为农民起义军活动的地区。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部将王刚来此结寨,同时分据群山的有任亮、巴山虎等,后王刚率部随李自成西撤。顺治二年(1645),任亮等首领降清,群众仍继续斗争。五年因清政府用严刑峻法迫害人民,长坂塔村人王显明等号召群众入山,起义军声势复振,次年大举出击,陆续攻下县城多处。此后在晋祠战败,王显明战死,乃又退入山区,后拥戴傅青山等为首领。康熙十年底(1672年初),交城知县赵吉士率清军乘雪夜入三座崖偷袭,交山农民军失败。

当年赵吉士力促恢复武元城木厂,最后布政使达尔布批准,除有活跃地方经济之目的外,也与"交山平寇",占据武元城这个进出交城山的战略关口有很大关系。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剿灭"交山农民军"是最大的"政事"。

  赵吉士在《交山平寇诗》凯旋题壁 有序中说:

康熙辛亥九月二十一日,部议剿杀净尽,奉谕旨咨行到晋,予秘其事,以讨贼为己任,两台亦不拘以文法。十月九日夜,留汪丞润斯守城,予同姚守备顺、苏把总成甫、郭尉景明,督兵至水(泉)滩。

未晓,即分三路,直捣其巢。

         "水泉滩"即武元城前文峪河河滩。赵吉士他走的这天晚上前半夜,和阎尔海、潘耒这些人在却波湖上泛舟,饮酒作诗,到了半夜,赵吉士起身告辞,说有要务在身,不能相陪。后半夜点兵动身疾行,剿灭交山农民军。在水泉滩埋锅造饭,吃了饭以后,天还没有亮。即分三路,直奔葫芦里三座崖。20天后剿"寇"结束。


  

日本侵略中国后,武元城便成为防御和抗击日军的前沿阵地,逐渐成为战略屏障和重要的接敌区和根据地,也是通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交通要道。

1941年底,日寇占领截岔地区,分别在东社和武元城四圣宫扎下据点,控制了进入交城山的通道,这里成为敌控区。

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我抗日军民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9月30日夜(农历八月十四日),晋绥八分区六支队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入东社和武元城敌据点。首先摸入四圣宫前院将伪军全部消灭,然后打入后院向日军猛烈攻击,日军除有一名逃跑至东社据点后,其余全部被歼。其后日军炸毁东社据点炮楼,逃至武元城北鏊子峁修筑碉堡,妄图固守。


  

我村魏银海回忆录《我军夜袭武元城》是这样描述的:

1944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间,我六大队一个排,三十多个战士向武元城进发。敌据点有一个班日军守护,白天监视民工修炮台。我军来到哨兵跟前,可巧敌人睡了觉,猛然将哨兵刺死。战士们有的上了房,有的进了院,把敌人住宿的门外拉上绊脚绳,战士们在房上将房顶挖透成一个洞,立即把手榴弹拉开导火索,扔进屋内。敌人都在睡中惊醒,往外跑一个个绊倒,十数个日军,很快就都消灭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我军顺利地打了一个漂亮战,最后天不明退到后方。日军只留下一个藏在地火坑内,不敢出来。我军走了以后,跑出来,进了谷地,天明以后才又逃回东社敌人据点。


  

交城县民兵英雄崔三娃之女崔凤莲在她的《父亲讲的故事》中是这样描述武元城之战的:

1944年9月30日,八分区六支队和民兵大队袭击了东社和武元城两据点。东社是八分区通往山区通向平川的交通要道。武元城(东社以东二公里文峪河转弯处)是通往平川的必经要道。两个据点共驻日伪各一个中队140余人。武元城据点由东社派出日军12名、伪军10名驻守。六支队在民兵大队配合下,决定由六支队一个连和民兵中队消灭武元城之敌,由二个连和另一民兵中队袭击东社之敌,其余的民兵袭扰王家庄与开栅据点,以防敌人向东社、武元城增援。部队接近武元城后,先由突击队活捉了哨兵,然后摸入敌前院将伪军全部消灭。二梯队也越墙进入后院。突击队与二梯队南北配合,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敌数次反扑都被击退后,躲在室内顽抗。我军从后窗向里投弹,将日军全部炸死。袭击东社的部队在武元城打响后,即利用伪自卫队员带路,隐蔽地越过围墙,活捉敌哨兵,抢占屋顶,居高临下,向敌猛烈射击。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伪军全部投降,日军被我全部消灭。东社、武元城战斗共消灭日伪军100余人,至此,秋季攻势遂告结束。

往事回首,岁月留痕。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新建的柏叶口水库,将会使岔口在地图上消失;文峪河水库蓄满水后,武元城即成了一个小土丘。但是这两个地名因岁月留给它的痕迹将永远不会消失,由这两个地名所演绎的历史故事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后世。


  

《抗战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一版刊登了"拔去敌寇控制平川要地,八分区我军收复东社,我正积极进行恢复工作"的消息:

(本报讯)东社敌在我军民长期围困下,给养断绝、士气颓丧,被迫于十一月二十一日逃至五元城,东社以及周围数十村庄,遂为我收复。东社位于交城以西,与文水城恰成鼎足之势,三点之间均有公路贯通,为敌寇控制文水平川要地,深入边山最大前哨阵地,经常驻敌军五六十名,伪军百余名,为敌德川中队所在地,守备异常严密,周围筑有大小碉堡十三座,有"不可攻破的堡垒"之称。但在我军民长期围困下,经常予以严重打击,尤以秋季攻势中间,我军民将其外围青沿、米家庄两据点拔掉后,于九月三十日晚,曾一度攻入东社及五元城,将两据点守备敌伪大部歼灭,伤毙敌伪五十多名,俘敌伪百余,更加挫败敌寇士气,使该据点孤立无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七日,我军又两次攻入开栅(交城至文水公路上),十一月中旬攻入西社,敌寇损失奇重。嗣后我军民更积极向东社逼近,将敌之"维持"区压缩的不到五里,使敌交通中断、给养接济不到。敌寇一出碉堡,即被我围困军民冷枪射击,连吃水亦感困难,惊慌万状。敌于本月十九日增兵百余,二十一日将其碉堡焚毁,狼狈窜至五元城,东社遂为我全部收复,解放行政村七个、居民二千五百余。现我军民正合力进行恢复工作中。


  

截岔地区在此期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钢镚儿打了戒指儿,日本人挨了枪子儿";"金票叠了花,日本人回不了家";"金票叠成蛾,端了日本人的窝"。

日军虽撤退至武元城,但仍然强迫截岔村民拆除四圣宫庙宇,修建鏊子峁炮台。撤出没几天,1944年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九)夜,逃至五元城的日军突然袭击了驻在西社村的我八分区六支队和区村干部,我军损失惨重。


  

我村魏振国老人的回忆文章《日军撤退到武元城鏊子峁》是这样写的:

自从1944年农历十四夜日军遭到伤亡损失以后,全部敌人立即迁移到鏊子峁。鏊子峁是一片平坦的高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可是敌人一来,邻村人民就受到又一次苦难。群众每日各村都要往鏊子峁山上运砖、运木料,不是修炮楼就是垒小城,四面还要盖碉堡,以及给伪军挖土窑洞。在挖土窑洞时,有一天人们在洞掌挖,洞口上土突然塌下来,把人埋了进去。外边的支差人赶紧抢救往出抱,东社侯如春(三不楞父亲)、大岩头三人在此次塌方中被压死亡,还有不少人死里逃生,我村马玘彪即是被众人从土中扒救出来的,后来人们称他为"三世人"。那时,战乱年月,没有烧砖工人,各村都是把寺庙的砖拆下来,送给敌人用。日军驻到那里,那里人民就遭到很大苦难。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鏊子峁碉堡日军撤走。90岁高龄的阳湾村民王希永(小名贵生)在仄子《武元城》中便提到日本人逃离武元城后,西社民兵捡回遗留下的地雷,炸死闾长张科三的故事。


  

《抗战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四日第一版刊登了《民兵英雄段兴玉等率民兵收复三据点,交西全境已无敌踪》的报道:

(交西讯)交西党政军民合力向敌人据点进击,现交西全境已无敌踪。各地民兵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都争着报名要到前方去收复据点,分散的战斗队立即集中,组织挺进队,民兵英雄亲自率领,路上都是快步飞驰。当崔三娃领导的一队于八月十七日到达王家庄时,据点敌人事先发现,狼狈逃窜,我民兵动员群众即将碉堡工事全部毁灭。民兵英雄张继联领导的一队,于十七日晚挺进至平川太汾公路,与交城掩护五元城撤退之敌遭遇,毙敌两名。十九日由五元城逃到西峪口的敌人,正遇着我民兵英雄段兴玉领导的挺进队截击,敌人死伤各两名。同日交西全体民兵挺进队,汇合于开栅,配合游击大队向据点进攻,敌发觉慌乱逃跑,我军进占碉堡时,敌正要下锅的白面条,狼藉一地,仓惶之情于此可见。至此,我交西全境已无敌踪。又讯:我随军工作队在收复各据点后,立刻领导群众平毁碉堡,出布告安民,没收敌人良民证、居住证、门牌等,禁止伪钞行使,并改编自卫队组织,严格岗哨制度。开栅平毁碉堡的群众说:"今天可见了青天,把墓子(指炮台)铲平。"西社开庆祝大会时,一个自然村就有三十四个青年参加民兵。现在交西新解放区的恢复工作正迅速开展中。


                        (张佩林  刘子和)

  

1945年8月30日晚,晋绥八专区副参谋长吕怀忠率八分区2支队冒雨攻打文水城,9月1日,他亲临城西外的边沿阵地指挥作战,被城墙工事暗堡内敌枪弹击中腹部,壮烈牺牲,年仅28岁。追悼会在武元城举行,后埋葬于东社村西。闫怀德撰写碑文(闫怀才哥哥)。


  

1946年,内战爆发,《交城县志》述说的黄崖战斗便发生在武元城这个区域。

1947年3月1日(民国三十六年),阎军72师师长艾子谦,率领214团和215团3000多人,由峪口、广兴、窑儿头三路入山,企图袭击驻扎截岔一带的交文支队。支队长林子元及时同刚刚来的野战军二旅、五旅同商战略,并肩作战。是日喜遇西北风大作,二旅、五旅占据有利地形,顺风痛击。而敌人却睁不开眼,拉不开栓,死伤惨重。败逃者,又被交文支队截断后路,围困在黄崖沟底,全军覆没。副师长王维祯被俘,师长艾子谦脱弃军装,同仅有的十多个败卒,从东社龙尾沟(露雨沟)逃跑。

这次战斗,敌人除死亡外,被俘者1800多人。缴获敌重机枪、轻机枪40多挺,步枪2700多支,且有大批弹药。二旅、五旅和交文支队无一人伤亡。

在此役中,还俘获了阎军同来拟上任的伪区长游大成,从此交城截岔地区获得了解放,并于1947年秋首批进行了土地改革。

 

  

五、武元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


1、名称的由来

武元城名称的由来和武士彟、武则天父女有着直接的关系。

武士彟(577-635),文水县南徐村人。年轻时是当地一位木材商人,家境殷实。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正式起兵于太原,十一月,武士彟随李渊进入隋都长安,武德元年(618),李渊建立唐朝。武士彟因"首参起义"有功,被封为太原郡公,并担任禁军要职,官至三品的工部尚书、应国公。后武士彟曾先后奉诏担任扬州府长史,利州(今四川广元)、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等职。贞观九年(635)五月,武士彟病故于荆州,太宗遵其遗嘱,将其灵柩运回文水安葬。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追封其父为大周无上孝明皇帝。

武德三年,武士彟结发之妻相里氏在文水病故,李渊亲自为其料理后事。后武士彟与隋朝宰相杨达之女杨氏结婚,婚后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为其次女。

武则天(624-705),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十四岁入宫为"才人",唐太宗赐号"武媚",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655-683),尊号为天后,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二圣",683-690年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建立武周王朝,定都洛阳。是年,改文水县为武兴县,免征文水百姓赋税,免天下武姓赋役。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迫使武氏退位,辅中宗李显复位,恢复唐朝,复名文水县。同年11月26日,武则天病故于洛阳。唐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遵武氏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


  

武则天一生共回家三次。第一次,贞观九年(635)五月,回文水葬父,贞观十一年(637)随母返回长安,年龄尚小。显庆五年(660)一月,武则天成为皇后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在并州,高宗与武则天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赏赐和祭祀大典。从官及诸亲,并州官员父老,"赐脯三日","每赐物一千两,期亲五百两,大功以下及服亲、邻里故旧有差,城内诸妇女年八十以上,各版授郡君,仍赐物等"。第三次在她当了大周皇帝后,追封父亲为大周太上皇,并重新安葬,又住了一段时间。


  

前已叙述,武士彟在隋朝大业时候在交山隐居,和徐文宝合伙经营木材生意,在关帝山采伐木材、楫筏顺流而下,并在武元城(水泉滩)修筑码头、开设木厂,进行木材销售。正值隋炀帝大兴土木时期,优质木材主要供应长安、洛阳等地,生意兴隆,迅速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木材商,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其女儿武则天的登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武元城也因木材中转交易基地的吸引力和幅射力,其商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加之文峪河旁磨房林立,粮食加工活跃,人口越来越多,规模愈来愈大,俨然是一座不小的"城池"。

  武则天登基后,武士彟成为后周高皇帝,把他经营木材的山叫高帝山,把隐身伐木的地方称作"神隐沟",武元城因武士彟开始发迹的地方称作"武元城",也就顺理成章和不足为奇了,"元"即开头、首始、大的意思。同时,武元城也由皇家派官员直管,成为"特区",发展到顶峰。

武家逐渐显赫后,便在依山环水、风景秀丽的武元城建起"武氏温泉庄园"(水泉滩因有温泉而得名),皇后的"省亲"和大周皇帝的驾临,便有了武元城入口处的"接皇亭"和其半山腰上的"武氏家庙"等。武则天三次回家都在武元城居住过,有关她的传说流传至今。


  

其一:武元城东入口有个碑亭。据说:当年武则天做了大周皇帝,回到武元城追封父亲武士彟为孝明高皇帝,当地官员和家乡人民在此迎接。武皇为了表达对家乡人民的关爱之情,题诗一首,后雕刻在石碑上。家乡人民怕雨淋日晒,便在石碑之上建起一个亭,起名"接皇亭"。

其二:武元城周围山上的圪针和其它地方的不同,没有倒钩。据说武则天皇帝在武元城居住时,有一天外出龙袍不慎被圪针挂住,女皇龙颜不悦,随口说道:"武元城的圪针再不要长倒钩了!"说来也巧,从此以后,周围的圪针便没有倒钩了。

武元城是官称,武堰池是俗语,至今截岔地区人民仍然称其为"武堰池",倒是说起"武元城"当地人们觉得有点陌生。



  

但是,为什么将此地称为"武堰池"呢?

武堰池的叫法也和武士彟有关:当年武士彟在此开设木厂,修建码头时在文峪河边筑了一条大坝,当地人称"堰"。在水泉滩(也叫暖水滩)上有三池泉水,长流不息,热气蒸腾,武士彟便在此建造了一处"武氏温泉庄园"。因武氏、堰、泉池的缘由,逐渐称为"武堰池",武后称帝后改为武元城。但当地人将"堰"读作yàn,并不读作"武堰池"中的yān,故武堰池名称的来由仅是一面之词。

  2、四圣宫

沿古官道从崖底方向横跨文峪河,便进入武元城界。漫步走过黑石滩、柳树林、温泉渠、照壁和接皇亭,就到了武元城东口。沿中街进入城内,道路两侧是各种商铺及旅店、客栈等,再往南便是水泉滩,其上有水陆码头、木厂、磨房及"武氏温泉庄园"等。从街中间拐向北,拾级而上,柏树林中一座坐北朝南的庙宇呈现在眼前,再往前走,山门上"四圣宫"三个大字格外醒目。

  据说:四圣宫建于唐武周时期(684-705),是为武则天省亲所建;有的说是隋末武士彟在此开木厂时出巨资创立。但康熙八年、四十八年、光绪八年《交城县志》均无记载。

不论何时建设,四圣宫从来都是武元城的标志性建筑。它依山傍水,居高临下,登此可俯瞰武元城、文峪河及水泉滩全貌。几百年来,不断损毁、重修、改造和扩建,往来筏工和商号在此烧香拜佛,唱戏还愿,祈求筏运平安、风调雨顺、生意兴隆。

  四圣宫,从名称上便知是一座道观建筑,历史上称为"真武庙"。赵吉士《牧爱堂编》参语卷之十二目次中,有一篇康熙年间发生在武元城的《一件赌杀人命事》,其中有"……几令死者含冤,着各出木砖重修水泉滩真武庙以当罚赎,限十日落成……"字句。水泉滩即指武元城,赵吉士所著文中均无出现武元城字眼,均以水泉滩代之。

四圣宫可能是在其之后的改造和扩建中变更的名称。"四圣"即真武大帝、关公、龙王和观音。(塔上村现观音禅寺旧时称三圣祠,供奉观音菩萨、龙王和关公)

根据走访多人调查,四圣宫总体布局复原如下:


  

四圣宫总体布局坐北朝南,对称纵向排列,一进三院,地势渐高。

四圣宫山门有两道,分别位于东、西钟楼、鼓楼之下,为券洞式,门前有较高的台阶。钟鼓楼中间为戏台(坐南朝北),赶会时,南堡、曲里村民从西门进,崖底群众走东门入。

从两侧山门进入第一院,南为戏台(乐楼)正面,两侧布置有看台,东侧看台为二层,顶层为妇女专用,院中为戏场。东西厢房,称为下处,是客房、膳房和演员休息的宿舍。北侧中间为正阳门,两旁墙上画有两匹奔腾的骏马,其上有深出檐(排茬)保护。

上台阶由正阳门进入第二院。正北为关公殿(歇山顶),殿内塑关帝坐像,两侧分列周仓、关平。南侧是为善友及公务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用房。每年一度的交城、文水、汾阳三县分水会议即在此举行。

从关帝殿两侧小门进入第三院,北侧为真武殿(五间),内塑金碧辉煌的真武大帝,光头赤足,凝视前方。东西两厢房(各三间)分别为龙王殿和观音殿。龙王殿塑有黑色的龙王,观音殿(亦称娘娘庙)内塑观音菩萨像,面目慈祥,在其身上环绕着许多笑容可掬的娃娃。

三个院内共有二十多块石碑,后院较多,每个院里都植有松柏树,摆放香炉。1959年新建文峪河水库移民时,南堡村民将石碑修了水渠。

  四圣宫外西侧建有河神庙,规模不大。第一院东侧围墙开一小门,唱戏用具缓坡上来后从此门进出。

相传:正阳门边的两匹大红骏马,是曲里村的一位画师(二锄只)所绘,百日后成精,深更半夜跑到祁县田间糟塌庄稼,叫人家顺着脚印追来把马蹄钉牢,无法外出。

四圣宫戏台的后台有一洞穴(窟子),填也填不住。传说洞內住着一条大蛇,有看田者目睹大蛇夜间去河边饮水,还有人见蛇从田间穿过,能拖压三垄麦子,但从未伤过人。演戏时用木板将后台的洞囗遮盖,以免演员不慎掉入其中。但此蛇自从修建文峪河水库后便无影无踪,还有人说,看见此蛇在水库存水后从水面呼啸而去。

有人说戏台下有此洞,还有人说武元城戏台下埋有很多大瓷瓮扩声,所以"毛毛蛋"唱的晋剧《五月雪》,在曲里、东社乃至合里还能听到。


  

四圣宫是武元城最具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建筑,它的风雨沧桑,本身就是武元城历史的印照与见证。从繁荣到衰落,从寂寞到崛起,最终毁于日本人之手。

  3、武元城庙会

有庙皆有庙会,凡庙会皆要唱戏。

每年农历三月初十日,武元城都要举行庙会。武元城庙会是附近南堡、曲里、崖底三村的传统庙会。

截岔地区其它十八村的庙会在沙沟村娘娘庙举行,日期为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八。十八村即沙(沙沟)、西(西社)、东(东社)、横(横岭)、米(米家庄)、塔(塔上)、大(大岩头)、野(野则河)、庄(庄头)、苏(苏家岩)、南(南沟)、岩(岩立)、阳(阳湾)、西(西家岭)、黄(黄崖)、河(河底)、柏(柏树底)、张(张家庄)。

据说,十八村庙会都赶不上武元城三村庙会,因为武元城有木厂,经济实力强。


  

据南堡、曲里老人们讲,三月初十日这天,武元城庙会相当繁荣热闹。店铺林立的商业街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商贩叫卖声此起彼伏;街道两旁,算命打卦、耍猴卖艺,各种活动应有尽有;木材和骡马市场,客流满盈,交易频繁;四圣宫里,人们烧香拜佛、祈求平安,许愿还花,川流不息;街道上秧歌、铁棍、撬棍、旱船、高跷穿街而过,熙熙攘攘,红红火火。三村各家各户,喜笑颜开,招待亲戚朋友,忙得不可开交。庙会一直延续四十多天。

庙会期间,四圣宫戏场,也是好戏连台,掌声不断。当年有名的晋剧泰斗,都来此献艺,《空城计》、《走雪山》等山西顶尖名剧竞相上演。

当时武元城唱戏是三村摊,南堡出一半,崖底还不是全村跟,只有疙瘩上这一片参与。

民国时期,武元城戏台上曾有这样一副对联:"战将千员不过班中几人,日行千里不过台上几步"。


  

春暖花开,灌溉在即。还有重要的一件事,是庙会这天在四圣宫中,由开栅村主办,召开一年一度的三县分水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文水、交城、汾阳三县知县和有关分水的乡村负责人,确定今年的文峪河水分配计划,中午还要杀猪宰羊大吃一顿。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交城,开栅、峪口成为敌占区,崖底、武元城成为关口和封锁线。1941年底日军驻扎截岔地区,四圣宫也由日本一小队占领,武元城庙会被迫停止。日本投降后,1946年武元城举行过一次庙会,据说买卖家将货摊从武元城一直摆到曲里村,占了一河滩,形成一条商业带。从内战爆发后,武元城庙会便销声匿迹。


  

2012年7月5日,崖底村委在南堡渠道底挖出四块从武元城移来的石碑,其中三通道光八年立的碑上刻有交城知县、三和店、双源店、义和店、常合店等88家商号,崖底村、南堡村、曲里村等400多名社会贤达人士的捐款名单和数量。还有一通石碑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碑文上有200多名各村知名人士的捐银情况。

  4、石佛崖

武元城东侧,有一石佛崖。

光绪八年版《交城县志》载:

万佛崖:在县西二十三里崖底村之东崖,临西河,壁立若屏障,高数十丈,崖上天生石佛,法象庄严,大小无数,故名。赵吉士欲开龙门渠,取道万佛崖即此也。

武元城北邻黄崖村,原来曾叫佛崖村、黄泥村。

石佛崖高约60米,宽约90米,距地面3米多高,梯形绝壁上有一石佛洞。洞顶上布满了大小不同的佛像,层层叠叠,不计其数。大的约一米多高,小的有半米,还有更小的。每个佛像神态各异,有穿官服的,有穿盔甲的,有耕耘的,有读书的,有坐的、有站的,有躺的,个个栩栩如生,活龙活现。


  

石佛崖据《交城县志》载是天然形成,但民间传说是人工开凿,还和魏孝文帝相关。

崖底村原址在文峪河东侧石佛崖之下,魏孝文帝到关帝山避暑,路经武元城停留,看到石佛崖天生绝壁,是开凿雕刻佛像的好地方,便把崖底村搬迁到河西侧,并在新址孔家峁半山上新建了皇家汾州大寺、梢则塔,为保护庙宇和土地临河筑起了九龙堰。经过几年的艰苦开凿,石佛崖石像雕刻竣工,呈现在人们面前。与西侧汾州大寺相对,为皇家寺院增加了佛光,使皇家统治地位更加神化。

交城截岔地区和魏孝文帝有着不解的因缘。关帝山顶峰称孝文山,据说为魏孝文帝来此避暑而得名,武元城一侧有拓跋沟,崖底村有孝文庙,东社、西社、曲里也建有孝文庙,米家庄茶房庙名称据说也和魏孝文帝途经米家庄休歇时在此喝大叶茶有关。这么密集的纪念孝文帝的庙宇群是其它地方少见的现象。

  崖底村还有一段神话传说:一天夜里,雷雨交加,大风不止,只听得东山一声巨响,天摇地动,石佛山发生滑坡,露出了许多石头人像。人们认为老天爷显灵,降下石佛像,从此来石佛崖每天求烧香拜佛的人川流不息,到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

石佛山历史上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得到当地居民的保护。佛像被洋人盗走不少,民国初年,还有当地村民参与偷盗。

可惜的是,1959年修建文峪河水库后,将石佛崖沉入水中,成为遗憾。


  

还有一点补充的是:清康熙十二年(1673)五月初六,交城县乡民刘必飏等代表全县士民请筑龙门渠,直接由本县境内引水源灌田,改变"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的困难局面,扩大平川水浇地面积,经呈文逐级奏准。县令赵吉士与本县刘鼎、申铉量山测水,取水口便选择在武元城石佛崖,凿穿万佛崖、阎王台、土地岩、高离山四山,穿隧洞1098.5丈,从广兴虎喊沟出水,灌平川十都农田10.4万亩。以张纯为渠工总理,同年七月初一破土,十三日动工,全县上马210人,分昼夜两班七处施工,每处锥凿者12人,粗工8人,铁匠2人,管理人员2人,数月后中辍。因吃水口北有西社龙门,故称龙门渠。

  武元城没落了,没落在交城山木材资源的掘泽而渔,没落在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没落在公路交通发达的现代文明里,沉没在文峪河水库中……


  

木材资源和筏运中转曾给武元城带来了财富,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随着岁月的流逝,武元城逐渐衰败、萧瑟、落寞、消失,再深邃的目光也很难穿透历史的尘埃追寻到它昔日的浮华旧梦。上天对这片土地的垂青只有几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间,恍若一梦,梦醒之后,便是寂寞无边。


  

站在武元城四圣宫的山坡上,看着茫茫的文峪河水库或偶尔露出的废墟,没有筏影,没有码头、没有木厂,没有榷关,然而,你能说在这武元城的生命里没有过木筏穿梭,商旅往来?在这古镇的街道上,没有过商铺林立,繁华富庶?在这连接晋中平原的道路上,没有过车轮滚滚,脚步匆匆?


  

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武元城越来越成为一个传说,不知道我们的后代是否会提起,是否会"穿越"。



参考资料

1、   夏肇庸修,许惺南纂,光绪八年版《交城县志》(1882)

2、   燕居谦主编,《交城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

3、   山西省文峪河水利管理局编,《文峪河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4、   田瑞主编,《交城史乘》,国际统一出版社,2011年2月

5、   田瑞主编,《交城县地名辞典》,1993年7月

6、   解光启讲解,《武元城沧桑》,交城人说交城事

7、   苏泽龙,《明清时期文峪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与环境变迁-以山西省交城县方志为中心的解读》,

8、   交城县史志办公室,《交城纪事》第三辑,2015年8月

9、   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关设置》、《清代前期竹木运输量》,中华文史网

10、 梁明武,《明清时期木材商口经济研究》,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年12月

11、 邱仲麟,《明清山西的山地开发与森林砍伐-以晋中、晋南为中心的考察》,

12、 文水县胡兰镇新崖底村村委会,《沉封一千五百年的历史遗产-神秘的山自然村崖底》(底稿),2013年12月1日

13、 陈四虎主编,《交城纵横463问》,2010年12月

14、 李大斌,《说卦山之赵吉士之平寇六律》

15、 郝维文(崖底村)座谈录音整理,2014年1月17日

16、 马福,《我的家乡》,2008年

17、 魏振国回忆录,《我军夜袭武元城》、《日军撤退到武元城鏊只峁》

18、 崔凤莲(民兵英雄崔三娃之女),《父亲讲的故事》,2011年

19、 张玘银(南堡村)、吕海青(曲里村)座谈录音整理,2015年1月11日

20、 张进珠,《奇袭东社日伪军》、《武堰城》、《四圣观》、《武堰池庙会》

21、 吕保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看东社及截岔地区的形成与发展》,2015年4月

22、 郝立明,《截岔盆地的记忆》,2012年7月

23、 郝立明,《武堰池四圣宫的建筑物》,2015年8月15日

24、 张爱德,《忆日军驻东社的几件事》,2012年10月

25、 王希永(阳湾村)座谈录音整理,201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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