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时代:医生、媒体人、基层公务员等易过劳丨谷雨计划

高丹 谷雨故事 2019-01-14

△ 下班时间,北京中关村一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图片丨视觉中国


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业余时间越来越少。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却疲于奔命?


撰文 | 高丹

编辑 | 枚宜


2016年10月5日,44岁的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锐突发心梗过世,头朝东,脚朝西,平平地躺倒在一条小路上,双手握拳平铺两侧,像是睡过去一样,被发现时小狗就安静地蹲在他的左边肩头。多家媒体报道称,张锐去世与过度劳累有关。


2016年6月29日,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因长年熬夜加班,在北京地铁呼家楼站台突然晕倒,之后逐渐失去意识,经抢救无效去世。在抵达芍药居站时他还打电话给妻子,妻子做好晚饭正等他回家。


2017年10月1日6时许,30岁的瑞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林凡突发心肌梗塞,经送医院抢救4小时后,因公殉职。他已连续3周放弃休息,两天前还在接待一起88岁的老人被车撞后索赔的案件。


张锐过世后,他的妻子字字泣血地写下悼文,大众才从中看到随着生命一起戛然而止的一个人一生的奋斗与热爱。过劳的悲鸣声声入耳,我们几乎是怀揣着某种侥幸去试探着自己体能的极限,为了更佳的薪酬、更高的地位、为了个人实现、或者给他人更好的生活。这场以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为赌注的局,可能会有短期可见的胜利,放在一生来看则如饮鸩止渴。



80年代后,“麦当劳现象”出现

 

在步入过劳社会之前,我们曾对“技术终将解放人力”这一论断坚信不疑。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文章《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中指出:“一旦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享受闲暇的时代就会到来,人们会为闲得无聊而烦恼。”


而实际上,从1980年左右开始,全世界范围内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已经停止;1990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热议过劳问题。


1988年,麦当劳聘用了近50万名年轻人,他们像八爪鱼一样奔忙在“麦当劳工厂”。研究者们认为“麦当劳现象”之所以出现,正是电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这种忙碌:饮料感光器自动亮起、电脑程序严格控制薯条烹饪,使得人力沦为机器的附庸,他们只是机械地将机器处理好的食物拿给客人。


“麦当劳现象”的产生,也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竞争加剧,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频繁有关。彼时“精简型”的企业受推崇,裁员严重导致员工人人自危,原本只是在工厂一线蓝领工人中比较普遍的过劳现象蔓延到白领阶层。


日本经济学、社会学家森冈孝二在2005年出版《过劳时代》一书,他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费社会的成熟、雇佣与劳动限制的放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世界等多个方面阐释了过劳现象的发生。



△ 《过劳时代》,[日]森冈孝二,米彦军译,新星出版社,2005


书中还谈到,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常看到企业向员工灌输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美国教授拉希姆·瓦德称:“像新兴的宗教一样,企业通过研修讲座、修养会、全体会议等方式,持续教化员工。让员工高喊口号,唱公司歌,这些措施都潜移默化地培养员工对公司的献身精神。”所以,企业的方向、结构及其所提倡的价值观,也对员工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令人觉得无比遗憾的是,《过劳时代》的作者、一生为解决过劳问题而奔波的森冈孝二最终也因严重过劳,于2018年8月1日突发心脏病去世。



没有周末的信息时代

 

9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从三方面改变了人的工作。


首先它催生了诸如有关信息系统开发等技术岗位之余,也让工作变得简单标准化,外包业务也更易于实现。美国经济学家称:“近代经营管理原理的实质就是将劳动过程中的管理权和决策权转移到更高一层的组织,将熟练工人转化为非熟练工人。”


随着电脑的普及,白领阶层逐渐被转化为不用花钱培训的、容易替代的、廉价又普遍的劳动者。


△ 通宵办公的白领。图片丨视觉中国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业务运转,加剧了时间竞争,经济活动出现了无国界和24小时化的趋势;网络也将工作与生活的时空粘合在一起,当你无意识地回复邮件和信息时,你正持续着工作。


职场从具体空间延伸至网络:不能错过领导和客户发在群里的信息,不能错过最新的社会与行业信息,不能不及时回复客户的邮件,甚至不能忘记给领导与同事的朋友圈点赞……种种焦虑时时逼催着办公室一族。海量信息的轰炸也让人形成“不能被信息时代所淘汰”的强迫观念。


于是时间在一次次的反复查看微信、朋友圈、邮箱、QQ中被消磨,而人一次次、机械地刷新手机,很像动物在焦虑时重复摇头、来回踱步等刻板行为,这是人被异化的一个明显表征。


以新媒体从业群体为例,新榜曾联合头条号和插坐学院发起“2017新媒体人生存现状调查”,数据显示,13%的新媒体从业者平均每天工作11到13个小时;13小时以上的超7%;此外,23%的新媒体从业者表示根本没有周末,18%的人工作日基本都加班,27%的人表示一周加班两三次,只有32%的新媒体从业者表示自己几乎不加班。


而近几年大火的“知识付费”从业者则更为辛苦,笔者曾采访过的几位做付费课程孵化的人员,他们称“几夜不睡的情况也是常有”。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时间的抢夺”变得尤为重要。我们今天新衍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争夺时间而生:快餐、快递、闪送,以及信息流、短视频,一切都指向一种“我马上就要得到”的迫切需求,速度的逼催之下是人精神紧张的超负荷劳动。


我们已经对这样的景象见怪不怪:外卖配送员们风驰电掣地穿行在车流中,争抢着一分一秒的时间;当有什么新闻发生,记者、小编需要马上疯狂采访、撰稿,以便在“流量大战”中不要落于人后。我们作为一切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正在被我们创造的一切催促着、强迫着、无法片刻安宁地持续消耗着。


写《太平洋大逃杀》的调查记者杜强说:“我们日常生活很无趣,甚至还有一点点的悲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陀螺,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能够以非常强大的离心力,被甩到日常生活的边缘去经历一些很离奇很惊人的事情,这一部分事情往往更有力量。”


而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都被裹挟在海量信息、时间游戏所制造的焦虑漩涡中疲于奔命。

 


过劳造成为这个时代的某种宿命


美国经济学家朱丽叶·B·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中指出,造成美国人过度劳累的原因是“工作与消费循环”。其认为,“以中产阶级为核心形成了大众购买力,以消费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进而形成了消费型资本主义”。而美国和日本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就进入到消费型资本主义。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2015年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与品牌认知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的人均年消费能力已达到近两万元,年消费总额达到六千亿。大学生尚且如此,职场白领们的消费张力就不难想见了。而这个疯狂消费群体中很多人都是在透支“明天的钱”,为了填补由不理性消费导致的亏空,必然需要更努力、拼命地工作。


△ 2010-2019中国大学生消费数据。来源丨艾瑞数据库


2018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让大家关注到一个词——中国购买力。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口国,去年对外投资额达1.8万亿美元。2018年的双十一,天猫的成交量为2135亿元,中国的胃口还远远未被填满。“为了更好地消费所以要更努力地赚钱”的现象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当一个人的身体高速运转到极限,过劳是必然的结果。台湾一个医学机构曾对导致过劳死的直接病因进行统计,主要有蛛网膜下出血、大脑出血、心脏衰竭、心肌梗塞、脑栓塞等,这些病症是身体最后的反抗,也是击倒一个人的最后一记重锤。但是除身体病症之外,过劳导致的精神疾病也不可小觑,抑郁、社恐、精神失调等造成的自杀也属于广义的过劳死的范畴。


△ “过劳死”死因分析。来源丨《北市医学杂志》


某种意义上,过劳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某种宿命。


2006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偶然看到韩媒报道中国每年有60万人过劳死,虽然中国迄今仍没有任何法律上和医学上定义过劳死的标准,但过劳造成的恶果频发,也令杨河清意识到过劳是在经济飞速运行的当下不能绕开的话题。


2011年,杨河清与20多位研究者成立了研究中心,2012年建立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建立之始学会有30多个人,现在已经有170名研究者,并申请到了1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另外,召开理论研讨会。



潜力越大,越容易过劳


谷雨:你的机构叫“适度劳动研究会”,怎样去理解劳动中的这个“适度”?


杨河清:“适度劳动”就是指劳动从效率、生理、心理等角度来讲,都有一个适度点,达不到这个点效率比较低,超越之后效率也会下降,超越过多,效率会进一步下降,极端时会导致过劳死。不管一个人身体再健康,严重过劳到一定程度一定会过劳死。我们学会全称叫“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研究会”,现在研究的重点放在过度劳动方面。

 

谷雨:你觉得对于过度劳动的研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杨河清:首先是社会的关注度、特别是学界关注度严重不足,学界全国只有一百多人关注,真正开展研究,特别是持续开展研究的不过几十人。过度劳动研究是多学科交叉领域,现在研究者几乎都是搞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的,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生理学角度非常重要,但是特别是医学界还没有什么人做。过度劳动在国外都是从医学、心理学先发展起来,然后才延伸到经济学、法学等。我们倒不一定照走国外的路子,但是,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缺位,确实是我国过劳问题研究的最大短板。


据我们所知,现在只有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比较深入地对医生群体的过劳问题进行调研,结果非常触目惊心。但是真正的医学角度:为什么会过劳,是什么发病机制,怎么传导的,生理上产生什么变化,怎样才能恢复,还没人研究。


难度之二是做调研就要做调查,这也不容易。如果认为某人是过劳死的,去调查的话单位认吗?家属愿意说吗?再一个我们的远景目标是推进国家立法,但十年内估计没戏,因为这块实在太薄弱,研究还处于初期状态。

 

谷雨:就你们的学会目前研究的案例中,有哪些群体是过劳比较严重的?


杨河清:过劳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在主动过劳方面,主要是部分大学教师、医生、科研人员、企业高管、各单位的部分领导、企业家、部分白领员工,还有媒体人、演艺界群体等,这些人员往往处于自我实现的层次,发展空间比较大,职业天花板比较高,当他们觉得自己有潜力、有很大上升空间时比较容易拼得过度,产生过劳。另一种是被动过劳,被动过劳的群体,比如部分基层公务员、中小学教师、警察、医生、护士、货车司机、快递员、企业一线工作人员等。


我们课题组分别在2007年对北京地区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医院、新闻等六类单位的白领雇员,在2009年对北京市高校教师,2010年对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员工,2015年对全国高校教师进行了调研。


各项调查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人超过30%,工作60小时以上的人占近10%。在2010年对中关村和CBD企业员工的调研中,我们选用了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10大危险信号”来判断调查对象过劳的严重程度。按照这个评判标准,处于红灯危险区的人员为26.7%,情况很严峻。

 

谷雨:过度劳动所带来的问题非常多,包括亚健康、抑郁症、神经失调、社交恐惧症、过劳死等等,在研究过度劳动,特别是极端过劳导致的过劳死中,如何去廓清研究对象呢?我们目前对于过劳死有准确的界定吗?


杨河清:中国没有定义,因为最有价值的是医学和法学定义,但都没有。我们研究时会根据媒体谈到的一个人长期劳累最后猝死,那就先假定其为理论上的过劳死,再进行研究。但要说法律上已经确定是过劳死了,那就涉及法律责任了,中国没有相关立法。


我们目前研究重点放在高校教师,还有企业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这几个群体,现在研究医生的有两份报告了。另外还有体力劳动者,比如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快递员等。这是研究不同领域的对象,是一方面。


△ 一公交车司机因熬夜,觉得眼睛不适。图片丨视觉中国


另外还涉及测量工具,比如一些自我判断的量表等,这些是主观测量。还有客观测量,比如能否开发出例如戴一个腕表,便可以测出生理上的几级劳累。但开发测量工具首先需要医学上的标准,然后再看怎么通过硬件、软件和数据来运行,这太难了,如果有什么科技企业愿意投入,进行研究、开发这类产品,并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对测量过劳、防止严重过劳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谷雨:你的学会研究侧重的层面是什么,造成过劳的社会机制、心理机制,还是过度劳动带来的影响?


杨河清:我们目前的研究一是还处于过劳群体的调研阶段,二是比较宏观,比如过度劳动形成的社会性、文化性、制度性的原因,比如、行业的、区域的过劳程度的研究,还有过度劳动产生的后果研究,例如,对我们国家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过度劳动本身看似增加劳动时间,投入更多的劳动,能够创造更多价值,但它其实是分两个阶段的。我们可以画一个倒U形曲线,中间的点是适度劳动。一边是不足,另一边是过度,过度走到极端是过劳死,不足的极端是不参与劳动、是失业。


从企业投入劳动的角度看,在越过劳动的适度点以后,有两个关键的点:一个点是企业的盈亏点,超越这个点后企业不会再有让员工加班的动机,另一个点是社会的盈亏点,在企业盈亏点的上方,在这个点往上去虽然已经有过度劳动,但属于轻度过劳,它会给社会创造正向的价值,但超越这个点以后到达企业的盈亏点前,企业依然赚钱,但整个社会已经是负向的价值了。


此时,企业把加班造成的负面东西转嫁给社会了。我们的研究显示,因此造成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如果这样的损失能够消除掉的话,能让我们的GDP增加非常可观的数字。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明,那两个点具体在哪里还很难找到,但有了这样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去具体探讨。

 

谷雨:某种程度上的轻微过度劳动也是必要的?


杨河清:是的,我们做出的理论回答是,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发展梦想、实现国家的富强,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过度劳动,即,在一般情况下,整个社会需要保持一种不超越社会盈亏点的努力状态,这可以是一种常态。当然,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下,另当别论。社会盈亏点之上的比较轻度的过劳应该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人力资源使用策略。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超越了这个临界点,不少人进入了严重过劳区。

 

谷雨:如果要找到一个最为重要的造成严重过劳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呢?


杨河清:微观来讲有可能是劳动力供需问题,企业为了盈利来控制成本造成供需不平衡,这跟企业的行为有关。企业行为有偏差完全靠政府矫正不太可能,另外法律上也有缺失,劳动者的维权力量比较薄弱。我们整体的情况还是劳动力买方市场下劳动者处于弱势状态,压力很大。


从宏观角度来讲,这和我们国家的战略与文化有关,中国文化是勤劳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大大释放出来,勤劳的文化使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来获得更多成果,中国人现在对财富的追求意愿很强烈。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这么快,和我们积极的劳动,或者说投入了更多的劳动有关。

 

谷雨:你认为去控制严重过劳乃至过劳死的办法是什么?


杨河清: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要对各类人群过劳现状进行研究,要研发过劳程度的测量工具与技术,特别应重视加强量表本土化的研究。在过劳成因方面特别要通过量化研究计算出不同成因的影响力大小,从而针对主要因素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


对过劳给个人带来的危害,给用人单位、给全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性损失,要进行比较准确的估算。另外,也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的研究以及个人、用人单位、社会等多层面的对策研究,推动减缓过劳、即时测量过劳种类及程度的工程技术类研究,还要了解国外情况、推动国际经验研究等。


△ 跨年夜,在急诊室值班的医生。图片丨视觉中国

 

谷雨:个人意识方面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杨河清:是的,特别是主动过劳的人员,防范严重过劳的意识需要唤醒,就像明知抽烟不好,但不抽很难受,所以戒烟难。知道熬夜工作不好,但为了发展自己还要熬,慢慢积劳成疾病。这显然是非理性的,但是,不少人就是这样做。心理学上似乎还没有很好地解释这种饮鸩止渴的心理机制。另外也有人的能力与目标的匹配问题,如果能力匹配不了目标,又不愿意降低目标的话,过劳很可能就会等待在那里。 对很多人来讲,过劳可能是一种宿命,但是,过劳到什么程度,主动过劳类的,需要自己评估、调整,被动过劳类的调整则主要依赖于社会的、制度的包括舆论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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