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与其自卖自夸, 不如先从清理垃圾做起

李伯重 做書 2019-01-29


【导读】过去十年,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量占据全球科研增量的40%,同时带动的是学术论文的井喷。但这等于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在与日俱增吗?答案可能相反。在本文作者看来,井喷的背后是大量学术垃圾的生产。


“在2018 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施一公院士坦言:“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有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就是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




(以下内容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李伯重)


2007年,在“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式”上,我作了一个简短发言,说道“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此说一出,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


十年前的高校学报,基本是处于封闭状态的“单位自留地”而失却了公共平台的属性,因此大量垃圾堆积其上,是可以想见的。


那么在这十年中,“学术垃圾”泛滥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依然是学界关心的问题。




01

今天的“学术垃圾”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与此相关的背景。


据有关方面统计,1977年,我国高校的学报种类大概有150种,1987 年增至393 种,2007年又增至1,130多种,到2017年,己经达到了1,150 种。


除了高校学报之外,还有大量各种学术刊物。 学报和这些刊物合计,今天超了6,000 种。因此,中国学术刊物的增速堪称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这样巨大数量的刊物,为论文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有人估计今天全国已有6,000 余种学术期刊,依照保守的算法,每份期刊每年平均发表300篇文章,就有1,800,000篇。还有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估计这类会议文章远超过200,000 篇。还存在某些部门专门为解决职称的论文问题办的没有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国两年发表的学术文章总数应该能轻易超过瑞士的总人口了。中国学术论文近年来在国内外杂志上的大量发表,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以致有人以“井喷现象”来形容这种情况。

       

文科的情况也不例外。据肖宏等人对近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进行的大数据研究,2006~2015年,在我国6,268 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共计703.8万篇(其中受各类基金资助论文149.3万篇,受国家基金资助论文35.5万篇)。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指出:根据2008年社科统计年报统计,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30多万篇,约30亿字。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量占据了全球科研增量的40% ,金钱的驱动带来了学术论文的井喷。论文的数目被视作中国科学崛起的标志,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材实料的呢?

      

严酷的现实是,数量的剧增,并未伴随着质量的相应提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零被引用区和低被引用区,即十年来都被引用过或仅仅引用过一次。中国科学院李国杰院士指出:


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总篇数,从1981 年的不足5,000 篇,激增至2004 年的57,000 多篇。我国2003 年引文数世界排位第18 位,但篇均引文数却排到124 位。


在2008 年的“两会”上,有教育界委员痛陈:现在 95% 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这个情况在十年后的今天已有了颇大改观,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中国学术论文的引用频次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总体情况仍不乐观。


在2018 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施一公院士坦言:“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有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就是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

     

文科也不例外。 据中国知网对2,099 种社科期刊的统计,截止到2018年4月,2015 年可被引文献量543,018,其中零被引文章数251,868;2016 年可被引文献量514,341,其中零下载文献量766;2016发表、截止到2018年4月25日,下载低于10次的是15,037 篇。也就说,数量浩大的论文,没有读者。


张保生指出,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数量惊人,若以美国学者9%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顶多2.7 亿字的创新思想;若以我国学者91% 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来看,则应有27.3 亿字的“原创性”思想。如此说来,中国学者的原创思想应比美国学者“多10倍还不止!”然而,他的结论是数量带给我们的期待,和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实际地位是天壤之别。

       


然而,比那些热门学科,如在经济学方面,我国每年推出的经济学论着数量惊人,2011年达到26.12万篇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但年均发文量仍达24.41万篇(其中2006~2015 年经济学发文的基金论文比从 11%快速增长至31%,国家基金论文比从4%稳步提升至12%)

       

国外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等,都认为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导致整个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实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距离国际学术标准依然遥遥无际。在此情况下,想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实在很难。至于成为世界一流,恐怕更是难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取诺贝尔奖看来只是梦想。

      

因此,伴随着中国学术论文“井喷”的是“学术垃圾”的飞速增加。 而在最近的十年中,中国“学术垃圾”泛滥的状况,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02

什么是“学术垃圾”?

       

要谈“学术垃圾”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学术垃圾”定义。

     

一位网友在题为《请慎用垃圾论文一词》的文章中说:



“也许国内重视SCI 文篇数过头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于是动不动就把影响因子低的期刊说成是垃圾杂志,其中的论文是垃圾论文。……但反过来说,低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就一文不值吗? 客观的评价,低影响因子期刊上的绝大多数论文应该归结为两种:(1)是很小的发现或进展;(2)争议很大,错的可能性很大,重要期刊不愿意担风险。 当然也有少数很不错的和完全没意义的,但我们的评价不能用少数代替多数”。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确实,判别是否“学术垃圾”,不能完全依靠论文刊登的期刊的地位来决定。 特别是在我国,期刊地位的判定是一个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学术垃圾”呢?

       

 简言之,”垃圾“的意思是失去价值的或有不良作用之物。 由此而言,“学术垃圾”就是没有价值或有不良作用的作品。

       

首先,我们看看没有价值的作品,这类作品可以归为平庸之作。这类作品的特点是:虽然没有剽窃抄袭、捏造数据等大家通常提到的“学术不端”问题,但既无新材料,又无新方法,更提不出新观点,只是不断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这类产品,只有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封闭市场里才有销路。

       

其次,再看看有不良作用的作品。这里作品可以归为“有毒作品”。这种不良作用,一方面是进行造假,从而误导读者,甚至误导社会,另一方面是剽窃抄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中国科学论文造假引起的国际风波,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2016年9月20日,美国知名抄袭监测网站Plagiarism Watch 通过国际知名英文论文抄袭检测系统iPlagiarism(中文名:艾普蕾)顺藤摸瓜,发现了世界科学史上最大规模的英文论文造假公司,该公司与一家巴西SCI杂志(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默契合作,收费为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涉嫌抄袭、造假的论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许培扬揭露,大量中国大陆医生的论文投到了这个巴西期刊,占该期刊发表论文总量的54.9% 。2015年,该刊中国学者文章达到了1,605篇,比例更是高达 78. 1%。但是中国论文被大规模撤稿已经不是新闻,2015 年到 2016 年就先后爆出两桩类似的丑闻,共计105 篇论文被集体撤稿。 此后,施普林格(Springer )开始回顾排查过去刊登的论文,不查不知道,一查直接打破了前两年的记录。公布出的造假名单中,不乏中国名校和名人的身影。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著中,虽然抄袭作假尚不能说是大多数人之所为,但是大多数是平庸之作和滥竽充数之作,却是不争之事。 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流行社会,并为当事人带来重大的实惠。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甚至连许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论一般作品!

       

前一类“学术垃圾”的恶果,可以借用阿伦特创造的名词“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来表现。虽然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意思是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和本文所说的平庸之作的学术成果所造成的恶果有所不同,但这种平庸之作,其结果就是使读者白白浪费时间。


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从此意义上而言,读了质量低下之作,也就是被人害命。 不过这还可以说是自认倒霉。 至于后一类“垃圾”,其危害就更大了。我们如果读了这种造假或者抄袭剽窃之作,相信了其所言,那问题就大了。如果我们还以此为据写自己的著作发表出去,则不仅害己,更要害人。

       

因此无论何种“学术垃圾”,都是有害的,而且都是公害。



03

我国史学史上的“学术垃圾”

     

要正确认识今天“学术垃圾”的泛滥问题,必须将其放在长时段中来看。今天“学术垃圾”问题严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客观来说,比起改革开放之前,今天情况已有重大改善。

       

就史学领域而言,1949年后,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51年,郭沫若指出:新中国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王学典总结说:在这个新时代,史学界对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的成就,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


“以论带史”的口号,后来演变为“以论代史”的做法。这种轻视史实的风气,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在此时期,原来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通过历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的运动(特别是1958年的“史学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之下,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二十年,成为一个“学术垃圾”淹没的时期。姜义华指出:


“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使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受到极大冲击。……1957年反右斗争中,一批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1958~1959年的“史学革命”给中国的历史学科带来严重的影响。


到了“文革”时期,情况更是匪夷所思。


在1974年伊始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


在“文革”及其前夕发表的绝大部分有关历史的出版物,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仅是一般垃圾,而且是有毒垃圾。其代表作如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于《文汇报》1965 年11月10 日)、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刊于《红旗》杂志1965 年第12期)、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刊于《人民日报》1973 年8月7日)与《一场势不两立的大论战——先秦儒法两家斗争的阶级实质》(刊于《解放日报》1973年8月22日),更是毒流全国,造成深远的恶劣影响,可谓剧毒之物。


在“文革”十年中,除了考古尚有一些新发现之外,史学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可以成为学术成果的产品。可以说,“文革”十年是一个只有垃圾而无成果的时代。



04

学术创新:消除“垃圾”的根本手段

     

“学术垃圾”为什么会产生?怎么产生?如何消除?……对于这些问题在以往学界关于“学术垃圾”的讨论中,大都已有答案,而且也逐渐形成了相当的共识。


大体而言“学术垃圾”的产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其外因,既有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也有学术评价体系方面的,更有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方面的。


而其内因,则主要是学者对学术的理解、学术事业的态度、对学术规范、学术操守和学术批评等问题的认识。外因不是学者可以掌控的,因此学者个人也无法去改变之。而内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个人可以掌控的,因此他们在这方面可以从我做起。



本文原刊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号,原标题为《学术创新:根治“学术垃圾”痼疾之方——以历史研究为中心》,经过“文化纵横”授权转发。注释从略,内容被大量编删。图片来自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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