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朱自清,赖上沈从文,1个汪曾祺,赛过1000个段子手

度公子 十点读书 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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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度公子 · 主播 | 沙漠之狐

来源:一日一度(ID: yryd115)

就算不知道汪曾祺的人,肯定也听说过一句话:“人走茶凉。”这话就是汪曾祺发明的。


在近代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不仅因为文章写得极好,还因为先生身上有着文人雅士们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梁文道说:“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从文说:“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江苏北部有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这是一个水乡,在长日流水的运河旁。


1920年3月5日,恰逢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于此。


生于斯长于斯,此后一生,汪曾祺生命中始终活泼地流淌着清澈、通透、有趣与涵养。


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祖父是儒商,到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少孤,3岁没了娘,但一家人都疼他。


1925年,5岁便入了幼稚园学习。在那里,汪曾祺遇到了一位亦师亦母、终身难忘的人:王文英老师。


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人儿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这个幼稚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教师,教唱歌、跳舞都是她。


56年以后,汪曾祺回到故乡,去看望怀念一生的王老师。


“我今老矣,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虽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惬意得很。


在孙辈里,祖父比较偏爱汪曾祺,亲自教他习字,教他读《论语》,每临寒暑,还请儒生为他讲解古文。


汪曾祺从小显露出的才气,让祖父得意不已:“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


那年,汪曾祺才13岁。


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个极有趣的人:善绘画、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单杠体操、祖传治病,亦是精通。


初中时汪曾祺爱唱戏,唱青衣,他的嗓子高亮甜润。在家里,父亲拉胡琴,他唱;


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时和父亲对座饮酒,一起抽烟。


人生何其有幸,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的才学和秉性,自汪曾祺少年时,就挂起了一盏温润的灯。


1926年秋,汪曾祺到县立第五小学读书,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


汪曾祺每次放学回家,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


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


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


瞧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


看灯笼铺糊灯笼……


这些店铺和手艺人让汪曾祺深受感动,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他的记忆。


“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由于文学对汪曾祺影响很深,上小学后不久就显出偏科现象,对语文越来越喜欢,对算术却顺其自然地放松了。


从三年级起,汪曾祺的算术就不好,一学期下来勉强及格,语文却总是考全班第一。


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


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


不过在“五小”,汪曾祺是风光的,他除了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这“三好”使他在全校才名大响。


1932年,12岁的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高北溟教国文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所授古文中,汪曾祺受影响最深的是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


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1935年秋,汪曾祺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这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科。喜爱文学的汪曾祺便自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写宋词。


读到高二年级,敌寇占领江南,江北危急。


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但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打乱,汪曾祺勉强读完中学。


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半个世纪后,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在这座小庵里,汪曾祺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父亲那时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惊讶于:“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汪曾祺和沈从文


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


一到昆明,便住进了医院,那是他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一次。


高烧超过40度,护士注射了强心针,汪曾祺问她要不要写遗书?


经过治疗,汪曾祺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便晃晃悠悠进了考场。


交完卷,一点把握没有。


但汪曾祺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汪曾祺之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它的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可直到大学二年级时,汪曾祺才正式拜见了他景仰已久的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把沈先生开的课全都选了,包括选修课。


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满分100分)


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还处处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沈从文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汪曾祺都会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沈从文上街,汪曾祺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沈从文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赶紧和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


有一次汪曾祺又去看沈老师,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老师一言不发,出去给汪学生买了好几个大橘子。


沈从文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汪曾祺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这篇习作在沈先生指导下几经修改,便成了后来的《异秉》。


然而这位沈老师的得意门生,却是个非典型性学渣:


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对于不感兴趣的课,更是素来不去。朱自清讲课以严肃闻名,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时常缺课。


后中文系主任想让朱自清收汪曾祺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了。


“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闻一多教唐诗,把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课,对汪曾祺启发很大。


汪曾祺替一个学弟做“枪手”,写了篇李贺诗的读书报告,大意是:别人是在白纸上作画,李贺的诗则是在黑纸上作画。


闻一多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战乱时,因邮路中断,汪曾祺一度失去了家里的接济。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他日子过得滋润极了。


有钱时,吃好馆子,什么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之类,全吃了一个遍。


没钱就吃米线、饵块,他什么品种的米线都吃过。


大二那年,汪曾祺失恋了,两天两夜不起床。好友朱德熙吓坏,挟一本厚厚字典火速赶往46号宿舍。


“起来,吃早饭去!”


于是两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全好了。


离开大学后,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一个由联大同学办起的“中国建设中学“里当教师。


那时汪曾祺与同在任教的施松卿相识,一爱便是一生。


施松卿生得眉清目秀,老爱生病,联大同学叫她“林黛玉”。


在中学教书连饭都吃不饱,他们依然“穷快活”。


没有肉吃,汪曾祺就学工友用油爆豆壳虫,一尝,居然有盐爆虾的味道!


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马,多年后,汪曾祺还记得她牵马散步的那一幕:


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子,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漂亮极了!


1946年初秋,汪曾祺从昆明远途跋涉到上海。


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沪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


沈从文回信骂他,然而骂归骂,最后还是沈从文托李健吾帮他找了一份教职,到民办中学教了两年书,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去往北平。



在此期间,汪曾祺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结为《邂逅集》。


汪曾祺到北平后才发现,在那里立足不易,找工作更不易。


他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职员住在馆里的只有汪曾祺一人,他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屋子。


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汪曾祺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


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



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时间里,独具慧眼的老舍先生时任北京文联主席,他发现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曾预言:


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其中之一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最初无人过问,被搁置一边,许久之后被王昆仑偶然发现,推荐演出后效果甚好,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1954年,汪曾祺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写《民间文学》。



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从1950年到1958年,汪曾祺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也辍笔不写了。


后来去乡下后,因为他画的好,安排让他画画,他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地里掐一把马铃薯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描画。


还赋诗云:“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马铃薯花落后,就画成熟的薯块,生活单调而漫长,他却自个儿找乐子:


画完了,就丢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一度自嘲:“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无论生活如何,他骨子里的情趣与雅度却一直都在,对生活,永远怀着天真的热爱。



1979年第11期的杂志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才开始以写作闻名于世。


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汪曾祺长时间没有书房,得在小女儿的屋子里写作。


女儿汪朝下了班在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


儿女们和他开玩笑:“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


一开始,汪曾祺还辩解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也常笑着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汪家长期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房子很窄小,外国友人来访,见“国宝”级的作家居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差点没掉下眼泪。


家人让汪曾祺写个申请住房的报告,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话来,末了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


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家一直挂着幅高尔基的木刻,有天汪曾祺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


儿女们都笑了,老头儿自视挺高。


汪曾祺嗜吃的名气,正是因为他写了课本上那篇《端午的鸭蛋》。


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早已吃遍了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逛集市,他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


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趣闻,偷学后厨做菜;


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写诗:“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汪曾祺老了之后更是个可爱的“老顽童”,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


只因别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


他就咧嘴哈哈笑。


不仅爱吃,汪曾祺也喜欢做美食。


汪老女儿朋友来,汪老亲下厨房,忙活半天,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


水嫩嫩的小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蘸上蜂蜜,插上牙签。然而客人一个没吃。



有一年,汪曾祺患了急症——胆囊炎发作。


确诊后,女儿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


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话音刚落。


老爷子就嘻嘻哈哈,捂嘴窃笑起来。


谈起父亲,女儿笑着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平日里,他酒一喝多,就给自己争地位:“喂喂,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人人皆知汪曾祺爱吃,可他谈起吃来都是寻常吃话,读来却是百看不厌。


家乡的双黄鸭蛋,北京的豆汁儿,湖南的腊肉,江南的马兰头,朔方的手把肉,昆明的牛肝菌、汽锅鸡……


因为他吃遍天下,又长于观察,一个不起眼的食材往往被他描写得格外细腻。


有人说他是“作家里最会吃的,也是厨师里最会写的”。


有读者开玩笑说:“饿得时候根本不敢读,跟舌尖上的中国一样。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应允,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尚未端来,斯人却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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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逢いたくて》

-作者-

度公子。本文来源:一日一度(ID:yryd115)。十点读书经授权发布本文,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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