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 ‖ 对异国异族观照下的文明再造: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对“列国经验”的借鉴

南国学术 20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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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明对话·

对异国异族观照下的文明再造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对“列国经验”的借鉴

俞祖华

[作者简介] 俞祖华,1985年、1988年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到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学院)任教至今,1996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2008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1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社会科学处处长,现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华民族精神新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研究》《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现代文明的追寻——穿越两个世纪的梦想》《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等。

摘  要

“民族复兴”是指在古代雄踞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衰落之后,重新走向兴盛、辉煌,重新发展成为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民族复兴”话语作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离不开与异国异族形象的比较、对照。相对于中华民族这一“自我”,“他者”除了作为殖民者的西方列强,还有与中国一样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其他非西方国家。西方列强的建国史、兴国史与非西方殖民地国家的失国史、亡国史,对于正处在亡国危机之中、正在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的近代中国人来说,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方面选择已经“亡国”在先的殖民地国家,作为外部参照物,作为“殷鉴”与“前车之辙”,进一步强化“亡国灭种”意象以警示国人,激发其为民族复兴而不懈探索;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学习与借鉴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经验,非常重视重温与吸收欧美与日本的富强、兴国之道,尤其是格外重视一些国家如何在灾难之后变得强大、在衰弱之后再次崛起的经验。他们根据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复兴提出相关建议,如在政治建设方面,认为意大利的复兴是听从了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主张,中国的复兴也必须步其后尘而努力;在经济复兴方面,主张全面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经济恐慌的政策;在教育兴国方面,主张借鉴日本、德国重视教育的经验,指出“要使国家和民族复兴,非从教育着手不为功”。中国近代思想家在对民族复兴的实现途径尽管探索角度不尽一致,但在大致轨迹上呈现出从学习西方、回归东方到创造“第三种文明”的演变。

关键词

   民族复兴思想   西方列强   建国史   亡国史

 

“民族复兴”是指在古代雄踞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衰落之后,重新走向兴盛、辉煌,重新发展成为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基于此,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正视祖国暂时衰落以致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现状,并重视对落后、衰亡原因的分析,也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衰而复振、实现复兴的道路与方案。同时,他们还注意以“他者”为参照反观自我,以朝鲜、越南、波兰等国的亡国史警示国人,并据以分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原因;以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等西方列强的复国复兴经验、大国崛起经验告诫朝野,并加以借鉴以探寻民族复兴的路径模式;以列国的亡与兴,对照、检讨近代中国的衰落之因,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他者”视阈:“民族复兴”话语的外来元素

“民族复兴”话语,无疑是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述,但在西方列强处于强势、西方话语处于中心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即使是民族复兴这种颇为“自我”(self)的言说,也带着鲜明的外来色彩、外部印记。在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萌发、形成、高涨过程中,西方学理、国际竞争、世界排名、他者眼光、“列国经验”“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等外来元素,如影随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作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自我形象,离不开西方作为“他者”(theother)这一外界参照物的存在,离不开与异国异族形象的比较、对照。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正是通过与西方这一“他者”的对比对照,认识与确认“自我”,逐步建构起中华民族既不自负又不自卑的民族意识,逐步建构起平视“他者”、与他国平等相处的世界意识。这包括:在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上,摒弃以“天朝大国”“中央大国”自居的虚骄、自负心态,摒弃以中华文化为最优、“西方物质文明虽好,中国精神文明更高”的中国文化优越论,同时又对暂时落伍的祖国实现赶超发展、实现振兴复兴充满信心,对暂居弱势的中华文化再现辉煌充满信心。在外部世界的认知上,摒弃以“西夷”“红夷”之称蔑视西方民族,以“岛夷”“倭国”之称蔑视日本民族,转而以平等乃至羡慕的目光介绍与认知西方各国、世界各国。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中仍将西方国家称之为“夷”,潜意识中还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但却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近代中国重新定位“自我”与“他者”、重新认识国情与世情的思想历程。到19世纪50年代,“洋”“洋务”逐步替代含有贬义的“夷”“夷务”,尤其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之后,“夷”字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与正式场合中消失。此后,洋务运动登场,“洋务”取代“夷务”成为趋势;到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学习西方更被称为“时务”。这种涉外事务指称的变化,反映了国人对外部世界、国际形势的不同认知。在中华作为“自我”与外部世界作为“他者”的相互关系上,由激烈竞争的“万国”组成多元世界的世界观替代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己国为世界”的天下观,列国并立、西方强势的世界秩序、殖民体系替代了万邦来仪、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秩序、宗藩体系。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众多国家之一,且面临任人宰割、任人鱼肉的命运,必须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视野里,相对于中华民族这一“自我”,“他者”除了作为殖民者的西方列强外,还有与中国一样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其他非西方国家。如果说西方列强是以其大国崛起经验,吸引国人将目光投注到西方以寻求富强、寻求复兴之路的话,那么,那些与中国同病相怜的非西方国家的“亡国史鉴”,则有助于国人分析中国何以贫弱,有助于国人坚定摆脱国家屈辱命运的决心。西方列强的建国史、兴国史,与非西方殖民地国家的失国史、亡国史,对于正处在亡国危机之中、正在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的近代中国人来说,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正如《新民丛报》一则关于《埃及近世史》的图书广告中所说:“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落与未来的复兴,首先是相对于西方这一参照物而言的,衰落是“不如夷”“不如人”、落后于西方,而复兴则是要恢复世界领先地位、要赶超西方与日本。之所以承认相对于西方的衰落,如冯桂芬(1809—1874)所说的“人无异才不如夷,地无遗力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胡适(1891—1962)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目的是期待赶超西方的复兴,如魏源所说“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冯桂芬所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杨度(1875—1932)所说,中国自然条件优越,如果能以金铁主义立国,提振经济与军事实力,则“其适于生存而可与列强驰骤于世界可断言矣”,“即以今世各文明国称霸于经济战争中者比之,虽以一敌数不难也”。

作为外部参照物,与近世中国有着“相似历史”的衰亡国家,对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也有深刻、沉痛的启示。“亡国之惨状”的描绘,可以震惊国人,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性、紧迫性,“搜罗世界上已亡国之惨状,录为一集,以贡献之于将亡之国民,固亦吾人义务之所不容已也。闻者苟稍有人心,大为醒悟,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读亡国史,可使“亡国破家之祸,日悬于四万万人心目之间,而惧我之为波兰,惧我之为印度,惧我之为埃及、罗马,积惧而奋,积奋而团,积团而竞生存,不但今日东三省幸免于俄,两广幸免于法而已”。“衰亡之原因”的剖析,可以启迪国人,使他们从“相似历史”中汲取历史教训,更清醒地检讨中国贫弱的病根,更好地寻求使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由衰亡到复兴的药方。例如,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的埃及,其亡国史就可使国人“戒惧”、猛醒。“埃及与中国最相类也,其古代之文明相类,其近世之积弱而中兴、中兴而复积弱相类”,埃及“以中兴之国,乃至溘然崩败,推求其故,实由借外债而任外人。以埃及蕞尔之邦,用外人至一千二百人,给外俸至三百八十余万金,一切内权,皆归其手。夫以外人而治内政,不谙情势,不习民俗,其措置已多窒碍。况乃倒授太阿,主权丧失,卒以是故,坐召外人之干预,反复相寻,遂藩其邦而奴其族”。有的论者还将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与其他亡国、失国的国家加以比较,认为中国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历史文化传统更为深厚,更有条件因而更应实现民族复兴、赶超世界先进。杨度就认为,欧洲的土耳其、塞尔维亚,美洲的南美诸小国,亚洲的波斯、朝鲜等,与中国一样,在国际军事、经济竞争中败于列强,沦为“二等以下之国”,但“彼等之国一败不可复振,何独中国不然”?这是因为,“以中国之土地论,则四百余万英方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十二分之一;以中国之人口论,则四万(万)五千万人,占世界人口总额四分之一;以土地上之财产论,则在世界为独一无二之宝库。以固有之资格,亦既战胜列强而居于优胜矣”;“夫使中国人能利用其固有之资格,奋起直追,以与列强相逞,则凭其资格之美,岂仅土耳其、塞尔维亚、波斯、朝鲜、南美诸小国等之天然与人为俱劣,一败不可复振者可比”。通过与衰亡国家的比较,他们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可能性、现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而坚信中国绝不会“一败不可复振者”,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复兴。

认识他者,有助于反观自我。与西方列强的对照,与非西方殖民地国家的比较,有助于先驱者建构清醒的自我意识,这包括更清醒地认知中华民族目前落后西方、濒临亡国的危险处境与“大而弱”“处于半殖民地之下”的国际地位,从而激发赶超西方、避免衰亡、恢复中华民族世界领先地位的强烈意识。冯桂芬、孙中山(1866—1925)等人先后表达过恢复中华民族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强国地位的思想。冯桂芬提出,通过师夷、自强,“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域,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孙中山提出:“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在华夏中心主义的视野里,华夏、中华是“自我”,四裔、夷狄是“他者”,自视为“衣冠礼仪之邦”,而视周边民族为“兽迹鸟迹之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都带有盲目性。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里,西方殖民者是“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他者”,西方社会以文明世界自居,中国人被视为野蛮人、被形容为“黄祸”,显然是戴着有色眼镜。近代中国的先驱者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注意超越华夏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驳斥了“华夷之辨”“黄祸”等错误观点,表示中华民族一定会实现复兴、从而避免被欺凌的命运,也一定会传承爱好和平的美德,因而不会给外部世界带来威胁。


  亡国史鉴:警示国人的清醒剂

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尤其是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被“蕞尔岛夷”日本击败之后,举国上下所充斥的是“国将不国”的危机感。有识之士不断发出“亡国灭种”的强烈示警信息,如康有为(1858—1927)大声疾呼,“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痛陈“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梁启超(1873—1929)则警示:“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严复(1854—1921)指出,如果士大夫为一己之私昧不知变,“故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尽管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但暂时还没有沦落到失国亡国、沦为完全殖民地的最坏地步。因此,近代思想家又选择已经“亡国”在先的殖民地国家作为外部参照物,作为“殷鉴”与“前车之辙”,进一步强化“亡国灭种”意象以警示国人,激发其为民族复兴而不懈探索。在他们看来,在那种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急时刻,非西方殖民地国家的亡国史,相对于西方列强的兴国史,对国人而言更具有启迪和现实意义,“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

对外国亡国史的引述、译编、介绍,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在奏折、政论中引述他国“亡国史鉴”进行夹叙夹议。康有为在1895年5月2日的《上清帝第二书》中以土耳其、印度为例指出:“夫财智之民多则国强,财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消,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在1897年12月5日的《上清帝第五书》中总结了殖民地国家亡国失国的四种类型:“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在1898年1月29日的《上清帝第六书》中,列举了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之下,“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又其甚则且如土耳其之幽废,如高丽之祸及宫闱。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又如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梁启超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强调非变法不能自救,“自变”则存,“不变而变”则亡,总结了“自变”“不变而变”的四种结局:“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埃及、高丽等国皆是);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待变者也(越南、缅甸等国皆是);其四,如波兰,见分于他国而代变者也。”日本通过“自变”而由弱致强,其他三类国家则因“代变”而亡国。他在1901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中,列举了西方列强以“灭国新法”施之于埃及、波兰、印度、菲律宾等弱国导致其灭亡的例子。在各国亡国史中,波兰常被提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到了波兰衰弱的过程。到了清末,波兰几乎成为亡国的“符号”与代名词。除了以波兰亡国为主题的书籍、文章外,其他文章也常引述波兰作为“亡国史鉴”。有学人对张枬、王忍之编撰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涉及波兰亡国史的篇目进行了统计,“该书中共有398篇文章,其中涉及波兰亡国史的文章共有39篇,约占总数的9.8%”。

二是报刊中直接以他国“亡国史鉴”为主题的专论。涉及多国“亡国史鉴”的如:《杭州白话报》1903年第15—24期连载的《世界亡国小史》。关于波兰亡国史的文章有:《波兰灭亡记》(《时务报》1896年8月29日),《波兰国的故事》(《杭州白话报》创刊号,1901年6月20日),《波兰灭亡始末记》(《经济丛编》1902年10月16日、30日),《波兰亡国之由》(《外交报》1903年5月11日),《讲俄国与普奥两国瓜分波兰的事》(《俄事警闻》1904年第44、49、50、52、54、56、65、67、68、69、70、71、72、73号),剧本《瓜种兰因》(《警钟日报》1904年8月20-31日,《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13期)等。关于朝鲜亡国史的诗文有:《朝鲜亡国史略》(《新民丛报》1904年9月24日、10月9日)、《日本之朝鲜》(《新民丛报》1905年1月6日)、《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政论》1907年10月7日)、《日韩合并问题》(《国风报》1910年7月17日)、《朝鲜灭亡之原因》(《国风报》1910年9月14日)、《日本并吞朝鲜记》(《国风报》1910年9月14日、24日)等,另有《朝鲜哀词》《丽韩十家文抄序》等文学作品。其他文章还有:《论韩国亡》(《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11月28日),《论高丽亡于日本》(《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1月3日),《闻韩王将废事感书》(《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7月18日),《哀高丽》(《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11月16日),《韩国灭亡史》(《东方杂志》1906年第3号),《哀韩篇》(《大公报》1907年8月19日),《哀亡韩》《大公报》1910年8月27日)等。关于埃及兴亡史的文章有:《埃及百年兴衰记》(《经济丛编》第1、2、4、5、7、16、17、18、19、20、29、32、40、41册连载),《埃及亡国惨状记》(《游学译编》1903年第8、11册连载),《埃及近世史》(《童子世界》1903年第11、13、15、23、25、26、30、31号),等等。关于印度亡国史的文章有:《印度蚕食战史》(《励学译编》1901年第1—10期、1902年第11—12期,后由杭州译林馆出单行本),《印度灭亡之原因》(《浙江潮》1903年第1、5期),《印度灭亡史(讲演稿)》(《童子世界》1903年第4、8、9、12、20、22、24、28、32号),《印度灭亡的原因》(《童子世界》1903年第29、33号)。关于越南亡国史的文章有:《越南亡国惨话》(《第一晋话报》1905年第6期),《安南亡国后之痛史》(《东方杂志》1910年第8号)等。其他还有《菲立宾亡国惨状纪略》(《湖北学生界·汉声》,1903年5月27日、9月21日),《缅甸灭亡小史》(《云南杂志》1908年第15号),《缅甸史》(《云南杂志》1908年第13、14、16号)等。

三是综合论述几个国家亡国史的书籍。如《亚西亚西南部衰亡史》(译书汇编社,1902),详叙欧人殖民侵略之下印度、安南、缅甸等国衰亡的历史;《近世亡国史》(殷鉴社,1911),记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灭亡事实及亡国后之惨状;《世界亡国惨史》(醒社,1915),是梁启超以其旧作《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等旧作为基础编辑;《亡国鉴》(上海泰东书局,1915),辑越南、朝鲜、缅甸、印度、波兰、埃及六国灭亡之陈迹,以警告国人;《世界亡国史》(泰华书局,1915)、《世界亡国稗史》(上海交通图书馆,1917;上海进益学社1928年更名为《亡国痛史》再版),分述印度、埃及、缅甸、波兰、安南、朝鲜等国的亡国经过;《世界亡国痛史》(上海时化书局,1932)、《古今各国亡国鉴》,包括朝鲜、台湾、安南、缅甸、印度、埃及、波兰、阿比西亚的历史;等等。

四是专门论说某一国家亡国史的书籍。关于波兰亡国史的著述有: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波兰分灭记》;日本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有三种译本:译书汇编社编译,1901;薛蜇龙(公侠)译,上海镜今书局,1904;陈澹然译,江西官报社,1904,更名为《波兰遗史》)。关于朝鲜亡国史的著述有:李芝圃《朝鲜亡国史》(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梁启超《朝鲜灭亡惨史》(醒社,1915),吴山(大同山人)《朝鲜亡国惨史》(道路月刊社,1932),倪轶池、庄病骸《朝鲜痛史——亡国影》(爱国社,1915),卢天牧(闲闲居士)《三韩亡国史演义》(杞忧社,1919),广文书局编译《朝鲜亡国演义》(上海世界书局,1921),沈桑红、蓝剑青《朝鲜遗恨》(上海沪报馆,1932)等。关于埃及亡国史的著述有:日本柴四郎《埃及近世史》(有三种译本:麦鼎华译,广智书局,1902;出洋学生编辑,商务印书馆,1902;章起谓译,商务印书馆,1903);日本北村三郎《埃及史》(赵必振译,广智书局,1903);《埃及惨状》(文明书局,1903)等。关于印度亡国史的著述有:《印度灭亡战史》(夏清馥编译,上海群宜译社,1903);《印度史(一名印度蚕食战史)》(王本祥译,上海启闻社,1903)等。关于越南亡国史的有:潘佩珠《越南亡国史》(广智书局,1905)等。

清末以来对亡国史的关注,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与民族复兴思潮的酝酿、定型,基本是同步的。亡国史的书写,成为民族主义表达的独特话语体,成为民族复兴思想的强力催生素。

其一,近代仁人志士通过对列强亡国之心、灭国之法的揭露,警示国人世界各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凶险,只有发愤图存、自立自强,才能在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国际生存竞争中立足,才能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康有为在1898年8月进呈光绪帝的 《波兰分灭记》中指出:“观于波兰之分灭,而知国不可不自立也,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并吞为事,大地所共闻也。”为了避免“我真为波兰矣”的危局,他建议光绪帝及早变法自强、保国自立。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中指出,“灭国”是“天下之公例”,“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西方列强以各种“灭国新法”施于弱小之国,“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埃及、波兰等国纷纷灭亡,当此将灭未灭之际,中国必须自立自强,决不能寄希望于列强“保全”,“我四万万人不讲所以兴国之策,而窃窃焉冀其免于灭亡,此即灭亡之第一根源也”,“闻列强之协助中国也,则色然以喜,此又灭亡之第二根源也”。

其二,近代仁人志士通过亡国之惨、灭种之痛的描述,警示国人必须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才能避免步波兰、印度等国之后尘,才能改变近代以来面临的屈辱命运。1901年《国民报》第1期刊文指出:“印度人无国,而频年荐饥者饥欲死;波兰人无国,而迁于西比利亚者寒欲死;埃及人无国,贫欲死;犹太人无国,富欲死。”中国一旦亡国,无以立国,“所谓中国人者,地球上永无容身之地”,“前事已矣,过此以往,我同胞之国民,其将恢复我中国之固有乎?抑甘随波兰、印度、埃及、土耳其之后尘,且等而下之乎?其兴其亡,决于今日”;中国“固具有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辚轹之资格”,国人当寻求“恢复之路”,使“我中国为地球万国之表率矣”。

其三,近代仁人志士通过衰亡之因、亡国之由的剖析,深刻认识到国家兴亡取决于国民,因而致力于激发国人的爱国观念、合群观念与民族精神,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康有为在《波兰分灭记》中指出,波兰分灭之由,“一以强邻干涉其国政”,“一以国民不合而上下隔塞也”,虽有选举,但大权落在守旧大臣手中,“而民庶熙熙,犹不知国之将亡,而莫解忧患也”,“是以民无政权而终至灭亡者也”。李芝圃在《朝鲜亡国史》序中指出:“使朝鲜君民同体,上下一心,尝胆卧薪,力图恢复,虽不能同日耳曼之复兴,意大利之再振,则箕子遗宗,亦不至随汉水滔滔而俱逝也。然返观朝鲜,其内政之腐败如故也,其党派之纷争如故也,其人民之愚昧如故也,优胜劣败,天演难逃。”陈怀在《读埃及近世史跋尾》里说:“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然后仆者起,废者兴,死者生,亡者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复兴思潮高涨,有学人撰文总结了民族盛衰的两条铁则:“整个民族都只想安富尊荣,轻视劳动,生活复杂,体格衰弱,而为其底层的大众,都是且离心离德,那末那个民族就由发展而向灭亡之途走去。整个民族都是刻苦耐劳,不厌劳动,生活简单,体格健壮,而整个民族不分阶级,一心一德,组织整肃,那末那个民族就向发展之途走去。”正因为国民精神状态与民族复兴能否实现密切相关,启蒙思想家非常关注国民性、国民心理之改造,视其为“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复兴民族的根本方法”。

其四,近代仁人志士通过殖民地国家亡国与西方列强兴国的比较,深刻认识到守旧、封闭必然导致落后挨打,变革、开放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康有为在第二、三次上清帝书中,以土耳其守旧亡国、日本维新强国作为对比,指出:“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救亡图存、民族复兴需要变法、革新,而且是需要“大变”“全变”,需要深刻、全面的改革,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现代化转型,否则,仍难以避免亡国的厄运。他在《波兰分灭记》中通过俄、波两国的改革加以说明:“当大变之时,非大武无以拨易更改。观俄彼得之所以强,观波兰之所以亡,其欲变、知变也同,而兴亡迥异,岂有他哉?变法之勇与不勇异耳!”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指出,中国虽然也意识到需要变法更张,需要学习西方,但讲求洋务三十余年“不知本原”,不像日本直接导向学术、政制,所以前途迥异。他说:“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他们以殖民地国家因守旧、封闭导致衰亡,反证了改革开放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民国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复兴思潮形成之后,各界人士在探讨近代民族衰落原因与实现民族复兴之道时,对殖民地国家亡国教训,也极为重视,并多有借鉴。新中国学会出版了《捷克建国记》等著作。岑有常撰文介绍了波兰爱国志士在屡次亡国之时为光复旧物“屡蹶屡起”,尤其是赞扬了毕尔苏斯基(J. K. Piłsudski,1867—1935)力抗外敌的“毅力与勇气”。甘豫立撰文介绍了“发轫于十九世纪之初”“盛倡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而成功于欧战以后”的“土耳其之复兴运动”,称有“病夫”之称的土耳其,在“甘末尔揭竿而起,以扁鹊华佗自任”后,终至于“体壮力强,精神焕发,居然返老还童,而建立意想不到之复兴伟业”。陈振鹭撰文阐述了全民连责、全民族团结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认为一些文明古国的衰落、灭亡乃“无全民连责之纽带则亡”,印度为“东方文明古国”,“被区区三岛之国统治而莫克翻身”,“迄今印人犹在英帝国主义者铁蹄之下呻吟”,是因为其内部互相仇视、冲突,“从未见有一种全民连责之纽带,系贯其间,既无团结一致之精神,亦无向上发展之志愿”;埃及也是文明古国,“倘使人民迈进,团结振作,未始不可以继往开来,长作有为之民族”,不幸在一度创造文化之后“即不思振作,奢靡不动,因循腐败,毫不见其民族有何种胶质,足以团结其集团”;朝鲜为东亚古国,“初则有宫廷政权之争夺,继则有亲华亲日之分派,后复有东学党之内乱”,也因“无全民连责之纽带”而自取灭亡。

 

  兴国经验:民族复兴的教科书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探讨民族复兴之路的过程中,既重视学习与借鉴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经验,重视重温与吸收欧美与日本的富强、兴国之道,但鉴于自身是在近代落伍后寻求赶超先进国家,因而格外重视一些国家如何在灾难之后变得强大、在衰弱之后再次崛起的过程,格外重视分析这些国家如何在困境中崛起、在衰弱中振兴的经验。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于1861年实行了废除农奴制改革,使国势在困厄中走向富强。这最先引起魏源的注意,他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中写道:“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即彼得一世)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之后,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格外关注俄罗斯“自其前王彼得罗以来,中间女后专政,悉能任权术,罗英俊,内修外御,名震邻国”;“俄自前皇彼得罗以来,慕效西洋政俗,讲求制造,风气日开”,虽跌跌撞撞,但终于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西洋且视为最强之国,各有瞠乎其后之势”。普鲁士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从备受欺凌的弱国崛起而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王韬(1828—1897)于1873年出版了二十余万字的《普法战记》,对普鲁士从“曩者为法所制”,到“卒能雄长欧洲,高执牛耳”的崛起过程,多有着墨。俄、普的快速崛起,给王韬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普崛起后,王韬对世界格局做了新估计:“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法国在遭到惨败之后,并没有一落千丈,且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不胜而胜”,其衰而复振的经验,对正遭受磨难并为寻求复兴之路而努力的中国人而言,是深刻而有益的启示。邵作舟(1851—1898)在《变法自强疏》中指出:“昔普、法之战,法之名城残破几尽,电线铁路处处毁裂,赔偿兵费计五千兆佛兰克,其数且十倍今日之二万万两然法人自定约后,上下一心,孜孜求治,从前弊政,一体蠲除,乃不及十年,又致富强,仍为欧洲雄大之国,论者谓较盛于拿破仑之时。”中国也当力求重新振作,“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方架欧洲,旧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巩,岂徒一雪割地赔费之耻而已!”

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转弱为强,更使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并深以为忧。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李鸿章(1823—1901)在写给曾国藩(1811—1872)的书信中就指出:“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为强国,并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于1874年侵犯中国台湾,李鸿章感觉到日本“必为中国肘腋之患”“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说:“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每为识者所讥,访闻初颇小哄,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早期维新思想家纷纷称赞日本通过开国迅速取得成功,并意识到中国自强之图、振兴之举不可“一日稍缓”。王韬指出:“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称赞日本通过学习西方、通过“师其所长”“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取得了富国强兵之效。薛福成(1838—1894)指出:“日本小学财匮,其势原逊于泰西诸邦,惟该国近来取法西人,于练兵制器各务,刻意讲求,颇有振兴气象。”他认为中国当“同心戮力,以图自强之要,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耳”。邵作舟指出:“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而国富民强,为泰西所推服,是广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今日中国关键,全系乎此。”黄遵宪(1848—1905)于1887年写成《日本国志》,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悉从西法”“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并迅速取得成功的情况。

中国在1895年、1901年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这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观念、民族复兴观念开始生成。致力于探索民族复兴的各阶层人士,在关注殖民地国家的“亡国史鉴”的同时,也重视借鉴当时世界大国的建国、兴国与强国的经验。一些专门反映西方国家、反映日本建国兴国的作品得以问世,这些作品如梁启超1902年下半年发表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904年完成的《新大陆游记》,宣樊子(林獬)1901年发表的《美利坚自立记》《俄土战记》,姜宁氏《美国独立史》(章宗元译,译书汇编社,1902),涩江保《美国独立战史》(两个版本:中国东京留学生译,商务印书馆,1903;作新社,1903),无名氏《美国独立史别裁》(清河译,上海群学社,1906),《意大利独立战史》(东京留学生译,商务印书馆,1902),松井广吉《意大利独立史》(张仁普译,广智书局,1903),《意大利独立战史》(作新社,1903),《意大利建国史》(一新书局,1903),日本高山林次郎《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罗孝高译,广智书局,1902),《荷兰独立史》(《江苏》,1903),柳井絅斋《希腊独立史》(秦嗣宗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葡萄牙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11)等。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维新派、革命派的上书、政论、讲演与宣传品中,也常常引述列强尤其是日、俄通过变法或改革振衰起弊、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维新派主要领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称,“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遂能侮我,而“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称,“俄、日能变法,遂威行东方”;在《上清帝第四书》中称,“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酋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梁启超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引述了俄、德、日振衰起弊的兴国经验:“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他在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中,以“少年意大利”言说“少年中国”:“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以日耳曼、法兰西之例子,说明战败不足丧志、衰弱可再图强,以激励国人光复旧物、致力复兴:“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今且无论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耳曼不尝败于国法乎?不三十年,洒耻覆亡,蔚为强国。八百六十余年,法兰西不尝破于德国乎?不二十年,救敝扶伤,裒然称富。论世之士,谓其较拿破仑之日为逾强也。”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1894年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源头。他在同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到了日本明治维新:“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成效已大有观。”1905年,他在演讲中又提到了日本崛起:“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他晚年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又结合日本的例子谈到国家复兴时指出,中国现在的处境是“次殖民地”,“还不能够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的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我们要迎头赶上,争取“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国人一起致力于“恢复民族的地位”,有朝一日,“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其他政论中,留学生、革命派也纷纷援引西方大国在困境中崛起的历史经验。如1901年《国民报》第1期刊载《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指出,20世纪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夫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欧洲数强国,其民之受压抑束缚奴隶牛马暴虐杀戮固无异于中国之今日也。然卒不逾半世纪,而竟脱除压抑束缚之祸,奴隶牛马之役,暴虐杀戮之惨,皆成新造独立之雄邦者,岂非自一二杰士,昌明公理,大声疾呼,起通国之民心,勃然奋发而致之乎?”国民应认清民族复兴的责任,“必使我中国之文明,造乎极域,风潮披靡于欧美”。该报刊出的《中国灭亡论》一文,引述了美、法、意、希、日本等国“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渡过难关而崛起振兴的例子,称美国“其初受英之压制,盖无异于今日之中国”,但十三州志士“起兵以拒英”,“血战七年,卒得独立,为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国”;意大利曾“为奥国所箝制”,“志士痛之,仰天号泣,奔走呼救,以倡意大利统一之说,其后当法国之革命及日耳曼之变动,影响所及波于半岛,意人遂离奥自立,而涣散各州遂一日归于统一”;“法之败于德也几不国矣”,其国志士“废帝政以易民主,未几而雄长欧洲矣”;希腊“隶于土耳其版图者,四百有余年矣”,举国奋起抗争,“卒赖各国之助,而以黑子弹丸巍然独立于地中海”。

民国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对西方强国的兴国经验也多有借鉴。五四时期,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等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强调民族复兴寄希望于国民,尤其是寄希望于青年。陈独秀指出,吾国“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反观“法美日本国民之运动,非一党一派之所主张所成就”。他要求青年“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李大钊以德、意等国经验,阐明青春中华之再生,需要提振国民精神,需要提倡民族主义,需要青年承担起民族兴亡之责任。他指出:“发扬蹈厉以树国民的精神,亿辛万苦,则德意志帝国之建立、意大利之统一,其最着矣。国民的精神既已勃兴,而民族的运动遂继之以起。于是德国则倡大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矣,俄罗斯、塞尔维亚则倡大斯拉夫主义(Pan Slavism)矣,英吉利则倡大盎格鲁撒克逊主义(Pan Anglo-Saxonism)矣,他如美之守孟禄主义,日本近来之倡大亚细亚主义。”尤其是德国的“青年德意志运动”“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建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统一,才二十载,距今亦不过六十余年,而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余”。因此,他强调中华民族更生再造,必须倡导“新中华民族主义”“旧民族之复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为此,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少年中国运动”,借鉴意大利革命者玛志尼(G.Mazzini,1805—1872)创立少年意大利团体的经验,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

在“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中,新中国建设学会于1933—1934年出版了《兴国记》第一、二集(赵正平主编,书林书局),《复兴月刊》等报刊于1932年始相继发表了孙几伊《战后德国人民对于复兴底努力》、寿宇《欧战后意大利的复兴》、兰坪《日本明治复兴后产业发展之趋势》、陈其刚《马克维尼与中国复兴》、高承元《论美国经济复兴运动》、王雨桐《美国复兴运动之总检讨》等文,借鉴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复兴提出相关建议。在政治建设方面,由于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1469—1527,时译“马克维尼”)主张结束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主张“应该不顾一切,只求可以挽救国家的危难,维持国家的独立”,因此,陈其刚称马基雅维利“为当时的意大利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途径,为今日的意大利造成了复兴的基础”,“中世纪的意大利与今日的中国,在实质上都是支离破碎的局面”,“意大利因马克维尼伟大的学说,得到了光荣的复兴”,“我们不要复兴中国则已,要复兴中国就必须步着马克维尼的后尘努力前进”。在经济复兴、产业复兴方面,资耀华主张全面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经济恐慌的政策,如紧缩财政、“沟通农村与都市之金融”“增进中下阶级及农民之购买力”;张水淇主张借鉴“欧洲之产业革命”经验,如“近代之资本制度”“大规模经营”的近代生产之模型,适应大工业的交通设施;兰坪认为民族复兴的原因多而复杂,日本明治维新“可说是日本民族的复兴”,与其产业政策上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值得借鉴;钱承绪主张借鉴德国重视人才的经验,“拿德国来说罢,在巴黎和会之后,我们都知道她在经济上受有很大的创痛,但是至一九一八年以后,她国内各种企业,仍旧在创痛中,不断地增进,这就是国家对于人才同事业能够积极的培养,人才一多,发明自然也愈多,到了结果,各种企业就能依赖于人的力量,而压倒一切之一切”。在教育兴国方面,百刚谈到日本、德国重视教育的经验,指出“要使国家和民族复兴,非从教育着手不为功”,“我们知道一八四八年时候的德意志,支离灭裂,几乎不成一个国家。五十年前的日本,诸藩分立,‘黑船来袭’的时候,何尝有近代国家的形态。但一则终于统一,一则维新告成。读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将德意志的复兴和日本的崛起归功于教育的”。在恢复民族精神方面,时人非常重视民族精神在德意志民族复兴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费希特(J.G. Fichte,1762—1814,时译“菲希德”)发表的《对德意志国民讲演》直接助推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当时的《再生》《复兴月刊》《大公报》等有多篇文章提及这篇讲演,指出“那时有一位大思想家,深信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的能力,深信德国的复兴在民族精神的唤起,在新教育的提倡”,认为“民族之因道德的堕落而亡者,惟有道德的改造足以振之,此菲氏立言之根本精神也”。在文学复兴、文艺复兴方面,主张借鉴西洋“复兴时代的文学”“复兴时代的精神”,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像“法国革命时的国歌,英国培根的政治科学论文,美国林肯的演说辞”。

 

  模式探寻:学习西方、回归东方与“第三种文明”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探索世界各国兴亡经验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结合,对民族复兴的实现途径从不同角度做了不尽一致的探索。他们高度重视“列国经验”,但也对自身文化、民族特性、“中国元素”充满自信。例如,寰忠撰文认为,中华民族“为极端爱好和平之民族”“为抵抗力极富之民族”“为同化力极大之民族”“为蕴藏极大富力之民族”,深信“我五千年之文化,五千年之历史,危而不亡,颠而不倾,固自有精湛之特性,而非其他民族所能企及者”,深信“吾侪生而为中华民族,不徒负复兴民族之责任,直负复兴世界之责任”。他们力求把借鉴“列国经验”与立足“本土视野”有机结合起来,从早期学习外国模式以谋求民族振兴,再到日渐重视中国国情以探索“中国道路”。仔细观察其轨迹,大致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回归东方到创造“第三种文明”的演变。

——学习西方。在近代早期,先进的中国人主要是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通过借鉴西方来探索民族复兴的实现途径。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还是比较笼统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19世纪末,开始具体效仿、学习某一个国家、某一两个国家。维新派要求,效法、俄、日,以变法自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法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为了仿效俄、日以推行改革,康有为编纂并向光绪帝进呈了《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革命派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尤其提倡学习美国。邹容(1885—1905)在《革命军》中“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提出了二十五条建国纲领;孙中山主张向美国学习,实行民主共和,其三民主义就受到美国林肯(A.Lincoln,1809—1865)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深刻影响。陈独秀等向往、推崇法兰西文明,早在1903年就曾以“秦风”为笔名发表《读<法国革命史>作革命歌》;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等推介法兰西文明的文章,认为“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由斯以谈,人类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并认为近世欧洲三大文明——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曾琦等主张效法玛志尼的少年意大利党模式,发起少年中国运动。后来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则以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主要目标。

——回归东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的缺陷、弊端得以充分暴露,使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发生了从向往、羡慕到怀疑、反省的思想转向。与此同时,对中国国情日渐重视,对“中国经验”、自身文化的自信不断增强。杜亚泉(1873—1933)指出:“近年以来,吾国人羡慕之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眼光从西方转回东方,把民族复兴希望寄于民族文化复兴,把中国命运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命运。梁漱溟(1893—1988)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贺麟(1902—1992)提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钱穆等人,则阐述了中国文化复兴论、儒学复兴论。

——“第三种文明”。李大钊率先提出突破东西文化二元结构的“第三种文明”论。1916年8月17日,李大钊发表《“第三”》一文,称“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又撰文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925年,张申府(1893—1986)提出了创造吸收中西文化之优长的“第三文化”;在20世纪30—40年代,还提出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思想,认为“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之后,又不断有人阐述、探求过在中西文化融合基础上创造新文明的主张与方案。他们强调,实现综合创新,既要面向外部世界、吸收各国文明,同时也要立足中国国情、着眼中国实际。总之,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思想融合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实现综合创造,探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发展方向。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第415—428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昨日回顾: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的文章《中西水文化互动中的“变”与“常”:以〈泰西水法〉在明清江南地区的传播为例》


 明日预告:上海社科院俞宣孟研究员的文章《写中国哲学史能“依傍”西方哲学吗?:兼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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