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 5个重刑犯出狱后的故事

在人间 凤凰图片编辑部 2019-04-12


这天对刘彩霞来说,从早上六点开始。起床后,她蹑手蹑脚地打扫房间,以免吵到隔壁仍在熟睡的大儿子高鹏和儿媳。接着,她为自己摊了一个鸡蛋饼。儿子和儿媳八点起床上班后,刘彩霞迎来自己的独处时光。她搭乘公共汽车,耗时一个半小时,从沈阳大东区来到位于铁西区的香顺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按摩。她的二儿子高飞也在这里工作。


上午十点,金华坐在沈阳市沈河区嘉里中心高层窗明几净的办公室中,他的手机时常响起,业务络绎不绝。此刻,在皇姑区一座隐藏在居民楼中的由酒店改造而成的办公室中,他公司旗下的一位18岁女主播正在进行短视频拍摄。


与此同时,在距离嘉里中心十公里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用品店的员工范三和金子像往常一样,在急诊部蹲点。


553公里外,在与黑龙江交界吉林省舒兰市金马镇上,阿兰正在家中享受与亲人团聚的美好时光。阿兰的父亲在煮玉米,母亲在扫地。阿兰坐在炕沿上,一边抽烟一边望着窗外广阔的田地。


这是三月寻常的一天。这几个散落在辽宁各处的、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拥有各异状态的人物,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重刑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之后,他们再次融入社会,在不同的机缘下,重新开启停滞多年的人生。


他们离“正常人”的生活很近。可公开查询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末,中国共有在押服刑人员1646593人,2009年刑满释放人员387172人。


他们也离“正常人”的生活很远。根据1994年12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八条,在我国,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然而事实上,在监狱走过一遭或者几遭后,这段经历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刑满释放人员的血脉与肌肤中,塑造和改变着他们日后的生活,也颠覆了他们往昔的社会关系。


社会中处处都存在对于刑释人员设置的“禁入门槛”。不友好的求职环境让很多人心灰意冷,最后干脆回到老本行,游走于灰色地带和犯罪的边缘。


在本期报道中,我们聚焦几位刑满释放人员以及他们如今的生活。有的人一边享受着亲人朋友的关怀,一边迷茫着前路去向何方。有的人出狱后发现父母双亡,房产被卖,无依无靠。有的人极力试图忘记过往,却发现往事如梦魇般盘旋萦绕。还有的人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在狱中度过与世隔绝的十年后,搭上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列车,跻身中产阶层……



 “脱胎换骨了,你不得爆一层皮吗?”

经过十多年的炼狱生涯,阿兰回到家中,

母亲总是需要时不时摸摸他的头。

为迎接儿子回家,阿兰父亲在家做猪头菜,

邀请亲人朋友一起来家里团聚。


阿兰家中的照片墙。


阿兰在狱中寄回给父母的照片。


阿兰和母亲择菜,父亲拉起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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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0日,监狱大门打开的那一刻,阿兰的大脑一片空白。对于即将看到谁,或者会迎来怎样的生活,他心中毫无想法。接阿兰出狱的是曾经的狱友老鹰以及他的同案兼发小,他俩连同另一个发小由于持枪抢劫珠海地下钱庄一百多万并致人重伤入狱。由于两案在身,阿兰被判十五年,在狱中减刑四年。


母亲紧紧握住儿子的手,这一天她已等了太久。


发小看到阿兰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眼泪唰的下来了,“我想到自己也是这么出来的”。他连忙上前拥抱阿兰,却被他一把推开。“现在还不是拥抱的时候,等我们事业有成了再拥抱。”


从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到与黑龙江交界的吉林省舒兰市金马镇上阿兰的家,有846公里。按照正常车速,需要开10个小时,而老鹰只用了8个小时。有着类似经历并且母亲卧病在床咳血不断的老鹰心里清楚,阿兰的父母以及家族中的亲戚朋友,盼望这一天太久了。


儿子出事后的第二年,身为农民的阿兰父母开始辗转各地打工。他们去过内蒙古、河南、江苏甚至是俄罗斯,收过土豆和胡萝卜、种过地,也在早餐店打过工。他们将打工赚的钱寄给狱中的儿子,保证他的基本生活。剩下的钱,他们在儿子出狱前几年回到金马镇,将原来的土房扩建,为了是儿子出来之后有个宽敞明亮的居住场所。


夜晚,阿兰偎依在母亲身旁。


在老鹰的安排下,阿兰在距离金马镇24公里的平安镇剃头、洗澡,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回家。与此同时,金马镇上阿兰的家中,五六十号亲戚早已聚集起来。炕上、床上、地上、厨房里以及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他们有的从金马镇的其他地方赶来,有的则从与拉林河另一侧的黑龙江省五常市过来。


阿兰的母亲在家中焦急地来回踱步。由于心脏不好,她不能太过兴奋。但即便如此,她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狂喜,早早来到马路口,不断张望。当老鹰、阿兰及其发小到达金马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镇上唯一一条主街道两旁的店铺早已关门,昏黄又零星的路灯映照出的,是阿兰熟悉但又陌生的家乡模样。2000年离开家乡南下珠海的时候,通往阿兰家的路还是土路,如今已经成了平坦的水泥马路。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土房,如今已经是窗明几净的砖房。


阿兰到亲戚家中做客,尽管已回到家人身边,他仍然感到迷茫。


一阵热闹和寒暄结束之后,阿兰一个人坐在饭厅中,一边抽烟一边愣神儿,“像是做梦一样。”阿兰的母亲也犹在梦中。在儿子入狱期间,失眠对母亲来说是家常便饭。她经常半夜惊坐起,摸摸身边,以为是看到儿子了。现在儿子真的回来了,母亲反而有些不适应。她总是需要时不时摸摸阿兰的头,以确认他是真实的,以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阿兰的家族在金马镇上颇有名气,以和谐著称。父母的兄弟姐妹在阿兰出事之后给了阿兰父母很大的帮助。阿兰的小姨在他出事后经常骑着一辆大得与她娇小的身材不成比例的老式自行车,穿过拉林河来到金马镇,和姐姐谈心唠嗑。大姨和小姨也曾经陪着阿兰的母亲,从金马镇经过汽车-火车-汽车的辗转,一路来到凌源监狱,探望阿兰。这一起一落,要耗费一周。阿兰入狱后,母亲的时间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前,过年意味着旧日时光的终结和新一年的开始。后来,去监狱探望阿兰取代了过年,成为一家人一年之中最大的盼头,也成为开启他们新一年的时间节点。


阿兰和父母在亲戚家中做客。


阿兰出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父母两人坐在家中,相对无言。昔日风趣幽默又健谈的母亲,变得沉默寡言,她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一出门就辨不清方向。也不是没想过死亡,最绝望的时候,她曾经拿着一把菜刀,架在自己的头皮上。更多的时候,阿兰的父亲扮演着一个疏导者和调解者的角色,他将悲伤藏在心底,努力地疏导妻子的情绪,也为她分担家务,让她得到充分的睡眠与休息。阿兰父母的恩爱情感让这个家庭在遭遇独子入狱的打击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等到了光明的到来。


在这个家族的相互扶持和一团和气背后,也暗藏着至亲之间那种报喜不报忧的隐忍以及含蓄。


阿兰和父母在酒后的合影。


阿兰在服刑期间寄给家里的信件中,反复强调“我很好,我要好好表现,争取和父母早日团聚。”他也曾经给父母寄过几张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阿兰剃了寸头,穿着灰色的囚犯服,坐在一张写字台前,盯着电脑屏幕,表情中透着满足。


“我一看就知道是摆拍的。”阿兰的母亲说。“他拍这个照片只是为了让我们放心。”



阿兰到镇上的商店购物,他已经学会了手机支付。


反过来,父母这些年来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那些都不说了,现在回来就好。”但儿子心里也清楚,这些年父母为自己操了多少心,付出了多少劳动。“他们不说,我也知道。”阿兰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养活自己、自食其力,在这个基础上,能有能力孝敬父母,让他们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


出狱一周后,阿兰家仍然门庭若市。每天都有亲戚朋友登门拜访,吃饭喝酒聊天。他感到幸福,但同时也感到迷茫,不知道前路在何方。身为农民的孩子,他不想回归种地。他想过卖大东北大米,也许会尝试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售卖,但他对于微店、抖音带货这些形式仍然感到陌生。同时他也打算过段时间再去趟广东,回到他二十岁时生活和奋斗过的地方,也许在那边开一个烧烤大排档。他也想娶妻生子。他的同案发小比他早出来两三年,如今老婆已经怀有身孕,即将成为爸爸。而他的另一个发小,孩子都十几岁了。阿兰的母亲也时不时半开玩笑地说,“儿子什么时候让我抱孙子啊?”


阿兰站在田间路上望向远方,他希望浴火重生,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前路如何,他依然感到迷茫。


“慢慢来,慢慢来。”阿兰笑着回答到。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阿兰和母亲、父亲和大姨围坐在餐桌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们也关注着窗外偶尔经过的车辆和走过的人们,评论几句他们的现状。有很多人,都是阿兰不曾认识和知道的。母亲热切的目光时刻追随着儿子,过一会就忍不住要上手摸一摸儿子的头,像是抚摸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母亲注意到阿兰手上的死皮,语气中透出心疼。


“不要老抠啊,都爆皮了。”


“脱胎换骨了,你不得爆一层皮吗?




“我们犯过错误,进监狱了,悔改了,也赎罪了”

回忆起和丈夫的争吵、打架行为,

刘彩霞还是难以平复心情。


刘彩霞在早市买菜。


如今,刘彩霞在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学习按摩。

刘彩霞在家中看电视,她喜欢看养生类节目,

她希望自己能身体健康,活得更久一点。

刘彩霞做的读书笔记,

现在的她经常告诫自己,要学会控制好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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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3岁的刘彩霞结束了十几年的监狱生活后时常做两个梦。


第一个,是梦见自己还在监狱里,虽然即将被释放,但迟迟轮不到自己。“怎么还不放我呢?怎么还不放我呢?”在梦里刘彩霞焦虑地问到。


刘彩霞出狱后在北京做了几年保姆工作,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她去了天安门、景山公园、北海这些景点。


第二个,是梦见1999年隆冬腊月天里被她用一把斧头砍死的丈夫。在梦中,他仿佛变了个人,不再酗酒成性、对刘彩霞拳脚相加。虽然大部分时候,梦中的丈夫是面目不清的,有时躺着,有时干脆是个背影。但刘彩霞百分百确认,这就是丈夫。在梦里,刘彩霞对丈夫说:“你活着的时候这样该多好。”梦醒后,刘彩霞仍然恨他。


那年冬天并非刘彩霞第一次起杀心。1993年冬天,也就是二儿子高飞出生后的第13天,丈夫又一次打了刘彩霞。如果那时候手头有菜刀,“那天晚上我就想把他干死了。”从起杀心到实施杀人,这中间过去了六年。在这六年中,刘彩霞曾与丈夫分居,也曾提出离婚,在遭到丈夫反对后,试图通过法律程序,起诉离婚。丈夫得知后,拿着菜刀到法庭上威胁,离婚未果。最终刘彩霞决定认命。“忍吧,过吧。”直到高飞6岁那年,刘彩霞和丈夫在家中搭锅台和炕。丈夫又一次喝多了,搭了一半的锅台由于争吵而停止。“寒冬腊月的,住哪儿啊。” 刘彩霞的嘀咕激怒了丈夫,在二人的肢体冲突中,刘彩霞“拿把斧头就给他干死了。”


即便等待她的是十几年的牢狱之灾,刘彩霞也未曾后悔。恰恰相反,在案发后,她感到异常平静,仿佛压在胸口多年的一块大石最终落下,“像是突然去了一块心病”。


刘彩霞在家中吃饭,她现在住在大儿子家里。儿子儿媳工作忙,平常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很少。


像刘彩霞这样的女犯,不在少数。在2001年公布的上年度湖南女子监狱调研中,118名在押暴力性女犯里,因杀伤了出轨或虐待无度的丈夫而入狱的占58.5%。在2004年对南京女子监狱进行的问卷调查中,205名实施暴力犯罪的在押女犯里,用“杀伤丈夫”来解决家庭冲突的有85人,占41%。而在2015年人民大学法学院抽样调查中国女性在押人员状况的研究中,五个研究样本中有一个是位于中国西部、人均GDP3600美金某省份的女子看守所,因为家庭暴力而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占到该所女性犯罪的18%。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我国家暴发生率在29.7%-35.7%之间,其中90%以上的受害者是女性。约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为男性,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暴而解体。


在刘彩霞入狱期间的2001年,《婚姻法》做出修改,将家庭暴力构成要件等同于一般暴力构成要件,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的法律责任没有实质不同,举证责任与范围也基本一样。而到2016年3月,包含6章38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但由于《反家暴法》在立法上仍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漏洞,也存在司法、执法理念和实操技能处理上的困境。因此,目前法律认定家暴事实的比例仍然较低,受害人举证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制度的潜力仍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刘彩霞看来,从找对象开始,她的人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一步错步步错,直至跌入谷底。“前半生就是一步一步这么走下来的,悲哀不?”而当她走出监狱大门,准备开启后半场人生的时候,却发现困难重重。


刘彩霞居住的卧室,她还没来得及置办床品。


首先是身体记忆的负隅顽抗。如今回想,刘彩霞对于过去的时间节点都记不真切,甚至连自己是哪一年被释放的,她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过去这段经历太痛苦了,我只想把它忘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刘彩霞出狱后生理上的肌肉记忆以及心理上的种种不适,一次次提醒着她这段与世隔绝的、仿佛被黑洞吞噬的时光。


在监狱里,上厕所需要打报告,并且三人成行,不能单独行动。刚出狱时刘彩霞仍然小心谨慎,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监狱里都要开灯睡觉,刘彩霞出狱后,变得害怕灯光,甚至喜欢摸黑。有的时候到了晚上,也不开灯。她也丧失了方向感,喜欢溜边,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 


同时,刘彩霞也发现自己没有了指纹。狱中在服装厂干活儿的经历让她的手指肚上长满了茧子,也失去了纹路。这一证明个体独一无二存在的身份标识,这一个体与国家最细微也是最基本的联结点,在刘彩霞这里丧失了。


在刘彩霞入狱之后,两个儿子高鹏、高飞都在付光荣创办的儿童村长大。


她也不认得钱。监狱里看不到钱,所有的交易都被转化为公分和账户上的数字。刘彩霞进去前,人民币还是旧版的,出来之后,纸币已经改头换面。有一次从老家绥中坐车到沈阳,儿子告诉她车费还差五毛钱。刘彩霞当即拿出一张五块给了儿子。在刘彩霞的印象里,紫色的就是五毛。殊不知人民币改版之后,五块也是紫色的。


除了上述种种,摆在刘彩霞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和两个孩子分别将近二十年之后,如何重建亲子关系。虽然如今提起往事,二儿子高飞总是以“那时候太小了,都记不清了”为由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刘彩霞隐隐觉得在案发当天,出去玩儿的儿子们回家之后看到了现场,刘彩霞不敢想象,那给当时年纪尚小的孩子,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


高鹏和高飞在父亲被杀、母亲入狱后,被家中亲人送到了付广荣于2001年在沈阳创办的儿童村,与30多个有着类似经历的“孤儿”相依为命,他们在付广荣的照料和看护下长大。高飞将付广荣唤作“老娘”,把刘彩霞称为“妈妈”。


刘彩霞和儿子高飞在儿童村留影。


如今刘彩霞在沈阳市香顺职业培训学校学习按摩。从出狱到现在,她辗转几个地方,换了一些工作。从在内蒙古的远方亲戚家做保姆,到去北京当保姆和到饭店洗碗端盘子,刘彩霞时常遇到挑剔的雇主,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支撑她工作的信念是要把在监狱里十几年时间对父母没有尽到的孝心和对儿子没能担负的责任,都补回来。于是她努力赚钱,想趁着父母老去之前,让他们享福,也想为两个儿子多攒点钱,帮助他们成家立业。


刘彩霞现在和大儿子高鹏及其妻子住在一起。儿子与儿媳住一个卧室,刘彩霞住另外一个。由于年后刚刚搬进来,刘彩霞的房间还没来得及置办床品,她就睡在地上。儿子在房屋中介上班,儿媳在一个服装公司做销售。他们平时早上八点出门,晚上九点多才回家,很少在家吃饭,因此刘彩霞和儿子儿媳交流不多。大部分时间,她都一个人去逛早市,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电视,有时候在儿子儿媳下班回家之前,刘彩霞已经睡觉去了。二儿子高飞在距离哥哥住所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上班,也在公司附近租房。因此平时一家人很难聚齐。高飞到哥哥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来洗衣服。


刘彩霞和儿子高飞参观儿童村的反家庭暴力展览馆,她在此情绪非常激动。


儿子们渐渐长大,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刘彩霞不愿意打扰他们。她希望找到一个和她合得来的老伴,然后搬出高鹏家,和老伴一起平淡又幸福地度过后半生。


虽然生活仍然充满困难,但刘彩霞坦然当下是她最好的状态。在最近香顺开办的智慧父母研讨会上,刘彩霞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讲述自己杀夫的经历。从前她总是藏着掖着,她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有污点的人,而出狱后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努力掩盖这一长达十七年的污点,努力“扮演”一个普通人。出狱后遇到有人询问她的家庭状况,刘彩霞要么说自己的丈夫病死了,要么在求职时隐瞒自己坐牢的历史。即便是面对家人的关切问询,刘彩霞也只是以“在里面挺好的”草草回应。可越是试图压抑,试图忘记,往事就越是心头盘旋、堆积、久久无法消散,甚至时常以梦境的形式回访。


刘彩霞坐在公交车上,望着窗外的风景。现在她的想法就是挣点钱,帮助孩子成家立业,好好生活。


直到她在智慧父母的课堂上敞开心扉。在教练的引导下,她讲述了自己因无法忍受丈夫长期家庭暴力最终杀人入狱的经历。“我特别尊重你。”在听完刘彩霞的讲述之后,教练说道。接着他又安顿在场的几个学员:“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大家要帮她保密。”


目前刘彩霞最大的期望,是社会大众能够消除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固有成见。“谁都会犯错误,不进监狱也不一定没犯过错。我希望大家不要歧视刑满释放人员。我们犯过错误,进监狱了,悔改了,也赎罪了,出来之后就应该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待我们。”




 “人家都是三十而立,你五十岁还没立,还往里整呢。”


范三,人称三哥。曾是80年代的万元户。


范三曾是黑道大哥,背上文了一条下山的猛虎。


范三在殡葬店里与金子等人商讨业务。


范三到医院里“扫楼”。


范三、金子正在沟通和家属谈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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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大四院的顶楼天台,范三点了一只烟。那是初春晚上九点的沈阳,一轮橙色的月盘从远处一幢高大的烟囱背后缓缓升起,铁路高架桥上一辆满载旅客的列车飞驰而过,再往下,则是川流不息的车辆。


“从这里看过去,正对面就是我们店儿。”顺着范三手指的方向,能看到一块写着“妈妈送你去天国”的牌匾。这是付广荣创办的“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的其中一家,由社会企业家担任店长,吸纳刑满释放人员成为店员,获得的利润按照店长30%、店员30%和公益40%的比例进行分配。去年八月份来到这里的范三如今是这家店的组长,负责店铺的日常统筹工作。


烦闷的时候,范三就来顶楼天台透口气,这里像是他的秘密基地,吹吹风,看看风景,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不顺心就瞬间烟消云散。重新调整好后,他又回到医院,从十楼开始,逐层往下,进行夜间的“扫楼”工作。


10楼ICU,需要重点关注。7楼是脑出血专科,这里也是死亡高发区。最后是1楼的急诊。


在医院,范三为亡者净身完毕,准备离开。


扫到7楼时,范三遇上了在7楼蹲点的员工金子和老九。金子是范三的发小,今年1月出狱后,来到店里工作。老九来店里的时间比范三早。他曾经因为持凶器抢劫伤人入狱。老九耳机不离身,喜欢听九十年代的香港音乐。他也有点神经衰弱,晚上在宿舍睡不着,只有在医院走廊里给家属准备的简易床上,才能安眠。


范三在走廊里“晃荡”了一圈后,锁定其中一个病房里被众人拥簇的老太太,并上前与家属聊天。果然,不到二十分钟后,这位老人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但由于家人希望她回家安息,这单生意就此作罢。


作为去年8月份刚刚进入这行的“新手”,范三的眼力惊人。这与他在监狱中担任直属组长的经历密不可分。直属组长相当于管理员,负责监狱里几百人的精神状况。最威风的时候,范三手下管理着三千犯人。犯人的精神状况是范三的重点关注领域。高墙之内失去自由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心生抑郁,产生轻生的念头。在和犯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范三学会了察言观色,通过每个人的动作、状态和情绪了解每个人的心理状况。


“你必须得知道人悲伤时候的样子。”范三说。


范三在为一位亡者做起灵仪式。


在监狱里的23年间,范三多次目睹生命在他眼前消逝。他见过晚上睡觉时候在被窝里割腕自杀的人,“起来上个厕所的功夫一看,被窝里全是血,我就马上按抢救铃。” 也见过监狱中简单粗暴的处理死者的方式,“把木头门摘下来,把人往顶上一扔,四个人抬着往医院跑。”他也曾经试图从死神手中拦下一个心梗病人,最终这人还是死了。范三回到监狱,翻看死者的日记本,找到家属的电话并告知他们亲人去世的消息。


冥冥之中,范三可能与殡葬行业有种奇妙的缘分。狱中的这段经历,以及年轻时候那种“每天不打几个人就不舒服的”跋扈往事,让他早已视生死如家常。在范三做组长的殡葬店里,员工休息的单人床床头竖着一个用蓝色丝绸包裹的纸棺,上面的“奠”字大而醒目。单人床正上方用木板搭建出来的简易天棚上,放着成捆的黄色烧纸。但范三从没害怕过,“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


殡葬行业究其本质,是服务业,需要看活人的脸色吃饭。在医院招揽生意,往往是在活人手忙脚乱、情绪起伏不定的时候。如何询问病人病情、如何与家属沟通、何时递名片就成了一个需要讲究技巧的工作。行动过早,容易激怒家属。下手太晚,可能会被旁边的同行抢了生意。而即便能顺利地接下一单,有时候还需要面对亲属的百般责难以及临时变卦。能做完从净身到殡仪馆再到火化一条龙服务的,少之又少。往昔呼风唤雨、打打杀杀、身边聚集了一群小弟的范三,如今却需要低声细语、唯唯诺诺。这对他来说,不失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困难不止一个。殡葬行业激烈的竞争也让身为组长的范三伤透了脑筋。在医大四院的对面,一连串殡葬用品一条龙店依次排开。范三所在的店面地理位置并不算好,店面也不大。一位从医大四院穿过天桥寻找殡葬店的客人,需要走过七八个同等类型和规模的铺面,才能到达范三所在的店。这样的位置并没有赋予范三过多的优势,因此在医院蹲点、扫楼、快准狠地抢生意就至关重要。


穿黑色中式外套的范三。


但这也不好做。范三刚来的时候,将以前混社会时候的大哥做派带到医院里。他带着一群小弟扫楼,威风凛凛,生意也一下有所好转。但由于范三曾经入狱五次、服刑23年的案底,他在出狱之后仍然是警察的重点关注对象。如此张扬的行事风格被付广荣叫停。范三被命令不要再到医院扫楼。而在“妈妈送你去天国”店铺的右手边,也被贴上了“扫黑除恶”的宣传海报。


范三身上的江湖气,是多年累积的结果。从1980年起,范三就频繁地进出监狱。最近一次的入狱是因为他的一个小兄弟把自己捡来的一辆车送给他开。范三没有过问车的来源,换了一个牌照就上路了,直到有一天在抚顺家中车库门前被警察拦截。他因为隐瞒掩护罪,被判一年半。


在最后一次出狱后,范三的妹妹来看他。范三的父母在他们兄妹俩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只有妹妹和他相依为命。如今妹妹早已结婚成家,有一个29岁的孩子。看着彼时并没有打算安稳下来的哥哥,妹妹感叹到:“哥你多大了。我孩子29岁都张罗结婚了,也不用我操心了。你50岁了我还跟着操心。人家都是三十而立,你五十岁还没立,还往里整呢。”


范三在住处喝酒。他的爱好就是喝酒,喝酒能让他更镇定和心安。


这番话刺激了范三的自尊心。这位在八十年代就在抚顺开起塑料厂并成为最早一批万元户的、在90年代初期吃喝嫖赌样样都干的“社会人”、这位最早接触毒品的时候把毒品放在桌子上警察都不认识的黑帮老大,终于决定选择一种稳稳当当的生活方式。


也不是没有面临过诱惑。相比这份无法保证睡眠时间、随时待命、竞争激烈、还可能吃力不讨好、淡季时候月入三千的工作,有人开出一年二十万的价钱,请范三去当大哥、震场子。但范三认为人做事儿要有始有终,见利忘义的人只会一辈子一事无成。既然选择做殡葬,选择在付广荣的店里工作,范三就一定要做好。他平时兜里揣着价格单,闲暇时候也喜欢研究殡葬仪式的流程。每次出活儿的时候,他就穿起自己笔挺的中山装和擦拭得锃亮的皮鞋,以饱满的精神面貌面对死者家属,尽可能让活人满意和放心。


“我现在就是夹起尾巴走道儿。”范三咂了一口酒,略带惆怅地说道。这一天他从早忙到晚。早上帮隔壁店铺的一单生意里一个两百多斤的胖子净身、穿衣。晚上又在医院临时的停尸房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净身。到晚上八点多,范三终于忙完了。到附近的饭店吃了一口热乎饭。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着刚刚的那个死人。


范三在住处。


“刚刚那个人大出血,一翻身,老人的鼻孔和嘴里涌出一阵黑血。”范三一边说,一边夹了一筷子菜,送入口中。


 “吃饭时候就别说死人了。”老九在旁边说了一句。


生生死死,食色性也,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金子:“里面好歹有吃有住”


在殡葬店的金子。

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西露天矿,

金子就在矿区周边出生、长大。

金子回到抚顺老家,

父母已不在世,房子也没了,他只认得这棵大树。


金子和村委会商讨解决住房方案。


金子在抚顺老家,他不停感叹,自由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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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大四院的急诊室里,除了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以及围绕在侧的家属外,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盘旋在临危病人的床前,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他们的目光看似游离,实则精准而犀利,像是嗅到了血腥味地秃鹫,“垂涎”着床上的病人,等待着一单单生意的来临。他们来自医大四院对面的一排殡葬店。每天,他们都透过殡葬店的玻璃门,瞭望对面的急诊部。一旦发现任何动静,他们便打电话给在医院盯梢巡视的伙伴,通知他们迅速到位。


这其中,就有金子。


今年五十二岁的金子刚从监狱里出来两个月。很难想象这个如今头上已经生出短短银发的、寡言少语的男人,曾经在九十年代梳着“奔腾式”发型、穿着阔腿喇叭裤、拎着半导体收音机、拿着7000多块的大哥大,过着“有今天不管明天”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那时候,钱来得快,去得也快。”


组长范三到医院询问金子当晚的情况。


九十年代的东北,工业尚未衰落,黑社会盛行,也是偷盗的黄金时段。从小在抚顺长大的金子,借着抚顺西露天矿的便利,再加上父母在自己12岁时候离异,家庭疏于管教,金子从初中开始就辍学,开始在矿坑里偷盗。16岁时,他因为偷盗第一次被关进收容所。在1991年到1995年间,他在劳动教养院中度过了三年。


最初是小偷小摸,顺走一些矿里的铝合金、电缆。后来成吨成吨地偷,拿老解放火车整车拉走。接近2000年的时候,金子能明显感觉到东北经济下滑。“老工业基地下岗的也多了。我能明显感觉到钱不好挣了,因为我们偷东西都不好偷了。”“生意”好的时候,金子月入两万多,赶上公安大干的时候,他可能一个月没收入。到2000年,当地公安开始严打,厂房和矿区开始安装监控。“干咱们这行逐渐成为历史了,没有市场了,你就干不了了。”


2002年,逃跑两年后,金子在回抚顺看望生病的母亲时被抓获,因破坏、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辽宁省凌源市第三监狱服刑。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金子获减刑3年零3个月3天,于2019年1月25日出狱。


金子拎着酒和餐品走回在沈阳的出租屋。


与阿兰在亲友的拥簇中回家截然不同,金子的回家之路,是他一个人走完的。在入狱的17年间,金子的父母相继过世,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哪儿。1月25号早上11点多,金子在辽宁凌源搭乘搭乘火车,在晚上八点多到达沈阳南站,之后换乘城际巴士“雷锋号”,抵达抚顺南站,再转乘出租车回家。


当金子按照记忆中的位置回到家后,“当时就傻眼了,家没了。”原来一排低矮的平房被夷为平地,家附近的区域都变成了厂区。只有儿时门前的那棵树还在,17年后,曾经的小树苗如今已经比人高处一头多。


金子转头就去了派出所。在了解情况后,金子得知在入狱期间,家中房子面临动迁。患脑血栓的父亲在病中与当地村政府签订了卖房协议,住进当地的养老院。而这一些,金子都并不知情。如今,金子仍在等待村委会的回复。在他看来,在入狱之前,他和父亲共同居住在房子中,因此他拥有房子一半的使用权。如今他出狱了,希望能获得村委会相应的赔偿,找到一个落脚之地。


金子站在殡葬店门内,这里为他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无房、无亲人、无业、无社会身份。金子甚至想过,干脆再犯点什么事儿进去得了,“里面好歹有吃有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子在抚顺的发小,曾经在当地叱咤风云的黑帮大哥、因吞刀片令当地警察闻风丧胆的范三找到金子,劝说他来自己所在的“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店工作。这是付广荣创办的重刑释放人员创业基地,专门帮助像金子、范三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就这样,在五十二岁的时候,在前半生的多数时光中将偷盗视为职业的金子,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今他过着员工宿舍、殡葬店、医院三点一线的生活。与监狱生活不同的是,他不再拥有规律的睡眠和作息。现在他必须随叫随到、随时待命。不确定性充斥着他的工作,也填满了他的生活。





 “那是一个比任何学校都能学习到东西的地方”


金华和公司年轻的主播、工作人员在一起。


金华服兵役时的证件照。

金华开车在沈阳出行,

现在的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


金华和合伙人在办公室商讨业务。

出狱后,金华很快学会了很多互联网新知识,

包括使用苹果电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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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众把监狱形容为“人间地狱”刑释人员中,金华与众不同。在他看来,监狱是个“磨心态”的地方。有的人在里面越磨越不行,“心态一崩,就往下走”。对于心态好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比任何学校都能学习到东西的地方”。金华属于后者。


1982年出生的金华在26岁时由于在沈阳北站附近开车“抢线儿”(占地盘),被判定为涉黑,被判13年。进去之后,金华迅速调整心态,明确目标。如何好好利用将近十年的狱中生活,是金华的首要考量。他果断作出决定,“能用辛苦换来的就用辛苦换,能用头脑换来的就用头脑换。” 


为了赚取公分,减刑回家,金华在监狱的服装厂里干最累、最难干的活儿,赚最多的公分。与此同时,他也暗自盘算,既然要在监狱里度过十多年,何不好好利用时间和机会,把服装制作的流程学习透彻,出去之后肯定用得上。于是他从头学起,从衣服剪裁,到画版,到中期排生产流水线再到服装的制作。半年之后,金华对于服装制作的全部流程了然于心。2013年,他开始负责200多个人的协调生产,职务类似工厂里的车间主任。最终金华获得减刑4年,2008年入狱,2017年出狱。


金华在办公室接电话谈生意。


金华将在狱中度过的9年形容为停滞的9年。“从进监狱开始,我觉得我所有的东西都停留了。我对外界的所有记忆都是那天留下的记忆。我感觉回来的那天还是进去的那天,因为这段时间心里是封闭的,跟外界的联系一无所有。”


出狱之后,金华马不停蹄,仿佛要把这停滞的9年追赶回来。出来的第7天,他清理了入狱前一个朋友荒废的洗车行,开张营业。最开始他白天举着15斤左右的洗车刷,每天洗14台大客车。晚上回家后吃止痛片缓解全身的疼痛,第二天继续工作。在连续一个月早上五点起床,半夜十二点睡觉后,金华支撑不住了,花钱雇了一个人帮他。


三个月后,在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的发小的鼓励下,金华和发小决定涉足直播行业,开启创业生涯。他们两人一共花了四万多快,租了房子,买了设备,并招募了公司的第一个主播。


从2017年8月至今,赶上了直播行业风口的公司飞速成长。从最初的金华和发小以及一个主播,到如今公司的30多位正式员工以及旗下的160多位签约主播,金华的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和大部分创业人士一样,金华非常忙碌,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同时他和他的公司也面临从小型公司转型到大中型公司时的普遍困境。


金华办公室摆放的书籍,以职场培训和心理类为主。


回顾自己出狱之后将近两年的人生轨迹,虽然也苦过累过迷茫过,但金华从未觉得自己往昔的监狱岁月构成了他再次融入社会时的壁垒与障碍。他也没有刻意隐瞒,像刘海霞那样急匆匆地藏起过往的人生。当然也不会大张旗鼓地炫耀,但员工们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最后都知道了他的这段经历。“一开始他们都叫我金总,后来某一天,突然改口叫大哥。我一猜,估计就是知道了。”


对于这种微小的称呼上的变化,金华并不在意,毕竟每个人都有过往。坐在沈阳CBD的高级写字楼中,金华感叹着命运的幽微奇妙。15岁当兵,17岁退役,曾经作为上等兵的金华的人生却在26岁那年忽然停滞和静止,又在35岁时加速和上升。回顾过往,金华认为自己最大的幸运是没有因为坐牢而放弃人生。“如果我继续混,未必是现在这个结果,因为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肯定得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字/一瓶 

摄影/谢匡时 

视频/李亚隆 

编辑/西格 罗婧姝

统筹/郝文辉 马俊岩 

设计/李力 

制作/陈曦 

实习生/侯歆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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