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核辐射33年后,“死城”危机仍未解除 | 谷雨计划

崔莹 谷雨故事 2019-04-26

△ 切尔诺贝利核工厂附近,荒废幼儿园里的玩具来源 | 东方IC


灾难不会遵守国界,一旦发生,便会影响其他国家


撰文 | 崔莹

编辑 | 柯黎


“那些在操作室的人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们以为地震了。过了好一会他们才意识到是人造地震——他们自己导致的地震。


哈佛大学乌克兰史专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在他的著作《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中如此描述发生在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去年11月,这本书在247本参赛作品中胜出,赢得2018年英国最顶尖的非虚构文学奖贝利·吉福德奖(The Baillie Gifford Prize,前称塞缪尔·约翰逊奖),沙希利·浦洛基同时获得3万英镑的奖金。


切尔诺贝利核工厂附近荒废的体育馆。来源 | 东方IC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件。事故发生时,时任大学讲师的浦洛基就住在距离切尔诺贝利500英里的地方。当苏联当局惊慌失措地寻找事故原因时,住在附近核辐射污染区域的民众纷纷背井离乡,撤离人数达35万人。


这起爆炸令世界处于核毁灭的边缘,导致欧洲一半区域受核辐射污染。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中,浦洛基借助最近几年刚刚对外公布的历史资料,搜集到丰富访谈素材,重塑当时紧张的情境,完整地讲述了身陷核噩梦的科学家、工人、消防员、警察、政客和当地人的故事。


浦洛基指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苏联体系走向衰落的标志。这起灾难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当时的执政党痴迷生产目标,对科学信息极权控制,在核工业发展中无视安全、肆意削减成本。


浦洛基出生于俄罗斯,父母是乌克兰人,如今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他认为这本书受欢迎的关键在于充满人性化的故事:工厂管理者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为此付出生命代价或最终入狱,消防员和士兵试图控制反应堆却使自己陷入必死无疑的境地,科学家逃避责任试图掩盖设计缺陷等。在冰冷的档案文件之后,沙希利·浦洛基梳理出令人动情的个体故事。


浦洛基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写一本关于这场灾难的专著是他的夙愿。但他一直苦于没有可查的史料。直到2013年,乌克兰“尊严革命”爆发,并推动政府改革,涉及核事故的档案资料变得容易获得。在之后的4年时间里,浦洛基完成了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著作。


切尔诺贝利核工厂附近荒废的幼儿园。来源 | 东方IC


33年过去,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阴影不散,核辐射下的空城阴森骇人,还有一大批人继续为如何处理受损的核反应堆忙碌着。


浦洛基在书的结尾写道:“一起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一个核心禁区已经令全世界不堪重负,人类无法承受再多的核事故。我们必须从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之后的救灾过程中获得教训。


目前,全世界已有454个核反应堆分布于31个国家,另外54个核反应堆正在建设之中,这些核反应堆的安全问题令人担忧。这本《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再次为世人敲响警钟。


在获得贝利·吉福德奖后,浦洛基接受了谷雨作者的电话采访。在交谈中,他回忆了写作的过程,表达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及救灾过程的看法,并提出了监督核安全的建议。


切尔诺贝利遗址可能是人类未来的一瞥


谷雨:谈起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通常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她的作品给你哪些启发?


沙希利·浦洛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我写《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之前阅读的第一本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书。这本书充满感染力,我不得不把它放在一边,暂时不写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任何内容,因为我无法面对这些悲惨。


几个月后,我才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继续写作。我的书中不仅包括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后的政治事件,也包括人性的故事,这些人性的故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著作给我的启发。


谷雨:你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亲历者,为何在很多年后才决定写这本书?


沙希利·浦洛基:过去四五年,乌克兰发生了“档案革命”,即作为乌克兰政治变革的一部分,前政党的档案和苏联克格勃(KGB)的档案变得比之前容易获得了。乌克兰政府公开了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资料,并且我有机会获得在政府委员会的灾难应对的资料、克格勃关于事故的资料,这些因素成为我写作《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的前提。


谷雨: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的序言部分你首先写了跟旅游团前往切尔诺贝利参观的经历,为何去那里参观?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沙希利·浦洛基:参观切尔诺贝利是我写作前的第二个准备,也正是在那里,我觉得我一定要写这本书,讲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因为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有职责将这些历史告诉年轻人。


很多人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附近的小城普里皮亚季(Pripyat)比作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但两者有巨大的区别。庞贝因火山爆发而被摧毁,所有的建筑被损坏;在普里皮亚季,所有的建筑依旧保持原样,仿佛被封进了“时间胶囊”。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标语,可以看到列宁纪念碑。大自然侵占了这个小城,树林占领了以前的城市广场,两座体育馆也被灌木丛覆盖。很多种野生动物在那里出没,仿佛已经接管了这个小城。这大概是未来的一瞥——假如人类不够谨慎,对科学使用不当的话,未来可能就是这样。


△ 建造完成的可覆盖在反应堆上的金属罩来源 | 东方IC


谷雨:如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遗址已经成为乌克兰的“景点”,吸引了很多游客,你怎样评价这个现象?


沙希利·浦洛基:在距离切尔诺贝利大约140公里的基辅,你可以看到很多旅行公司,竞相吸引国内外游客去切尔诺贝利一日游、两日游。


人们也在就如何利用切尔诺贝利的核心禁区(Chernobyl Exclusion Zone)提出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是在核反应堆上建造能够储藏核废料的储存库。乌克兰继续使用核能,该国50%的能源来自核能,显然,核废料储藏库是必要的,但这个建议不受欢迎。也有人建议在那里建太阳能发电站,我知道一家中国公司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为能够从禁区获得经济收益,人们正在进行不同的尝试。


“人命不重要,完成某项任务才重要”


谷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的第一章不是从事故发生那一天写起,而是写灾难两个月前的1986年2月的“党代表大会”,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是否表明事故的发生是个必然?


沙希利·浦洛基:是这样。这一章介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背景,因为这个背景对灾难的发生非常重要。当时苏联政府控制一切,包括信息。以往类似灾难发生时,苏联政府就曾向工程师、操作人员等隐瞒信息。那次事故发生在1975年,发生地是圣彼得堡(当时的列宁格勒)附近的核电站,规模较小,很少有人知情。这种极端保密的气氛由冷战导致,也是导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苏联经济衰退,为了遏制这种状况,“党代表大会”决定未来五年兴建更多核反应堆,并缩短每个反应堆的建设时间。他们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对安全问题视而不见,是在铤而走险。


谷雨:书的素材来自哪里?你是否对当事人、受害者进行采访?


沙希利·浦洛基:主要来自档案资料、公开发表的报刊书籍等,我本人没有做任何采访,但我收集到成百上千其他人做过的采访,包括事故发生时在附近上班的人的访谈,曾住在普里皮亚季、后来被迫搬离的人的访谈等。我侧重选择一些人性化的内容,并尽量塑造关键人物,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主任Briukhanov先生,他曾经在身体尚可时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他的妻子也接受了很多采访。我决定写他,就搜索和他相关的采访内容。


谷雨:这是否意味着——在搜集材料之前,你就知道要写哪些方面的内容了?


沙希利·浦洛基:有时我知道要写的内容,然后去搜集相关资料。比如,我知道事故发生后的那个“五一”期间,基辅要举办游行,因为核辐射的水平较高,基辅当地官员极力反对,但戈尔巴乔夫坚持。我觉得这是个重要的故事,就尽量找很多相关资料来描述这一点。


有时我所获得的材料会引导我的写作方向,即一些有意思的采访、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启发我用不同的视角,或写不同的章节。比如,我获得了乌克兰政府委员会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的材料,这些材料讨论如何处理被污染的牛奶、被污染的田间农作物,以及假如基辅民众发生恐慌,该如何应对等问题,这些资料启发我写了相关的章节。


核泄漏风波后的切尔诺贝利。来源 | 东方IC


谷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你认为苏联政府的错误决策主要包括哪些?


沙希利·浦洛基: 掩盖事故的发生,掩盖工厂和附近区域被污染的真相,这是最大的错误。有人认为这不仅仅是错误,而且是苏联政府犯下的罪行。也有人指出,事故发生后没有必要将数十万人送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让他们面临危险。苏联政府不顾民众的健康和安全,无视人命这反映的是苏联二战后的心态:在当权者眼中,人命不重要,完成某项任务才重要。


当时的政权是专制统治的工具,民众既无法改变政策,也不能挑战权威。政府不对民众负责,所以会忽视民众的健康,牺牲人们的生命。专制政权的优点是擅长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理,能够迅速动员调动人民,结果却导致更多人员伤亡。


隐患依然存在


谷雨:戈尔巴乔夫曾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你赞同这一观点吗?你认为事故在苏联解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沙希利·浦洛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呈现出的是苏联在解体前,其经济和执政层面存在的深层次错误。苏联执政体系的自身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控制核电、共享信息、进行创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加速了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政治体系的解体。


苏联时代,大多数工业,包括核工业都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管理者只能起次要作用。事故让乌克兰民众清楚认识到,中央政府并未保护他们,乌克兰的每个人,从学童到地方政客,都觉得被中央政府欺骗了。这催生了乌克兰的独立思想,这种思想跨越了党派、性别和社会阶层。


事故发生后,乌克兰、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相继举办国际聚会,揭露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真相。立陶宛是第一个举行独立公投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它于1990年3月宣布独立。乌克兰于1991年12月举行全民公决宣告正式独立。


谷雨:你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在这起事故中的反应?


沙希利·浦洛基:戈尔巴乔夫是隐瞒信息的罪魁祸首。全球性的重大灾难发生后,国家领导者却保持沉默,事故消息首先来自西方。当然,将所有罪责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也试图改变苏联的保密制度。讽刺的是,在瑞典公布核辐射水平不断上升的同一天,戈尔巴乔夫说服了官方公布事故信息。戈尔巴乔夫最终提出“开放政策”(glasnost),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成为人们最想知道真相的事件。


谷雨:1991年,乌克兰公投,以92.3%的支持率脱离苏联,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乌克兰执政者如何对待核能?


沙希利·浦洛基:乌克兰议会最初决定叫停所有新反应堆的建设,尽快关闭其他反应堆。但20世纪90年代末,乌克兰经济崩溃,没过多久,原本投票要求结束核工业的议员转而投票支持投建新反应堆,继续使用核能。乌克兰政府只是在西方国家的迫使下,关闭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


同时,乌克兰政府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进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的处理工作,包括在受损的反应堆上搭建“金属保护罩”,这是一个由七国(G7)集团和国际社会承担的项目,使用的是国际资金。


切尔诺贝利核工厂附近荒废的教室。来源 | 东方IC


谷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遗址现在安全了吗?


沙希利·浦洛基:1986年夏天,工作人员在高核辐射的环境下用几个月时间建造了保护罩,如今,新的保护罩很重要,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真正解决遗址的安全问题则需另外的方法。据统计,只有5%的放射性燃料和废物被释放到了大气中,大部分放射性物质依然在反应堆内。


我并非危言耸听,乌克兰科学家告诉我,他们并不知道反应堆内正在发生什么。想象一下,就算关闭所有核电厂,也并不意味着核危险已经结束——因为那些核燃料、核废料依然存在,大量的辐射依然存在,依然需要被处理。也就是说,新的保护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去现场提取燃料,进行分析,但这需要很多钱。未来几十年、几百年,这个隐患依然在,人们要继续投资对遗址进行监控和维护。


谷雨:据报道,新建的保护罩耗资16亿美元,截止到今天,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灾后处理已经花了多少钱?


沙希利·浦洛基:国际社会的捐款有据可查,但没人知道苏联政府用于灾后处理的花销。苏联官员曾回答这个数字大概是数十亿美元,但苏联政府调动的资源是无法用钱衡量的,比如他们让10万名身强力壮的民众停下各自的工作,派他们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进行灾后清理工作,这需要多少钱?没人知道。


灾难不会遵守国界


谷雨:你在书中写道,乌克兰民众的一部分工资被政府征用来进行灾后处理。乌克兰政府要为核事故的受害者提供哪些资助?


沙希利·浦洛基:是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切尔诺贝利税”。在乌克兰,还有一笔巨大的支出是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提供健康和经济支持。人类学家阿德里亚娜·佩特里纳(Adriana Petryna)在《暴露下的生活: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的生物公民》(Life Exposed: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一书中描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这一概念,指出公民依据其受伤害的“生物性身体”,有权向政府索要相关的生物医药资源、社会平等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


这也是乌克兰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医学界人士很难总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到底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是在短时间内释放了大量的核辐射,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放射低剂量的核辐射。科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无法判断长期接触低剂量核辐射对人体健康意味着什么。


谷雨: 灾难发生后,负责清理工作的人被称为“清理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接触了高剂量的辐射,这些“清理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


沙希利·浦洛基:“清理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受核辐射影响的受害者。他们不仅存在于乌克兰,也存在于其他国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苏联调遣的是整个苏联地区的民众去救灾,这些人通过军队招募的方式被派遣到切尔诺贝利。今天,这些“清理人”聚居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俄罗斯中部、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区。他们一直呼吁所在的国家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


在乌克兰,“清理人”能获得很多帮助,但在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处境艰难。其中,白俄罗斯是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较大的国家,尽管反应堆位于乌克兰,但事故发生后的头几天,风是向北和西北吹的,这意味着白俄罗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领土受核辐射影响。


在灾难处理方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截然不同。乌克兰将其转变成了一场政治动员,寻求全世界援助,但白俄罗斯一直封闭,称核辐射水平较低,不会影响民众健康,这很令人担忧。


△ 被遗弃的摩天轮来源 | 东方IC


谷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相比,有哪些不同?


沙希利·浦洛基:两次事故明显不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由人为错误、工作人员无视安全等问题导致,福岛核事故则由大自然引发。与此同时,将福岛核电站设置于不稳定、多地震,并且离海很近的区域,并非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人类的决定。两次事故人类都有罪责,只是程度不同。我希望人们能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教训。


谷雨:什么样的教训?


沙希利·浦洛基:历史不能重来,我们也不可能假装事故从未发生。既然已经发生,这段历史就要被铭记。我不建议禁用核能,但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对待核能,或寻求比核能危险性小的能源。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整个行业已经吸取教训,有了很大改进,但福岛核灾难再次提醒人们核能的危险性和未知性。


谷雨:这个事故给世人带来怎样的启发?


沙希利·浦洛基:这个事故引发国家主权和核电厂关系的讨论。一些中东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包括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正在考虑或建造新的核反应堆,但一旦发生核泄漏事故,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财力应对灾害。灾难不会遵守国界,一旦发生,便会影响其他国家。这启发人们思考:应当有国际组织介入核电厂的建造、监督核安全。我认为,应该加强这类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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