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琳娜、王佩珊 | 如何提供理想的在线诉讼服务?【斑斓 · 新思维】

黄琳娜等 法影斑斓 2019-04-26


作 者 | 黄琳娜(华宇元典副总经理)、王佩珊(华宇元典业务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提升法院诉讼服务智能化水准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过去,各级法院对诉服建设倾注大量心力,取得不少成绩,要探索下一步怎么走,不妨先对现有诉服建设做一次盘点。

 

篇幅所限,本文聚焦于诉服的线上建设,暂不涉及线下大厅各种硬件、人力等配置与服务。

 

我们逐一试用了全国法院的线上诉服系统,详细记录了各个功能模块的实际运行状况。通过测评可以清晰看到:从无到有逐渐构建起完整的诉服体系,是过去法院系统诉服建设的显著成绩。经过长期建设,各地法院诉服线上功能模块普遍较为齐备,区别往往在于一级导航分类维度不同,或有少数特色模块。


综合提炼各地共性,从环节维度,我们将比较完整的线上诉服体系总结为“咨询——立案——分流——调解——审判——执行”,具体功能模块对应如下图:

通过测评与调研,我们对诉讼服务下一步升级方向提出如下三点建议,供各位读者参考:



上一阶段的诉服建设已完成了基本体系的构架、基础设施的搭建,但在评测中,部分模块尚无法实际使用,有的功能在易用性上也有待提升;此外,诉服系统经历了漫长的建设周期,领导思路、承办人员、信息化供应商、技术流行趋势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都在变化,容易形成交叉建设、多入口、功能重叠、账户不统一的局面。


建议一、二主要针对的是以上问题,因为针对具体系统和功能的测评记录篇幅较长,我们将另文详述。本文聚焦于第三个建议展开讨论。

以数据为主线,以纠纷解决为目标

打通诉讼服务与审判辅助

当我们过往谈论诉讼服务时,我们谈论的是服务公众


当我们过往谈论审判辅助时,我们谈论的是支持法官。


其实,无论诉讼服务还是审判辅助,虽然直接对象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目标:解决纠纷。它们不应该被分为两个独立方向各自建设,而是应当在纠纷解决的一体化视角下打通。

 

如果诉讼服务和审判辅助机制建设“两张皮”,数据作为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原料得不到有效复用,会带来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诉讼服务不能使法官获益,反倒有可能增加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工作量,遭到消极抵触。诉讼服务既然是“服务”,就必然有供给方,除了诉服大厅的软硬件设备和导诉员等等,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也是诉服的供给方之一。供给方如果不能获得收益,服务就难以保障。


二是审判辅助系统也无法从前置的诉讼服务系统中复用数据,充分发挥工具效能去支持业务人员。

 

如果以数据为主线,以纠纷解决为最终目标去看待诉服,那么提高纠纷解决质效的关键就在于提升这个过程中数据利用的效率和准确度。


以下我们逐一分析「咨询和立案阶段」、「分流和调解阶段」、「审判阶段」三个环节中,如何让数据在纠纷解决一体化的视角下发挥更大效益执行阶段主要是关于财产问题,与案情本身关联性不大,暂不展开。


1. 咨询和立案阶段


这个阶段是数据至关重要的入口,难点在于如何提高当事人提供数据的意愿与质量。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1)把诉讼服务与数据收集结合在一起。


要素式审判其实起步很早,在形成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之前,法院的做法通常是让当事人在开庭前填写一张表格式要素表,但当事人此时已经写了起诉状、交了证据、立了案,这种书面数据收集不能为当事人创造收益,只是增加了诉讼成本,难以调动填写积极性,也无法确保数据质量。


更有效的设计是将收集数据这个环节放在诉前与当事人的风险评估、诉讼材料生成、诉讼指引等服务相结合。为了准确评估风险,当事人有动力提供尽量真实完整的数据,而存储下来的数据又可以帮助当事人生成诉状、证据目录、提供举证指引,后续再在审判环节继续复用。


这些关键信息,本就是纠纷解决需要查明的要素,应该在诉讼的起点上就有意识地去收集,统一标准,确保质量,提升复用率。


劳动争议案件中的计算器工具为例,一个涉及计算的诉请,至少要经过当事人/律师、仲裁员、法官、核稿书记员四轮计算,上诉还会增加。不少诉服系统都包括了计算器功能,但并不能减少计算的轮次。


如果系统支持当事人/律师存储计算结果及过程,并且向后端传输,仲裁员和法官只需要核定当事人选用的计算器是否正确、输入项数字是否可认定即可,在与审判数据打通的情况下,计算器能够发挥的价值远远大于单纯的诉讼服务。


(2)尽量多地去引入外部数据。纵观纠纷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作为纠纷解决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其实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后置位置,让前置环节的数据按照相应标准向裁判环节汇聚起来。


这个数据清单能列出很多,譬如劳动争议案件可以参考劳动仲裁数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需要保险公司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对于知识产权行政类案件很有用……


除了这些外部机构,律师也是格外值得注意的主体,律师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与方方面面的机构与个人进行接触,可以将数据从一个主体传递到另一个主体,与律师做好信息化对接,便利律师的电子材料提交,明确提交电子材料的标准,能够帮助法院获取到许多后续阶段需要的数据。


2. 分流和调解阶段


习总书记的讲话特别提到要实现“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案情的甄别。


这里的重点并不只是在于如何让机器正确认知纷繁复杂的案情,这是技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还在于许多在分流阶段看起来很简单的案子,在审判阶段才会暴露出真正的争议。


以民事诉讼为例,(1)《民诉法》允许在立案后变更诉讼请求及提交证据;(2)当事人/律师希望以比较简单的诉状和证据快速通过立案审查;(3)当事人/律师希望向对方推迟披露自己的诉讼策略与关键证据,这些原因都可能造成一个实际上非常复杂的案件,来到立案庭时却长着一副“我是简案宜快审”的无辜脸。


原告刚起诉、尚未收到被告答辩材料之前,仅仅依据起诉材料作出精准分流是很困难的,因为数据有限。要将案件准确匹配给适当的处理程序与团队,就要尽量早、尽量多地采集相关的数据,以下方式可供参考:


(1)制定多个分流节点,收集更多本案数据。的确有一部分案件在起诉时就可以进行分流,但也有一些案件在证据交换结束后进行分流更为准确。在程序性事务集约化处理的法院,案件立案后先由专门团队进行送达,完成证据交换后才移交给审判庭,这时就是一个分流点;


(2)充分利用本案之外的关联数据。除了本案案件标的额与起诉材料之外,技术上,“代理律师分析”、“一人多案关联预警”等功能都可以发挥作用;


(3)结合机器提示与人工分流。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往往能预判貌似简单的案件背后潜藏着的纠葛,这些隐性经验短时间内很难被机器习得,精准分流应当是人与技术充分合作的结果。

         

调解阶段同样需要充分采集数据,以对案情作出准确判断,向调解员推送关联法条、相似案例等等调解中需要用到的资料。数据越丰富,案情判断越准,推送越精确,越能帮助调解员向当事人提供关于裁判的合理预期,引导当事人作出选择。

 

3. 审判阶段


诉服作为最前置的流程,需要为最终的纠纷解决做好准备。


考虑诉服需要提供哪些服务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采集哪些数据,进行什么样的交换和处理,才能「一举两得」,既提供了服务,又能便利后续有可能发生的分流、调解、裁判、执行。


对于类型化案件,如果能在前置程序中对裁判所需要素进行完整准确的采集,经由法官比对认定、选择说理模板后,可以自动生成裁判文书初稿;对于较复杂的案件,也可根据要素自动匹配类案等相关资料,供法官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对前期收集到的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准确识别、有序组装,提高诉服阶段所获数据的复用率。


以民事裁判文书为例,当事人身份信息、审理经过、诉称辩称、证据交换等等,都是在前置材料中已有的数据,但并不是机械填充即可。


比如,被告的答辩意见可能在答辩状、庭审笔录、谈话笔录、代理词中多次出现,甚至前后矛盾,解决了数据收集的问题,在系统建设中,不能忽略的是如何识别多个来源、不同结构的数据,如何存储、提取、比对和判断。


在理想的诉讼服务模式中,诉服与后续流程之间的数据能够顺畅流通,上一个环节的数据获取预先考虑到下一个环节的需求,数据在流转里得到充分复用,如此,裁判作为最后一环便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规划诉服工作流,应当是逆向思维,从裁判的需求出发,这样的建设在纠纷解决的整体视角下是最为经济的,降低的是整个过程中各方的成本,并提升了全流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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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诉讼服务在上一个时期已经完成了体系化的全面建设,但这些建设主要是关于通用功能,与案由没有强关联,诉讼服务和审判支持之间有待进一步打通、整合。


通过测评可以发现,各地并不缺少大而全的通用诉服平台建设。如今,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里都在不断积累着数据,许多类型的纠纷在进入法院之前都已有了相关数据沉淀,作为纠纷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善用数据,以解决纠纷为目标去整合诉服与审判全流程,构建以垂直案由为维度的诉服审判一体化系统,或许是诉讼服务在完成基础通用平台建设后下一个阶段的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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