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青年,最终是如何让先生们失望的 | 早说

杨早 早就说过 2019-05-05


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议把每年5月4日定为青年节,国民政府默认了这个提议,各地纷纷举行青年节纪念。但是1942年国民政府又宣布:5月4日并非青年节,甚至连纪念日都不是。1944年,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建议,将5月4日改为了“文艺节”,国民政府则宣布黄花岗烈士殉难的3月29日成为青年节。


1944年的5月4日从“青年节”变动为“文艺节”,在知识界影响甚大,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政府不要五四运动了”,而闻一多说得更严重:“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一说是1943年——引注),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闻一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确认了5月4日为“青年节”。而在台湾,5月4日一直被当作“文艺节”纪念。一个日子,两种纪念,背后除了政治角力与意识形态分歧外,“青年”与“文艺”,也象征着对五四运动的不同视角。比如胡适认为1919年5月4日开始的街头运动,对于肇始于1917(或云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只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这就是将“文化”放在“青年”之上。



“五四”时期的“青年崇拜”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内涵里,“青年”同样是一个关键词。1915年9月,陈独秀将自己独力创办的传播新知、呼吁改革的杂志取名为《青年杂志》,这时陈独秀36岁,在当时的概念里已入中年,这份刊物当然不是针对他的同龄人,而是试图让他和他的同道者不为社会认知和接受的新思想,在青年中传扬和光大。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俨然把社会对待青年的态度抬到了民族性的高度:“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由是他推论出除旧布新的使命必须由青年担任: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陈独秀


他几乎是用尽了全付的热情在向理想中的“青年”呼吁:“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


李大钊在发表于1916年《新青年》二卷一号的《青春》一文中,明确地将自己一代人和未来的“新青年”之间,划分了一道绝对的界限:


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



李大钊


虽然他也承认“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但终归以前是“废落”,以后便是“开敷”,这种以时间先后一刀切区分先进与否的想象,实在不够“赛先生”,但在五四时期,以“青年/老年”来对应“新/旧”“优/劣”的想象,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共识,正如施瓦支描述的那样:“在中国的这方面,年龄被设想为所有智慧的源泉,选拔年轻人作为社会创造力最宝贵的后备,实际是把传统压在他们肩上。”(《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我导师陈平原教授曾反复说,他谈“五四”,是从晚清谈起,“甚至平视晚清与五四,将二者“混为一谈””(《“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从晚清到“五四”,如果不是刻意遮蔽,思想的延续性显而易见。同样,“五四”对青年的想象,可以追溯到晚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其根基当为晚清引入的进化论思想,可以概括为严复的表述“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天演论》),这种自工业革命以来建构的对未来的自信,从西而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日渐全球化的“常识”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梁启超


具体到中国语境里,即是对“新民”的渴求。如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在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里,梁启超进一步将“国之老少”与“人之老少”相比较(列为公号体,对比感更强):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

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

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

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

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

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

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

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

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

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

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梁启超将想象中“少年”的一切特征都看作是正面的,自然年龄的差异,也同样赋予了不同的价值意义,这种对“少年”的无条件肯定,开启了近代以来“青年崇拜”的先河。虽然梁启超的“新民”定义中也包括了“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但是他显然认为靠“老年”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必须依靠“中国少年”来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五四时期的“先生一代”,不管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是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几乎都是读着《新民丛报》和《天演论》长大,自然深受这种青年观的影响。他们也曾经试图成为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少年”,但历史好象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民元以后,先生们目睹时局的“换汤不换药”,对自己一代人大为失望,自然而然萌发出所谓“中间物”意识,认为己辈积习过深,只能自觉地扮演一个“呐喊者”的角色,而将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身上,冀图唤起“青年”来捣毁这“铁屋子”,因为只有青年才能“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他们的自我期许,正如鲁迅所说:


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 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 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



寻找“新青年”与新青年的流散


“青年崇拜”只是简单的以自然年龄划分并评判世代吗?正如陈平原教授指出的那样:“走上街头表达政治愿望,推进五四运动的,不仅是北大学生,还有众多师范、女学以及受过教育的外省青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以及李大钊的《青春》,并非泛泛而论,而是特指受过教育的、有可能被唤醒的、充满理想与激情的青少年。”(《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


1916年,《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直接原因固然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认为《青年杂志》与该会办的《上海青年》重名,提出了强烈抗议。另一方面,“青年”前面加上了形容词“新”,也可以读解为新文化运动对“青年”做出了“新/旧”的区分:“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精神之新旧,才是决定“青年”是否代表未来的关键。基于此,陈独秀认为:要救中国社会之必亡,“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所以他向“以此自任”的青年提出六点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敬告青年》)在这里,“青年崇拜”又转化或细化成了“新青年崇拜”,中国亡或不亡,在新文化叙事中,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新青年”。


对“新青年”的寻找,在五四运动前夕达到了高潮。北京大学学生中涌现出的新人物和新气象,让新文化的传播者们感到意外的惊喜,黄侃的得意弟子傅斯年,突然改宗新文化,连最激进的陈独秀都“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还问周作人,这些学生是不是来当卧底的。(《知堂回想录》)



傅斯年


正是因为“先生一代”本身就是分裂与矛盾的,“学生一代”自然也就分成立场迥异的派别。青年学生中新文化这一派,公开的言论主张,其激烈程度远远胜过老师们,对旧派阵营的批判也更加地不留情面,也就更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比如新潮社的创立动机之一,就是对领风气之先的《新青年》里的部分文章不甚满意,“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此前《新青年》已经出了五卷,社会上反响虽然也很大,却还没有遭到政治势力的打压,可是《新潮》一卷一号出来,就惹出了偌大的风波,议员张元奇拿着《新潮》和《新青年》去见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取缔这两份刊物。



当时的“青年”可不仅仅只有新潮社的“新青年”们,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就既有许德珩、段锡朋代表的国民杂志社,更加关心政治与介入社会,在五四街头运动中,比新潮社还要激进,但在文化思想方面,《国民》有很强的调和新旧的倾向。这一点,或许比提倡旧学研究国粹的《国故》月刊社,更令新文化阵营感到争夺话语权的威胁。正像汪叔潜在1915年《青年杂志》的文章《新旧问题》批评的那样:“一方面提倡维新,一方面又调护守旧,所谓折衷派是也。此派言论,对于认理不真之国民,最易投合,且彼自身处于不负责任之地位,而能周旋于二者之间,因以为利,彼之自处可谓巧矣,故养成此不新不旧之现象者,尤以此派为最有力。”



罗家伦


反过来,《国民》杂志社对《新潮》也没什么好感,其中原因,两社成员的主张牴牾固然是主要因素,以蔡元培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校方,对两家杂志社区别对待,也是导火索之一(新潮社的经费与编辑部房屋都由北大校方提供,而《国民》杂志社甚至不被允许在校内设立编辑部)。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不至于像杨晦回忆录所言,双方学生会带着小刀子去上课,但许德珩回忆录中说,本来《国民》亦提倡新文化,成员们在公共报刊上也写白话文,但因为《新潮》全用白话文,《国民》为了别苗头,就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这样的故意对立,完全可能发生。5月4日学生游行的宣言有两份,白话文起草者,新潮社罗家伦,文言文起草者,《国民》社许德珩,或许也是这种刻意对立的余绪。



还有,以匡互生、罗章龙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群体,一心想着刺杀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到照相馆去认清曹章陆的长相,打听赵家楼的地址,还准备好了火柴与煤油,也是五四运动会呈现后来面貌的重要推手。青年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正是五四运动复杂面相的清晰体现,在后来的主线叙事中,将“青年”进行简化与整体的想象,当然难于还原五四运动的全貌。


即使是“五四”主流叙事中最肯定的“新青年”们,当日的激进主张,跟《新青年》的“双簧信”,《每周评论》的“《荆生》《妖梦》批判”一样,都带有其策略性,不能完全当真。比如,新潮社的张申府在1918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表达了对《新青年》一部分成员的不满:“《新青年》第四号中,独秀、玄同都把本西学讲中学的奚落了几句,崧年弱,闻声而避,直不敢谈此事矣。……特西学虽进,未尝废旧闻,彼以毁谤古书为事者,也望他回省回省才好。”新潮社的青年人,居然反对陈独秀钱玄同“毁谤古书”?你能相信么?


新潮社主将之一罗家伦后来在回顾《新潮》的出版时,也提到:“当然我们也很勇敢地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而介绍若干近代文化中可以观摩和采取的部分,但是我们从未主张全部放弃固有的文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另一位主将傅斯年也承认《新潮》“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这种态度和当初《新潮》上公开发表的文章的姿态,相去何其太远!即使考虑到后来思想转变的因素,也足以让人怀疑当初《新潮》的激进,究竟更多的是“主义”还是“策略”?


显然,“先生一代”普遍对青年学生激进姿态中的策略性成分缺乏心理准备。五四运动的大潮过去后,青年学生出国的出国,毕业的毕业,与先生们五四后的争论和分裂不同,学生的结果是一种“流散”。而当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参与社会运作时,所持的姿态与作为学生群体发言时大不相同。这种“无声的消失”让曾经自许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先生们非常失望。同是鲁迅,站出来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进化论思路进行了否定: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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