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融媒体时代舆论监督 越权失范与本位回归

高  琪 中国报业 201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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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舆论的释义与监督功能

 

在传播学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中,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经典的传播学释义是这样的:“在公众意见庞杂、非理性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的人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整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的公众舆论。”李普曼认为,公众的认知局限于拟态环境,而意见领袖能够在不同的意见中制造统一意见,对公众舆论起到操控作用。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依托互联网科技飞速发展的自媒体,都在融媒体时代相互渗透,形成了立体全面的传播体系。因此,公众有了更广泛接触整个外部环境的认知条件,有了更加自由便捷地获取新闻信息、发表个人言论的渠道。社会公众可以利用这些媒介工具直接参与并监督社会各项事务的运转,新闻舆论依托新闻媒体表达观点看法,从而引导受众视听和思考,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使得新闻舆论监督功能更为突出。

 

02

舆论监督越权现象

 

1.舆论绑架

“舆论绑架”现象由来已久,在21世纪初互联网兴起时就逐渐产生并从网络逐渐蔓延至传统媒体。陈力丹在阐释“舆论绑架”时运用了“媒体逼视”这一说法,“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这种行为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融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绑架”现象更为复杂,来自四面八方的媒体和大众在抓住某些信息后,运用舆论力量、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向被报道的人施加压力,是一种舆论监督引导的失范行为。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有不少明星、大V发文祈愿,吴京也在其微博发文祈祷震区平安。有大量网友以《战狼2》票房大卖为由,对此条微博评论、转发,“逼迫”吴京为灾区捐款,一时间网络上掀起一股逼捐浪潮。网友逼捐的行为把本来应是出于善意的爱心捐赠,变成了对吴京的道德绑架。这场看似道德感至上的逼捐背后,正是以“道德”之名行舆论绑架之实的典型案例。

2.舆论暴力

舆论暴力是指由媒体平台或公众发起的非理性舆论,有损当事人的正常生活,或是给其带来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且具有暴力倾向的行为。在融媒体时代,信息极易被泄露,社会成员缺乏安全感,在面对“知情人”爆料的时候,舆论往往会对“失德者”群起而攻之,进行言语辱骂甚至是骚扰威胁。日本留学生江歌被杀害的事件,在《局面》节目报道了江歌母亲和刘鑫的见面视频后,再一次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将矛头对准了刘鑫。在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借助舆论的力量去惩罚刘鑫,将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斥责甚至是种种谩骂,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舆论暴力或许是一种宣泄愤怒的途径,抑或是一种“网络审判”,但并不应该成为以暴制暴的手段,更不应将事情激化。

3.舆论监督“泛道德化”

泛道德化是指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强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居于从属地位,成为服务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在舆论监督泛道德化现象中,道德意识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引导着公众对事情的评判认知。一些媒体平台在评论或是转发某一热点事件时,故意迎合受众的同情心理,甚至将事件刻意引向社会道德层面来引导舆论。在“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被爆出后,一些媒体平台和公众号立刻跟风发文,用“道德”衡量事件,讨伐事件涉及的相关人员。“丧尽天良”“人面兽心”等过激词语频繁出现在各种报道评论之中。在事件还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媒体借公众舆论泛道德化情绪,大肆渲染事件恶劣程度,将舆论推向敏感和消极,舆论监督反而助长了事件向非理性发展,不仅不会促进事件的客观调查,反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03

越权背后的原因探析

 

1.网络环境的特殊性

融媒体时代,各种媒体平台纷繁复杂、数量庞大,舆论监督所处环境也更为复杂,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特点,使得公众在议论、探讨新闻事件时不会有所顾虑,对带有情绪化、非理性的言论发表不加思考。网络环境中的舆论偏向群体两极化,即群体成员中某种倾向性得到加强,持有某种相同观点的人走向集群,用各种方式影响他人独立判断事件,盲目从众心理加之负面情绪天然影响力就大,使其更容易在网络环境中传播扩散,从而左右舆论监督的走向。

2.追求商业效益

如今媒体平台除了具备信息发布功能,也具有了商业平台的属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媒体平台或者大V为了赚取经济利益和关注量、增强自己的知名度,并不顾及事件的真实性,反而会发表一些公众在有不良情绪时想看到的偏激性舆论,故弄玄虚或打感情牌来吸引眼球,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承担社会责任,只会损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舆论监督剑走偏锋。

3.标签化思维突出

标签可以帮助人们认知事物,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以偏概全用标签化的思维定式来思考。标签化思维会加深公众对于某一类群体或事件的刻板印象,于还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就草率评判。标签式舆论是指媒体和公众对于某些群体、事件的固有认知,大多情况是不具备客观性的。舆论监督标签化不仅会造成对某群体的伤害,客观来说还会对负面情绪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容易导致社会认知的扭曲,加重非理性情绪,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使其评判失去方向,误导公众认知。

 

04

舆论监督回归本位是时代的迫切呼唤

 

1.融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

郭镇之认为“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核心观点是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在新闻报道当中,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对于舆论监督功能的实现,以及舆论监督所发挥的作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有利于开阔舆论监督的思维,加强舆论监督的深度和广度。在人人都是“发声者”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更应该发挥其特性,帮助提高每一个“发声者”的知识素养,使其遵守客观性要求,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理智发声。

2.新时期我国对舆论监督回归本位的呼唤

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体现了新时期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要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应有的积极作用。舆论监督只有回归本位、真实客观,才能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公信力和引导力,才能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带领公众发现事实真相,维护舆论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3.新闻舆论监督发挥正确导向作用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逐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真正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充分调动公众的集体力量,批判社会中存在的不良行为,警示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新闻舆论监督是宣扬良好社会风尚的有效途径,在宣传社会正能量的同时,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不仅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影响深远,更是新时代的迫切呼唤。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董硕  审核:李德金


来源:《中国报业》杂志4月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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