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家务性别平等还要209年,给妻子付工资能提前吗?

榕小崧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9-05-14


你认为,做家务劳动的女性,应该得到男性支付的报酬吗?这大概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要求,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哪里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你发现问题了没有,多少人的婚姻在用“感情”两个字应付家务劳动,使女性接受“007”式(一周7天24小时随时待命)无偿劳作。


前段时间,一则关于“成都男性家务劳动时间超过女性”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则让人们对性别平等好像有了新的期待。


不过本期视频评论(视频评论:罗东)认为,情况或许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乐观。原因之一是,这则消息的来源《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并没公布调查样本是否考虑已婚和单身比例,而是否单身是影响家务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道理很简单,对于单身独居男性而言,“家务不做也得做”。退一步而言,讨论家务劳动,其关键也并不在于是男性或女性在做,而在于做家务劳动的一方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平等的选择权和决定权。更何况,能做饭的所谓“大男子主义”也并非就没有。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曾于今年3月7日发布关于性别平等的报告指出,虽然男女家务劳动时间差距在缩短,但照现在的速度还需要209年才能完全实现平等。


家务劳动的热搜,让人联想到上世纪风行于欧美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曾经有一批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坚持为家务劳动争取工资。在她们看来,男性之所以拥有特权,是因为女性在做家务劳动。



撰文  |  榕小崧

视频编导 | 吕婉婷


视频特别策划:谁做家务,不是关键

(流量 约20M)


目前,视频已推出三期,欢迎点击以下关键词观看前两期:“手撕读书流行语”、“流动,改变中国”。我们将于近期开通视频评论的微博账号,并以栏目的形式与你见面,敬请关注~



家务劳动有偿化

意大利的一把“火”


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拥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1972年,它见证了一场燃向全球的“火”,这场“火”起于家庭之内,起于对平等、自由等本应生而有之的权利的期待。


帕多瓦。图片来自panorama.it


出生于1942年的女权主义者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成长于战后的意大利。虽然法西斯主义已偃旗息鼓,但它催生的父权制文化依然束缚着生存在这片土地的女性。2015年,西尔维亚接受美国活动家Raia Small采访时回忆说:


“青春期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妇女要为国家生10或20个孩子。所以我很早就投身女权运动,反抗女性的社会既定地位。”


1972年,来自意大利以及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齐聚帕多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其中包括撰写了《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的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与谢尔玛·詹姆斯和已经移居纽约的西尔维亚。集聚开会的目的,是为妇女解放寻找新的策略。


《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初版封面,由Wages for Housework在1975年6月出版。国内有马新等于2017年10月翻译的独立中译本。 


1971年,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提出,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工作,女性无偿从事家务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不平等分工。女性在家务方面的无偿付出,为男性制造了“闲暇”,让男性得以获得权力和社会地位。此外,在家庭内外不平等分工之下,男性通过在外挣取的工资控制妻子,这是一套社会主导的间接规则,并赋予了男性控制权和惩罚权。


这些持激进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将女性受到的压抑归咎于商品交换制度,无法用钱衡量价值的家务,贬低了女性应有的地位。


两天的会议孕育了一个全新的组织——“女权斗争”(Lotta Feminista),成员主张为家务劳动争取报酬。


“女性所做的是高达平均每周99.6个小时的工作,既没有罢工的可能,也无法缺席……” 在1973年的《新女权主义》小册子中,多位作者共同写下抗争的初衷,工作可以带来的社会声望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只能做薪酬最低的工作还不能摆脱家务的束缚。


帕多瓦会议结束之后,西尔维亚返回纽约成立了“家务劳动工资委员会”(New York Wages for Housework Committee)。很快这项运动便蔓延至欧洲和北美,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家也建立了“家务劳动有偿化”团队。各国组织互相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发起者看来,组织国际化能够发展出比纯粹国家视角更强大的分工批判。


法国喜剧电影《女儿国的杰基》(Jacky au royaume des filles 2014)将剧中故事与现实颠倒,在这场喜剧假设里,女人生来就有极大的权力,并且可以发动战争,而这个国家的男人却要戴着面纱,待在家里照顾小孩。


挑战主流女权主义

钱,并不是目标


They say it is love. We say it is unwaged work. ……Neuroses, suicides, desexualisation: occupational diseases of the housewife.


他们说那是“爱”,我们说那是无偿劳作。……神经质、自杀、去性别化,家庭主妇的职业病。


1975年,西尔维亚在《Wages Against Housework》一文的开头写下了一段颇具挑衅意味的话。她将堕胎描述为“工作意外”,将“性冷淡”描述为“旷工”,婚姻中女性的种种行为都被她视为“工作”。


通篇文章,西尔维亚都在强调“家庭工作”与“男性工作”之间的待遇差异,现行制度剥夺了女性自身的资本,家庭主妇的家务付出被当作一种“理所应当”的奉献,每一个女性生来有之的任务,就是嫁给一个男人,为他在家里做家务。这种“自然”,导致所有女性都想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


很多人误解“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是想要钱,只要给女性付工资,女性就会接受承担家务。但这是一种误读。西尔维亚是想利用“工资”来消除女性从事家务的自然属性——家务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工作,而不是女性无法摆脱的自然任务,男性也可以参加。


“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虽然风靡西方,却受到了当时左翼和主流女性主义的敌视。左翼认为她们是资产阶级化的经济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要为眼下的经济利益奋斗,注重内部的自发性),并将女权运动限制在家庭内部。


而主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只有在工作场合中才能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家庭环境下无权益可言。她们对给家务付工资的行为充满了质疑:这不是将女性又按回家庭之中?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震惊。”西尔维亚回忆说,“我无法想象我们在家里无法对抗资本主义,除非出去工作,并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家不是工作场合,而是一种关系的象征?”


《男权的神话》

作者:沃伦·法雷尔

译者:孙金红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年9月

近年来也有学者如法雷尔认为,不需要女性运动也不需要男性运动,而是需要一场性别转化运动。两性关系的基石需要从依附转为平等,两性的平等也需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1974年,面对多方的质疑,女性主义者Rosso通过意大利家务劳动有偿化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反对通过促进女性就业来实现女性解放。国家必须补偿女性在家务上的无偿付出,女性在家庭中付出了劳动,是国家再生产体系中的“工人”,却还要进入就业市场才能获得报酬。在家务劳动属性没有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工作女性根本无法摆脱家务束缚,这是对女性的双重压榨。


总而言之,钱,并不是“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的最终目标。


首先,这是一种推广觉醒意识的策略,让社会认识到女性正遭受着虚假体系的戕害,她们只能借由丈夫和子女等家庭内角色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其次,这也是一种拒绝策略,拒绝既定的社会体制对女性的束缚——她们的工作可以无拘无束,她们爱去哪去哪,丈夫和子女都无权干涉


最后,争取“家务劳动有偿化”,也是在争取国家资源的倾斜——家务劳动的代价不能只由女性和家庭内部承担,公共资源也应为老年人护理、育儿等劳作提供便利,提供替代性的公共服务,比如免费的“日托”。


家务价值的今生与未来

209年后,

我们能实现平等吗?


轰动一时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家庭体系内,没有人会为家务劳动“付费”。但它对国家福利体系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家庭剥削的思考,对于我们在今天思考家务价值,仍有借鉴意义。正如前文所说,在不改变对家务劳动属性认知的前提下,女性进入职场,大多会多一重“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困扰。而男性,通常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前辈女性主义者希望通过福利资源倾斜来解决这个问题,将女性从繁杂的家务中解救出来。但现实一点,目前哪个国家的财政状况能够负担得起全国性的家务支出? 


为了不被繁重的家务所累,很多女性会选择单身。这里的家务不只是最基础意义上的家务劳动,还包括照顾老人孩子、维护亲属关系等,无论从何种层面出发,一个人的生活都要比两个人过的轻松。更多的人选择单身,意味着同样单身的男性要更多参与家务,所以男性从事家务劳动时间上升,也有可能是无奈的社会现实的另一重体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时间增加的意义所在了。它不仅仅是为女性分担了重担,同时也给予了女性更多生活和工作选择上的可能,以及更大的自由。


法国电影《男人要自爱》( Je ne suis pas un homme facile 2018)设定了一个男女性别倒错情形,女人在外打拼,男人在家带孩子。


然而大众思潮总是滞后的。当男性开始愿意在家中扮演“主夫”的角色时,会被人形容为“怕老婆”“娘”“没志气”;女性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到工作场合大拼大杀时,会被人形容为“没有女人味”“没有责任感”。而愿意当家庭主妇、为家庭奉献一切的女性,又会被推崇职场至上的女性形容为“拖后腿”。


这一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呢?首先,自70年代“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以来,我们并没有在理念上真正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家务劳动就是“脏活累活,博弈之后,只有弱势的一方会承担更多。其次,性别不平等结构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一切与传统女性所绑定的特质,都会受到敌视。


所以,做家务的一方,当然应该得到“工资”。这里的“工资”不是指“钱”,而是平等的待遇和选择的自由。


而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现在男性参与家务,有多少是出于照顾女性的心理呢?这是否意味着在家务领域,女性依然还无法摆脱主体的地位呢?我们离两性真正实现生活选择的自由和家庭事务决定权上的自由,大概不只有209年的距离。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榕小崧;编辑:西西;校对:翟永军。封面题图系法国电影《男人要自爱》( Je ne suis pas un homme facile 2018)剧照局部。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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