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摘要版”(之五)

南国学术 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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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学术》2019·2“摘要”

(之五)


·东西文明对话·


命运观的中、西、印比较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难点谈起

张 法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摘 要]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世界上各文化的命运观是不同的,首先体现为中、西、印思想中命运观的不同。西方的“destiny”(命运)观强调必然性。它起源于希腊人“moira”(命运)观,与早期的圣地空间结构相关,后来又与“logos”(逻各斯)联系起来,最后在理性化升级中,成为与“law”(自然规律)类似的东西。对西方文化来讲,命运建立在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印度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运)观,彰显的是偶然性。印度人的缘起型命运建立在印度哲学的空—幻结构中。它关注现象上的每一因素、条件,注重在时点上偶发的各种互动,即所谓的“samutpāda”(起),命运就在偶然的缘会中互动产生(起)。中国的命运观则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中国人的气化万物中,具体之物因天地之气化而生,称为“命”;一旦产生就有了自己的本质,被称之为“性”。产生之后,开始作为具体之物的生、长、亡的过程。人的这一过程是在天地之间与天地互动而进行的,受天地运行影响,天地运动称为“运”。中国的“命运”内涵,既有宇宙必然生物的命的必然性的一面,又有产生之后在与天地的互动中而生的偶然性的一面,两者的合一,构成中国的命运观——既承认必然性,又注重灵活性。包括中、西、印在内的各文化的命运观,在世界形成统一整体的现代性进程中,开始了思想的互动,但这一互动并没有在思想深层上达成共识。因此,一旦要用世界主流的西方语言来表述具有深厚内容的不同文化的命运观时,这一内在的不同就会在语言上被回避。在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着的多元而又包含着差异乃至矛盾冲突的共同体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路漫漫其修远


·东西文明对话·


中国文论七十年的世界意识谱系

李 勇

(苏州大学文学院 教授)


[摘 要]新中国建立后的七十年里,中国文学理论界相继形成了四种世界意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论界接受的是一种两极对立的世界意识,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其理论基础是阶级论。80年代至今,又相继形成了和解的世界、多元文化世界、共同体世界这三种世界意识。和解的世界意识形成于80年代初,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认识到了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中国希望融入世界,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因此,“和解的世界”就是中国学者形成世界性开放视野,将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对接,使中国文论融入一个更大的学术场域。当然,其中也出现了把西方等同于世界、用西方文论剪裁中国文论的生搬硬套。90年代,中国文论界认识到,世界是由各民族不同文化构成的,不同文化之间应该平等相待、和平共处,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得到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各不同文化应该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则,不应该由某种强势文化去替代、消解其他文化。最近十年来,中国文论界在讨论世界文学与世界主义问题时,又形成了共同体的世界意识,把全人类看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各种文化处在一个交往、对话、融合的过程中,休戚与共,共享共生,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应因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也不应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应该从与其他成员的合作中、从共同体中获益。如果将四种世界意识联系起来看,两极对立的世界、和解的世界这两种意识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解答,问题的症结就是以什么理念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世界意识、共同体世界意识则是围绕怎样融入世界问题进行的对话。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不同的世界意识直接影响到对待外国理论的态度,也影响到文学理论研究的格调与深度。只有选择与其他民族交往对话,走出自我文化的封闭空间,才能通过了解其他文化而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来发展自己;同时,也为其他文化提供其所需的成分从而得到对方的尊重,在一个更和谐的全球文化中获得应有的位置

    〔未完待续〕


昨日回顾:《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摘要版”(之四)


明日预告:《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摘要版”(之六)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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