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雷 ‖ 先秦外交“辞令”的出现及其文章学意义

南国学术 2019-06-04
点击上方“南国学术”可订阅哦!


·中国历史文化论坛·


先秦外交“辞令”的出现及其文章学意义

胡大雷

[作者简介]胡大雷,1982年在宁夏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在广西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6年在河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文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论、文体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古文人集团》《文选诗研究》《诗人·文体·批评》《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玉台新咏〉编纂研究》等

摘  要

“辞令”,或称“辞命”,先秦时多指外交场合中行人、使者得体的应对之辞。先秦时期“辞令”的生成、出现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是“受命受辞”,即使者接受朝廷的命令又接受朝廷所颁发的“辞令”。朝廷有“辞令”撰作的专门官员,或由“令正”之官主持,或由朝廷组织众人所成,如郑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的组织撰作;楚国则有观射父能作“辞令”而被称为国宝。第二是“饰词专对”,使者“受命,不受辞”。即使者接受君王之命但又没有接受到君王下达的文辞,在文辞不预设的情况下,需要随机应答,只要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就行。于是,使者也就成了文章撰作者。所以孔子批评某些人“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第三是个人腾说靠“揣摩”而生成。春秋战国时期的士,远赴他国,以求被用,依靠文辞游说他国君王。这些游说文辞的产生,既靠读书的知识储备,又要靠“揣摩”对方心思,以提出君王能够接受的意见。苏秦起初的失败与后来的成功,都与读书、“揣摩”得够不够有关。第四是社会力量的虚拟文辞。“揣摩”的根本,就是在确定接受对象情况下的文辞准备,以便“腾说以取富贵”。当揣摩以成文辞形成风气,就有人代拟“揣摩成辞以供游士学习与练习。社会力量为“辞令”写得好一点而提供资料,虚拟场景,虚拟应对“辞令”。这些人员本与文辞所涉及的事件没有关系,只是虚拟应对“辞令”,提供如何准备文辞的思路或直接提供“辞令”资料罢了。如此虚拟的“辞令”,就应该是现代意义的文章了。由“辞令”的四种生成、出现方式可知,中国古代文辞、文章的撰作,走的是一条由集体到个人、从套语到符合实用、从重在表达自己到重在对方接受、从实用到文章的演进路径

关键词

行人   外交辞令   饰词专对   揣摩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说: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

这里讲的“行人”、纵横家的“辞命”也称“辞令”,指的是他们应对时的文辞。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应对之辞多表现在外交辞令上,故朱自清说,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辞’是论外交辞令或行政法令”;而纵横家的应对之辞,也多是对他国君主的游说。本文拟讨论“辞令”/“辞命”这类应对之辞的生成、出现途径,以探讨具有共性的古代文辞的文章学意义。

 

“辞令”的生成之一:“受辞”与成于众手

“行人”是先秦时期掌管朝觐聘问的官员,也是“使者”的通称。由于“行人”聘问的职责是以文辞与对方打交道,因此,他们的说辞关系着国家利益。在春秋战国时期,行人之官的应对之辞有时要借助赋诗进行,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是要受到嗤笑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546)载,齐国的庆封聘鲁,叔孙“为赋《相鼠》,亦不知也”。这是为庆封第二年逃亡而张本。又,《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载:宋华定聘鲁,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这是无知与失礼的表现,于是,鲁国的叔孙昭子说:此人必亡。所以,《论语·为政》记孔子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当然,“行人”更重要的还是具体文辞的表达。《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谈到对“行人”语言能力的培养:“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因为,诸侯之间的关系,全依赖“辞命”联系,“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载,长期担任“行人”一职的郑国外交家子羽,曾对参加此年诸侯盟会的诸国行人的言辞有所评价。他认为,鲁国的叔孙穆子“绞而婉”——言辞恰切而委婉,宋国的左师“简有礼”——无所臧否而有礼,晋国的乐王鲋“字而敬”——自爱而恭敬,郑国的子皮、蔡国的子家“持之”——说话得体,并称他们“皆保世之主也”——可以保持子孙数世的爵位;又评价齐国子“代人忧”——是替人忧虑,陈公子招“乐忧”——以忧为乐,卫齐子“虽忧弗害”——虽然忧虑却不以为害,并称此三国皆有“取忧之道也,忧必及之”——此三国必惹忧招祸;最后,他做结论说:这就是“言以知物”,即察言而知将要发生之事。也就是由行人、使者的文辞,可知其国家的命运。

在多数情况下,行人出使前是“受辞”而行的。所谓“受辞”,即接受了君主的文辞而出使的。《管子·形势》言:“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房玄龄注:“言受君之辞以出命,则名必运。”)“行人”是揣着准备好的文辞去办理外交的,“行人者,挈国之辞也”,可谓“受命受辞”。这些“受辞”之“辞”即外交“辞令”,则是由专人起草的。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载:楚国囚禁郑国印堇父献给秦国,郑人以财货去赎印堇父,临行前,子大叔写了赎词请示子产,子产看后说:这样写肯定不能赎回印堇父,因为“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即秦国接受了楚国的献俘,又从郑国处贪求财货,有失国家体统,秦国不会认同。应该写:“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即感谢秦国相助郑国,没有秦国的恩惠,恐怕楚军仍兵临郑国城下。子大叔不听,把赎词送了出去,结果“秦人不予”;于是,郑国重派使者执货币前往,改用子产之辞,“而后获之”。子大叔是专门起草文告辞令之官,官名“令正”,杜预注:“主作辞令之正。”《国语·楚语下》王孙圉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所谓“训辞”,韦昭注:“言以训辞交结诸侯。”所以,下文说:“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观射父是楚国“能作训辞”者。

从先秦文献的记载看,外交辞令多是由集体产生的。前述郑国的子大叔写了赎词请示子产也反映出,外交辞令并非一人所能决定的。例如,《左传》庄公十一年(前683)载:宋国大水,诸侯有所慰问,宋闵公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鲁臧文仲称赞其话说得好:“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于是得出结论:“宋其兴乎。”后来有人说,宋闵公这番话本是公子御说教给的,但公子御说提出的文辞一定要经过宋闵公的同意,这虽然与行人的“受辞”不一样,但可以说,此番文辞是出于此二人之手。

又如,《国语·鲁语上》载: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孝公伐鲁,臧文仲请展禽准备文辞以告谢齐国。展禽说:如果国家政策不定,“辞其何益?”臧文仲说:“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乎!”鲁僖公“使展喜犒师”,欲使其退兵;并“使受命于展禽”,让展喜向展禽请教犒劳齐师的辞令。齐侯还未入境,展喜去迎接,齐侯曰:“鲁人恐乎?”展喜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展喜对曰:我们依恃的是先王之命。以前鲁之始祖周公与齐之始祖太公望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他们让他们订立盟约:“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盟约保存在盟府,由大师保管。因此,你们的齐桓公“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到了君王您即位后,诸侯都说:您一定能继承桓公的功业。所以我们就不敢聚众防守,大家说:难道即位才九年时间,就会废弃了先王的政策,那怎么向先王交待呢?认为您必然不会来攻打,所以我们“恃此以不恐”。于是,齐孝公撤兵。显然,展喜取得成效的这番话,是事先准备好的;一是展禽接受了臧文仲的指令准备文辞,二是展喜接受了鲁僖公的指令去请教展禽,三是展禽面授,如此辗转,可以说展喜的文辞并非自己所作,而是出于众手。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非常明确记载了众人准备外交辞令的情况: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诸侯之事”的外交辞令,就是这样一步步产生的,最后交给子大叔以实施。至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叔向称赞“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称赞子产的外交辞令说得好,那是因为有一帮人为子产准备的。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写作班子,为了国家利益当然要把文辞准备得好一点。

 

“辞令”的生成之二:饰词专对

作为使者的“行人”文辞的生成,还有所谓“饰词专对”一途,即藻饰言辞的随机应答。他们能说出这样文辞的前提是:“受命,不受辞。”即接受君王之命,但又没有接到君王下达的文辞,于是才有藻饰言辞的随机应答。《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前675)说:“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何休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设,故云尔。”理由就是:“出竟(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也就是说,接受君王之命而出境办理外交事务,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说什么文辞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即“专”,而“饰词专对”就是一种完成任务的表现。所以,孔子称“诵《诗》三百”而“使于四方”而“专对之用,何晏集解曰:“专,犹独也。”《史通·内篇·言语》也说: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

《汉书·王吉传》也有:“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唐人颜师古注:“谓见问即对,无所疑也。”“饰词专对”的文辞,就是使者独自所出的。

外交辞令本身,往往也需要“饰词专对”。唐代孔颖达在解释“君子九能”之“使能造命”时:“谓随前事应机造其辞命以对,若屈完之对齐侯、国佐之对晋师,君无常辞也。”并列举了著名“饰词专对”的例子,具体如下:

一是屈完的“饰词专对”《左传》僖公四年(前656)载,楚国使者屈完去齐国谈判,“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在炫耀武力的同时说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而屈完回答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针对齐侯以武力威胁,屈完提出齐应该以德服人,不然,楚就奉陪作战到底;于是,齐、楚订立盟约。

二是国佐的“饰词专对”《春秋公羊传》成公二年(前589)载,齐败于晋、鲁、卫联军后的外交谈判:晋郄克对来谈判的齐使国佐说:“与我纪侯之甗,反鲁、卫之侵地,使耕者东亩,且以萧同姪子为质,则吾舍子矣。”国佐回答说:前两项我国可以答应;但让农人把垄亩改成东西向,把齐国的田地变成晋国的田地走向,这个做不到;萧同姪女是齐君的母亲,齐君的母亲就如同晋君的母亲,让她做人质,这个更做不到。如果你不同意讲和,那么齐国“请战,一战不胜请再,再战不胜请三,三战不胜,则齐国尽子之有也,何必以萧同姪子为质?”于是作揖要离开。晋郄克示意鲁、卫使者,让他们同意齐国的话而替齐国求情,然后就同意了停战讲和,到袁娄订立盟约。何休称赞国佐曰:“传极道此者,本祸所由生。因录国佐受命不受辞,义可拒则拒,可许则许,一言使四国大夫汲汲追与之盟。”由于国佐“受命不受辞,义可拒则拒,可许则许”,使得四国订立盟约而重获和平。

又如,《左传》僖公十三年(前647)载:齐侯派仲孙湫聘于周,让他讲一讲逃到齐国的王子带的事,请周襄王召他回去。但仲孙湫办完外交事务,却未与周襄王说这件事,回国后复命说:“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意思是,不能说王子带的事,因为周襄王还有怒气,这大概要十年吧!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7)载:秦穆公宴请晋公子重耳,重耳让子犯随从,子犯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此处的“文”,应该就是随机应变的文辞之“文”。去了之后,重耳赋《河水》以表达对秦国的尊敬,秦穆公赋《六月》,以重耳比尹吉甫,预示他必能返国,并担当辅佐天子的重任。赵衰马上说:“重耳拜赐。”于是,重耳退到阶下稽首,穆公也下阶一级表示不敢接受。赵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子犯之所以推荐赵衰跟随重耳去会见秦穆公,就是因为赵衰的言语之“文”、善外交辞令能够应付各种场面。

先秦时期的职官多为“家业世世相传”,《庄子·天下》言:“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职官的职务要求,其执行旧法、旧例,其职务撰作形成学术的专门化,其思想发挥、意见表达是从属于专业职事的记录与叙说的。《荀子·荣辱》言:“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职官所从事的“笔书以为文”是职业撰作,其内容与形式是有明确规定性的,可以“不知其义”,但必须“谨守其数”。到春秋战国,提倡外交可以“饰词专对”,也就是允许自主性的文辞撰作了。

 

“辞令”的生成之三:“读书”与“揣摩”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远赴他国,以求被用,其仰仗的技能是游说——靠辞令游说君王。刘知几《史通·言语》还说:“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但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所谓“驰说”“剧谈”“利口”之类辞令,事先是要有准备的。例如,公孙鞅在游说秦孝公之前,“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但秦孝公到底想听点什么,公孙鞅心中并没有底。于是,公孙鞅先“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又“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最后“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他试了几次,最终“说公以霸道”才成功了。公孙鞅所说的“帝道”“王道”“霸道”辞令,是其知识储备,是其学习而得;但他没有能够揣摩到秦孝公的心思,第一次“说公以王道”就没谈拢,秦孝公对介绍人景监发怒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幸亏景监力荐,才有第二次、第三次。因此说,公孙鞅虽然是成功了,但由于未能揣摩到秦孝公的心思,起先风险很大。数代后,范睢的辞令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使以传车召范睢。于是,范睢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范睢就揣摩到秦昭王对大权旁落的郁闷,故意这样说而“欲以感怒昭王”,于是,秦昭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正是范睢揣摩到秦昭王的心思,就被重用。

又有苏秦游说的事例。《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游数岁”,但各国君王不爱听,其所谈不得要领,“大困而归”。于是“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这是为以后的游说辞令做准备,“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战国策·秦策一》亦载:“(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苏秦“遍观”群书的重点是《太公阴符》,“揣摩”出可以“说当世之君”的辞令,这应该是有的放矢的准备,即章学诚所说的“抵掌揣摩”,这是把其准备辞令的过程概括为以“揣摩”为要点。

揣摩,意即揣度对方,以相比合。战国时的游说术,就是揣度国君心思,预先准备好游说辞令,使游说投合其本心。商鞅与苏秦,起初都是“揣摩”不够,才令第一次游说没有成功。故“揣摩”是实施“纵横之术”的必要前提,王充就说:张仪、苏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这是说,游说是要事先揣摩、准备好辞令的。《隋书·经籍志三》说:“从(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所谓“明辩说,善辞令”,就是要事先揣摩、准备好能够迎合君王心意的辞令,以求游说一举成功。所以,“揣摩”可视为应对之辞生成的又一方式。辞令生成的重点,不在于自己要表达什么,而在于对方想听什么,如此才能成功。

“揣摩”以求迎合君王心意的辞令,是需要有广泛知识储备的。例如,甘茂,“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庄。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甘茂从所“学百家之术”中提取某些能够迎合秦王的辞令,这样才能成功。因此,所谓“读书游说”,说尽了纵横家活动的整个过程——游说需要准备迎合君王的辞令,而准备辞令就需要学习。《说苑·建本》载,宁越,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二十年,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不敢卧。”通过十三年的苦学,被周威王师之。宁越是如何“学”呢?不外乎求师、读书而已。而史称苏秦、张仪都曾追随鬼谷子学习与读书,“揣摩”的前提是随师学习与“读书”。

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明辩说,善辞令”的背后,关键在于能够“揣摩”出迎合君王心思的辞令。然而,也有反面的例子,如孟子,所谓“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但是“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由于其所准备的辞令与君王心意不符,所以他不能成功。当然,他是不愿意去迎合君王的,而是想用自己的游说去改变君王。

 

“辞令”的生成之四:社会力量的虚拟与提供资料

“揣摩”的根本,就是在确定接受对象的情况下,做好辞令准备,以便“腾说以取富贵”;揣摩以成辞令,一时形成风气。于是,就有了代为设想游说时会出现的各种情况,替游说者代为“揣摩而成辞令,这就是《战国策》中部分辞令出现的原因。《战国策》一部分是历史经验,一部分则是代拟“揣摩成辞以供游士学习与练习的,正如杨宽所说:“纵横家讲究‘揣摩’……揣情摩意确是纵横家十分注意的。所有这些战国权变和游说故事的汇编,原是游说之士的学习资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用的脚本。”缪文远称,《战国策》之文,“或纯为游士练习模拟之作”;他评论《战国策·齐策三》“楚王死”章:“此章胜意迭出,奇变无穷,然按之于史实则皆虚,盖为治长短术者为其徒属揣摩示范之谈。”其他还有替“长短术”“纵横之术”学习者的“揣摩”提供资料者,如《韩非子·说林》,王先慎引《索隐》点题:“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陈奇猷评论道:“此盖韩非搜集之史料备著书及游说之用。”又有《韩非子·难》,旧注:“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韩子立义以难之。”这应该是为“揣摩”者提供反面的资料。

社会上的人员为辞令能打动人而提供资料,这些人员本来是与辞令所涉及的事件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提供如何准备的思路或提供资料罢了,游说者则从中获得好处。例如,前述《战国策》“楚王死”章,虽然只是虚拟的场景、夸张的辞令,但其合理的效果显示出,社会提供的“揣摩”之谈应该是有效的。所以,“楚王死”章文末有“故曰可以为苏秦说薛公以善苏秦”,称可以这样去游说薛公,达到了“以善苏秦”的效果。又如,《韩诗外传》卷十第八章虚拟了这样一件事:

传曰:齐使使献鸿于楚。鸿渴,使者道饮,鸿攫筥溃失。使者遂之楚,曰:“齐使臣献鸿,鸿渴,道饮,攫筥溃失。臣欲亡去,为两君之使不通。欲拔剑而死,人将以吾君贱士贵鸿也。攫筥在此,愿以将事。”楚王贤其言,辩其词,因留而赐之,终身以为上客。

然后评价说:“故使者必矜文辞,喻诚信,明气志,解结申屈,然后可使也。《诗》曰:‘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这就是强调如何“矜文辞”:一是表现自己无私的“喻诚信”,既不愿“两君之使不通”,又不愿让君王承担“贱士贵鸿”的恶名;二是“欲拔剑而死”表示自己的气概;三是达到了“解结申屈”的目的。正是这样的“矜文辞”令辞令言说者也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之所以虚拟这样一件事及其应对辞令,就是说明“矜文辞”的作用,也证明“矜文辞”是要依靠社会力量来提供的。

于是,人们知道,《文心雕龙·论说》所称这些辩士的文辞威力以及获得的利益:“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应该就有其学习“揣摩示范之谈”的原因在内。

社会提供给辩士如此的虚拟游说辞令以供其学习,提供给辩士如此的虚拟故事以供其参考,表明社会对文辞撰作的极大重视;而这样的游说辞令、这样的故事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纯文学的形成了——事件是虚构的但又不离现实,语言上是夸张的但又充分合理,这不就是纯文学吗!

 

余论:外交辞令出现后的文章学意义

以外交辞令为主要内容的应对文辞,与行政法令不一样之处是,行政法令之类有职业化、格式化的套语,如诔文、贺文、吊文等公事化公文,包括大祝六辞、尚书六体等,而外交辞令除了往来礼仪、礼节之类的职业化、格式化套语外,更多的是为应付、解决现实问题而发。外交辞令,从赋诗言志的借现成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意思,到由专门文辞的表达,这已是语辞表达上的进步。这些“辞命”/“辞令”的生成,由群策群力的成于众手,到个人随机应变的“饰词专对”,再到个人的事先“抵掌揣摩”以有的放矢,再到供辩士们学习与取用的虚拟游说文辞资料的出现,此四种生成、出现方式,对后人理解中国古代文辞、文章的生成,有着丰富的意义。

一是这些应对之辞的生成和出现显示了辞令撰作由集体到个人、由王官职官的职务撰作到个人腾说的进程。二是辞令的撰作是如何从重在表达自己,一步步到重在对方接受的;于是,引发撰作的出发点从命令、告知接受者,到说服、欣悦接受者的转变。三是虚拟游说场景与游说文辞以辅导应对之辞的生成出现,表明社会对文辞撰作的重视,人们也可以依靠社会力量来进行文辞撰作,文辞撰作一步步实现普及化。四是虚拟游说场景与游说文辞,显示了纯文学的发生进程。

以外交辞令为主的应对之辞的生成、出现,对其他文辞的生成、出现也有着某种示范作用,《论语·宪问》曾泛化而言前述子产召集众人讨论生成“应对宾客”之辞: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命”,即教令、政令、王命、朝命;而“为命”应该就是起草这些朝廷文件。孔子这里是把子产诸人撰作外交辞令泛言“为命”的文辞撰作。因此,讨论某些专门文辞的生成过程,是讨论中国古代文辞、文章、文学生成出现的必要路径之一。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第297—304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昨日回顾:武汉大学邹元江教授的文章《梅兰芳表演艺术对当代世界戏剧进程的影响》


 明日预告:华东师范大学黄纯艳教授的文章《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已同步到看一看

    发送中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