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 胡适的“中国文化大使”之路:以1917—1937年《纽约时报》报导为中心

南国学术 2019-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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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明对话·

胡适的“中国文化大使”之路

——以1917—1937年《纽约时报》报导为中心

王晴佳

[作者简介]王晴佳,1982年、198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分别获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雪城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罗得岛大学、罗文大学(1998—2007年担任历史系主任);现为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英国期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主编;主要从事中外比较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合著),英文著作有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co-author),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

摘  要

作为民国学人中一位当之无愧的领袖,胡适的成功,既与他二十六岁就“暴得大名”,以开展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一跃成为西方人士眼中的“中国文艺复兴的领袖”而备受瞩目有关,更与他的留美经历切切相关。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之后,胡适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曾经留学美国的背景显然是其中一大原因。胡适在美留学七年,时间并不太长,但却交友广泛、经历丰富,竭尽所能地去充分而全面感受、体验、融入美国社会。同时,与其他留美同学相比,胡适在英文学习上花了许多功夫,特别是对英文演讲十分重视。这不但反映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更使得他在同辈学人中脱颖而出,为之后对外宣讲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他获取国际声誉的重要原因。胡适在留学归国之后,仍然没有放弃用英文写作,他通过发表书评等方式,成为留美归国学人中与西方学术文化界互动最多的一位。1926—1927年间,胡适应邀访问欧洲和美国,在许多大学演讲,更有助于他成为中国文化问题发言人的角色。此后,胡适还与其他著名西方学者(如爱因斯坦、杜威、白璧德等)一道,出版了《人类往何处去》《人生哲学:个人信仰系列》这两本论文集,成为了其中唯一的亚洲作者。同时,胡适还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哈佛大学在1936年庆祝建校三百年之际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总之,在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之前的这二十年中,他以自己充分的学识、流畅的表达,通过各种渠道与西方学术界交流、互动,为当时贫弱的中国在世界学术界占据了一个一流、乃至超一流的位置,其功劳与成就与他出任驻美大使之后的外交活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他出任外交大使之前,在世界上已经是公认的“中国文化大使”了。

关键词

胡适  《纽约时报》  留美学人  中西交流   中国文化大使


 

引 言

胡适(1891—1962)堪称是民国学人中一位当之无愧的领袖。而胡适的成功,又与他的留美经历切切相关。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之后,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曾经留学美国的背景,显然是其中一大原因。胡适在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后,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为中国文化仗义执言,学术界对此已经相当多的研究。本文想换一个角度,侧重考察胡适在1917年留学回国之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这二十年间与西方学术界的种种互动。因为,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之前,他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已让他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不但在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扮演了一个“中国文化大使”的角色,而且其学术成就也在世界上得到了高度认可。

胡适在民国留美学人中出类拔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美国待了七年,时间虽不算太长,但却交友广泛、经历丰富,竭尽所能地去充分而全面感受、体验、融入美国的社会。同时,与其他留美同学相比,胡适在英文学习上花了许多功夫,成绩骄人。例如,1912年1月,胡适在他就读的康奈尔大学校报《康奈尔时代》(Cornell Era)上发表了第一篇英文习作《中国要共和》 (A Republic for China),此时距他抵美仅仅十六个月。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写作的时候,清廷尚未正式退位,而胡适已经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且旁征博引,向美国同学论证这一革命已经为中国带来了“新生”(new birth) 。更有意味的是,他在文中还指出,虽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可能是袁世凯(1859—1916),但袁无异是“国贼” (traitor);在他眼中,更好的总统人选应该是孙中山(1866—1925)、伍廷芳(1842—1922)或者黄兴(1874—1916)。此文的点睛之笔,是引用了19世纪美国的国歌《我的国家属于你》(My Country, 'Tis of Thee)中的两句作为结尾:“万岁千秋德惠溥,自由灵光耀吾土。” (Long may our land be bright, withfreedom's holy light)那时的胡适,年仅二十一岁。他之早熟、早慧,的确不同凡响。之后,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求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攻读博士期间,继续为其校刊写稿,并与美国友人(女友)频繁通信。他在1915年又以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朗宁(R. Browning, 1812—1889)的英文论文而获奖。他在哥大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还发表了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讨论国际关系中暴力之外的选项,另一篇则披露和批判袁世凯政权如何强奸民意。除了英文写作之外,胡适还注意锻炼自己的口才,提高自己的英语演说技能,并在美东各地多次演讲。

正是因为胡适在英文运用上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他在同辈学人中脱颖而出,为他之后对外宣讲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适钻研英语,也是他提倡“文学改良”的原因之一。以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距离而言,书面英语与文言文相比,前者显然小于后者。胡适练习英语的演讲,有助他看到中国语言中书面文字和口头表达之间的距离;而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观摩和欣赏,也让他看到有必要做到“言文合一”,以求启发民智。他在留学期间写作的《文学改良刍议》,指出了文言文的多种弊病;并指出,自宋代开始,白话已入韵文,而到了元代,则基本形成了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这里胡适看到了“通俗”与“行远”之间的自然联系。这一认识,与他精研英语,注意到英语的口语化特质,显然有不小的关系。

《文学改良刍议》写完之后寄回国内,得到陈独秀(1879—1942)的激赏,不但在《新青年》上发表,而且还为他加写了“文学革命论”的附言,一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这一运动也让胡适声誉鹊起,在1917年回国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便成为学界的风云人物。作为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讲课和第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对一代青年学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青年学生中,不少人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

 

一  初试锋芒:代言中国文化

1917年时,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地位不仅得到同行的认可,而且也逐渐名闻海外;但他在哥大作博士论文答辩时,并不十分顺利。据哥大校友、胡适的同乡唐德刚(1920—2009)考证,胡适答辩后,得到的是“大修通过” (pass with major revision) 的评分。当然,这也并不少见,因为很少有博士生的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认为白玉无瑕,无需做修改就可拿到学位的。尤其是哥大当时遵从德国大学的旧习,需要答辩者将其论文修改后,由出版社出版并交一百本给母校,才能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胡适回国之后,不但将论文做了修改,还写成了中文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获得了诸多学界耆老的认可。不过,如果是“大修通过”的评分,那么胡适还得返校再考,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胡适的博士学位一拖就是十年。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 (J. Dewey, 1859—1952) 访华两年,“亲眼见到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界的声势,这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所以回校之后,将给胡适的评分从“大修通过”改为“小修通过”,因为后者只要老师同意便可获得学位。于是,胡适在1927年去美国的时候,交给了哥大一百本《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即他改写的英文博士论文,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唐德刚的分析,或许有些道理,但也掺杂了想象。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即胡适答辩的时候拿到的就是“小修通过” (pass with minor revision)。他之所以迟拿学位,可能是回国之后,路途遥远,自己又诸事缠身,没能顾及学位的事情。

胡适1917年归国之后,第一次重返美国是1926年7月到英国出席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然后从1927年的1月到4月,顺道访美三个月,并在此期间补办了哥大的博士学位。那时,胡适虽然甫获学位,但在西方的学术界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胡适在这三个月期间,相继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旧金山、波特兰等地做了多场演讲。据《纽约时报》报导,胡适刚到美国几个星期,便于1月3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 (T. T. Lew, 1891—1947)一起,以“中国思想”为题做了演讲。他们的演讲由美国传教士、汉学家何乐益 (L. Hodous,1872—1949)组织安排。当时,何已从中国传教结束回美十年,在哈特福德神学院的纽约肯尼迪分校担任中文教师,并在哥大兼职讲授中文。与胡适一样,刘廷芳亦是哥大校友,获得过心理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并有耶鲁大学的神学学位。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他曾以燕大神学院院长和牧师的身份,主持了祭奠仪式。但刘更大的功绩在于创办了中国的心理学学会。

1927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甘纳特(L. S. Gannett, 1891—1966) 的长篇报导,题为“胡适:年轻中国的年轻先知”(Hu Shih: Young Prophet of YoungChina)。那时,中华民国建立不久,所以可以称之为“年轻的中国”。而作者把胡适称为一位“先知”,可见其对胡适颇为推崇。作者甘纳特与胡适同年,是一位新闻记者和作家,也是纽约报刊的专栏作家。他过世之后,其书信、书稿交予哈佛大学收藏。甘纳特的文章开头便写道:

1917年,一位二十五岁的中国年轻人完成了自己在美国七年的学习,乘船归国。1919年,米腊德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的《每周评论》做了一次调查,让读者评选当今最伟大的十二位中国人。回国仅仅两年的胡适便名列其中。

甘纳特在文中提到,他自己在胡适求学时代便听过胡的讲演,十分钦佩这位中国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和对中国社会弊病的分析。作为胡适的旧识,甘纳特对他的人品和学问均很熟悉。他不但称胡适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也向读者详细解释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和胡适提倡白话文的种种努力。甘纳特还将胡适的一些诗作译成了英文,以便读者了解他的努力。他首先选的是胡适《尝试集·文学篇》中的四句:“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然后又翻译了胡适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第6期的白话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甘纳特选译这两首诗,颇有意思,可以让读者看出胡适实验用白话写诗的过程。他的前一首虽然貌似五言律诗,但语言已经相当浅近,而后一首更为浅显,几近大白话了。

甘纳特向美国读者指出,胡适领导的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文字改革,但却有着深厚的社会意义。他指出,因为使用了白话,知识阶层可以让大字不识的中国劳动者了解他们的思想,而如果要求他们继续写作文言,则会强化阶级之间的分化。因此,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与另一位留美学者晏阳初(1890—1990) 那时在中国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晏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帮助扫盲),不但异曲同工、目标一致,而且还为晏的工作铺平了道路。甘纳特总结道:“这一激进的国语改造运动,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会带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变迁。”

既然称胡适为中国的“先知”,甘纳特在文章的结尾也概括了胡适的功绩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当代的中国人,正走向政治民族主义,但胡适在这场运动中置身度外,因为他无意政治。胡适在过去的两年中,虽然过着一种退隐的生活,但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一样,他在这两年中,从大地母亲那里汲取了力量。他这次访问欧美,也为他带来了新的视角……胡适作为学者,在尊重知识的东方获得了崇敬,他也在西方拥有了许多听众。如此,他或许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建筑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当然,我们很难预知在未来,胡适是否还能像十年以前那样,在文学改良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但他还年轻,头脑清晰、思维丰富,更深知自己所拥有的影响力。

在甘纳特笔下,胡适作为中国先知的角色,跃然纸上;他对胡适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

胡适那次访美,还不完全在学界活动。2月28日,他在纽约参加了一场颇为有趣的讨论会,参与者有工会领袖、商界人士、大学教授和教会牧师,讨论主题为“究竟如何称呼当今的时代?”内容涉及胡适本人十分关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有些讨论者发言指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会不断提高;但也有参与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表明,物质和科技的进步,不但没有带来文明的进步,反而造成了道德和精神的崩溃。胡适的发言比较谨慎,但也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当今大多数人热衷发展科技文明,而他的希望是“如果物质进步能征服自然而造福人类,那么这种物质进步就有了精神的因素”。换言之,胡适此处重申了他在国内“科学与人生观”讨论中的立场,希望推进科学,促进人生。

总之,胡适回国任教十年以后,于1927年第一次回美访问,便已渐渐建立了自己是中国文化问题发言人的角色,得到了美国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抵美之前,他在欧洲访问的五个月中,也常常高朋满座,与政界和学界的名流多方交流)。对胡适而言,这并不容易,因为民国时代留美的学生不少,而哥大毕业生更是其中的多数。例如,在胡适此次访美的半年多以前,美国左翼记者、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老朋友并且身后葬在中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 L. Strong, 1885—1970)曾为《纽约时报》写过一个特稿,内容讲到五卅运动之后,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英货的运动,美国受到牵连,利益也有所受损。她在文中提到,其实从庚款赔偿的处理开始,美国与中国便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其中包括不少留美学生在中国各界都取得了成就,如曾任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 (1886—1964),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陶行知 (1891—1946),前司法部长、耶鲁毕业的王宠惠 (1881—1958) 等。斯特朗也提到了胡适,称他为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中国文艺复兴”的领袖。有趣的是,她称胡适为博士,但又不提他亦在哥大学习,可见她对胡适尚欠缺了解。

胡适于1926—1927年访问西方的时候,能在诸多留美学人中脱颖而出,或许与他的老师杜威推荐有关,但杜威有不少中国弟子,如蒋梦麟、陶行知、冯友兰 (1895—1990) 都是。所以,胡适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本人的不懈努力。与许多留学生不同的是,胡适在回国之后,不但出版了大量中文论著和评论,还在英文写作上笔耕不辍,继续与西方人士口述、笔谈,多方位交流。仅在1917—1927年这十年间,他就写作了英文论文、社论、序言和书评等十多种。胡适在英文上用力之深,在中国留学史上十分罕见。所以,胡适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更多地是靠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努力。当然,胡适的出类拔萃,除了个人的努力外,也有时代的因素。19世纪下半叶,中国便有幼童留学美国,许多人的英文造诣并不亚于胡适这一代庚款留美生。但由于中国时局动荡,这些幼童中许多没有回国,而回国的也未能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中外交流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此处试举一例。胡适1917年回国之后,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书评,也为西方人士出版的著作写序。1928年2月,当时美国驻中国的商务参赞阿诺德 (J. Arnold, 1875—1946)出版了《中国问题的几个更大要点》,胡适为之写了一个短序。作为中国社会的旁观者,阿诺德指出当时的中国存在几大问题:交通设施落后、劳动生产力及机械化水平低下和公民意识薄弱。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普及教育,提高工业化的程度。有趣的是,胡适的序言虽短,但对中国的批评却比阿诺德还要严厉,并将之提高到文化、文明的层面上来解析。胡适写道,中国社会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执迷不悟,还觉得自己的文明高高在上,殊不料世界已经产生巨大变化了。所以他认为,“当今需要的是一种近似宗教忏悔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落后了;其他近代国家都比我们要好”。《纽约时报》的报导于是评论道:胡适序言如此尖锐,其声势已经盖过了阿诺德书本身的内容了。

胡适在其序言中不但批评中国社会,而且也批评了孙中山的一些观念。《纽约时报》引用胡适的话说:“孙逸仙博士的哲学是让民众服从那些有学问的人的领导,但它的失败就在于让人盲目服从,因为那些领导者自己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胡适的此番言论,在当时受到不少国民党人的反击。1928年8月,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尚未取得成功,蒋介石(1887—1975)为了寻求建立威权统治,宣布实施“训政”。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党代会更通过决议,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视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等同于宪法。胡适对此做法极不满意,写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不易》等文章,并致信再度出任司法部长的耶鲁法学博士王宠惠,要求国民党政府从“党治”改为“法治”,尽快制定宪法,以保障人权。胡适的这些批评,反映了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社会的深入考察。终其一生,胡适一直没有改变他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在抗战之前的阶段尤其严厉。1930年,他与同样留美归国的罗隆基 (1896—1965)、梁实秋 (1903—1987) 等人一起出版了《人权论集》,集中收集了他们提倡宪政、伸张人权的文章。

美国《纽约时报》对胡适的这些做法,显然颇有兴趣,因为对其所做的报导符合美国公众的口味。上面那篇胡适为阿诺德书写序的报导,由斯坦福大学肄业、刚在《纽约时报》工作不久的哈雷特·阿班 (H. Abend, 1884—1955)执笔。阿班在中国持续待了十五年,成为当时美国媒体的“中国通”,曾向世界披露了南京大屠杀。他在1920—1930年代在《纽约时报》的报导中,常常涉及胡适的种种活动。比如,在胡适与国民党的矛盾不断升级的时候,阿班于1929年8月30日和31日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两篇报导,一篇简单报导上海的国民党党部正准备惩戒胡适,另一篇则以“捂住讲真话者之嘴”为题,更为详细地描述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他在结尾中写道:“如果他(胡适)是一个捣乱者,那么这是当前不确定的情势所致。但作为中国文学改良的领袖和最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声音应该被听到,而不应被抑制,因为他正努力告诉国人真相。”据说阿班的后一篇报导,还让胡适逃过了国民党的牢狱之灾。胡适自己的日记没有提到自己有可能入狱,但从他日记中保留的国民党对他的许多严厉批评及处罚建议来看,那时他与上海国民党党部的关系,的确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不过,如同阿班在8月30日的报导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对拘押胡适这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还是有所顾忌的;而阿班31日的报导,更将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世界,让国民党更为难堪,无可奈何。

阿班在《纽约时报》上就胡适事件不厌其烦的报导,一方面是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胡适本人在该报读者群中的知名度。胡适在1926—1927年到英美访问期间,虽然年仅三十五六岁,但已经被认可为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代表。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欧美所交往和接触的人物,不但有西方汉学界的一流人物如伯希和 (P. Pelliot, 1878—1945)、韦利 (A. D. Waley, 1889—1966)、庄士敦 (R. F. Johnston, 1874—1938)、翟林奈 (L. Giles, 1875—1958)、戴密微 (P. Demiévielle,1894—1979)、卫礼贤 (R. Wilhelm, 1873—1930)、苏慧廉 (W. E. Soothill, 1861—1935),更有在西方学术界名闻遐迩或崭露头角的人物如哲学家罗素(B. Russel, 1872—1970),史学家比尔德 (C. A. Beard, 1874—1948)、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1889—1975),著名无神论者伯恩斯 (C. L. Burns, 1879—1942),小说家赫胥黎 (L. Huxley, 1860—1933;《天演论》作者赫胥黎之子),英国诗人宾咏 (L. Binyon, 1869—1943) 等等;此外,还结识了东京大学的中国哲学教授宇野哲人(うの てつと,1875—1974) 等亚洲学者。因此,胡适此次的欧美之行,可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更确切一点说,胡适的和蔼可亲,也让他获得普通人的青睐。比如,在他下榻的英国旅馆就发生过女侍向他索吻的趣事。

 

  论道东西:文明进步仰赖科技发展

胡适在1920年代访问欧美期间受到西方学术界人士如此大的关注,还与当时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有关。那时,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经济似乎走向复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人们对战争的惨烈记忆犹新,让不少西方人士感叹自己的文明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抑或至少走向了拐点。由此,他们对非西方文明和文化比以往更为关注,试图从中发现一些不同的发展途径。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当时对胡适的介绍,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是“中国文艺复兴的领袖”或“倡导者”。但可以想见,使用这一称呼的西方人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胡适改造中国文字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他们更关心的还是胡适作为中国哲学家,是否能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看法。

胡适在1927年1月25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应甘纳特之邀到他家吃饭,同桌的还有“查尔斯·比尔德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谈甚久”。比尔德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出版了《美国宪法的一个经济解释》,其中对美国“建国之父”的尖锐批评,让他在史学界名闻遐迩,1933年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他也曾是哥大的历史教授,但在胡适毕业的那一年(1917)为了抗议校方的学术干预,辞职离开了哥大,之后与夫人玛丽·比尔德 (Mary Beard)一起,以写作为生,夫妇合著有《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从《胡适日记》记载的内容看,比尔德在谈话中询问了胡适有关中国文明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问题,然后共同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因及其特点。听了胡适的详细解答,比尔德还总结出一个历史发展的公式:“偶然+模仿=历史”,也即偶然的发明创造,引起了众人的模仿,然后推进了历史的发展。总之,两人关心的是中西文明的差异及其对两个文明将来的展望。

《胡适日记》没有提及的是,次年,比尔德主编出版了《人类往何处去》(Whither Mankind) 的论文集,其中第一篇就是胡适撰写的《东西方文明》,可见两人那天的见面是让胡适参与此书写作的一个契机;而将胡适写作的那章列为首篇,既反映了比尔德希望改造西方文明的兴趣,也是对胡适文章内容本身的一种高度认可。因为,该书的其他写作者都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一时之选,堪称群英荟萃。此书的编排,是按主题分别请专家撰写。例如,“哲学”篇由胡适的老师杜威执笔,“劳动”篇由费边社领袖韦伯夫妇(S. Webb, 1859—1947;B. Webb, 1858—1943)写就,“科学”篇的作者是罗素,“宗教”篇由《新史学》的作者鲁滨孙(J. H. Robinson, 1863—1936)所撰,“文学”篇的作者是美国传记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范·多伦 (C. V. Doren, 1885—1950),“艺术”篇则由“通才”蒙福德 (L. Mumford, 1895—1990)写就,“教育”篇是成人教育的倡导者马丁(E. D. Marin, 1880—1941)。而在胡适“东西方文明”篇之后的第二章为“古代和中世纪文明”,执笔者是威廉·房龙 (H. W. van Loon, 1882—1944)。

作为主编,比尔德为此书写了“导论”和“跋”。他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在当今整个世界,很多思想家都在考虑人类文明的未来出路。欧洲更是如此,因为它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又在担忧下一场灾难何时降临(比尔德的观察颇有预见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之后不到十年就爆发了)。美国和日本那时也在思索“我们将往何处去”的问题。然后他列举了一些人的名字,认为他们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他说中国有辜鸿铭(1857—1928)和胡适,印度有甘地(M. K. Gandhi,1869—1948)和泰戈尔(R. Tagore,1861—1941),日本有鹤见佑辅(つるみ ゆうすけ,1885—1973)和岛武郎(ありしまたけお,1878—1923),以及意大利的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德国的斯宾格勒(O. A. G.Spengler,1880—1936),英国的韦尔斯(H. G. Wells,1866—1946)、萧伯纳(G. B. Shaw,1856—1950),俄国的托洛茨基(Л. Троцкий,1879—1940)等。这些人的著作也有惊世的标题,如《西方的没落》《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人生的悲剧》等等。他说,本书的主旨不在于特别赞同或支持某种观点,而是想摆出事实,检讨近三百年来历史演变的成就和缺失,“基于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历史已经表明,过去并不存在一个黄金时代,而最近三百年的发展有好有坏,但也并不是人们有意终结完美中世纪的结果”。比尔德此处所谓的最近三百年,也就是世界范围的近代化历程。他在此时已经看到了近代化、工业化导致的恶果(世界大战),但还是认为回到中世纪也不是一个选项,因为那也不是一个“黄金时代”。由是,他才邀请世界范围的有识之士,共同思考、撰写了此书,探讨“人类往何处去”的问题。

从该书的内容而言,所讨论的就是在近代化之后,人类是否还需要宗教、哲学、艺术、文化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从作者背景来看,他们自然是赞成的。但其实里面还牵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在西方近代物质文明长足发展之后,这些精神文明的因素是否需要在西方之外的文明中去寻找和发掘。换言之,近代科技的发展是否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动文明的进程。由于世界大战的阴影犹在,许多人——包括胡适的老师杜威——的立场和说辞均相对含混,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前景不很乐观,并由此论证东西方文明沟通的必要。其中,罗素的表现最为明显。作为“科学”篇的作者,他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科学的进展及其对社会、人类的积极作用。但他强调指出,即使在科学发达的近代,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人们不要、不能对机器盲目崇拜,而是要“建立更为人化、更加稳定和更为真实的科学文明”,这是他希望的“世界走向”。罗素的观点,与该书的多数作者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术界大多对自身文明的发展持一种怀疑和批评态度。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许多非西方人士大都会积极推广自己的文明,强调其长处。比如,梁启超(1873—192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访问欧洲,看到那里满地创伤,写了《欧游心影录》,指出西方文明已成明日黄花,中国文明需要振作起来,提升自身的地位。辜鸿铭在那时和以前发表的多数言论,也大致推崇中国文明的伟大,并以此来教训西方人士目光短浅,有眼不识泰山。与他们相比,胡适的立场迥然不同。他在“东西方文明”篇中,采取了一种毫不含糊的立场,强调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走向,而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所谓“精神文明”都不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什么有益的帮助。他在文章的起始举例说,欧洲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而东方文明不但是精神的,而且还高人一头。针对这些说法,胡适指出,这种思维已经在西方让不少人没有办法认清自身文明的价值——他们无法看到,西方文明其实“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文明”。然后,胡适摆出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理由,那就是用物质与精神文明来区分、概括东西方文明,是一种荒唐的做法,因为文明的进展,基本都是形上和形下相互作用的结果。他引用《易经·系辞传》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胡适将此处的第一句理解为理念或思想的形成,然后推论说:其实一切变化,都源自思想;而思想的结果,就是发明各种器具;而推广使用这些器具,则有助推进了文明的进步。(胡适此处的基本观点,与他与比尔德之间的谈话颇为一致。)

胡适指出,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空谈精神、道德和宗教,颇为荒谬。因为,一个人力车夫或一个老乞妇,即使信仰虔诚、品德无缺,对人类的文明有何帮助?相反,近代科技的发展、工业文明的进步,让人看到自己的力量:“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当,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这几句出自意大利裔的美国工会领袖、诗人吉奥法尼悌(A. Giovannitti, 1884—1959)的诗句,被胡适视作近代“人化宗教”的宣言,因为它尊崇人的力量—— “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此外,胡适还认为,近代西方文明发展造就的另一种宗教,那就是对民主制度的信仰。总之,胡适比较东西方文明之后的结论就是,近代科技、工业文明有缺陷,需要进一步成长和完善,“但它的成长和完善并不能靠回归东方的精神理念来得以实现,而是要沿着这个文明的进步已经指出的方向,有意、执意地去努力充分实现其真正的精神潜能”。

胡适在这里表现出的态度,与他在国内“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中所持的立场保持了一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虽然早几年出现在中国,但其渊源和背景与比尔德之编写《人类往何处去》有不少共同和可比之处。例如,张君劢 (1887—1969)、梁启超等人主张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丁文江 (1887—1936)、胡适等人对之的辩驳,背后反映的是对西方文明是否能代表人类历史走向的一种高度关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使得世界范围都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张君劢、梁启超等人认为,科学发展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折射出的是西方学术界对自身文明普遍价值的一种怀疑态度;胡适则认为,科学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走向和唯一道路。两者的孰是孰非,可以商榷、探讨,但后者的不人云亦云、不特意讨好西方的立场,反映出学者探讨学术问题的真诚。

胡适其实与梁启超等人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自然也希望中国富强。他在1938年违反自己不做官的许诺,出任驻美大使,努力为国效力,便是一个明证。但他在学术上却不愿迎合西方的潮流,不利用时机为自己壮大声势,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相反,他在那时持续指出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批评国民党的政策,认为制定宪法、依法治国是国家强大之必需。

 

  享誉海外:占据世界学术一流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至今余热未消。而对陈寅恪 (1890—1969) 的推崇,也包括陈之学问如何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尊重。1938年,牛津大学曾延聘陈寅恪去那里任教,更作为一件大事而被研究者津津乐道。不过,牛津大学虽然是世界名校,但汉学研究在英国并不特别受到重视。例如,韦利、苏慧廉,以及与胡适多有交往的翟林奈和其父翟理斯 (H. A. Giles, 1845—1935;韦氏音标的发明人之一),均为当时英国的汉学名家,但其中国学问仍难免错误。换言之,民国时代的中国学人,对受到牛津、剑桥等名校的延聘,担任汉学教授,并不觉得无上荣光。陈寅恪当时如果不是身陷国难,又想到西方治疗眼疾,可能都不会接受牛津的聘书。

当然,能得到一所名校的聘请而做系列讲座,毕竟代表了对一个学者治学的认可,因为此类机会,即使对西方学者来说,也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此处无意比较陈寅恪与胡适学问之高下,只是就民国学者的国际影响而言,胡适显然更胜一筹。在陈寅恪获得牛津大学聘请的十年前,胡适便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邀约,希望他就“儒家文化的现代趋势”问题做“哈斯克尔系列讲座”,演讲稿之后也会出版成书。同时,芝大还希望胡适以他擅长的领域,开设春天学季的“中国哲学史”。这一待遇,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也只对少数成功人士开放。从金钱上来考虑,芝大说给胡适两千美元,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大约是两万七千多美元,还是不错的报酬。但收到芝大代理校长1928年10月2日的来信之后,胡适却在考虑了一个多月之后,婉言谢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那时正努力写作《中国哲学史》第二卷,无暇出访。然后,胡适又写道:“我也考虑了一下您指定的讲题‘儒家文化的现代趋势’。我的结论是,如果不包括三百年的时间跨度,那么六次演讲便没有足够的材料,而若(时间跨度长),则又与您所指的‘现代’概念不符了。”胡适的回信,不卑不亢,但从学术观点上对芝大代理校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自认有很强的“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显然认为要考察儒家的现代命运,必须从明清文化的转型开始,也即必须考虑清代考据学对宋明理学的批评和扬弃。

胡适谢绝了芝大校长邀约之后,对方并未放弃,而是在一年之后再度向胡适发出邀请。鉴于胡适说他事忙,所以这次只邀请他做六场“哈斯克尔系列讲座”,题目如旧,再做哈里斯基金会的三次系列演讲和参加一次圆桌会议,酬金升至三千五百美元(约合今天四万八千四百多美元)。同时,耶鲁大学也请他在1931年春天的学期担任访问教授。胡适收到这些邀请以后,有些心动,在日记中写道:“我颇踌躇,今天不能决定。”其实胡适除了写作事忙之外,他自1928年起还担任了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但他对此从一开始就没有兴趣,只是由于中国公学是其母校,人情难却、勉强接任的。而这些来自国外的讲学邀请,给他了一个借口能辞去这个位置,所以他有些动心。之后,他也的确照此计划执行,先是在1930年2月5日致电芝大校长,说自己将去耶鲁大学任教,顺便到芝大做哈斯克尔的系列讲座,但不参加其他活动。然后又辞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让马君武(1881—1940)接任。

虽然胡适借机辞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但他并没有在1931年春天赴美,而是直到1933年才赴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做了哈斯克尔的系列讲座,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但没有去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初,还有不少美国大学向胡适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去那里讲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胡适拖延不去美国讲学的原因似乎有多种。他在那段期间,虽然时时受到威胁,却仍然在《新月》《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持续批评国民党的许多政策,希望能有助中国民主化的建设。这些工作,加上各种各样的应酬,牵扯了他太多精力。胡适虽然希望能继续完成对中国佛教和中古思想的研究,但进展缓慢,以致他在日记中多次指责自己。如他在1931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九二七年此日,我在Seattle(西雅图)上船回国……四年之中,我的成绩很少,回想很可惭愧。”其实,胡适在那段时间还是很多产的。1930年11月底,他从上海到北京,任教北京大学又担任文学院长之后,繁忙的行政事务加上日本侵略的威胁,让他更无法专心写作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胡适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注意。例如,他在1930年宣布赴美讲学之后,一位读者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像他这样的学者,不必像梅兰芳(1894—1961)那样, 去美国博取掌声,而是应该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胡适将此文剪下收藏于日记本中,但想来不会是他推延不去美国的主要原因。

虽然胡适迟迟不去美国,却没有减少西方学术界、出版界、新闻界对他的关注。反过来,胡适也没有故意冷落西方,而是尽量保持与其不断的互动和交流。这里仅举一例。1930年1月19日,胡适应邀在上海为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 (American Assoc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做一演讲,题目为“中国问题之所在”(TheReal Problem),其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政府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见解。《纽约时报》的阿班在2月23日对此做了颇为详尽的报导。正像他在“东西方文明”一文中的立场一样,胡适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国还为“贫穷、疾病、无知和腐败”这四大弊病困扰的时候,侈谈中国文明的精神性,并据此批评西方文明的物质性,无异是荒谬之论。胡适强调,正是这种闭目塞听、异想天开的做法,才使得中国进步的脚步缓慢、迟疑不前。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胡适第一次为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演讲;在这之前和之后,他曾为该会的成员就中国文学、思想、社会问题做过多次英文演讲。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成立于1881年,其宗旨是推进妇女的高等教育、提高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让其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1919年,该学会的前身曾出资帮助居里夫人(M. S. Curie,1867—1934)的研究,所以,该学会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其他国家都颇具地位和影响,至今经久不衰。

除了演讲、交谈和讲学,胡适还不断在西方出版论著。他在1922年5月曾想将以前做的英文演讲,修改结集成书,名为《中国文化》(Cultural China)。而巧的是,一个月之后,美国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Harcourt Brace & Co)托人向他约稿,题目正好是他想写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胡适记道:“书还没有动手,已有了出版者,也是一件好事。”该出版公司是美国一家老字号,声誉不错,在2008年与培生集团(Pearson)合并之前,曾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阿班的中国回忆录,便由该公司于1943年出版)。在胡适参与比尔德的《人类往何处去》的论文集之后,出版该书的朗文(Longmans)出版公司的编辑也来信,希望他能就“东西方文明”所谈的要点,结合其他的建议,扩展成一本书。信中写道:“我们觉得,您是最有资格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人。我们很有兴趣一起合作。”

虽然胡适没有写出上述著作,甚至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其中文《中国哲学史》的下卷,让他的许多读者颇感失望,但他在1930—1931年间,却履行了美国《论坛》(The Forum)杂志的邀请,认真写作了一篇长文《我的信仰及其演变》(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胡适在1930年2月16日写道:“今天开始作My Credo一文”,然后在3月4日又记说,已经完成了初稿。以胡适这位大忙人来看,此文的写作可谓一挥而就,而且超过了原来的字数一倍有余。他在1931年3月4日拿到文章校样之后,又分送朋友,可见他自己对此文也很满意。

向他约稿的《论坛》杂志于1885年创刊,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齐名,是美国最著名的三大人文杂志之一,可惜在1950年关闭了。除了胡适以外,当时的《论坛》杂志还向诸位世界名人约稿,希望他们就“人生信仰”一题,介绍他们的经历和看法。之后。这些稿件又汇集成册,由著名的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and Schuster)于1931年出版,书名定为《人生哲学:个人信仰系列》(Living Philosophies: A Series of Intimate Credos)。胡适于1931年7月15日收到此书之后写道:“此书本月出版,今天收到第一册。印的很好。听说销路不恶。”的确,那时虽然仍在经济大萧条中,但此书却用了精致的丝绸面包装,开本也较一般著作大一些,想来出版商认定此书会热销。

出版商有此预测,因为此书的作者在当时声名显赫。该书的前三篇作者分别是爱因斯坦 (A. Einstein,1879—1955)、罗素和杜威,然后还有参与比尔德《人类往何处去》的韦尔斯、韦伯夫人、蒙福德等。在爱因斯坦之外,还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R. A. Millikan, 1868—1953)、内森(F. Nansen, 1861—1930),普利策奖获得者彼得金 (J. Peterkin, 1880—1961),中国学术界熟知的白璧德 (I. Babbitt, 1865—1933),以及其他著名作家、诗人、史学家、出版家、批评家等。而胡适不但名列其中,还是唯一的一位非西方学者,充分显示他那时已居世界一流的学术地位。

胡适收入《人生哲学》的文章,同年就被译成中文,以“我的信仰”为题,收入《中国四大思想家的信仰之自述》而出版,以后又有了另一个译本。虽然胡适没有自己翻译,但也反映了他有意让该文与中文读者见面。他在文中详细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幼年丧父,由坚毅的母亲培养成人,然后又如何在上海接受不完整的中学教育,甚至过了一段荒唐无稽的日子。他将自己能考取庚款到美国留学,视为人生的一大转折,所以交代了自己留学期间思想的种种变化。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相信个人的成功,追求“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到“社会的不朽”(social immortality),也即从实现“小我”到促成“大我”。胡适回国之后,以自己的名声和地位,为改革中国社会奔走呼号,为改进中国政治献计献策,乃至耽搁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正与实现这一信仰有关。

《纽约时报》对《人生哲学》一书的出版也有所报导,其中特别强调爱因斯坦的信仰。爱因斯坦在文中说,他的政治理想是民主制,所以美国民选总统的制度得到了他的赞赏。同时,他说德国政府对失业和患病人士的照顾,也值得称道。但爱因斯坦写道:“我应该说,人生最有价值的不是国家,而是富有创造性又朝气蓬勃的个性。当众人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时候,正是这种个性能产生高尚和崇高。”在爱因斯坦之外,还有两位收入该书的著名科学家的“信仰”也为《纽约时报》特别注意:一位是琼斯 (J. H. Jeans, 1877—1946),以物理、天文和数学的成就著称;另一位是阿瑟·吉思爵士 (Sir A.Keith, 1866—1955),杰出的生物人类学家。另外,该报还对杜威、罗素等人的观点有所介绍。总之,《人生哲学》一书的结集出版,目的与《人类往何处去》相似,希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阴影未消、国际冲突日增的情势下,请这些世界一流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为许多盲目彷徨、无所适从的西方人士指点迷津。胡适跻身于内,与导师杜威平起平坐,俨然已成为一名世界范围的“精神导师”。

但这并不是胡适国际影响的顶点。且不说胡适一生获得了美国三十五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仅在1932年,胡适在荣膺美国文理科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外籍院士后,又当选为德国普鲁士科学院 (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通讯院士,均是华人中的首位。同年圣诞节的《纽约时报》上还有一篇有趣的报导,说美国雕塑家霍夫曼 (Malvina Hoffman, 1885—1966)甫从东方回来,完成了七十五尊雕像。她的东方之行是为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办一个模拟人雕塑展,题为“人类的各种族”,为此她找世界各地的人士作为对象。《纽约时报》的报导提到,她和丈夫在中国的时候,正好爆发“九一八事变”,但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中国,因为她要为胡适塑一头像,放入上面提到的展览。《纽约时报》写道,因为胡适本人也为日本人所追踪,所以雕像的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完成头像的雕塑之后他们立即离开,两天之后他们所停留的旅店就被日本人彻查了(sacked)。

胡适于1937年9月作为中国政府特使抵美,之后不久成为驻美大使。在这之前,他还出访过美国两次。一次是1933年去芝加哥大学主持哈斯克尔的系列讲座,又去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第五次会议;另一次是1936年再度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然后应邀参加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纪念活动。胡适所参加和出席的这些活动,《纽约时报》都有追踪报导。太平洋关系学会(或太平洋学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25年。哈佛大学毕业、传教士出身的卡特 (EdwardC. Carter, 1878—1954)为其创始人之一,其宗旨是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和交流。卡特热情高涨,做事执着,没有他的努力,太平洋关系学会也许会半途夭折。因为,其初创时期,正是中日关系日益紧张阶段。那时,野心勃勃的日本在学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1929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第三次会议,就在京都召开。但胡适、丁文江、陈衡哲(1890—1976)、王世杰(1891—1981)、颜惠庆(1877—1950)、陶孟和(1887—1966)等中国留洋人士不甘人后,将第四次会议搬到了杭州和上海,并派出了四十人的代表团。未料会议召开前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鉴于中日关系恶化,胡适等人曾建议推迟会议,但卡特等人到达上海之后,仍然主张会议如期召开。在他们的坚持之下,此次会议还是在1931年11月开成了。

胡适1933年和1936年两次访美,都与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有关。他在那一阶段,一方面谴责日本的侵略,为中国争取国际奥援;另一方面又希望缓和事态,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两国的冲突。1933年,在加拿大班夫(Banff)召开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中方由胡适领队,日方为资深外交家新渡户稻造(にとべ いなぞう,1862—1933),美方则是前陆军部长贝克 (N. D. Baker, 1871—1937)。新渡户稻造和贝克都支持“国联”(League of Nations),前者还曾在国联任职多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想法与胡适有一定的共识,都不想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贝克在会上强调,西方人应该吸收东方的智慧,寻求调和冲突之道。不过会议的讨论,看来还是火药味十足。日本的侵略行径想必在会上受到了强烈的谴责。新渡户稻造在会后肺炎发作,病死于维多利亚的一家医院。

1936年8月,太平洋关系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优胜美地公园(Yusemite National Park)举行,胡适再度率领中国代表团参会。9月,哈佛大学召开了建校三百周年纪念会,胡适不但应邀参加,还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与他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后获得的许多荣誉博士学位相比,哈佛的这个荣誉博士显然有更高的含金量。因为,后面的荣誉学位,与胡适担任中国大使一职有关;而这个来自战前、出自哈佛的学位,主要是对他学术地位的肯定。哈佛大学对这次建校三百年的纪念活动,早早做了精心的准备。《纽约时报》在1936年5月27日便有详细报导,提到哈佛届时将授予六十六位世界一流学者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对胡适作如此介绍:“国立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教授,中国哲学、诗歌领域的杰出权威学者和中国白话诗歌运动的领袖。”与胡适同时获得荣誉学位的文科类学者还有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德国思想史家迈内克 (F. Meinecke, 1862—1954,一译“梅尼克”)、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B. K. Malinowski, 1884—1942)等。

胡适此次访美,身兼两任,一是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上争取国际同情,谴责日本;二是在哈佛大学的会议上,与其他著名学者探讨人类的未来走向。鉴于太平洋区域局势紧张,这次在优胜美地公园召开的会议,有十个国家参加,英、美、法等国都派出了资深政治家,包括法国前总理和多位英国国会议员。日本代表团同样阵容强大,由军方和政界人士组成,领队是一年前刚卸任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よしざわけんきち,1875—1965),军方代表则是陆军中将、“中国通”阪西利八郎 (ばんざい りはちろう,1871—1950),后者曾于1923—1927年出任黎元洪等北洋政府总统的顾问。与他们相比,胡适并没有从政经历、更无军方的背景。他作为中方代表团的领队,主要是因为他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纽约时报》对胡适这样介绍:“胡适博士不但是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还被公认为是中国大规模反日学生活动的精神支柱。”

1936年哈佛大学的建校纪念,包含一项重大的学术活动,那就是与那些参会的世界一流学者,共同探讨人类思维的奥秘和共存之道。据8月31日的《纽约时报》报导,哈佛这次召开的建校纪念活动,将希图研制出一种“显宏镜”(macroscope),即从宏观的角度,以最近三百年的历史为背景,借助世界上七十二位杰出人士的大脑,展现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些入选的人士有爱因斯坦、杜威、密立根、马林诺夫斯基、爱丁顿 (A. Eddington, 1882—1944)、卡尔纳普 (R. Carnap, 1891—1970)、胡适等。该报9月12日又以“东方对我们文化的反叛”为题,报导了姉崎正治 (あねさきまさはる,1873—1949) 和胡适在哈佛纪念活动上的演讲。姉崎正治是日本著名的宗教家和思想家、日莲宗的信徒,但又曾在欧洲留学,翻译了叔本华(A. Schopenhauer,1788—1860)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姉崎正治在演讲中指出,西方文明已经为机器所控制,丧失了精神和宗教的因素,正走向自取灭亡,所以东方人不应该盲目崇拜西方,而应该注意发掘、发扬自身的文化传统。

胡适的演讲反其道而行之,以“中国的印度化:文化借鉴的范例研究”为题,用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说明,汉代以后佛教进入中国,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其表现就是11世纪以降理学的兴起。理学从抵制佛教、恢复儒学出发,同时又吸收了佛教的因素,从而让中国文明得以再生,进入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时期。胡适的这篇演讲如同一篇历史学论文,似乎在陈述一段中国历史,立论显得不太明确。但他所表述的立场与他为《人类往何处去》写作“东西方文明”时一样,就是强调东方人不应该妄自尊大,看到西方文明面临危机就认定它一无是处。相反,胡适仍然主张科技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前途。他用佛教进入中国为例,证明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以后会促成新生,不但向东方人强调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同时似乎也在提醒西方人不必为自身文明面临的困境而丧失信心。

胡适这种不人云亦云的态度,在哈佛大学另一场会议中也有明确的表现。据9月14日的《纽约时报》报导,哈佛的三百年诞辰纪念还举行了一场“超级论坛” (super symposium),参加者一共四位:杜威、马林诺夫斯基、吉尔松 (É. Gilson, 1884—1978,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史学家)、胡适。论坛的主旨是,希望这四位声誉卓著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实验一下“显宏镜”,用他们的智慧指导人类的生活。会议的组织者甚至提议,成立一个“智慧法庭” (Court of Wisdom),让全世界公认的有识之士来对世界事物及其纠纷,做出他们的裁判。饶有趣味的是,这四位被邀的大学者中,只有吉尔松赞成此事,杜威、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自己的知识不够,建议让科学家一同参与。相比之下,胡适的发言十分直截了当。他说世界上已经有国联在日内瓦成立的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1922—1946),再成立这一“智慧法庭”显得叠床架屋,没有必要,还不如加强现有的组织,使其具有更高的国际性。

 

        余论成就“中国文化大使”的背后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以自己充分的学识、流畅的表达,为当时贫弱的中国在世界学术界占据了一个一流、乃至超一流的位置,其功劳与成就与他出任驻美大使之后的外交活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可以说,在出任外交大使之前,胡适在世界上已经是公认的“中国文化大使”了。对此,芝加哥大学宗教系主任、美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尤斯泰斯·海登 (A. E. Hayden, 1880—1975)在1934年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道:

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诠释者和跨种族、跨文化沟通的大使,胡适是哈斯克尔讲座的理想主讲人。在文化上,他兼通中西。他年轻的岁月就目睹了中国文化近年发生的巨大变迁,并是其中许多运动的首倡者和公认的领袖。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和在国际调和上所做的努力,使得他有必要的背景和客观的视角,能对其祖国正发生的跨文化渗透的过程,做出一种评估。

胡适之所以能在中国留美学人中与众不同,在中外交流上获得这一成就,学术界多认为,与他二十六岁就“暴得大名”,以开展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而一跃成为西方人士眼中的“中国文艺复兴的领袖”,进而备受他们关注,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除了运气和天赋之外,胡适的成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对自己的高度期许和不懈努力。

就英语学习而言,胡适留学前的准备绝对称不上系统。他在上海读了三所中学,学习时有中断,英语学习想来也不例外。他能考取庚款、到美国留学,或许靠的是他的天赋;而他到美国之后,在英语上很快脱颖而出,应邀到处演讲,更说明他才气过人。不过,胡适的英语表达并不是完美无缺。据曾经听过胡适演讲的唐德刚回忆道:

笔者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受大中学教育时,震之于胡适之、蒋廷黻诸先生的盛名,总以为他们对中西语文的运用都是得心应口,白璧无瑕的。及长亲炙教诲,才知道幼年时代的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我第一次听到蒋先生在联合国大会讲演,他那一口的宝庆英语,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语的发音远在蒋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语讲演时的中国”(intonation),也是相当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岁以后才正式运用英语会话的,因而英语也就始终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说起来总归不像早期留学的幼童们,或现在进美国学校的孩子们说得那么自然。

唐德刚是胡适的安徽同乡,也许对胡讲英语时的安徽口音比较敏感。但他的上述言辞,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胡适的英语口语表达绝非十全十美。胡适能从大学时代开始用英语自如地演讲,与西方人士流畅交谈,阐述自己的见解,靠的是他自己对演讲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准备。胡适在日记中,对自己如何准备各种演讲保存了许多记录,得以让后人一窥其用功和用心。归纳而言,这些记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他自己如何注意学习、揣摩别人的演说技巧,并向别人传授演讲的技巧;二是他对演讲的重视和每次被邀做演讲时,自己所花的大量功夫准备。

胡适对演讲的重视,贯穿一生。这一重视,其实也反映出相较众多留学西方的人士,胡适对西方文明的特性有一种更深入的认知。与中国的象形文字不同,西方的大多数语言是字母或拼音文字。两者相较,后者更注重言语的表达,也即人与人之间通过现场口语交流所获得的直接沟通。而对于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来说,沟通与交流往往可以通过一目了然或心领神会,有人甚至追求和欣赏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的境界。《道德经》中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句,更是为人熟知的教诲。而与之几乎截然相反的是,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强调“逻各斯” (logos)的概念,其含义颇多样,但包含了争论、论说及其背后展现的逻辑思维。简言之,语言表达的明晰和思维逻辑的缜密,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一种高度的一致。胡适对此有深刻体认。他曾言道:“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裨益。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强迫我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此话无异胡适对“逻各斯”的理解和实践。

胡适晚年回忆自己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时,特意修过一门训练演讲的课程。第一次在课上练习演讲的时候,他曾紧张得“浑身发抖”,只能扶着桌子。但下一次老师把桌子移走了,让他无所倚靠。最后他经过不断练习,克服了不安情绪,“开始了我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并“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胡适回国教书之后,曾多次为学生讲授演讲的技巧(有时用英文),并总结了“演说的学理”四原则:(1)演说是放大的谈话;(2)演说是需要练习的技术;(3)演说需有话要说;(4)演说要全神贯注。

胡适回国之后,多次为外国学者口译,比如他老师杜威的访华演讲,大都由他翻译。但胡适认为杜威口才比较一般,并非“好演说家”。1922年,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M. Sanger, 1879—1966,一译“山额”)访华,胡适为她的演讲口译,并在日记中写道:“他(她)的演说力甚好。女子演说甚少他(她)这样的有条理层次。”这一评论,现在看来有歧视妇女之嫌,不过胡适关注演说的质量和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既然看重别人演说的成功与否,那么胡适对自己的演说也十分投入,从不怠慢。以胡适演讲的次数和题目来看,有的重复次数很多,比如有关“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科学的人生观”等等,但胡适对此仍做认真准备。他在1922年10月18日记道:“在一中讲演‘科学的人生观’。我三年来讲此题,凡五次了,至今不敢写定。今天讲的稍有不同,似胜往日。”由此可见,他希望每次演讲同一论题,都能有所改进。而对一些学术性强的题目,他的准备更是充分。1927年,他应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之邀,做有关“中国小说”的演讲。胡适曾多次称赞卫礼贤治学严谨,所以对这次在德国大学的演讲做了特别认真的准备,写讲演稿通宵达旦,最后在演讲的当天才将其完成。他在日记中写道:“终日作(讲)演稿,计这个讲演足足费了我四十个钟头的功夫。若不是自己有所长进,若单为了三百个mark(马克)而来,殊不值得。三百mark仅足供行旅之费而已。”为了知道德国听众是否能听懂他的英文演说,他还特意“插入三个笑话,做个试验,居然三次都有人笑了,我才安心了。我讲了一点三刻钟”。为了这两小时不到的演讲,胡适如此精心准备,实在令人感佩。

胡适的日记也透露,他对自己花大量时间准备演讲,有时也觉得烦恼,认为这样做影响了他的其他工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马虎对待。他说道:“向来我用英文作正式演讲,总先写定演稿。”但也觉得如果认真准备、有演讲稿但不照本宣读,效果反而更好。1933年他最终成行,去芝加哥大学做哈斯克尔的系列讲座,又去加拿大班夫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事情很多,日程太紧,没顾得上记日记。但他在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道:“这次在芝加哥,我真是受了一次体能上的折磨。我差不多每天都得工作到天明,再加上有几天热的不得了。”他所指的“工作”,就是写演讲稿。那时美国没有空调,所以在7月的盛暑,胡适还是如此投入,以致体力上颇受折磨。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适这次演讲的成果——《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却是胡适在西方最成功和畅销的著作。1934年,该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广受好评。1963年,也即此书发行三十年之后,再度出版,并由布鲁克林大学历史系的库布尔(H. Kublin, 1919—1982)教授写序推荐,称赞胡适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学者、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汉学家贾祖麟 (Jerome B. Grieder)在1970年为胡适写的传记,亦取名《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the Chinese Renaissance)。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7年第2期第238—255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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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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