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观察丨农商行准备好了吗?!数字化转型,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胡宏开 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2019-06-11

导读

从“零售银行”到“智慧银行”,再到“生态银行”,无不渗透着“科技”基因,金融科技已悄然来临。从农信社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受资产规模、人才瓶颈和管理体制等多方制约,在金融科技上仅仅处在“跟随”层面,甚至是“观望”状态。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商行的未来,在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不断加大业务“下沉”力度,民营银行依靠金融科技挖掘城乡潜在年青客户的多重挑战下,农商行必须直面现实,并付诸行动,因为,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作  者:中华合作时报记者  胡宏开  


互联网浪潮重构了人们的生活,也重构了金融商业模式。从“零售银行”到“智慧银行”,再到“生态银行”,无不渗透着“科技”基因,金融科技已悄然来临。


如今,各家银行对金融科技不再是早年的战略部署阶段,而是真枪实干,真真切切地来到我们身边。


在金融科技大潮中,从农信社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受资产规模、人才瓶颈和管理体制等多方制约,在金融科技上仅仅处在“跟随”层面,甚至是“观望”状态。


一位来自东部地区的农商银行高管向记者表示,在国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小微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甚至城商行纷纷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或普惠金融中心,业务向县域、乡镇持续“下沉”,与农商行形成竞争态势,但在资金、利率成本、不良容忍度,尤其在科技手段上,农商行都处于劣势地位。


据公开数据披露,2018年,农行、建行、交行等国有大行普惠金融贷款增长率都在28%以上,而普惠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与金融科技不无关系。


除了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不断加大业务“下沉”力度,民营银行依靠金融科技挖掘城乡潜在的年青客户,同样给农商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客户超2600万、贷款超1600亿元,不良率仅为0.3%,年化利率达15%。这是今年两会期间记者采访新网银行董事长刘永好时得到的数据。


新网银行采取“单点突破、快速迭代”的打法,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为“二八定律”中的“长尾客户”提供金融服务,99.6%的线上贷款申请均由机器进行自动化、批量化审批,只有0.4%的大额信贷和可疑交易需人工干预。目前,新网银行信贷审批时间最快7秒,平均仅40秒,日批核贷款峰值超过33万单。


而新网银行近80%的客户来自三四线以下城区和农村,与农商行的客户来源高度吻合。


面对金融科技对农商行的冲击和挑战,一位中部地区农商银行董事长表达了他的忧虑:今年以来,明显感受到农商行的“寒冬”来了,存款增幅比往年下降,贷款难放,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多面广”优势,似乎成为一种“包袱”,农商行的金融科技与国有大行和互联网银行相比,犹如“长枪短炮”对“坦克导弹”,不堪一击。


“真的感到‘狼来了’!”上述董事长说,在业务拓展上,由于缺乏科技“利器”,不仅“拼得很辛苦”,有时还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这位董事长的担忧不无道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邹平座认为,金融科技是大势所趋,农商行要充分抓住这“窗口期”,否则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如今,农商行处于大分化、大转折时期,可以说,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商行的未来,“窗口期”或许只有三年,农商行必须直面现实,并付诸行动,因为,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


然而,农商行的金融科技水平目前还处于技术接触的起步阶段,大多数仅表现为线下业务线上化和线下服务智能化,即线上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线下网点配备自动柜员机、智能终端等。


而金融科技给银行带来获客渠道、营销手段、风险防控的巨大变革,农商行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互联网银行有着较大差异,尤其是在获客方面,国有大行可通过平台获客,互联网银行可通过场景获客,而农商行更多的还停留在传统的线下走访获客。


农商行客户对象是“三农”、小微,而这些客户天然具有小额、零散,且兼具多产业形态混杂特征,农商行服务这类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借助金融科技手段来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风险管控能力,然而受制于资产规模、科技人才等因素影响,绝大多数农商行的科技建设完全依赖于省联社,与国有大行相比,包括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金融科技总是“慢半拍”。


一位曾在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工作过的业内人士表示,对于省联社“小法人+大平台”科技建设模式要客观看待:为帮助单个法人行社摆脱科技建设上“想做做不了、做了做不好、做了不实惠”的窘境,尤其是针对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商行,为其节约科技建设成本、防范科技风险等方面,省联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省联社统筹全省内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农商行的科技建设,其资金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等动辄每年上百亿的投入和千人研发团队相比,都显得非常不匹配;从快速响应业务发展需求来说,省联社的科技建设常常反应滞后。同时,省联社对全省农商行科技建设是统一开发、统一建设,很难兼顾辖内业务发展较快农商行对科技建设的“个性化”要求。


“大数据时代,就是‘武器时代’,农商行必须把‘核心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避免被动‘挨打’。”上述内业人士建议,一方面省联社在科技建设上,可采用事业部制,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并成立“软件开发中心”,“软件开发中心”的人员是自己的核心团队,如同华为公司一样;另一方面,省联社在把控风险的前提下,要有开放的心态,满足部分农商行业务发展和科技建设的需要,及时为其开放接口。


打赢金融科技战役,数据是关键。如何挖掘大数据、整合大数据,“数字化转型”成为农商行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数字化转型”,浙江农信尝试了全新实践。2018年7月,浙江省联社顺应“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大势,研发推出了普惠金融线上贷款产品——“浙里贷”。该产品是浙江农信依托公积金、税务、工商、人行征信等政府公共数据,以及浙江农信连续10年“走千家、访万户”积累的客户数据,推出的一款纯线上信用贷款产品,它整合了市民卡贷、社保卡贷、税银贷等8款信贷产品,实现了“手指点点、即刻到账,且风险一键排除”使客户充分感受到“秒贷”科技金融带来的美好体验。


浙江农信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持续创新缘于一份深深的危机感。浙江省农信联社科技管理部副总经理杨纲认为,技术是不可逆的,人的行为习惯也是不可逆的。尽管目前还不是所有人都在使用线上金融服务,线下的场景还未能全部联通到线上,但在未来,线上服务肯定是越来越密集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系统也要承接更多的场景和用户、更海量的数据及更高的并发访问量,这背后的技术支撑都应当及时跟进。


紧随“浙里贷”产品上线后,浙江省联社与腾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这是浙江省联社打造数字化、智能型、开放式生态银行的又一创新举措。


据了解,腾讯将配合浙江农信做好与用户的连接、与商户的连接、与机构的连接、与政务的连接,并运用腾讯的行业解决方案、云计算能力、大数据能力、金融安全防范能力以及区块链、人脸识别等前沿技术,结合浙江农信的地方资源以及行业经验,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


浙江省联社在科技建设领域的“两大行动”,正是充分利用数据,但不拘泥于金融数据,以开放心态拥抱“数据湖”,挖掘更多场景的创新之举,也为浙江农信践行更高层次的普惠金融,即融入社会治理,构建以人为核心、全方位的普惠金融提供了“利器”。


开展“数字化转型”,除了省联社需加大金融科技赋能,基层农商行也需从自身实际出发,着手开展金融科技建设。


亳州药都农商银行和德清农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为业界提供了借鉴。


亳州药都农商银行整合当地政府48个部门数据和该行自有数据等,推出“金农易贷”信贷产品,实现网上自动授信、用信、利率定价和贷后预警,通过手机银行,为辖内所有18-65周岁居民,提供0.5-50万元普惠式、智能化、便捷的信贷服务。“金农易贷”试运行的49天内,贷款发放出现爆发式增长:放款11.52亿元,日均2351万元,人均贷款8万元,客户从申请到收款,不超过3分钟。


而德清农商银行以“数字化、智能化、体系化、模块化、流程化”为转型目标,强化科技支撑与数据应用,为客户精准“画像”,实现了“以客户驱动为引领”数字化银行建设新模式。截至2018年末,德清农商银行服务客户总量近70万,其中本地客户41.41万,占德清本地人口的95.86%。


亳州药都农商银行和德清农商银行的探索,给正处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农商行带来很多启迪:


首先,农商行必须广开数据源,做实大数据基础工作,不断完善数据采集机制,包括大数据的获取、“清洗”、模型构建等等,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农商行既要坚守战目标,又要耐得住“寂寞”。


其次,数字化转型必须与业务结合起来,一切脱离业务发展的科技创新都是“伪命题”,数字化转型要为金融机构在获客、营销、风控等方面赋能,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追求“首单效应”或“流于表面”。


再次,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运用技术手段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数字化转型再造商业模式。如,德清农商银行通过大数据对客户交易量和全生命周期的分析,从而推动管理转型、网点转型和绩效考核调整等,实现了系统化变革。


最后,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而言,需要“线上”“线下”齐发力,向互联网银行学“线上”获客,快速做大客户增量,做大金字塔的“塔基”;有了巩固的“塔基”,即大量的客户后,农商行可以发挥互联网银行所不具有的线下优势,对存量客户开展“二次营销”和多次营销,做深做透做精中间业务。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具体到农商行怎样落地,是一个现实而具体的问题,这是时代之问!


农商行,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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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合作时报·农村金融

主编/刘小萃  新媒体总监/李博  制作/吕国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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