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雷|如何做好中国特色法学学术研究【斑斓 · 新思维】

田雷 法影斑斓 2019-06-22


作 者 │ 田 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作者按】

作者曾于2017年12月4日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做同名讲座,感谢于明副教授的邀请和评议,本文在该次讲座整理稿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正文发表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7卷第1辑,原标题为《外国法律史研究的“骨髓”与“皮囊”》,此次推送有内容删节。


01

“骨髓”与“皮囊”新说


“骨髓”与“皮囊”之说,我们都很熟悉,知道此说最早出自刘南平博士。当年,在新世纪第一期的《中外法学》杂志上,时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刘博士发表《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一文,以自己在耶鲁法学院撰写博士论文的经验现身说法,甘冒“法学界同仁的非议甚至责难”,直陈“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期待着他的批评有朝一日——“或许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法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模式”,甚至“可能会间接地影响我国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虽然此文发表后不久,刘博士即弃学从商,但他当年以局外人之身份兼旁观者之视角所发的这一番议论,自此后却在“我国法学研究”这个场域内留下有目共睹的切实影响,至今仍出现在研究生训练的常备文献之列,足见此文生命力之所在。


按照刘博士的说法,“骨髓”是指论文的命题,写博士论文必须要有命题,所谓命题,“应该是贯穿整个博士论文的中心论点,是你试图在论文中探讨或论证的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观点。”同时,“皮囊”也是一个比喻,是指论文的注释,“论文的注释决不是一个包装问题而被视为可有可无,它的功用就如同人体的‘皮囊’较之于‘骨髓’一样,是一篇学术论文‘命题’或‘内涵’的有机外延。没有注释,这篇论文就显得不充实,不丰满。”


要理解骨髓和皮囊说何以有振聋发聩之效,就要知晓这种批评乃是针对当年流弊的有的放矢。世纪之交的法学界,充斥着大而全、教科书体例的学术论文写作模式,正是这种流弊让刘博士拍案而起。


2010年,刘博士宏论发表十年之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赵晓力教授在本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又一次拿起“骨髓”和“皮囊”的比喻,给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判断:如今的法学论文,“皮囊”都有了,但仍缺“骨髓”。因为现在的学术写作是“用文献生产文献”,所以博士论文最不缺的就是一幅披着学术规范外衣的“皮囊”。但问题在于,作为“骨髓”的论文命题,却在这种“用论文生产论文”的学术模式下,成为闭门造车的产物。


晓力教授有一段讲说得透彻,“看多了,我发现很多论文都和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期刊网。它们的命题从哪儿来?中国期刊网;它们的资料从哪儿来?中国期刊网;然后它最好的归宿也是:中国期刊网。”一如既往,晓力教授在不动声色之间一刀致命,他用“平庸”概括了这些“扑面而来一股再生塑料的气味”的论文。赵晓力:《201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见网络。)


我在这里借助刘博士这篇战斗檄文至今不息的影响力,提出“骨髓”与“皮囊”的新说,在外国法律史研究这一领域内发挥一下“余热”。不需拐弯抹角,既然是新说,那就并不照搬刘博士对“骨髓”和“皮囊”的定义,既然是下沉到外国法律史这个具体领域来展开,我也稍微限缩下这一对范畴。


所谓外国法律史研究的“骨髓”,不仅是指外法史论文的写作要有“命题”,而且要求这个命题之提出要有中国问题意识;而“皮囊”,也不只是论文的“注释”,而是要思考我们研究外国法律史是不是要有“档案”之自觉,外法史学者能否像中法史学者那样——比如说,从诉讼档案出发。例如参见[美]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如果我们现在还只是用几篇似是而非的外文文献来装点论文的门面,这种通过拿来主义而移植再生的“骨髓”和“皮囊”,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在外法史领域随处可见的新流弊?如果不是危言耸听,那么新的出路又在何方?


这是我今天提出的问题,但答案却无力给出,它一点儿也不取决于我今天讲些什么,而要视乎我们以外国法律史研究为志业的学人接下来能做些什么,又做到些什么——检验的时间,并不是三五年,这是完成一项国家社科项目所要求的时间,也许是一代人的时间,就好像我们今天距离刘博士痛陈法学流弊的时差,正好是18年。



02

碎片化:外国法律史研究的状况


我不是法律史研究门里出身的,但今天在这个讲台上还能振振有词,倒也不必自谦为历史研究的门外汉。我的专业在宪法学,尤其集中在美国宪法研究,也做了不少翻译的笨活。


回想起来,我刚开始接触到美国宪法时,正赶上宪法学界热议“宪法司法化”的当口,我的导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明年就是司法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判决的两百周年,感觉空气里都是司法审查的味道,所以我翻译的第一本美国宪法书,在2006年出版,《法院与宪法》,非常典型的以最高法院为中心来组织美国宪法叙述的路数。[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如果说我个人的研究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在2010年前后转入宪法史的研究,而且研究越深入,聚焦的时段越向前移,最近几年,我的写作基本上集中在从1776年至1865年这近九十年的事,在美国宪法史的分期中,这段自建国到内战的历史被定义为美国早期宪法史。


为什么我个人的研究会发生这种转变,当然是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其中大多数说出来也没有任何示范意义,但我将这种研究美国宪法的路径转变理解为一种进步。


当然,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特例,法学界对外国法的研究整体上也有一种“历史转向”,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对此略加阐发。对于这种外国法研究的历史转向,我高举双手鼓与呼,因为在我看来,它至少折射出中国法学研究者在心态上发生了某种积极有为的变化:从向西方学习,寻找变法之药方的拿来主义心态,转变到至少暂时悬置改革心态,追溯西方法制之历史源流的学者立场。


在此背景下,我主张外法史研究在当下应当担当起中国的“批判法学”:“它所开启的是一个以历史来批判理论的学术过程。在一个又一个细致入微的案例研究中,历史的深描揭示出了法律的复杂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简言之,外法史的研究应当送赠给固守改革和变法心态的法学者,成为让他们“解咒”的那件“陈年风褛”。田雷:《第二次的相逢:论外国法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中国问题意识》,《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也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接触到外国法律史这个领域,有幸结识到在此领域内深耕细作多年的许多朋友,了解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承蒙他们信任,为我讲述了不少不足为外人道的心路困境,甚至我和于明教授主持的雅理读书公众号,也日益成为外法史发声的一个出口。外国法律史,无论是作为一门教学的课程,还是一个研究的学科,都似乎在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在法学院内部,它既没有民商法那样实用,被学生认为富有多金,也不及法理宪政那般崇高,能吸引追逐高大上思维的学术青年,如果这是外法史向来的宿命,那么近年来这个屌丝学科又遭遇到新问题,在倡导中国学术主体性的今天,如何摆正外国法律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位置,也已成为一个棘手的学术难题。参见何勤华:《外法史年会:三十而立、负重前行——在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30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雅理读书”公众号2017年9月19日推送。)


但我今天所能谈的,并不是外法史研究的外患,而是也只能是内忧,当然由我这么一个局外人来说“内忧”,个别论点,比如我建议外法史学者不妨少攒论文多写书,可能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也请诸位原谅旁观未必就清的一些观点。


前段时间,我完成了一篇以美国劳动法为题的论文,文章原本不在写作计划内,修改的过程也尤其辛苦,因为一不小心踏入不熟悉的劳动法领域,心里颇为忐忑不安,所幸发表后至少没有收获恶评。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契约抑或身份?:劳动法在20世纪美国的兴起和衰落》。田雷:《契约抑或身份?——劳动法在20世纪美国的兴起与衰落》,《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穷尽了国内目前对于美国劳动法的探讨,其实也算不上多,格外留意到一篇很新的论文,《论美国法上的“禁止报复性解雇”规则》。(韩旭、齐延平:《论美国法上的“禁止报复性解雇”规则》,《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这篇文章抓我眼球,首先是因为第一作者是我多年前曾教过的一名本科生,现在正在以美国劳动合同法为题来写作博士论文。文章写的很好,按照刘博士当年的讲法,既有“皮囊”,也不缺“骨髓”,大大启发了我的写作。


我在此将两篇文章放在一起,不是为了要排出个座次,而是想让诸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对外国法的研究是不是走入了一个以小为美的误区,尤其是在对博士生的训练上,小题大做似乎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的通例,好像要让学术论文有一副好皮囊,第一步就是选择一个尽可能小的题目,反过来说,任何稍微大一点的题目,都会被认为非年轻学者力所能及。


于是乎,我最近经常遇到一种琢磨起来相当尴尬的状况:不同场合遇到一些外国法律史的博士生,聊聊他们的学位论文当然是让场面活络起来的不二法门,但得到的回答却时常令我不知所措,有时候即便是研究美国法律史甚至宪法史的博士生,我也听不明白他的论文到底是在研究些什么,这当然有我的问题——我读书不多,但很多时候,我发现不光是我没听明白,而是这些正在某个题目下深挖的研究者自己也没讲明白。


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一位博士生可以聚焦在他的研究题目上讲个滔滔不绝,但只要超出这个狭小的题目,马上就语焉不详。如果把一项研究比作一座房屋,他熟悉这屋子的一砖一瓦,但却不知道这个屋子位于何处,说的简单些,就是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前两年,我参与翻译了一本书,对多位法学理论大师的访谈录,其中一个片段令我印象深刻。在访问波斯纳时,访谈者这样抛出问题:“人们在自己的小鸽子笼里做自己的那点事……法律经济学者可能在系里隔壁办公室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理论家,但他们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去参加女性主义研讨会,法律经济学者去开他们自己的会。没有任何交流。”[美]詹姆斯·哈克尼 编:《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榆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这大概就解释了我前面讲的那种尴尬,研究者讲不明白,我也听得不明不白,因为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小鸽子笼”里做研究,不关心——甚至有时会以学术规范为由拒绝关心——更广阔的天空。于是,一幕学术场景经常映入眼帘,我们开始学会熟视无睹,但细思恐极,在一次又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评议人经常上来就是这么一句,我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因此……,为了追求一副皮囊,我们放任自己成为小鸽子笼里的专家。


学者选择何种题目做研究,是学者的自由,更何况,博士生还享受不得无拘无束的自由,选择什么题目来渡过也许是一生读书最多的三四年,很多时候不得不听命于外力的指引,就此而言,个体学者的路径选择,外人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至少在外国法律史研究这个领域内,单个研究相互叠加,造成的是整个领域的碎片化,看似“满天星斗”,却无法连成一面,而这恰恰是外法史乃至整个西学研究所要尽力避免的局面。


研究外在于我们生活经验的异域文化,就如同在一片漆黑的大海上航行,除了目光所及之外,皆是黑暗,除了我们所知的,我们一无所知,这一前提同我们做本土研究是大不一样的,没有哪个西学研究者在新手上路时是手持完整航海图,对整个行程是了然于胸的,我们只能在经年累月的研究过程中如拼图一样拼出了自己的航海图。


正因此,研究外国法律史最好不要讲什么数十年如一日,在一棵树上的结局只有吊死,古人的智慧足以让我们警觉,在小鸽子笼里做研究,其实就是“盲人摸象”。人人都在摸象,就只能造成整个领域的支离破碎,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经验:都是做外法史研究的,甚至同为研究某个国家的,某个国家某个历史时段的,说的再严峻点,同为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的,同是一届博士生,我们彼此之间却无法进行深度的学术交流。


既然碎片化是个问题,在以外在的异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西学中,更是不得不防,那就有必要追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当然是上述的以小为美的学术风气,如果说有错误,那就错在我们只顾追求皮囊,把某种皮囊误视为检验研究的唯一标准;还有两个原因与之相关,但应予分别交代。一个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显微镜”的视角。


在研究美国法时,两位作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程度之深远大大超出专业学者,我是指林达多卷本“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以及刘瑜观察美国政治的随笔集《民主的细节》。林达系列有四本,分别是《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如彗星划过夜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200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应当思考,为什么“近距离”和“细节”成为了打动人心、抓人眼球的卖点,恐怕还是离不开我们前一辈文人向西方取经的立场和姿态,因为将求取真经当做观察并记录西方的出发点,所以就务求取景镜头可以越近越好,远距离只能隔岸观火,只有人到西方才能求得真经。


我曾在别处批评过这种“显微镜”的观察视角,不要以为显微镜就能够看得真切。任何一种镜头背后都隐藏着观察者的取景,而取景也就意味着对镜头以外的风景的屏蔽,若是就此而言,我们理解外国法律制度和文化,恰恰要警惕这种看似客观且真诚的路数,越是追求近距离,越是聚焦于细节,讲述者就拥有越大的裁量空间和权力,如果一味盲信这种近距离看到的美国故事,那就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田雷:《揭开美国最高法院的面纱》,《红旗文稿》2016年第10期。)


还有一个主要存在于专业领域内的原因:在研究外国法时,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时差”越来越短促了,因此缺失了必要的视野纵深。不需追溯太远,就是我刚读研究生的那会儿,在国内研究美国法的瓶颈就是资料稀缺,直到2005年我去香港读书,还帮当时一位在浙江大学法学院读博士的朋友下载了一批英文文献,当时国内高校还没有购买Heinonline这样的数据库。


但没有几年光景,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缺资料,而是资料太过庞杂了。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同性婚姻的判决,Obergefell v. Hodges, 576 U.S.___ (2015).)让我感慨颇多,我们研究美国法似乎已经抹平了“时差”,判决作出一两日内,该案的五个判词就有了质量过得去的中译本,在朋友圈内刷屏一时。


这是好事,但也要反思,现在的状况似乎成了美国最高法院出个什么新闻,我们比西方记者跑的还要快,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不客气地说,某些外国法研究越来越靠近娱乐新闻写作了。英文中的frontier,既是指前沿,也包括了边疆或末梢之意,但现在追求前沿的研究却变成了在细枝末节上的炫技。这也关联着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时至今日,到底是什么在控制我们做外国法的研究议程以及阅读清单?


如果说信息稀缺时,我们尚可静下心来读书,也因为能读的材料很有限,一代学子并不难形成共享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议题,那么在现在信息可以被私人定制和分群体推送的时代,我怀疑下一代的外国法研究者会不会放弃了深度阅读,而放任自己在“法影斑斓”、“雅理读书”或者赵丹喵的公众号中寻找研究题目和思绪灵感,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我并不是批评这些公号,而是担忧学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会改变学术生态。)


任何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field),都可以想象成一种同心圆的结构:位居最核心的是本领域所共享的原生问题和经典文献,由此向外做波浪式的扩散,次第排列着本领域的枝干问题和枝叶问题。如果缺乏对一个领域之原生根基问题的把握,只是一味地游走在“前沿”,其实就是在做无根基的离散研究。


没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文献目录,一个领域很难成其为领域,在这样碎片化的领域内耕耘,产出的研究就是断裂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只能聚焦于某个具体问题,但却无法回溯至本领域内的原生或根基问题。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再多,也很难谈上有效的积累,这样的研究领域其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


前段时间,我接受某法学核心期刊的邀请,匿名评审了一篇投稿论文,文章洋洋洒洒两万字,讨论了国务卿在美国宪制中的历史流变。不难看出,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论文有些地方也颇见功底,但权衡再三后,我仍然给出了不宜录用的外审意见,因为细读这篇论文,我始终看不到为什么国务卿值得做文章,而这样的文章又是有价值的,作者欠我一个交待,甚至没觉得有必要给读者一个交待。


虽然美国宪法的研究看起来门庭若市,但我们对太多基础问题都缺乏有深度的理论研究,若要较真,恐怕我们现在对美国的总统、国会以及整个三权分立宪制究竟是如何运转的,都仍在重弹着一些大而无当、其实无所谓对错、却还容不得从学术上推敲和质疑的老调,在这么多更基础的研究都缺位的状况下,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位年轻的作者孤军深入,到底能收获些什么。


公允地说,板子应当首先打到目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美国宪法研究者,我们已有的积累还没有让国务卿研究成为水到渠成的选题,作者选择这个题目,可以说是误入虎穴,但却无法猎取虎子。



03

“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宪法史领域”


数年前一次机缘,我向王希老师发出邀请,在他的名著《原则与妥协》第三版即将出版之际,聊一聊这些年在中美两地讲授美国宪法史的体会。不久后,王老师如约按时发来一篇用心之作,题名就是《我如何教“美国宪法史”》。


文中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近二十年来,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发展很快,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专著方面的成果也不断涌现,但在宪法史研究的领域内学术积累尚不够,严肃的、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原创性研究很少,还不能支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宪法史领域的存在。”王希:《我如何教“美国宪法史”》,《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五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说者有意,听者也不能无心,值得琢磨的是王希老师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宪法史领域”。


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宪法史,是不是要有中国特色或者说中国问题意识,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难的从来都是怎么做!如果说中国特色不是必需的,甚至是个包袱,那么我们就不用做自己的研究了,大家伙一起搞搞翻译就得了——很显然,我们在研究美国宪法史时无法抛开美国本土学者的研究,但又不能照搬照抄,不应鹦鹉学舌,不是说学得越像的就是越好的研究。


但这里的“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王希老师虽然没有下定义,但还是透露出自己的基本想法,就是年青一代要做“严肃的、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原创性研究”。我在这里也不下定义,道理很简单,什么是美国宪法史研究的中国特色,想来不可能是我们事前规定、然后按部就班加以落实的计划内研究,而一定是我们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做了些什么具体的研究,这些研究又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和做派,简言之,“中国特色”,不是我们说出来的,而是我们做出来的。


设想再过20年,我们有机会做一阶段性的总结,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才能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研究中体现出来。而我们现在,也是在学术的市场内摸着石头过河。


既然中国特色是必须有的,不可能没有,同时又是不可说的,没有学术先知,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我们现在不妨畅想,外国法律史的研究能不能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比方说扎根于某个学校的“某某学派”,我们眼下也许无法奢望百家争鸣,但无论如何,必须让一部分人在学术上先做起来!


只有形成学派,才可能解决我之前所说的研究碎化和断裂的问题,因为学派能否炼成,就在于一部分学者通过代际传承,逐步形成共有的基础问题,共同的学术立场和路径,也有共享的理论文献和档案材料,只有在此基础上开枝散叶,具体的研究才能重返所在领域的基础问题,才能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


今时今日,外法史研究如要逆流而上,也许就要通过学派之炼成来在法学割据版图内求得边缘性的存在,最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就意味着学派可以也必须根自于某个机构甚至某个人,但其展开却必定要串联起来,始于扎根但不能终于扎堆,要形成有等差的兼容并蓄的学术网络/共同体。


在这个问题上,我推荐各位阅读一下耶鲁法学院阿玛教授的一篇文章:《美国宪法与耶鲁的宪法解释学派(the Yale School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nd the Yale School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Yale Law Journal, vol. 115, 1997, (2006).),从阿玛对耶鲁学派的如数家珍,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


首先,学派之形成需要时间,无代际传承不足以炼成学派,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不可能指望年度考核来催生学派;


其次,学派,尤其是理论导向的法史研究,必须要有代表作,虽然不排斥论文,但往往要有厚重的专著,要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后还绕不过去的代表作,由这些代表作构成核心文献,让后来进入这一领域的年轻人可以瞻前以顾后,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左顾右盼,形成持续并且深入的学术交流。


学派不是一天建成的,铁打的学派,流水的学者,但年轻的博士生如果在学术上生逢某个学派兴起,那么他就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学术研究就不再是鸽子笼里的自赏,而是一场接力赛,每一项研究可能看起来仍然细致入微,但不同的是,聚焦于小题的研究也能回溯至本领域的基础问题,惟其如此,才能成就大作。


在具体操作上,从小题入手,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能站在针尖上跳舞。好的法史作品一定要讲求叙事有策略,应当有曲径通幽从而别有洞天的组织意识,平铺直叙很难把故事讲得精彩,往往也是在拧干历史,高明的写作者一定要胸有沟壑,要让读者时时有柳暗花明的阅读体验。


如尤陈俊教授所言,研究者必须区分问题(question)、话题(problem)和命题(issue)(尤陈俊:《作为问题的“问题意识”——从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命题缺失现象切入》,《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命题是相对于一个领域现有的学术文献而言的,对于写作博士论文的年轻人来说,命题宜小但也可大,因能力而异;而问题则指向一项研究所关注的社会实践本身,至少在现阶段,我认为外法史的博士论文选题应扩展时间之跨度,在长时段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讲述也许只是微小的某项制度实践的源与流。


换言之,如果我们把“小题”最终理解为只能在法史研究中做小历史,而小的标准就是尽可能限缩时间跨度,那这是对小题的最大误解。


当然,大历史也不是说时段越长就越好,毋宁说,讲述者应意识到历史就其本身来说是连绵不断的,我们必须在自己所涉的历史分期内把故事贯通起来。严格说来,法律史研究不是一门社会科学,大历史不是形于外的,不是蜻蜓点水地游走于上下五千年,然后从后果推断前因或者从前因判定后果;而是更注意内在的绵延,历史之道往往是言不尽意的,如果真有道理可言,那也存在于历史本身的来龙去脉和起承转合之间。


简言之,切莫把历史讲成一张又一张的PPT,两千年前的古人懂得“通古今之变”,我将这个“通”字理解为贯通,关键就在于把历史进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脉络给讲清楚,即便千里之外,也要把浮脉给勾勒出来。如此说来,大历史的关键不必纠结于时间之跨度,而是要内有乾坤,不是简单呈现历史的切片和结论,而要尽力捕捉历史的绵延和复杂。


最终,用历史的方式来讲述往昔,尽可能还原历史发生之情景,而不是把历史当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素材,不谋求一脑袋扎进材料里但却立场和理论先行,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今人切勿对之做现时化的处理,历史在社会科学追求因果之意义上的无用,也许才是最终的大用,这是当下外国法律史研究应当意识到的问题并且多加努力的方向。



04

并非多余的交待


这些交待,我希望并不是多余的。如果外国法律史确实在外患内忧的挤压下越来越边缘,那么外法史的研究者,尤其是新入行的年轻人,大概从一开始就要学会如何生活在边缘。以下三点,都是我个人的想法,不是为了谁量身打造的学界生存指南,借这个机会讲出来,与其说是同诸位共勉,不如说是让我立此存照。


首先,外法史研究者的学术代际更短促。至少现阶段来看,研究外国法律史主要还是纸面和笔头功夫,看重研究者的外文能力,同中国法的本土研究相比,它并不一定要求人生的历练和经验。只要研究者脑子还算好使,读书肯下功夫,在写作上不敷衍了事,在书斋里一心只读外文书,也能做出好的成果。


做中国法研究就没有这么简单,好的作品离不开自己的“田野”。正因为在能力要求上相对简单并且单纯,外法史学者可能在读博期间就能做出成熟的研究。这其实是个很残酷的判断,若是这个判断为真,那么就意味着一位外法史研究者若不能在30岁左右做出代表性的成果,在属于自己的代际内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那么他可能很快就被后浪拍在沙滩上,后来人的语言能力比我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因此掌握材料更多,对理论文献也更敏感,所以以外法史研究为业的,都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其次,做外法史研究,从入门到达到及格乃至良好的水平线上,也许可以轻松跨越,难的是如何从良好做到优秀。读外法史文章,特别差的不太好找了,但特别好的也是屈指可数,普遍的平庸是我们这个领域的现状。


为什么是这样呢?在评阅外法史领域的学位论文时,我发现了一点线索。你去看这些年轻博士甚至硕士的文章,皮囊都很鲜亮,正文后面的参考文献列举着最新最全的研究,但短板是,怎么把这些域外的学术成果和档案材料恰当地运用在自己的文章中,手法却很笨拙。


就好像一场排球比赛,一传接的很棒,二传也勉勉强强,但最后的扣杀却软绵无力,甚至直接出界,无法得分。如何尽快走出这种普遍平庸的现状,至少让一部分研究生先优秀起来,是外法史研究谋求出路和空间的策略。


最后,据说外法史发表难,因为文章的引证率上不去,所以法学核心期刊留给外法史的版面也极吝啬,因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但在外法史的研究中,真要把故事讲好,文章就需要充裕的篇幅来容纳故事的起承转合,刻画人物的喜怒哀乐,真要做研究,至少在我看来,低于一万字的法史论文都是不足观的。


现状既然如此残酷,外法史学者不妨学着洒脱些,摆脱为核心期刊编辑而写作的心态,在写作时心里想着并装着读者,追求自己作品的阅读体验和品质。无论论文在学术评价体制内多么一头独大,外法史的研究者都不要忘记写书,在书中要学会讲故事,故事不能那么干瘪,要有那么一点儿文采。要记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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