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爱情故事:一个老来单身的女人决定恋爱 | 谷雨奖

杨眉 谷雨故事 2019-07-11


上海这座城市就像是磁带,一根带子的正面和背面尽管总在同时行进运转,背面却听不到声音。如果以六十岁为老年的起点,每三个上海人里就有一个老年人,他们是这磁带的背面。

撰文 | 杨眉

编辑 | 康路凯



王红娣站在舞厅门外的走廊上,脸朝窗外抽烟。一个男人看门检票。这会儿没人进出,他站到她背后说,妹妹,不进去寻男人?红娣看他一眼,背对他,对窗外说,我不寻人,陪邻居过来白相相(玩玩)。她抬起下巴,吐了一口烟。男人说,目中无人嘛。红娣看他笑了,自己也笑了。男人问,你是离婚还是丧偶?


上海这座城市就像是磁带,一根带子的正面和背面尽管总在同时行进运转,背面却听不到声音。在正面这一边的是学校,写字楼,高峰时间的餐厅、商场和交通系统,年轻人的潮汐。在背面这一边的,是白天特价时段的KTV和舞厅,四点多钟没开灯就开晚饭的饭店,工作日下午的宜家家具店,双休日清早的公园,非节假日的旅游集散中心,除夕夜的农家乐,街道活动处和养老院。如果以六十岁为老年的起点,每三个上海人里就有一个老年人,他们是这磁带的背面。


“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迪斯科灯球在梅艳芳的《夕阳之歌》里缓缓转动,玫红、黄、绿的光斑四壁流动,像一支万花筒,笼罩着几十对拥挤的、跳交谊舞的男女。女人们大多像红娣一样,烫了泡面卷发,画的眉毛还是从前那种细细弯弯的样式,黑里发青。嘴唇因为上了年纪,变得灰紫,和涂上鲜红唇膏的地方有一道界限。从耳下、脖颈到两手上,都点缀着着金翠珍珠钻戒手表,指甲油几乎只涂红色。


在座位区的几个男人,抱臂走着,眼睛往一张一张脸上看过去,像兜商店,有时候中意,就在女人的面前站定了打量,但女人也许斜眼一扫,就别过头去,等男人走后骂一句,“神经病,这样看”。更不擅交际的男人会拿着保温杯,一个人往小杯盖里斟水、喝闷水,或者脑袋一耷一耷地打起鼾来。一只老鼠从象棋盘式的黑白格子地砖上横穿而过。


这是我在去年四月来到“中老年阳光单身沙龙”所见的情形。这个面向中老年人的婚介组织从2003年至今约有一万四千个注册会员。跳舞暂停间隙,一个七十多岁的主持人拿着话筒站到舞池当中,请几位会员站出来给大家认识。他说:“此地,不要拘谨,我们都是快乐的单身汉。”


第一个站出来的女人对着主持人递上的话筒说:“我是60年,丧偶的。”


“60年,丧偶,60年,丧偶。——住房情况哪能?”


“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想要的另外一半哪能样子?”


“相差年龄六到八岁,香烟不要吃。”


“你的入会编号?——好,编号蛮好记的,9696!就要快乐!”换下一位。


王红娣是十一年前的春天加入沙龙的。据人们说,那时候的舞厅,地板踏起来比现在感觉要好,那时候的老年人也没有现在的老年人这么老。当时红娣五十岁,老年世界里相当于未成年少女。舞厅里一眼望去,“歪七歪八的老头子”。

 

我坐在舞厅里围坐说话的小集体里,听一个人拿着保温杯的小杯盖说,以后到养老院,瘫在床上,看护没给你洗澡,就那这样一杯水浇在裤子上,说你尿床了,看护就会来给你洗洗换换,很管用的窍门。又有人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健康资讯,念给大家听,“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与已婚人士相比,终生单身的人患上老年痴呆的可能性高出了百分之四十二。”又向四周劝说,“任何人患老年痴呆有人管,我们单身的患了老年痴呆谁来管啊?单身的群体,越不能生老年痴呆啊。……子女再好,不如有个终生伴侣好,听到伐?……吵吵嘴也不要紧,要求不要太高,好伐?”


“这里是老年托儿所。”一个男人听说我的采访意图,露出一种明事理的、苦哈哈的笑容,“你看着我们,就像托儿所的阿姨看着小孩一样。”


又有一个红色卷发、绿色发带的女人问我,你观察下来,觉得老年人开心伐?我问,你开心吗。她立刻强调,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玩,没有老头子老太婆的。她卷了舌头,特意用普通话说:“享受”。


那次红娣退到门外一个人吃香烟,有种对每况愈下的不甘,因为她总会想起前夫是高鼻梁,双眼皮,像电影明星,而且和她一样年轻。“我老早的那位,样子是这里没有的,比他们都好看。”这样的话我在沙龙里听见不少次,有人怀念的是死去十年的妻子,有人怀念的是骗子。


红娣和看门的男人闲聊。男人叫颜兴发,在沙龙里有一段轶事。


据老会员回忆,有次这里放一支快三舞曲,一对男女飞旋,忽然“梆”的一声震响。坐着的人们停下说笑,只见跳舞男人横在地上。主持人喊,快点拉起来拉起来。大家合力把男人抬到桌上,地上一滩尿水。有人说,大小便出来就完了。有人说,他刚还说明天就要出国去了,今天最后过来一趟。


120人员到场,确认男人已经死了。尸体被运进急救车后厢,得有人跟去医院办手续。没人应声,应了就是和尸体一块进后车厢。后来是主持人说,谁愿意跟我一起去?


另一个人出来说,兄弟,我陪你。就是颜兴发。


也许是他向红娣夸大了自己的英勇,也许是在红娣记忆里他应该如此。总之,在红娣告诉我的版本里,主持人没被提及,颜兴发一人处理了这起意外。


1986年的红娣


“蛮是个模子(好汉)的。”红娣评价他。


颜兴发说,什么都看到过的。


红娣觉得他的样子,“倒不难看”。光头,清爽,穿一套白色运动衣裤,印有三撇,像三级楼梯台阶,她知道是外国名牌,不过一双旅游鞋是蹩脚货。


那时颜兴发眼里的王红娣是什么样,我无法知道。不过我常见到她抽烟,觉得样子相当迷人。她习惯侧开一条腿站着(如果穿的是她偏爱的短旗袍,这时候能看到那条小腿裹着肉色丝袜,丝袜里有一朵红梅花)。她会把手夹香烟停在腮边,偏过头来看人。有时候你能看到一双斜长的笑眼,刚刚朝你转过来,很快又转过去吐烟吸烟,侧边的耳朵上荡着金耳环,一蓬油亮棕色泡面卷发。她的身上还有股低沉的发苦的香味,让人想到点着蚊香的老房子,其实是常年抽烟留下来的体味混着她惯用的男式香水。


王红娣告诉颜兴发,我是离婚的,男人太有钞票,寻小三。


改革开放初期男人做房地产,“92年他就有的一百万唻”——这句红娣介绍前夫的口头禅——“好唻!有钱就出轨!”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小三”的丈夫找到红娣,要带她去“捉”。红娣跟着走到那家人楼下,看到男人的自行车停在那里,就自己回去了。离婚以后,她换掉了家里门锁,不让前夫登门,也不要他的赡养费——法院判的是每月两百六十元。“我没看到过两百六十块啊!不要!”


她告诫年轻女孩,要寻人家爱你的,不要寻你爱人家的,那你会老痛苦的,这是阿姨一辈子的教训。




四十五岁的时候,红娣从国营宾馆的厨师岗位上内部退休。同一个居民楼里,对门、二楼、五楼的男人年纪都和她差不多,因为退休年限晚,还在上班,每天进出楼梯里都跟她打招呼。他们是中年上班族,红娣成了居委会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充实老年生活”的活动。


妈在昏睡中去世了。儿子参军去了外地。月经也从身体里消失了。


每天都有四个男人到红娣家,借她家桌子搓麻将。人到的时候,红娣会给他们发一圈香烟,烧一壶开水,叫他们自己吃茶。人没来的时候,她会在浴缸里洗麻将牌,男人隔夜的手汗、烟灰沾在上面,淘干净,电吹风吹干,又滴滴滑了。每场牌局都要闹到半夜,红娣在里屋看电视、打盹,从不嫌这些人吵,因为一个人在家会觉得孤单,尤其是夜里。但矛盾的是,在这种和她没有关系的热闹里,她也会觉得孤单。


红娣的妈曾在这个年纪丧夫,后来就死心塌地守寡。尽管她还在小区里和人打打麻将,但随着年纪变大,渐渐就被当做半个鬼。邻居提醒红娣,不要让老太太和孙子睡一起,要吸小孩阳气的。


红娣听人说起,有家中老年相亲沙龙。她第一句就说我不去,回到家又开始翻来翻去,找老早的离婚判决书,以证明自己的单身资质,但是遍寻不着。红娣记得妈讲究从一而终,在她离婚以后,妈始终极力“看住”她,临终还放心不下。那晚上,妈出现在了她梦里,说,那张离婚判决书我放在红木台子的抽屉里了。


1986年的红娣


红娣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伸手去摸抽屉,果然在那,第二天就去沙龙报了名。红娣相信“托梦”,相信是妈在冥冥中帮她。但多年以后她也会承认,妈要是真的还活着,是不会让她出来相亲的。


红娣接连来了几次沙龙。颜兴发见到她总打招呼,问她,看中谁了啦。红娣说,没,我不是来寻人的。


到第四还是第五次,活动结束,众人分批打车去饭店吃晚饭。红娣走进饭店时,十几桌人头里,颜兴发已经坐在一桌招手叫她。红娣不肯过去。坐在颜兴发旁边的女人又招呼,小王过来呀,坐我这里。红娣这才过去。


席间,红娣和那女人结伴去上厕所。红娣跟女人说,“你们两个人好在一起的。”指的是颜兴发。


女人说,他要寻年纪轻的,看不上阿拉,倒是看中了你,他新天地有套门面房子,将来拆迁蛮好的,你跟他谈谈,偏是勿是(有枣没枣打三竿),我把你电话号头给他了噢?


红娣没有反对。


那晚红娣回家,颜兴发打来电话。他说,你安全到家,我放心了,再会再会。第二天早上,他又来电话说,我听说你住天山,我现在已经到天山了。——红娣此处夹评,十三吧(是不是傻)?——红娣到公交车站接他,两人坐进天山路附近的饭店里。颜兴发门牙处套一排假牙,讲讲话就松动,红娣点菜时只要了烂烂糊糊的豆腐、大白菜、肉皮,颜兴发又要了一瓶啤酒。跟着他从包里拿出身份证和户口簿。


簿子上有他两个姐姐,他又拿给红娣看一张纸,歪歪扭扭写着一句不大通顺的话:“颜兴发结婚同意女方报户口。”签着两个姐姐名字。颜兴发说,意思就是,他娶老婆,她们要允许老婆户口迁进来,有了户口,老婆将来也能得到拆迁补偿款。


诶,他又说,吃好饭,到你家里去看看吧啦。红娣说,我谈也没和你谈。颜兴发笑,我晓得你肯定会和我谈的。红娣说,为什么?颜兴发说,我每个月贴你两千块钱,你当家,不够我再贴你。


于是两人走到红娣家,一室一厅,单位分配,红木家具。颜兴发称赞红娣富甲一方,怪不得在沙龙目中无人。他用成交的口气说,好,定下来了,你一定要跟我谈的噢,我每个月贴你两千块钱!


红娣告诉我:“讲了难听点,就是冲着他这套门面去的。”新天地,商品房卖到十七八万一平米的黄金地段,颜兴发靠出租那所房子的收入,一辈子没上过班,到将来拆迁的时候,补偿款肯定也很可观。她压低声音,像个秘密:“(他)比我大十岁唻。”


房子是相亲市场上财富的计量单位。更直白的相亲者会说,这也是异性缘的计量单位。一次我见到一个七十来岁两鬓花白的男人坐在两个较为年青的女人旁边,他试图加入她们的闲话,但女人对他不感兴趣,直到男人说起他有一套自己独住的房子。


“好地方,好地方。”第一个女人看着面前的桌子轻轻说,再抬眼看看他,“你身高蛮高噢?像我人就太矮,专门寻不着。”说着捂脸笑了。


红娣听到,适时地说:“立起来比比。”两人含笑站起来,红娣又说:“哟!蛮好的!两个人蛮配的!”


第二个女人也开口了:“诶,先生,我问问看。”她的两手一趟一趟揩着裤腿中缝,好像手上有揩不干的水,“人家没房子的你考虑伐?”


男人想了想说:“最主要是看了蛮欢喜,别样都是其次。”


女人说:“个么你给我个电话好吧,我让人家合适的打给你。人家打给你么,你就,好伐?”


红娣又插嘴,替她说:“人家打给你,你一定要接的噢!”


第二个女人记下他的电话号头,就说有事先走了。第三个女人坐到了那个位子上,翻弄面前桌上的小东西,小声说:“没事做,解解厌气(解解闷)。”像是解释自己来意。红娣又听到了,凑过去说了几句,女人一边听,一边眼珠转向男人,跟红娣笑笑。红娣转身又和男人说:“阿哥,你看,阿拉阿姐,后生(年轻)伐?”


这天男人和第三个女人一起,说着话走出了沙龙。第一个女人收拾善后了房间。


红娣和我悄悄地说:“她就是不会打扮。男人都老坏的哎,就喜欢年轻好看的。”


前夫出轨的时候,婆婆教训红娣,谁叫你自己不会打扮。红娣记得这句话,从中感到被蔑视的、苦涩的愤怒。一度,她把打扮这件事视为一种显眼的反击行动。但时间长了,她的注意力就慢慢从愤怒转向了乐趣。现在她只是觉得,一个女人如果有打扮自己的念头,她就会对生活有士气。



厕所里有两个陌生的老年女人对着镜子笨拙地画口红。红娣说,我来帮你们弄。用她自己的口红,给她们涂了嘴唇,又搽了两颊。两个女人对着镜子傻笑,把眼镜往下移,又往上推,说,“奈变老妖怪唻”。


“就是要让男人看到阿拉都流馋唾水(口水)!”红娣习惯这样告诉女同胞。


我和她去坐地铁的时候,她把手放得低低的,指给我看旁边的女乘客,一面打量,一面把头靠过来,跟我嗡嗡地说,这条裙子好看,用了几片料,料怎么拼,缝纫机怎么踏。又说,那边那条裙子也好看。


我们坐在列车的长椅上,一条车厢好像T台一样,模特上车下车在我们面前轮换。每段隧道里车窗变成一块黑色的屏幕,跟着,那种布置在隧道里的LED灯管,追随列车的车窗依次点亮,忽紧忽慢地漂浮在车窗外:世界时装之苑。


我们去了十六铺码头。那一带是老牌衣料贸易的地方,现在还剩一片即将被拆迁的石库门房子,被林立的玻璃大厦所包围。一间间房屋的门窗,渐渐封上了长方形木板,一条弄堂就是无数长方形的叠加,立体的蒙德里安。


店主们处在一种悠闲的告别的情绪里,好像毕业前的同学。和客人讨价还价,前一分钟还是敌进我退,且走且战,后一分钟忽然就露出宽容的微笑,对客人说,卖给你,卖给你,我要走了,还不晓得去哪里,你留一个我的电话,以后来找我。


红娣穿进穿出,从布料堆里拉扯出各种零碎,看了又看,问我觉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两片手掌大小的蕾丝,我说这好做什么,她说,嵌在上衣的两个肩膀上,做镂花挖肩。又有一段比围巾还短的红丝绒,我说这好做什么,她说,凑够三条可以叠起来做蛋糕裙。


她又拐进一道石阶窄门,在一个状如小盒的房间里,有个刚好和那间房一样矮的裁缝。红娣递进去一条旗袍,跟他说,人胖出来了,旗袍要改。按她的意思,在后背上开个深V口子,做成露背装。但排队在我们后面的老阿姨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在两腋下开口子,补上两块料子,而且一定不能和衣服同色,一定要是秋香色。


裁缝满头汗水,在一张发票背面又画了一个他的方案。




红娣在和颜兴发第一次约会以后,就常在一起吃饭旅游。颜兴发唱一口很好的沪剧给红娣听,给她拍旅游照,不是缺手就是缺脚。他们和其他相亲者聚餐的时候,红娣吃饱了,仍旧夹菜到自己的小碗里,等大家把菜吃光,颜兴发还差点意思,红娣就把自己攒满的小碗推给他。


一次在近郊水乡,红娣在石拱小桥的桥沿坐下,颜兴发单膝下跪,送了一支红玫瑰。红娣说,痴头怪脑(疯疯傻傻)。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滥俗的比喻里,找到爱人的心情就像小船入了港湾。但红娣的经验里,小船始终没有入港,只是更加知道海面下多礁。所以她跟自己分析:“不用我爱人家,只要人家爱我。就算我不喜欢他,日子也比较好过。”


颜兴发很快又告诉她,他跟人合租的房子要到期了,能不能住到她家去。


她对儿子摊牌说,有个老头子,面相还可以,新天地有门面房子,早晚要动迁的,我寻男人是为了你,最好人家男的有一间房间,我就好把家里让给你,让你结婚了。又说,妈妈手头也蛮紧的,他每个月到我们家好贴我们两千块。


她给儿子看颜兴发的照片。儿子说,你看了。红娣说,你要怪我吧?儿子说,你总归是我妈妈。


亲子关系有时有一种令人感到寂寞的对称。沙龙的志愿者告诉我,父母出来相亲,子女常常是一面表态支持,一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不能找我们不同意的人,因为法律意义上的配偶会分割走子女能得到的财产。


很多中老年人选择了同居不婚。按照他们年轻时候的认识,这种关系叫“非法同居”,现在叫“睏过觉的”,似乎不如结婚光彩。但圈中又有句名言,“半路夫妻,永远是贼”,说的是各自都为子女计,在经济上互相提防。


红娣自认不清楚法律,只是笼统地知道证书能把她和那所新天地的房子联结起来,所以在她的要求下,颜兴发和她开了结婚证书。那时他们只认识了一个月。


“阿拉是,闪恋,闪婚。”她用上海话说那两个新词,“闪”字像“赛”,比赛的赛。


红娣像布置一所新家一样打扮颜兴发,买了他做梦都想要的老粗的金项链,金手链。那双蹩脚的旅游鞋也被她换成了耐克,鞋口袜口,四个商标的勾,整齐配套。颜兴发破破烂烂的三角裤,红娣全部扔掉,新买短裤二十五块一条。颜兴发说,遮遮家伙的东西,这么贵,寻死啊。红娣说,你这样子像老板伐?短裤买得好,味道两样,晾出去,心情也爽!



夜里睡觉,颜兴发摘了假牙泡进茶杯里,她看过去,一张瘪陷的老人嘴,觉得难看。后来就说请客给他弄弄门牙,他乘势给自己做了全口烤瓷。红娣知道了惊叹,“黑心噢!二十二只牙噢!两百块一只!”但是做完以后,他面目一新,看起来年轻了,红娣又不由十分愉快,人前介绍老公说,他是有钱人,全口都是烤瓷牙。她跟我说:“我前头老公是老板,我不把他打扮得像老板,我坍台伐?”


后来他们参加了沙龙举办的集体婚礼。文艺会堂一间大厅里,七百多个相亲者观看,没有位子的站着,站到会场门外还挤着三四十个人。颜兴发站在几个穿着寻常西服的新郎中间,一套黑色立领中山装,进口圆头皮鞋,从头到脚,簇新挺括,牵起红娣心中的自豪。她把自己和颜兴发想像成舞台上走秀的模特。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她说:“祝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早一点像我们一样的成功。”


颜兴发拿住话筒发表了更长的讲话,不过也是这个意思。结婚就是成功,是光彩,是争气。红娣觉得他很会发言。“光头夫妻两个,人家都是眼红的。”红娣这样形容她和颜兴发的形象,好像是众所周知的神仙眷侣。


她让我想起《大话西游》快乐的紫霞仙子:“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


红娣听说四川九寨沟的水是七色的。婚后她和颜兴发一起去了那里。结果游览的那天暴雨,他们只能坐在面包车里上山,车窗外昏天黑地,雨泼雷鸣,几个池子诡异地闪亮。红娣想,原来七色是假的,是电灯光照出来的。


红娣意识得到,自己对新任的丈夫所知不多,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她特地不问。红娣觉得到这个年纪,谁都有个不愿说的过去,最好彼此都不要追究。她住在老邻居堆里,也觉得让人家看到自己再婚,“老戆的”。老房子里有历史,也许有天颜兴发会辗转听说。所以红娣决定卖掉房子,换去近郊买新房子,一切从新。


她用了一部分卖房的钱到南京路买了三块梅花牌金手表,自己和老颜一对,更贵的一块给儿子。她告诉儿子,这是老颜送他的礼物。她说,以后有事,你叫他一声爸么好了,没事,也不用叫,你叫他大伯伯,人家想你妈妈在搞七捻三。儿子同意了。


她没想到在买新房子上,颜兴发不肯合资。他斩钉截铁对红娣说,买的是你儿子的房子。


红娣只够买成一室一厅。她和老颜住卧室,儿子和冰箱一类的家具在客厅。老颜为她的装修费感到肉痛,为红娣儿子夏天要在那间四面无窗的厅里开空调肉痛。红娣心想,“最好省下来全给你用”。好几次还到沙龙里让大家给评评道理。


红娣记得有天,颜兴发买回来三只螃蟹做晚饭。按婚前说好的,全家的荤菜由他出钱。结果红娣烧好以后,三只螃蟹又全被他一个人吃掉了,剩一堆蟹脚给红娣。红娣说,老颜,你哪能意思,我烧多少你就吃多少,我儿子下班回来都不要吃了?老颜说,你没在厨房里留一手?红娣说,谁留了谁不是人,现在讲好,你要我留伐。从此家里的菜就在出锅的时候分成两份。


红娣跟我翻完旧账,似乎又不忍心把他说得那么不堪,又说,他就像小囡(孩子)一样,有心戳刻(故意跟你过不去),而且他找到我以前,一个人,也没吃好过。


红娣又记得,儿子每早起床上班,厕所间总是被更早起来的老颜占住,在里面洗澡大便洗衣服。红娣劝过老颜几次,我们退休工人,要给年轻人让让时间。但劝了没用。一个早上,两个男人互不相让。红娣儿子骂,我爸没死,我妈没死,你住在我家里,你滚!颜兴发听了要动手,红娣先上去,打了儿子一巴掌。儿子嘴唇登时肿了。


“阿拉有结婚证书的,”红娣捍卫着老颜说,“我们愿意让就让,不愿意让就不让。”


那天儿子去了亲爸家,夜里回来,往红娣卧室的槅扇门上敲了敲,在门外说,妈、爸爸,白天是我错了,从今以后我不会嘴巴老(犟嘴),你们原谅我吧。


在他们母子生活的二十多年里,他习惯一回家就拉开槅扇门喊妈。红娣再婚以后,说这个习惯要改了。“弟弟,万一我们两个在里头有什么事,你这门一拉——。你首先敲敲门,妈叫你进来你才进来。”


那晚红娣听到儿子的话,在被窝里哭了。后来她跟颜兴发讲,阿拉外头去租房子吧,把儿子打成那个样子,是打给你看的,小囡没错的,是你错。不久他们就搬去了附近小区。


红娣对老颜还有一个没说的念头。她不懂法律,害怕结婚证书可以使她享有老颜的房子,那么也同样可以使老颜享有她的房子。婚姻关系就像在两座严防死守的城池之间放下一条吊桥,这边的人可以攻占过去,那边的人也可以攻占过来。她想也许住在外面,可以把这套房产和老颜隔离开来。


“万一有什么……这个房子是我儿子的。”她告诉我,“我也想到这一步的。”





去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着一个六十多岁的女相亲者来到人民公园。这是红娣不愿意参加的地方,因为是免费开放的公共场所,她听说骗子和轧姘头的都混在里面,不安全。


公园的大路两边摆满阳伞,伞上贴着青年男女的征婚广告,路中间密密麻麻站满了为子女代相的中老年家长。我从人群中挤过去,感到不断被打量。“几几年的?”有人问。我走过去了。那个声音还在后面,“这没什么好害羞的呀。”


离开大路,一棵大树下冷僻的角落,聚着四五个老年人,那才是为自己相亲而来的。他们坐着,看那边厢摩肩接踵。


“今朝怎么想起来来了,你不大来的。”


“是不大来。我路过呀。”女人从包里拿出两张特价农家乐旅游广告,给我和她自己铺在花坛沿上坐下。


一个男人背着两手,兜到她跟前。她骂了一句“册那”,听说男人在外面瞎说和她的关系。男人摊开两手说,谁讲了,你看这个圈子里,我绯闻有伐?我浆糊捣伐?(我浑水摸鱼吗?)她说,老早你还说跟我岁数一样,现在到外面说得比我年纪还小了。男人说,岁数大小,你不要去管,我捣过浆糊伐?


她抬眼望了望他。据我所知,她有一种很转折的性格,有意关心别人的时候,反而板着脸,事不关己的口气。这时候她几乎带着一种谴责性的神情说,喏,他们讲你给人家骗掉五万块。


男人说,他们讲你就相信咯,我浆糊捣伐?递给她一瓶矿泉水说,水有的,给你洗洗脑子。


女人不伸手,捂着膝盖上的包包,别过脸说,捣糨糊,永远也不会结婚的!


男人缩回手说,不结么就不结了,这有什么,结了像个十三点一样(傻子一样),有什么好?他背着手,站到走开四五步路的地方,一个人站着。


女人碰到过不少在自己身份、经济条件上说谎的人,并且仍和他们保持着来往。一次她在旅游途中,跟朋友甲说,他穿的衣服那么蹩脚,她不相信他是退休公安人员。甲认了,彼此都没有什么怨言。后来甲又告诉她,朋友乙说自己是退休领导也是假的,他们住一起,是租的房子。


她望着不远处的男人,跟我轻轻说:“十三点,不要讲他了,谁要跟他一道白相(玩)。”过一会,脸上又浮出微笑,说:“现在舍得买水了,以前一瓶水也舍不得买,真的也不要去讲他了。”


五点钟,旧跑马厅大楼上传来钟响,《东方红》的调子。坐摊位的家长开始叠纸头,收阳伞,收矮凳。站着的人却没有散,好像要在商店关门前做决定,还在来回地走动。太阳斜照,空气淡黄,梧桐树花粉弥漫,气味苦闷,让人意识到树也在交配。



我们身旁的一个相亲者坐着睡着了。据说他是画家,有严重的睡眠疾病,很难醒。


有一阵颜兴发待在家里不出门,红娣觉得反常,说,怎么你不去搓麻将了?颜兴发说,输得嗒嗒滴。但不说数目。


红娣去了他常去的那间棋牌室,老板娘见到红娣,很热络地说,橄榄头是模子噢(橄榄头是颜兴发的绰号,本义是削尖脑袋的人,指他打牌时候沉不住气),帮我捧场搓麻将,问我借钞票,一年多里我也不问他要,他老自觉的,每趟他房租一进账就还给我。


红娣说,他跟你借了多少?


老板娘忽然明白了,说,不讲了。


红娣说,多少啊。


老板娘说,还得差不多了。


回家以后红娣跟颜兴发说:“我这人不喜欢借钞票。”


她盘算既然用了一年多的房租,除掉生活开销,起码得是两三万的债。她买给老颜的金项链、金手链也不见了。这些她都不想过问了,只说:“我离一次也是离,离十次也是离,离离掉好了。”颜兴发没说话。


她托朋友给他找个看门房的差事。朋友答复,电脑档案里头说老颜坐过牢,坐二十年唻,啥事体啊?


老早的事,造反队,把别人一条手臂斩下来了。颜兴发这样解释,过后就又回到棋牌室全职的搓麻将。


每个人对理所应当的婚姻生活,都有一套剧本。就像学者 Esther Perel 所说,选一个伴侣,就是选一个你将要去活成的故事,然而有天,你会发觉自己身处一场从没为它试过镜的戏剧里,那就是大家各自的剧本发生冲突的时候。


有天老颜回家说,今天不对了,麻将搓到一半,站起来,一下子就昏倒在麻将台上,醒过来一身汗。红娣又告诉儿子。儿子说,不是好事情。


2014年10月,颜兴发在医院做了一场大手术,红娣在手术室外从早上七点钟等到晚上六点。她记得几次让颜兴发喝酒喝到烂醉的朋友,耿耿于怀。


那时候红娣把颜兴发拖回家,到家楼底下,他醉得不能上楼。红娣只好打电话叫儿子来帮忙背上去。“醉醺醺的,我儿子面前难看伐,怎么阿拉娘寻个酒鬼回来。”她跟颜兴发说,“你大我十岁,将来你走在我前头,还是我走在你前头?命是你的,你要死也好好死!”


颜兴发躺着被人从手术室推了出来。他的身体还在麻醉中,但他抬起头,很愉快、很响亮地跟红娣说,哎哟红娣,我开好了,我好像屎撒在身上了,你不要弄,恶心的,出钞票,叫护工。


然而十几天后,这个笑嘻嘻的人脾气全变了。红娣给他烧了鲫鱼汤,用针筒从他鼻孔打进胃镜管子里,他很快又从嘴巴里呕出来,胆上插着的另一根管子,一滴一滴,像他的小便一样,漏出黑乎乎的东西。红娣自己在旁边吃饭的时候,只听他哼唧,你倒很吃得下。红娣也来火:“我也老辛苦的!你还吃牢我!好了,我要走在你前头了!”


“阿拉现在这个年纪,只要吃得牢就是福气,就怕吃不牢。”


在我参加一桌相亲者的聚餐时,一个女人这样说。她指指隔壁男人:“男人家最起码吃三碗饭,你吃不牢就说明身体不好。”


男人说:“我血糖高。没老婆没人关心。”


“阿拉全自己关心自己呀。阿拉天天自己身体第一位。”女人没有顺着他的话路说下去。她又指指对面的男人,“哎小施,你饭再吃掉点,我叫你这么小的碗,起码吃三碗。”


小施听了就要站起来舀饭。那一盆米饭是他们和餐厅经理商量,免费送的。小施慷慨地说,虽然饱了,但是不能浪费,舀起了那最后的小半盆饭。女人也说:“不要紧的,身体好,不搭界的。吃呀吃呀,不要浪费。”


隔壁男人苦叹:“我不敢吃多呀。你自己当心点。”


手术后的半个月里,颜兴发渐渐瞎了,脸上血红溃烂,身体枯干。整间病房都弥漫着恶臭,像是有东西在腐烂。红娣都不敢待在他身边。她拿白纱布给他擦脸,最后就盖在他脸上。颜兴发抓着她哭,我不想死。红娣说,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红娣事后想,情愿他天天去搓麻将,只要他搓得动就好。


颜兴发死于2014年11月。他的葬礼几乎只有沙龙里的其他相亲者参加。


红娣告诉我,他的医疗费用给红娣留下了十几万的夫妻共同债务。尽管他在死前写下遗嘱,新天地的房子由红娣继承,但律师发现他其实并不拥有那所房子的产权。那是所租赁房,租赁人是他的亡母,颜兴发也始终没把红娣的户口迁进去。


红娣既不能继承房子,也无权享有这所房子的租金收益了。





2015年春节前夕,红娣参加了一档上海电视台的家庭纠纷调解节目。她希望颜家人能同意她迁入户口,并且允许她用房子租金还债。


那天红娣没有化妆,穿了灰扑扑的衣裤,握着一块手帕登台。她知道这是场争取观众同情的竞赛,穿得太好反而不利。她的对手似乎没想到这点,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披着艳粉红的棉袄,已经坐在演播厅的舞台上。红娣登台从女人面前穿过,到她对面的位子上去,女人这时候站起身,用北方话说,妈,你好。


颜沪萍是颜兴发插队落户在新疆时和当地人结婚生下的孩子。知青回城期间,颜兴发离婚,颜沪萍跟母亲生活,但她的户口被颜兴发迁进了上海的房子里。


红娣再婚的时候,为了迁户,也跟着颜兴发去新疆找过颜沪萍。红娣记得他们飞到乌鲁木齐,下机坐一程夜巴,早上再包一部越野车。车子翻山越岭,悬崖就在车外。春天白日,冷得刮刮抖,穿羽绒服,下车小便,呼气成烟,只见别人都穿带毛的军大衣。再开下去,一片沙地,没有人,大地开裂,风吹来一层层的沙。再开下去,热得要穿短袖,晒得墨擦乌黑。这样一直开到夜里,红娣进入了颜兴发过往人生的发生地。现在,那个地方的名字她都快忘了。那里长着一种树,飘着毛毛头,像落雪,到鼻子里会打喷嚏。


红娣听颜兴发的吩咐没有露面,在旅馆里等了他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只说,女儿没同意。


两个女人在舞台两头坐下了,居中的主持人分别向她们提问,让她们各自陈述经过。尽管这种陈述里夹杂了啜泣的间断、以及两个女人都无法回答的空白,主持人和观众还是拼凑出了不在场的老颜的经历。


他没有告诉颜沪萍自己再婚了。去见女儿的时候,他要她写一份委托书,表明她关于房子的意见由老颜全权代理。颜沪萍没有写,她知道那个房子处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档口”。直到老颜病危的时候,红娣打电话通知她,她才知道有个继母。


红娣向主持人回忆那通电话,说,他女儿老凶老凶,“你谁啊,关我什么事啊,我这个爸我不认的,他没养过我。”她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了来模仿颜沪萍的口吻,她的手臂在每句话上都狠狠地往后甩,好像她的记忆里有电话那头颜沪萍的样子。


起初颜沪萍向主持人用分析的口吻解释,她和继母,“也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心理上肯定也有排斥,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现在听到红娣这样说,她质问:“你说这话有没有录音,你把录音放出来,我的话是这样说的吗?”


“我要是瞎讲,随便我哪能,我好拿儿子诅咒。我王红娣不会瞎讲一点点话。”


颜沪萍抬起眼镜,用捏住的一团餐巾纸按住她流泪的眼睛。在下一轮的陈述里,颜沪萍说,她来到上海的医院看爸爸,爸爸已经神志不清,听隔壁病床的人说,你继母这个人真的很狠的。你爸爸疼得在那叫,嘴巴都干了要喝水,她都没给他喝过水。


“她就说,你要死好好死,不要这么折腾人。”颜沪萍哭着大喊了出来。


红娣没有说话,她弯下腰几乎快伏在了沙发上,一巴掌一巴掌地拍着沙发哭,眼睛因为涌出太多泪水紧紧地闭着。然后才哽咽着说:“我给他买了轮椅,一千多块,买了柺棒,一千多块……”


“她跟我说是她买的,我又不知道。什么都是她说的。”颜沪萍说,“我不是说我不感恩她,我一直很感恩她……”这句话被红娣发出的喘不过气来一样的、尖鸣的哭声打断了。


主持人感动了,眼里有了同情的泪光,替红娣说:“就凭这个轮椅,她是不想你爸爸死!就凭这个轮椅,她是想服侍你爸爸!”


红娣吐吐舌头告诉我,她临场反应还算蛮机灵的,“该哭么,就哭一哭”。


在那场节目上,红娣一度否认她在老颜还没断气的时候试图拉继女去给自己办迁户口的事。直到主持人分析她的立场,叫她不要回避自己的动机,她才闭上眼说了一句,“是的呀。”


她紧紧咬住了上唇,人中被拉扯得很长,上唇皮陷没不见,只有一排下牙留在她的脸上。那是一种像动物的表情,我没有见过的王红娣的样子。


这个表情在调节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主持人指出了颜沪萍的虚伪,颜沪萍向着红娣说:“我一直把妈妈当妈。我从没和妈妈红过脸,妈妈,是不是这样?”


红娣偏着头看着地上,又作了这样的表情,跟着忽然点头笑了,“嗯是的,嗯是的”。


两人最终签下了人民调解协议。颜沪萍同意用租金偿还老颜的债务。在签字桌前,她抓住红娣的手说,“你原谅我吧,我真的错了,你一定要原谅我。”红娣要往后缩,颜沪萍还是扑在她身上了。红娣冷静地用普通话说:“没事没事。好了,不要紧的。好,我原谅你。反正我做的事,天也在看,人也在看……”忍不住一吸鼻子,也哭起来,“你爸在天上也在看。”


那段时间里,红娣还陷入了和颜兴发两个未出席葬礼的姐姐的官司纠纷,红娣要确认她是这所房子的同住人身份,两个姐姐不认可,并且要红娣交出房子的租金。如果老颜当初给她迁户,她不至于落在这种困境里,而他们在一起五年了,无论红娣几次催促,老颜都拖着没有办。这个结果现在成为了某种遗迹,它证明一个人的戒心存在过。就像未干的水泥地上踏了一脚。人走了,水泥干了,脚印仍在。红娣了解那个人的肝、胃、胰腺、十二指肠,乃至二十二颗烤瓷牙,却无法知道他的内心世界。


沙龙舞厅,一个男人在开场前独自练习交谊舞


我后来在沙龙遇见了一个和颜兴发同龄的男人。他说最近和一个女人分了手。女人有次做饭用了变质的食材,上桌以后尝出了自己的失误,把那盆菜推到他面前,说你喜欢吃这个,你吃。大概是几个月后,男人对她说,那天那盆菜坏掉了,大家都不吃就是了,怎么叫我吃呢,怎么好做这种事呢。


尽管女人认错,男人总是不断想到,他会先一步瘫在床上,要她来照顾的。这样他就陆续记起,她曾经在夏天不让他开空调,她曾经对卖小菜的很凶。还有一次,路边有人走向他们的轿车来乞讨,她放下车窗说,前面警察喏。那是一个很老的、残废的乞丐。驾驶座上的男人想着,她现在对我好,是我身体还好。


男人提了分手。“怕,真的怕。”


红娣告诉我,打官司期间,有一晚睡觉,她养的两只泰迪狗忽然叫起来。她打开灯,卧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她训斥了小狗,又睡下。过一会小狗又叫起来。这回她没有开灯,跟小狗说:“宝宝你不要叫,噢,爸爸回来了是伐,不要叫噢,乖!”又对着空气说:“老头,你回来做什么,不放心我啊?有啥事体?回来你又不讲话。”她开灯吃了一根香烟,又睡觉了。后来她每个晚上都对着空气说话。终于有一天她梦见了老颜,他说:“阿拉女儿跟两个阿姐都老搞的,你耐心点,我晓得你会赢的。”


红娣记得颜兴发死前的两个月,他说要看一下结婚证书。红娣没找到,说大概搬家时候掉了。颜兴发倒比她着急,骑着助动车带她去补办。这是红娣记忆里一个充满真心的时刻。


“你不要看他噢。”红娣说,“他也感觉到是他不好。”


她还告诉我,他在病床上,把手搁在红娣儿子手上说:“我进你们家和你妈结婚,是我错的多,现在又要走了,还不上……你妈妈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在老颜去世两年以后,红娣颇受争议地又出现在了相亲沙龙里。她知道别人说她那么快又要来“勾引男人”,但她也知道自己应该多出来散散心。


“呆在家里,也老年痴呆。这样出来,还要打扮打扮自己。”她告诉我她的心得,“老年人往往变成神经病……想这个事情想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就变成轻度的神经病了,想了两天两夜,三天三夜,好了,变成正式的神经病。所以自己要当心自己。”


在沙龙里,曾有一个男人第一次来沙龙,看中一个女人,请她吃饭,女人带他到超市,购物车里放好东西,要他买单,结账有八百多块。那之后,女人留给他的手机号就成了空号。出于尊严,他没有把他的损失告诉沙龙里的其他人,待在家里生闷气,半年后他仍然气不过,于是又来到沙龙准备逮这个女人。


2016年四月的一天,他坐在椅子上,听见前面一排的红娣说话,他突然开口问她,你是离婚还是丧偶。


红娣说,我不是来寻男人的,我是来白相相的。——这个问题现在变得很麻烦,总不能跟第一次搭话的人就说,我前头是离婚后头是丧偶。


他们聊家常,红娣说儿子要找女朋友。男人说,我帮你介绍,你电话号头给我。——红娣此处夹评,我老相信他的,谁晓得他是看中我!——后来他打来几次电话,红娣都没接。


这时候的智能手机已经像个潘多拉魔盒。看到陌生号码就怕是诈骗,接听键也不敢按下。微信虽然安装上了,又怕数据流量会是个哗哗漏钱的洞眼,也没有开通,这个移动应用只行使着电话留言般的功能。每天回到家,手机连上家里的wifi,微信上消息才陆续涌现。红娣看到一个好友请求:帮你儿子介绍女朋友。


他姓陆,只有六十岁,不叫老陆,叫小陆。“我打了好多电话,你怎么不接?”小陆在微信上说,“我想请你吃晚饭。”


红娣说:“没这么快的。我本来也不想寻朋友,阿拉老公刚刚死掉。”


小陆说,他的老婆患癌死了,为她“守”了三年,才出来找人,又问红娣现在“守”了几年。“你真的(守到)六十岁了,人家不会跟你谈的。”他说,“我会待你好的,我们两个谈谈吧。”


就像张爱玲说的:“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


熟了以后,小陆又在微信上问了一个令红娣印象深刻的问题:你对性有什么看法?红娣回答:“对性没有看法了。”


“(一些同志)认为‘这个事体’是小青年的事,并不是伴随到老。”


一个七十多岁的男相亲者这样告诉我。他自称王老师,戴茶色金边眼镜,受访的时候食指不断沉缓地点点桌面,“我因为有一个阶段没有‘这个生活’,对‘这个’也有了进一步的想法。‘这个’,是人的自然的问题……不是黄色的。”


一个女人穿黑色打底裤来参加活动,王老师低头看了一会她的腿,又沉缓地说,“这个腿,可以去电视台做腿模。”


“腿细肚皮大,将来都是要得糖尿病的。”另一个穿黑色打底裤的更胖些的女人小声提醒他。


王老师记得年轻时在钢厂,一个女同事,“生活上有问题”,组织进行批评,她跳进一包钢水里,老王只看见一层烟,人就没有了。王老师也记得自己父亲,老来独身,不敢和人深交,唯一的消遣是订阅《人民日报》,比站在路边看宣传栏奢侈一点。


“他们是没赶上时代的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王老师又说,改革开放的路线是正确的,国家给你创造条件,要开心快点开心,“这个”的曲线要往下跑的。


沙龙里,一个男人在犹豫要不要去医院看下他的阳痿,但是女伴说,时间到了。——那种考试结束时老师收卷的口气。


另一个男人在脑梗后,变得难以开口说话。人们说,他脑子还在想东西,只是嘴巴不听使唤,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人们看到他意图清晰,各种场合总会把自己安在漂亮女人的身边。他能表演唱歌,而且唯独唱歌的时候他的口齿十分流利。


红娣有成串的俗话,“十个女人一个要”、“十个架梁(戴眼镜)九个骚”,从年轻时候就认为女人不太需要性。前夫第一次有了外遇,她原谅过他,但是同房时候眼泪落下来,男人看到就没劲了,很快又有了外遇。她后来就对性更加有一种洁癖似的避讳。


我起初以为她回答小陆的意思是无性,但她后来是这么说的:“现在是抓住青春的尾巴,随时随地大家就老了,哪天走都不知道,就开心每一天。”


五一节,他们约会吃饭,小陆按红娣事先要求,拿出户口簿、房产证。小陆说,我特为到我阿妹家里去拿的,爬到阿妹楼上气喘吁吁的,阿妹还问我做什么。一会他又敦促,你再到我家里去看看,万一我吹牛皮。


红娣自然地跟去“侦察一下”。小陆到家就给她一把钥匙。红娣说,你这么快做什么啦。小陆说,我们这把年纪再不快来不及了。


红娣说要回家去了。小陆又拿给她一条中华香烟。红娣说,做什么?小陆说,你身上有香烟味的,我以前也吃,现在不吃了。——你吃好了,我不会管你的,就吃得少点。


他们下楼,走到附近商场,小陆又给红娣买了双新百伦的鞋子。小陆说,平常我也没时间,下次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出来兜兜吧。


“就这样开始了。”红娣节点性地总结。鞋子原价一千多块,打八五折。“一记头莫名其妙花这么多钱,我觉得沙龙里没有男的可以取代。”小陆在沙龙里正式成了“喏,阿拉小陆”。


以后每个周末,红娣都去他家和他见面,小陆不是承包吃喝,就是送东西给她。红娣去之前问,他那里需要什么。小陆说什么也不要。红娣说,我空手来,难看伐?小陆想想说,那你买三刀草纸来。红娣去买了,又做主添上了几刀很划算的餐巾纸。


宜家家具店的餐厅是上海中老年人自发聚集的相亲地点之一。

这对相亲者已经结婚,婚后仍然来宜家和大家联谊。


要是到的时候小陆不在家,红娣就替他收拾装扮一下家里。红娣告诉我,他眼睛不好了,看电视要贴到屏幕前面扶着电视柜看,吃东西油渍也会溅到电视屏上。他自己既看不出溅上,红娣替他揩干净了,他也看不出。但是过了段时间,小陆说,她这个人很老实,没有动他的东西。他说自己在放着财物的抽屉里做了个隐秘的记号,如果红娣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开了抽屉,他就能看出痕迹。


他仍然放不下那个收了他八百块财物的女人。红娣说,你要去沙龙寻她,我们就一道去,你看到了指给我看,我去说,就是道理讲清楚,也不要她退了,也不要她再去骗人家。小陆对这个提法觉得满意。红娣觉得这是老年为伴的意义,对着彼此把受的气出出掉。


她和颜家两个姐姐的官司已经打完了,法院认可她是同住人。据红娣说,走出法院的时候,两个姐姐一直说,她是好人,弟弟找到她好福气。红娣认为其实是大家都屏着,将来这个房子的事还要一起商量,闹僵掉没意思。红娣面对他们,感觉到的是:人,没意思。


“开心每一天算了,别的全假的。”


有天红娣觉得腰痛,到了小陆这来的时候,小陆说要去给她买药。他医保卡的额度已经用完了,红娣说,捱捱吧,我医保卡里有钱的,明天我回家去买。小陆呵斥,你捱一晚上不要越来越厉害?说完就出门了。每次他去给红娣买什么,红娣都会想着他走路一歪一歪的样子。


有次小陆跟她说,我们要在一起的话,要全部说清楚,我有毛病你知道吗?我知道的,红娣说,你的脚有一点毛病。小陆哎哟一声,你这个女人很毒的。他得过小儿麻痹症,脚就瘸了。红娣说,我把你的缺点讲出来干什么呢,到老了关节都要坏的,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也要得关节炎,我再讲你的脚干什么。


那时候红娣比小陆灵活得多,她是跳交谊舞的好手。小陆起初不喜欢她跟其他男人跳舞,不让她跳。


红娣说,你为什么找我,你就是觉得我年轻,有女人的魅力,为什么六十岁的人你不要,因为老态龙钟了,我跳舞是健身,不是为了去勾引男人,要是勾引男人的话,今天轮不到你,不会和你谈。


小陆也就不提异议了。


现在红娣跟自己感叹,是老了,没用了,大家都坏掉了,还好有这样一个人。


小陆带回了膏药和钢板,给她上在后腰,又拿着电吹风给她保暖。


红娣说,下个月又要去跟新天地那里搞了。租金分摊又有了新问题。


小陆说,不要去搞嘞,没就没了,我来养你好了。


红娣趴在床上,背对着他,吹风机在她背上来回吹拂。她知道小陆一直都想跟她开结婚证,但红娣一直在还完债之前不敢有这样的变动,只跟他说:“说的难听一点,我现在也不用你负责,你也不用我负责,将来生病了,端一口茶饭,朋友也有感情,何况是我们二个人。”


现在她说:“我对你也要有个交代。我那里事情结束了,也可以跟你认真地交往。”


晚饭小陆买来两个大闸蟹,烧了好了给她吃,说雄的,我也不晓得你喜欢雌的雄的。红娣马上说,我喜欢吃雄的。


掰开蟹壳她又说,哎哟,你老会买的。哎哟,到底老早开过饭店的噢,比人家送给我的还要好吃。哎哟,哈好吃,你看呀,这个黄!你吃这个卜萝头(蟹钳)!


小陆笑说,不要,你吃。


两只螃蟹就全给红娣笑眯眯吃掉了。





你现在寻了伐啦?


2019年的春节前夕,红娣回到沙龙来玩,很久没见的朋友这样问她。


红娣说,寻好了,我现在寻了一个——她顿了顿。


出门的时候,小陆跟她说,不要跟人家讲我好,老是送你东西,人家会觉得我是笃头(傻子)。红娣故意凶他一句,谁觉得你好了啦。


她在停顿之后,对朋友只是笑着说了一句:“老灵的!(非常好的)”


从沙龙舞厅的窗口望出去,也是一片石库门,一块块补丁一样的瓦顶,互相缝补咬合,密密麻麻。一个傍晚,两个女人手挽手从沙龙里出来,一抬头,忽然发觉这里也即将要拆掉了。街角停业了的书报亭,留着一张杂志封面,特朗普竖着一根指头指向路人,和她们一样的年纪。再往前走,新的高楼在落日里金光闪耀。


女人们说,都要不认得了,哎,这棵树喏,以前在上面掏到过两颗鸟蛋的,一颗送给人家了,好白相呀。


每次采访结束,红娣都会陪我走到漕河泾的地铁站。那一带开发了大片科技园区,工作日下午,下班人潮从园区涌到马路上来,前后夹住我们两个。地铁口发出来自地底下的、轰隆的风声。走得很快的年轻人,带着一口口黑色的双肩电脑包,仿佛是诺曼底登陆的跳伞包,接二连三,一阵小步跑登上台级,从洞口跳下,跳进“时代”、“拼杀”、“拉开差距”这一类超大号的广告字体之中。扩音喇叭语速紧急,“现在是乘车高峰!现在是乘车高峰!”


有天红娣送到了那个地铁口,站定跟我说:“我做一个优秀的女人,没失败。我保持了自己的青春活力!人活着就是自己精彩!我也不是为哪个男人活!不是为了儿子活!我为我自己,我是我自己!”


她站得笔挺,举起右手,食指上勾着钥匙圈。一串钥匙随着她说话,被碰响又被捏住,起到了类似天津快板的作用。下班的年轻人从她旁边绕过去,斜了一眼。红娣收起手,说:“好,再会。”


* 受访对象皆为化名,部分图片为翻拍。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五月刊,获得谷雨奖5月非虚构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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