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先生 | 从普林斯顿回国后,他为什么扎根贫苦农村几十年?

李礼 群学书院 2019-07-13


1943年,53岁的中国人晏阳初(1890-1990)和爱因斯坦博士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晏阳初是谁?


他与陶行知并称“南陶北晏”,终身致力于平民教育,希望培养国之“新民”。他说,“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为此,从耶鲁大学和他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与生活,“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和农民同起同居,成为一名乡村的“科学布道人”。这位为平民教育奋斗一生的教育者,为乡村建设付诸实践的先行人,留下的教育理念现在看来仍旧熠熠生辉。




本文节选自新书《求变者》,作者李礼,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著有《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求变者》等。应群学书院邀请,李礼博士将于近日莅临南京,与读者分享他追寻现代中国“求变者”足迹的历程,敬请关注近期预告。




晏阳初在翟城

文 | 李礼

来源 | 《求变者》



晏阳初是在一份报纸上发现翟城的。


1920年代,知识精英热情饱满,乡村建设热潮方兴未艾,这些行动并非官方主导,每一次都打上明显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比如晏阳初。1920年前毕业回国后,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抱负很大,他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行动视野一度扩大到曲阜、南京、长沙和通县。


青年晏阳初


1925年,四处推广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并不顺利,这一年他在北京通县的事业因内战受挫。偶然的一天,《中华报》上《翟城自治规范》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因此很快设法拜访米迪刚,后者此时已来到北京,国内战争搅黄了他的故乡建设理想。按照历史学家吴相湘的说法,心灰意冷的米迪刚那段时间“日吸阿芙蓉,不闻问国事”。


这次会面双方立刻发现了共同兴趣,并促成晏阳初几年后前往定县。按照晏的计划,10到30年内可以打造出一个全国模范县,基础是民众识字和普及农业科学,这与米迪刚的意见相似。《翟城村志》记录称,“米迪刚云:施之一村易,推行全国,非标本兼治,则末由展开”。翟城自治公所和村长选举早在1915年已相继完成,这受益于袁世凯政府颁布的《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和《施行细则》,正是在这个制度的鼓舞下,定县知事孙发绪给翟城村拨来了300元,专门用于建设“自治模范区”。1916年后,定县士绅在米氏经验之上尝试筹办模范县,并获得每年6000银圆的省政府补助。如果不是糟糕的政治乱局,米迪刚的人生本应有更大的辉煌。晏阳初的出现,无疑让他看到了新希望。


“你将会做出一些我梦寐以求的事业来。”米迪刚对晏阳初说。



晏阳初举家迁往定县


“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县的一个特殊原因,是该县有一个名叫米迪刚的有名地方绅士。”晏阳初后来这样说道。1929年,他举家迁居定县,并在这一年写下《有文化的中国农民》一文,大胆勾勒了自己的平民教育蓝图:中国是一个没有城市化,但却有1835个基本单位县的国家,这些县的生活相似,因此“在一个县建立一种生活模式后,通过平民教育,就可以推广到其余1834个县”


从这时起一直到1937年沦陷,定县人可以随时看到晏阳初的身影。直到今天,当我在市区打听晏阳初故居怎么走时,几乎每一次都能得到正确指引。在当地人看来,到定州市区寻找晏阳初故居比去偏远的翟城正常多了。然而,位于开元寺塔不远的故居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挂满字画的屋子里,一位女士正忙着看上去和故居毫无关系的事,一幅挂起来的晏阳初照片才让我确定没找错地方。参观者不多,至少我去的这段时间没有发现其他人。外来者数字据称一年不超过千人,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故居常处于半开放状态,那天若不是我坚持,后院很可能不让进去。


张永辉看上去年纪不大,精神饱满,却几乎过上了退休状态的日子。他是这里的负责人,除了接待少数参观者,张的主要精力是经营字画。这有非常实际的意义,故居正式名称为晏阳初文化交流中心,但地位尴尬,除了少量文物部门修理资金,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张永辉和这里的人只能靠自己设法维持,用一个字画社补贴纪念馆实属迫不得已。在一间挂满字画的院内偏房,张永辉用茶水招待我。“没有其他人愿意来。”当我问他为何到这工作时,他回答说。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张是一位科班出身的书法研究者,对字画本有兴趣。聊了一会儿,他决定打开一间主屋,让我看一批晏阳初的老照片,这是他们筹了不少钱从美国购买而得。墙上的老照片非常清晰,晏阳初和他的定县事业顿时跳动于眼前,历历在目,好像这一切还去时不远。


晏阳初在定县为农民上课


“你喜欢做读书人吗?”晏阳初当年喜欢这样问农民,得到的回答总是带着自卑的笑容:“这是不可能的事,种田的粗人哪能识字、做读书人?”不过几年后,种田的“粗人”不仅学会了识字,甚至演起了话剧。1937年4月9日晚,耶鲁大学戏剧系教授丁英和1500多位当地人坐在小凳子上,一起在定县一个广场上观看农民演出的话剧。丁英认为观众们看懂了台上演的是什么,在他看来表演能够把握普遍人性,不过对农民能演这样的戏剧他仍感到惊讶。


它名叫《过渡》,描述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在渡口建桥而引发的矛盾。剧本中的《造船歌》不久就变成了定县的流行歌曲,男女老幼都会唱上几句。戏剧试验作为“定县乡村建设试验”一部分,直接由熊佛西指导,熊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重要奠基人,今天他的铜像立于上海戏剧学院校园内。晏阳初坚信,戏剧和舞台是影响农民、促进平民教育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计划编辑的301种“平民小丛书”中,戏曲和诗歌各占20种。这个丛书中被列为第一类的是“公民”类,多达50种,这才是晏阳初的根本诉求。不过当他骑着毛驴到村里去时,一开始却刻意避免说到“公民训练”,因为在乡村长老们不信任的目光里,这些城里来的先生差不多是一帮传教士。


晏阳初在定县


慢慢地,“新民”“国民”这样的词出现在定县的各种演讲中。究竟何为“平民教育”?晏阳初批评那些将此混同于贫民教育的看法,而把它与权利平等、享受同等幸福、同为良好公民联系起来。因此教育对象既包括12岁以上的不识字人群,也包括识字但缺乏公民常识者。晏阳初将这一工作称为继续教育,“目的在于灌输程度较高的公民常识”。公民和文艺、生计、卫生,构成晏氏教育四大特征,分别针对愚、穷、弱、私,这四个字是他观察中国农村后总结的核心问题。


“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家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1927年,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小册子中感叹道。在他看来,如果四万万民众80%不会读或写,“千百万人对自己的国家是专制还是民主一无所知,这样的民众怎么能够形成一种明智的共同意志并真正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因此人们不难发现,这场识字运动背后的真正诉求是公民教育,那些从定县200多个平民学校结业的人都会得到一个新的称号:“识字公民”。这四个字真是对晏阳初们良苦用心的最佳总结。


不过,“公民训练”无疑还是一个远期目标,外来者第一步要做的是变成乡村一员,帮助农民改善实际生活。这一点晏阳初和他的团队做得不错,比如他们在翟城划拨一块土地,几位领导成员搬到村里实验农业技术。为了改良种鸡、种猪和种羊,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陆燮钧博士在整个定州苦苦寻觅“种鸡”,几天后当他突然发现一个好品种,便“一个猛冲”去抓它,村民们顿时被这个追着鸡满地跑的洋博士惊得目瞪口呆。


晏阳初们的认真和努力得到了回报。1935年1月,《国闻周报》发表《保定定县之游》,这篇文章的作者周作人如此描述自己的观感:“不唱高调,不谈空论,讲什么道德纲常,对饭还吃不饱的人去说仁义。这是平教会消极方面的一大特色,与积极方面的注重生计同样地值得佩服”,他评价这个组织实为“世稀有也”。


当然,批评声音同样不少,比如国民党元老张继。1933年他公开批评说:“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东西”。


中国共产党也派人考察了定县经验,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一些言论给予有限支持。现在,位于定州开元寺塔景区内的本地名人展板上,一处文字写道,晏阳初回国后感叹,自己没做到的事业,新中国做到了。


平民教育距离全国性成功并非遥不可及,甚至一度看起来很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下设一个平民教育司,试图将“识字运动”推向全国,并将之列为“训政时期”7项全国运动之首。各地的尝试此起彼伏,甚至有点争先恐后。1924年,到华访问的泰戈尔从徐志摩那里听闻山西乡村建设颇有特色,决定从北京转入太原考察,此行受到阎锡山的热烈欢迎。阎氏早年从日本留学而归,对乡村自治素有兴趣,定县县长孙发绪赴任山西后也带去翟城经验以为参考。阎锡山兴致勃勃地向泰戈尔说起自己的乡村规划:“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实际上,泰戈尔对乡村建设并不陌生,他曾在印度着手类似行动,以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文化衰败。看到国际文豪兴趣浓厚,山西王答应把晋祠附近的一处土地划给他,以为乡村实验。不过几年后中国政局动荡再起,徐志摩只好写信给泰戈尔秘书,遗憾地告诉他太原的那个计划难以进行。


1943年 晏阳初(右一)和爱因斯坦(左一)等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历史驶入苦难的1930年代,中日战争彻底改变了民间社会的正常发育。定县实验的后续梦想被残酷的现实碾压,再无更大可能。晏阳初和米迪刚一样,无法左右不期而遇的厄运,如同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样。不久之后,延安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认为,这里让人难免联想到晏阳初的“乡村重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曾在1920年代短暂参与过晏阳初的长沙平民教育行动,并很可能从中得到启发。总之,共产党最后赢得了乡村,进而赢得了整个中国。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此早有洞察,认识到己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忽视土地改革,以及以乡村自治为起点的民主建设,那是孙中山曾经提倡却被忽略的东西。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梦想、幻灭、阴谋和流血。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身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转折之处,在中西对峙中醒悟又彷徨。他们不愿苟同,不安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本书为带有游记色彩的历史随笔,聚焦于推动近代中国观念变化的这一批变革者,如徐继畲、张之洞、严复、谭嗣同、王韬、张謇、沈家本、梁启超等人。

作者游走于过去与当下,重访历史现场,通过考察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历史背景,描绘出别具一格的中国近代史图景,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思想之深邃,文采之斑斓,使本书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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