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其实非常有限

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2019-07-15

来看一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串数字背后,是一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再来看另一串数字:


秦灭六国后,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


这串数字背后,是另一串名词: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隋末流民……


历史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作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是有限的,农作物亩产也一直没有质的改进。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汉末年的流民问题,未必全是暴政的结果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随着生殖力的提升,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几乎没有提升。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大规模的流民问题再次出现(也并不是说宦官专权与外戚干政是无辜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论述,并不是说没有暴政,也不是说完全与暴政无关——事实上,暴政是秦制下的一种常态。秦制下的太平盛世,乃是一种“暴政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的状态。一旦“暴政汲取量”激增(比如汉武帝要实践自己的“雄才大略”),或者人口增长至一个较高的水准,“盛世”就要出问题。


所以,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新农作物的引进、南方山地的开发,都可以提升这一上限。但更多的时候,因为朝廷的暴政,历史等不及上限的提升,也等不到上限的到来。譬如秦、隋两代。


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是成正比的。朝廷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等同于变相地压低生产力的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流民的大量出现。


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但凡社会安定,执政者实行的必是“仁政”。这实际上是从结果去定义前因。事实上,当人口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实现所谓的“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


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与“伟大”的太宗皇帝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毕竟李世民少折腾一点,对民生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执政者拥有正常智力,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之治”都不会爽约。


而且,这些“××之治”不过是一种相对而言的东西,在民生层面,它们的含金量往往相当有限,多数停留在“饿不死”的程度。



具体到“贞观之治”。 


按唐代的户籍制度,民众有“课户”和“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


所以,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这方面,史学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


“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它朝代就更不用说了。


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


“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


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当然,较之隋末乱世遍地流民饿殍,已经好了很多。


学者韩国磐通过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件,得出结论:


“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所谓‘开元盛世’尚且如此……”


《中国赋税史》(2003)中的计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的民生实况:


“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负担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这些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往来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所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予三十亩这个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


亦即: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自“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台湾学者吴章铨对唐初民生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


“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贞观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他的这种理念,是对自商鞅、韩非而下的法家愚民、弱民思想的直接继承。


商鞅的原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想要求学、经商;民众有多余的追求,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要让国家富有,就得让民众始终保持在贫困线上。


韩非子的原话是——“凡人之生性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会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民众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样的人,做了皇帝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民众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


“贞观之治”有两个重要的标签——民生丰足与从谏如流。民生丰足的含金量,已如前述,其实很低;从谏如流的含金量,实际上也好不到哪里去。


贞观二年,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耗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耗费却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们的父母?”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接话:“吾皇英明,隋炀帝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是,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的能够自我控制的人。


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之言的前后,他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给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


张玄素的挤兑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想要下去,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知识分子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同时也没忘了将洛阳宫修成,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徘徊在个体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宫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这种煎熬一直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他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可以忍受“气疾”,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拿“气疾”辩护,多少有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因“气疾”之苦,倒也可以理解。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他留在了京城。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快来了,实在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们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同样的游戏玩久了,是会烦的。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 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 李世民还曾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正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追溯起来,这场纳谏游戏,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重塑自己的帝位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


随着在位时间的久长,帝位的合法性问题渐渐变得不是问题(至少已经弱化),李世民开始不想玩这种游戏了。贞观十一年,他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有什么错呢?”魏征无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励进谏,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自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爱卿说得很对!”


魏征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李世民的牢骚里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凸显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遭罚。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屡向臣僚们发难,抵触情绪至为明显。


内心深处,李世民不想再玩从谏如流的游戏,但同时他又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像,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给出了“重要指示”。


这种纠结,将贞观时代的李世民变成了一位演员。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动工。九成宫被舆论指责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修出来后不合自己的心意。


贞观二十余年,李世民接受了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

(完)

    已同步到看一看

    发送中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