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健的创新之路 | 遇见Cezary Statuch

戴佳凌 研发客 2019-07-26



2018年8月8日,成立不到一年的渤健(Biogen)中国公司和很多跨国药企一样,获得了一个来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意外惊喜——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孤儿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美国及欧盟注册商品名是SPINRAZA)进入了《境外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名单》。


这意味着SPINRAZA不必等待几年临床研究之后才可以在国内上市。从注册申报进入药品审评中心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批件,历时170天,今年2月,SPINRAZA正式在中国获批。


就在上个月底,渤健又迎来了好消息。NURTURE研究的最新结果表明,接受SPINRAZA治疗的症状前婴儿可达到自然病史中前所未有的运动里程碑,实现独坐的儿童患者比例高达100%,且实现独立行走的儿童患者比例高达88%。


在SPINRAZA被开发出来之前,SMA被认为是绝症,特别是SMA I型,由于严重缺乏脊髓运动神经元(SMN)蛋白,大多数患儿在没有呼吸机辅助的情况下都活不过两年,而且无法完成坐、走等基本活动。


NURTURE研究中25名症状前SMA患儿(很可能发展为SMA I型或SMA II型),出生6周之内首次注射SPINRAZA,平均3年后没有患者需要永久呼吸机,都能像正常儿童一样独坐,并且22名患儿可以独立行走。在最长的4年观察中,SPINRAZA持续有效安全。目前全球已有超过7500名SMA患者接受了最长达6年的SPINRAZA治疗。


为此,研发客独家采访了渤健全球医学事务副总裁Cezary Statuch博士,得知了SPINRAZA在中国的获批经历以及渤健对创新的见解。


Cezary Statuch 博士


在2015年加入渤健之前,Statuch曾任百时美施贵宝临床研究及药物发展团队负责人,并在上海工作了7年;期间,与其他人共同成立了China Medical Affairs Network(CMAN),同时他也是医学事务专业协会(Medical Affairs Professional Society)执行委员会成员。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您在渤健担任的角色。

Cezary Statuch

我是一名医生,已经在医药行业工作差不多30年了。目前,我在渤健领导覆盖国际市场的医学事务团队。这里 “国际市场”的定义是除了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所有地方。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对我们非常重要。我在亚洲生活超过10年,在中国我生活了近8年,而我管理中国市场的时间超过了12年。上海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渤健进入了中国。我现在有50%的时间在上海工作,我们正在建立团队,制定战略,努力把我们的研发管线带到中国。


你们刚刚获批了一个产品,可以介绍一下渤健在中国市场的首要目标吗?

Cezary Statuch

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来中国的完美时间点,因为最近一系列注册法规的变化让我们可以继续我们一直以来努力做的事,也就是缩短中国在创新治疗方案上与世界各国的差距。而在过去,中国与美国完成新药注册的时间差高达数年。现在,中国的法规发展得很好,正在逐步满足人民对健康的需求。


作为医生,我希望无论出生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应该享有获得相同药品的权力,不管是在美国、波兰、澳大利亚还是中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工作目标就是将所有渤健提供给世界各地患者的创新药物提供给中国患者。现在我们可以与其他任何国家同步进行新药研发。


作为我们第一个创纪录的项目,要感谢中国监管机构通过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批准了SPINRAZA,使之成为中国首个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这只药在历时170天后获批了。


我之前一直努力将新药在美国上市后的3到5年里引入中国。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新药美国上市后6个月里将其引入中国,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医学事务团队,因为医学事务团队是科研与商业团队之间的桥梁,一个医学事务团队的强大与否是由这个团队对当地临床实践的了解程度决定的。



中国市场和许多其他市场一样,在过去被定义为一个由推广驱动的市场。而随着医学事务的发展,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由科学驱动的市场,也就是说医学专家们做处方决定是基于科学的依据和指导。


为了了解科学,医学专家们需要认识传递科学信息的人。这就是我们医学事务部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在公司的主要职责之一:确保您作为一名医生,没有任何延误就能获得最新的科学信息,并据此调整您的临床实践并服务患者。


您提到了让医生能快速获取数据,是要采用一些数字信息工具来实现这一点吗?

Cezary Statuch

数字信息系统很重要。是的,我们正在积极地探索数字化健康领域。中国在使用数字信息工具方面领先世界,是一个非常适合使用数字信息工具的国家。


我们正在开发一系列数字化工具来帮助医生确定他们的治疗方法。给您举个例子,在神经科学领域,这是一个我们决定要当领先者的医疗领域,认知功能的评估非常重要。但这项评估在某种程度上特别难。


患者需要先到医生的办公室,然后坐在电脑/平板/纸张面前完成一个测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很少有医生有时间来做它。任何地方医生的时间都很有限。


我们正在开发一个叫电子生物标志物的东西。只要您给我许可,我就可以从您的苹果手机、华为手机或任何安卓手机获取数据。您打字有多快?您的手指从字母A键移动到字母B键有多快?您回复邮件有多快?您在使用这些数字化工具时有没有一种规律?我们从获取的数据可以了解您的认知功能。


您的认知功能是否衰退?是因为痴呆,还是多发性硬化?当患者的认知功能衰退,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很好地了解到原因。这叫被动电子生物标志物,意味着您可以不用到诊所来完成什么测试。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另一个生物标志物上来观察您的运动功能。您的运动方式有没有什么改变?您是否仍然每周六都去打网球,或者您是否像往常一样到处走走?



这些是我们正计划去探索的。同时,我们也计划着通过数字渠道来更好地与患者沟通。作为产品的提供者,我们要确保与患者的沟通是合规的。通过数字渠道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预测患者的意向,并帮助他们自学疾病的知识。


这对于渤健这个神经科学领域的先锋来说非常重要。罕见疾病对患者来说是罕见的,对医生来说也是罕见的。所以对于这些患者,真的很难能找到对的地方来治疗。您很可能见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但就是没人知道您到底怎么了。在美国,我曾见过一位患有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的女士,ALS是一种我们正在尝试新药研发的疾病,而她确诊之前在美国见了15位医生。15位医生啊!


我知道SPINRAZA在中国的批准时间创纪录了。NMPA有要求您做上市后研究吗?介绍一下批准后的监管情况吧。

Cezary Statuch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要求,我们将在中国开展上市后临床研究,研究目的是收集在中国常规临床实践中使用SPINRAZA治疗患者的进一步的安全性、疗效、药代动力学等数据。很难充分地表达出我对NMPA新变化的喜悦,我必须为NMPA的负责与高效鼓掌。


研发罕见病产品是很特殊的,因为在其他医疗领域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在神经科学罕见病领域,有很多致命疾病没有治疗方法,我们只能以很小的样本数量为基础研发产品。在心血管疾病领域,您可以招募15,000名患者参加研究;在肿瘤学领域,通常有3,000名患者;而在罕见病领域,也许只有300名患者,甚至可能只有20名患者。



我不认为罕见病的监管途径已经建立完善,我也不认为它有可能会被建立完善,因为每一种罕见病都是不同的。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一个好的监管途径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这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在中国,当涉及疾病的自然历史时,我们的数据非常有限。我们在流行病方面的数据非常有限,我们对疾病的了解程度也很低。所以通过注册登记研究获取真实世界数据对我们了解病人从新产品中的获益很重要。


最近渤健针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新化合物在临床研究中失败了。这其中的经验是什么?

Cezary Statuch

这再次证明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复杂性,我们很感谢参与临床试验的医生和患者。新药开发充满着风险,即使在上市的前一年,一个新的化合物仍然可能会失败。


在这一消息宣布后的30天内,我们已经设法将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的员工重新分配到其他产品研发部门,因为我们拥有强有力的团队和丰富的新产品研发管线,能够将员工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


我们从失败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学习到,在真正得到疗效的最终证明之前,永远没有真正的产品。我们学习到,在新药研发中需要一些备选方案。我们的阿尔茨海默病项目包含五种不同的分子和三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失败的产品是属于β-淀粉样蛋白理论的一组。


我们在进入了III期研究之前有一个非同一般庞大且完善的I期研究,其结果发现药物对病人非常有益。我不知道你对β-淀粉样蛋白理论有多熟悉,但归根结底,人们相信大脑中的β-淀粉样蛋白斑块是导致神经退行性变和认知功能下降的原因。


很多人都证明过淀粉样蛋白在下降,但并没有改变认知功能的迹象。在我们的I期研究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认知,即淀粉样蛋白减少,淀粉样斑块的去除与认知功能的改善是相伴相随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不幸的是,在大型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证实。


β-淀粉样蛋白理论死了吗?我不知道。别人总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分裂的。一部分人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早就告诉过你β-淀粉样蛋白理论死了。”其他人则说:“你非常有志向。你瞄准了认知障碍,你需要在疾病的早期介入。”所以我们决定去合作。我们与卫材合作,卫材有两种化合物,我们有三种化合物。我们可以互相支持,因为这是一项巨大的投资。


其他三种化合物仍在开发中,但在更早期阶段。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阿尔茨海默病药品的研发。有大量患者患有痴呆症,其中大多数痴呆症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这已经是世界上最新的流行病了。


在过去,如果没有治疗方法,医生们就会回避治疗,他们甚至不想去诊断病人。而病人也不想被诊断出来。调查一些病人的时候,我会说:“你想知道你是否有一个基因会导致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吗?”大多数人会说:“如果我知道,我会很痛苦的。你又帮不了我,那我为什么要知道?”


然后,当有研究项目和药物近在眼前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帮助我们收集真实世界数据,疾病的过程和自然发展,它还带来了愿意参与临床研究的患者,于是我们对这种超级复杂的分子了解得更多。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从失败中学习到更多关于作用机制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新药的探索,直到最终成功。


辉瑞公司的Ibrance基于真实世界数据在美国获批了新适应症。请问您怎么看待监管机构使用真实世界数据的趋势?

Cezary Statuch

首先,我不认为真实世界数据会取代经过设计的随机双盲临床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回答研发关键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确实,临床研究是人工设置的。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患者对产品的响应。


首先,临床试验里的患者都很有动力服药。这些患者通常都会非常依从地服药,因为他有病历,护士会给他打电话,当他来诊所时护士还会为他数好药片。


但现实生活中的患者是工作中的患者。他们可能会忘记吃药,他们可能会有并发症,他们可能住在非常不一样的环境里,而真实世界数据就是我们如何衡量药物对患者带来价值的关键。此外真实世界数据也将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认为取得成功需要加强不同中心之间的合作,因为数据分散在许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需要有大量的患者数,在任何研究中,患者数量越多,数据越可信。真实世界数据现在已经是行业的热门词汇了。


这也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您要怎么收集数据?以数字方式收集数据,比如通过手机,或者任何其他方式,将会变得非常重要。我相信能够掌握这一科技的公司将从中获益良多。我相信监管部门会对真实世界数据更感兴趣,相比于其他数据。


特别是在中国,在中国我们有可能和美国同步上市产品——在过去问题的重点是种族之间的差距,要回答类似于产品是否对中国人群同样安全的问题。现在真实世界数据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您可以没有任何延误地把产品提供给中国患者,但您通过真实世界数据来监测它,可以证明并回答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为亚洲人群改变过用药剂量,除了在日本,他们有一些小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体系。但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可以用真实世界数据来很快地,当然,不同疾病不同速度,证明产品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随机研究设定中看到——我给您举个和中国关系很紧密的例子吧。我们研究过中风的构成。在中国,每年有250万中风患者。有50万是出血性中风,有200万是缺血性中风,我们对这个很感兴趣。


如果您进行一个中风的研究,时间就是关键。如果您要进行一项研究,您就要告诉所有人有一个中心正在工作,然后那里有临床研究。您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但在现实生活中,患者不是在能治疗中风诊所的旁边中风的,患者会在家里中风,患者会在工作中中风。而您只有依靠真实世界数据才有能力帮到这些患者。在我看来,随机化的研究总是,从某种程度上,给您一个更可控的同时更积极的结果。


那您认为真实世界数据有什么难点吗?比如,您已经收集了很多数据了。您要怎么管理它们并在一些研究里用到它们呢?

Cezary Statuch

在现在数字时代,数据收集能力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不再用人工记录纸张的方式收集信息,我们不再从患者的病历卡中收集信息。对患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患者对数字远程医疗的接受程度。


在中国数字工具已经非常普遍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于是数据收集变得很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行业会议里,像IBM这样的公司会坐在第一排。他们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开发中,为数据收集和分析提供方案。


这个世界正围绕着难以想象的丰富数据而发展。最近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是关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的。他们认为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使用它?什么时候使用它的?因为有大量的数据在那里;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它?怎么解释它?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支付方、政府、监管合作并找出要收集的数据,他们关心些什么?


数据中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方面,而数据的美妙之处在于它非常地域化。我们选择人群时纯粹是通过种族来选的。比如您看到了白种人的数据,但并不是所有白种人都是一样的。您不能拿一个住在新泽西的人和一个住在乌克兰或阿根廷的人相比。同样的道理,您不能拿一个住在芝加哥和一个住在昆明或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老挝、云南、新加坡也是一样,会有很多社会临床方面的因素在产生影响。


而真实世界数据是你自己的数据,是你自己国家的数据,对支付方对监管部门都有巨大价值。我们正走在为实际疗效付费的道路上。所有人都知道药品的研发成本上涨迅速,在罕见病领域,新药研发不但成本很高,风险也非常大,而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风险就更高了。


最后,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在中国的经历吗?您看到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您对中国制药行业的未来有什么看法,会发生重大变化吗?

Cezary Statuch

我的最终梦想是把中国市场发展得全球化。很多年前我们有6000个仿制药,而且质量很低。现在政府非常认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药品制造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也正在缩短新药上市与国外的时间差,我们在罕见疾病领域很幸运,因为通过公布国家罕见疾病目录,可以极大加速罕见病药物的审批。


现在我正在帮助中国患者获得西方的药,但我希望我能够帮助西方患者获得中国的药。我想向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中国的药物开发能够有助于全球医疗保健的发展。




总第8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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