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称皇帝为圣人,清朝的“八大圣人”却是法官【斑斓 · 荐书】

郑小悠 法影斑斓 2019-07-24

【斑斓按】


在清朝,国家的最高审判机构是什么呢?是三法司。三法司中职权最重的部门是哪个呢?是刑部。刑部中地位最高的精英团队是哪个呢?是一个被称为秋审处的机构。


秋审处的八位核心成员,在晚清被称为“八大圣人”,以形容其业务之精湛、执法之严明、专业意见之不容辩驳。秋审处的最主要工作当然是秋审,即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听到的“秋后问斩”。清代的秋审常常被拿来和我们今天的死刑缓期执行相类比,但其本质又有很大不同。


那么秋审到底是怎样一项制度,执掌秋审工作的秋审处又怎么变成了优秀法官的“储才之地”呢?来听听青年学者郑小悠在新书《清代的案与刑》中怎么说。



作 者 │ 郑小悠

1987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擅长历史文学、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写作,文笔生动平易、引人入胜。其作品《年羹尧之死》一经出版,即受到好评,影响广泛,入围《新京报》2018年年度好书;获得“2019博库·钱江晚报春风悦读盛典”年度新人奖。



秋审是清代官方一项兼具仪式性与实用性的重大政务活动。从清代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死刑犯在被判处斩刑、绞刑后立即处决的比例很低,绝大多数都要监候处理,在法律上被称为斩监候、绞监候。监候犯人在每年秋天要再经过一次覆审,称为秋审,以符合“春生秋杀”的自然规律,体现朝廷的恤刑仁政。


秋审结果分为情实、缓决、可矜、承嗣留养四个档次。秋审如定为情实,经皇帝勾决,即在当年处死;如定为缓决,则留待下一年秋审再次核定;如定为可矜,则根据罪情轻重,减等流放;如罪有可原,且身为独子、父母年老,则可依照“承嗣留养”的规定,改判杖一百、枷号三个月,随后放回家中,赡养父母。


地方秋审


相对于地方的秋审来说,中央的秋审程序要复杂、严谨得多,由司至堂须经数十人之手,职责划分也非常明确,所谓秋审的作用也主要体现于此。


康熙年间,秋审事务经刑部各司核查后,由政务清闲的四川司汇总。到雍正年间,由于四川地区移民涌入、人口大量增加,各类治安案件激增,四川司开始由简转繁,再承担秋审重任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到雍正十二年,秋审不再由四川司负责,而另外设局,派遣司官统一办理。


秋审在中央的具体承办机构是刑部的秋审处。秋审处本身并没有“编制”,由刑部堂官从各司选派通晓律例、精明强干者充任,资深者称总办、提调、协办,资浅者称行走。


不过,雍正年间秋审处仍然以办理招册制作、刊刻印刷等事务性工作为主,到乾隆年间才发生根本变化。


从乾隆七年起,秋审处开始针对秋审案件展开工作,即核定情节、分别实缓,目的是防止各司分别办理,造成办案尺度畸轻畸重。到乾隆中期,秋审处逐渐形成了一种行政运作模式,即每年刑部负责审核外省刑名案件的十七个清吏司,由堂官选派满、汉司官各一员,专办本年秋审之事,各本司抄录案件,每十起为一册。


本司用蓝笔删改,逐案拟定看语,加目录送到秋审处。总办司员用紫笔覆校,增删案身,并改订看语。如果案情复杂,需要呈堂会议者,则著明“临时商定”字眼,别立一册记录。


至此,秋审处承上启下,握秋审之总纲,其重要性已经显露无遗。由于秋审处的总办、协办之名是差遣而非本职,因此有着相当的灵活性。所派司官都是刑部“通晓律例,才具出众”之人,且与堂官关系亲密。


秋审处司官最初的工作是核定秋审实缓,但很快就发展成为一支灵活机动的“救火队”,帮助各司审理疑难大案,以及充当钦差大臣的助手到各省办案,进而成为整个刑部的指挥部,兼有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双重职能。


雍正十二年秋审处成立时,只派有总办司官满汉各二员。乾隆七年增协办司官满汉各二员,并不断增加。到嘉庆初年,秋审处司官达到二十余员,此后基本稳定在这个规模上。其中总办在刑部司官中地位最高,总办升任或离部后,多由协办递补。


到同治、光绪年间,秋审处主要司官的称谓变为坐办、提调,与此前的总办、协办相对应。其时,秋审处之坐办、提调司官共有八位,被认为在刑部中律例最精、人品最正。每逢大案,必从中选人主审,名气极大,故有“八大圣人”之誉。



秋审处的运作模式


秋审是国家大典,一年内全部的重案集于一时。监候人犯是生是死,秋审处司官有着最重要的话语权。秋审实缓最初并没有条文依据,全凭办理者准情酌理、运乎一心。乾隆年间的秋审总办阿永阿在核定秋审册时,曾化用《西厢记》中语,扬笔感慨道:“此可谓笔尖儿立扫千人命也。”可见其职责之重大。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秋审司议、堂议、九卿会议,以至最后请旨勾决的时间,秋审处的工作强度极大。晚清著名律学家沈家本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办理光绪十九年秋审时的情形。他从当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开始看秋审册,几乎无日不看。如果白天另有现审案件或其他公务,就要在晚间“灯下检点”。


七月初十,秋审册看完呈堂,二十九日开始连续三天司议,都是九点上班,一直议到一点吃午饭,再议到五点方散。司议最后一天,沈家本前夜“腹大泻不止,倦甚”,归寓后即“伏枕卧,寒热大作,入夜即昏沉睡去”。第二天还要到衙门堂议,全无休息的机会。


除了工作强度特大之外,总办司官在核定秋审时,还要承担来自部内部外的很多压力。秋审处本身是刑部人才聚集之地,竞争最为激烈。按照程序,秋审处将秋审招册给出“总看”意见后,要与各省按察司的外拟意见核对,实、缓不符者就要呈堂讨论,称为“堂议”。


堂议时,如果堂、司之间意见不和,那些精于法律的秋审处司官常常能够坚持己见,与上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退而上书,洋洋数千言,反复条辨”。可以想见,这样的行为有着“仕途沉滞”的风险。不过,如果堂官心胸宽广、爱惜人才,敢于如此的司官反而更容易获得赏识,在秋审处,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堂议之后,刑部还要将讨论结果提交九卿科道会议,此后更要送呈皇帝勾决。对于九卿科道的不合理意见,刑部多会倚仗专业背景和主稿衙门的制度优势顶住,但来自于九重之上皇帝的压力却让他们战战兢兢。


秋审勾决是皇帝集中考查刑部工作的窗口,一旦有案件办理失当或是不合皇帝的心意,刑部官员常常当即就被处分,对仕途前程大为不利。特别是在乾隆年间,由于皇帝忌讳臣子沽名钓誉,因此刑部稍有宽容之处,圣旨即特意改严。而刑部如果主动从严,又要被责难这是陷皇帝于不仁。


如乾隆四十二年,皇帝看到秋审招册中“金刃斗殴致死人命者”很多都拟为缓决,非常不满,认为秋审处“存阴骘之见,曲从开脱,实乖明允之道”。刑部先意承志,马上补充名单,将涉及金刃事件的一百八十余人全部拟入“情实”名单进呈,却又被乾隆帝责怪“请于本年即行改正,竟似朕急欲多勾百十人,实属误会朕意”。搞得刑部左右为难。



秋审处的人事机制


不过,对秋审处的主要司官来说,能够获得的荣誉、机会和所承担的压力也是成正比的。由于同堂官交往密切,乾隆中期以后每逢京察,刑部都有非秋审处司官不列一等的惯例。


不但如此,刑部堂官还常常以秋审大典在即为名,将已经升任他职的总办司官留在刑部办事。六部司官中唯有秋审处司官有这样的殊荣。另外,由于皇帝对秋审格外重视,所以秋审处的主要官员也往往能直接得到皇帝赏识。


在清代,高级文官的位子大多被翰林出身的官员占据,相对于翰林,六部司官是“风尘俗吏”,要想坐到部堂高位,是很困难的。不过,秋审处司官完全不受此限。从乾隆、嘉庆年间起,刑部秋审处司官的仕途前程,几可与皇帝的秘书——军机章京相埒,“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尚书”。更有甚者,在秋审处初兴的乾隆年间,皇帝为了能使精通律例的该处司官早日回任刑部堂官,常将他们破例超擢。


如乾隆二十八年,秋审处总办郎中尹嘉铨升任济东道前受到乾隆帝召见。皇帝向他询问:“总办秋审,汝袍阿永阿、蔡鸿业何如?”尹嘉铨回奏:“阿永阿明决,蔡鸿业练达,臣实不如。惟有悉心校对招册,不敢草率。”皇帝首肯说:“汝办事着实,想与四达同。”


乾隆帝提到的阿永阿、蔡鸿业、四达三人,后来都官至本部侍郎。其中阿永阿以五品刑部郎中超擢三品陕西按察使,蔡鸿业外放四品道员后不久即超擢二品的刑部侍郎,四达更是以本部五品之郎中就地升为二品之侍郎。


又如嘉庆年间的秋审处总办陈若霖特别受到嘉庆帝的赏识。嘉庆九年,陈若霖在刑部任期已满,获得外放繁缺知府的机会,但因为秋审事务正咨核办,刑部堂官奏请将他留部办事,得到皇帝的准允。


嘉庆十年、十二年,陈若霖两次京察考核列为一等,都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缺先补。军机处欲将他补授浙江宁绍台道,嘉庆帝又亲自表示:“刑部陈若霖总承部务多年,最为出力,朕曾两次记名。


此时刑部离他不得,他日当用为按察使。”嘉庆十三年,陈若霖总算被正式补放四川盐茶道,面见皇帝请训时,嘉庆帝当面褒奖他:“汝系刑部好司官,锐意奉公,承总多年,朕所深知,朕即记汝为按察使。”


果然,陈若霖一抵四川,就奉命署理本省按察使,并迅速转为实缺。一个五品部郎,能得到皇帝这样的了解、嘉许与破格提拔,在六部司官中非常罕见。


事实上,从嘉庆年间起,秋审处的总办司官就渐渐有了从刑部的业务精英转向部内综合事务总管的倾向,清人谓之“承总部务”,其重要表现是兼管部内多个部门。刑部除设清吏司分核各省刑案之外,另有许多分办专项事务的部门。其重要者如保存文书、档案的档房,修订律例的律例馆,负责催办各司办事进度的督催所,管理书吏的司务厅,管理本部补贴银两发放的饭银处,负责保管赃银赃物的赃罚库,等等。


这些机构如同现在的“临时性常设机构”,大多没有正式“编制”,要从司官中选择精明强干、熟悉律例的人兼办。而刑部最为熟谙能干的司官又集于秋审处,因此秋审处总办、协办司官经常被委派管理这些部门。


秋审处司官地位重要、责任重大,所以凡进入秋审处者,一定要经验丰富、熟悉法律,汉司官最好还要进士出身。嘉庆十九年,因为秋审处一时缺人,堂官派捐纳的司官七人,在秋审处学习行走,结果被御史参奏。嘉庆帝向管部大学士董诰询问后,即命刑部将此七员全部退出秋审处,回本司行走。


光绪八年,因为水灾严重,御史张佩纶上奏,请朝廷“儆惕修省”,重点提到“近年刑部秋审处委派不甚公平”,所以刑案办得很不妥当,以致上干天和、水灾泛滥。可见秋审处不单在刑部地位最重,其司官人选在整个朝廷内也备受关注。因此刑部堂官对秋审司官虽有委派全权,也需要公正行事,接受皇帝和言官的监督。


秋审处职能的转变,不但促进了秋审制度的完善,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清代刑部的人事管理模式。灵活的用人机制,特别是秋审处司官光明的仕途前程,给了刑部司官强劲的工作动力。


秋审处司官的选取以“通晓律例,善于作稿”为标准,在凭借八股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队伍中,是难得的技术官僚,与河工、边才并称为“专家学”。因为秋审处司官前程远大,所以初分刑部的年轻司官凡有上进之心,无不寄望于早日派办秋审,自然要努力钻研律例。


加之乾隆中期以后,刑部堂官亦多系秋审处老司官出身,感情因素使然,对该处新进多有栽培。如晚清著名的律学家薛允升、沈家本,都由秋审处司官外放,数年后回任刑部堂官。他们每每指导新入刑曹的年轻司官要“多看秋审”,并为之“摘要指示”,此后用人亦以看秋审之成绩,为派“乌布” 之根据。代代相传的良性竞争氛围,带动了部内精研例案的学习风气,为推动清代刑部的法律专业进程奠定了人才基础。




荐书:《清代的案与刑》


目录


上编 旧案重审

“能吏”之祸:一桩民妇走失案背后的雍乾政风之变/3

新君的麻烦/3

亲家成仇家/6

“能吏”高人杰/10

杨氏“复活”/14

督抚角力下的大结局/18

刑讯及其“世轻世重”/23

讳盗诬良:制度漏洞酿成的惨剧/29

律例设计精细,却难免冤案发生/30

从制度上找漏洞:讳盗诬良是如何发生的/36

重臣与宠臣:一桩杀妻案引发的权力较量/40

涉案人员/40

案件始末/43

处理结果/47

余音/51

冤狱起山阳:洪水过后的新进士之死/55

自杀?还是被自杀?/56

利欲熏心的府县与颟顸昏聩的大僚/59

来自皇帝的焦虑/65

冒赈与吃赈:赈灾官吏怎样发国难财/68

黑幕笼罩泰山脚下:嘉庆年间的徐文诰京控案/72

积案累累,京控纷纷/72

事主耶?凶手耶?/75

救官不救民/79

外间风气非一人能变/85

一场震惊御座的反转剧:嘉庆年间直隶迟孙氏京控案/90

冤沉似海的惊天大案/91

瞠目结舌的案情反转/93

插曲:对一个“惧内庸夫”的道德审判/97

图准不图审:反转剧里的京控弊端/98

人情难却:道光年间的一件刑部舞弊案/102

从上下其手到真相大白/103

刑案中的人情难却/108

刑部的纠错机制/110

闺门奇祸:道光年间的德清徐氏狱/113

秽事出清门/113

发痧?自缢?还是被杀?/115

主审死了,主犯也死了/122

似是而非的大结局/129

“办七分不公道事”/132

内轻外重,事已积成:

光绪年间的河南镇平王树文顶凶案/136

偷梁换柱,一错到底/137

内外角力,唇枪舌剑/139

积重难返,大势已去 /146


下编 刑期无刑

清代刑部的审案流程/155

移送与派审/156

审讯与用刑/159

定稿与上奏/163

笔尖儿立扫千人命:清代的秋审与秋审处/168

地方秋审/169

秋审处的机构设置/171

秋审处的运作模式/173

秋审处的人事机制/175

清代刑部的提牢官/180

新官试金石/180

处分压力/182

经费压力/185

人事压力/188

恤囚福报/189

身负重任的小人物(一):清代刑部的书吏/191

清代部吏的生存状态/192

刑部书吏特殊性成因分析/197

刑部书吏的一些遗留问题/203

余论/208

身负重任的小人物(二):清代刑部的仵作与禁卒/210

刑部的仵作/210

刑部的禁卒/219

法司依律,天子衡情:清代的皇权与刑案/226

政治大案中的皇权/229

普通刑案中的皇权/235

怎样认识清代刑案中的皇权/238


附录1/246

附录2/250

参考文献/255



序言


这本书是我继《年羹尧之死》后出版的第二部历史普及读物。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盖因其与我的博士论文较为相关。


我读博期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清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人;对史料的研读也侧重于刑部档案,判例集,法律工作者(如刑部堂司、地方官员,以及刑名幕友)的文集、笔记、奏议、判牍等文献。


通过这些材料,我看到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法律制度、政局嬗变的大案要案。无论出于普通人猎奇的本能“恶趣味”,还是研究者深入挖掘个案的专业敏感度,我都不能不将这些案件爬梳记录下来。


博士论文受篇幅和论证结构的限制,固然不能长篇大论地叙述案情,但留存的材料自有其额外的用处。事实上,完整、清晰地将一件历史上发生过的大案始末铺陈出来,显然比研究者带有个人局限性的说理论证文章,更能帮助绝大多数读者接近历史现场。


因此,我把这些材料留给了今天这本普及读物,希望能向更多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分享我阅读这些案例时的触目惊心、嗟叹怅惘、思绪万千,甚至午夜梦回。


与现代司法中明确审级和终审机构的审判方式不同,清代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一级政府机构,其对案件作出的判决,都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案件的当事各方,可以无数次以前审官员的审断不公和自身的冤屈为理由,通过各种形式,向各级、各类衙门,乃至皇帝进行控诉,我们通常称之为迭控、上控、京控,以及拦舆、叩阍、告御状等等。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当时凡是能被称作大案的,都意味着其事件本身或许仅仅是民间的纠纷冲突,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案件,但通过各级官府间的反复拉锯,最终演变成民与官、上级官与下级官、中央官与地方官,乃至皇帝与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问题。


本书上编所选择的案例,无论时代如何、案情怎样,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除了这一共同点外,书中所选的案例,又各自表现出清代社会治理中的某一个侧面,譬如刑讯、讳盗、冒赈、捏控,地方监督系统的失灵,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等等。我在叙述完每个案例之后,即对相关问题的历史背景做稍加深入的解读,絮聒多言,望勿见怪。


在本书的下编,我尝试用尽量简明通俗的语言和较短的篇幅,为读者介绍清代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的几个侧面。这些不带有多少故事性和感情色彩的内容,一向被认为很难引起非专业读者共鸣,所以更常见于学术研究而非普及读物。


不过,以我近年来对国内历史爱好者群体的观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对故事之外的严肃历史问题产生兴趣,且审视的水准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因此,我很放心地将这些较抽象的探讨置于那些大案要案之后,便于读者更好地通过制度读懂案件,通过案件认识时代。


本书中的多篇文章,此前已发表于《文史知识》《清史参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等刊物、媒体,收录于本书时虽经增补修改,但仍应首先感谢前次刊发时,曾对拙文提出指教批评的几位编辑,即中华书局陈若一女士、国家清史办张建斌先生、澎湃新闻于淑娟女士。


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吴焕良先生、国家图书馆薛文辉女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余璐,均为本文的史料搜集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汉唐阳光出版公司尚红科先生再次不弃鄙陋,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可能,在此一并致谢。


郑小悠

2019年4月3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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